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等2则
【附】郭松民在春节前夕《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供分析思考·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
参考家园 2011-2-14 13:17:55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 2月9日文章】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8个关键问题(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本文致力于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特点,帮助读者了解共产党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常规的”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在中国社会中行使政府职能的人。这是一个有着自身特色的党,具体地说,是中国特色。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特性,关于政治演变的一些常规理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很多分析家早就预言,经济现代化一定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虽然有所变革,却仍然保留着重要的基础,首先是共产党执政这一中心问题。
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特性,我们总结了8个关键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性
与其说中国革命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重建中国的国家主权,重建中国的统一,结束外国侵略和中国受凌辱的历史。
中国的共产主义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首先,共产党是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发动机。其次,共产党是领导的先驱。第三,共产党拥有一个钢铁般的、集中领导的、等级分明的组织。正是由于这种儒家文化和列宁主义的融合,很多人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称为儒家-列宁主义政权。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1949年的胜利可以看作一支从有限基础上开始,但凭借道德榜样和党员的牺牲精神,逐渐赢得人民尊重和支持的政治力量的胜利。而共产党的干部承担起以前的官吏们负责行使的政府职能。
在这方面,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党。共产党是由“统治者”组成的政党,有着不同功绩、教育水平和经验的党员负有治理国家的责任。
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和道德领袖的地位不断遭到破坏。近年来,腐败和任人唯亲等现象也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
尽管执政60余年来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共产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第一个因素可以称为“历史”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状态,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第二个因素与30年来的改革有关。共产党正在领导的巨大经济变革进程使人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扩大了个人自由,摆在公民面前的机遇也成倍增加。
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
三、地理环境:在东亚的中国
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国的政治模式,而应该将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即有着鲜明的专制政治体制倾向的远东地区。这并非巧合:该地区很多国家文化共同点就是儒家思想,特别是那些有华人聚居的国家,如新加坡。一些分析家认为,很多中国领导人将新加坡模式看做未来中国的理想目标,即建立在经济繁荣和政治专制基础上的模式。
最后,我们需要提一提中国在东亚的3个邻居:日本、台湾和韩国。这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外部压力下走上民主的,并且都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
四、时代背景:自由和人权方面的逐步进步
很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在经济大变样的同时,政治体制和自由程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实际上,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近年来,互联网和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展。虽然改革本身并不意味着将民主带入中国,但改革使中国人民不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对大跃进和政治斗争的恐惧中。如今除了政治色彩淡化以外,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也减少了。中国人民从社会气氛的放松中获益匪浅。
五、缺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我们很难看到中国过渡到另一种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国际上制造的影响不足以让人对他们的运动重要性或目标产生幻想。
常常会有人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涌现出新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阶层,这些经济精英支持政治变革。但如果你同中国新兴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交谈后就会发现,他们普遍对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持支持态度。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专业人士和企业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稳定的最大保障。中国面临诸多压力和冲突,如果没有强大的共产党政府,不稳定和混乱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六、民主的不同含义
在中国,当人们谈及民主和民主改革等概念时,一般来说指的不是多党制、自由选举或轮流执政。人们指的是深化对法律的尊重,执政者对公民的责任心,以及采取措施遏制滥用职权和腐败等现象。
实际上,有研究指出,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此外,中国人对未来也持乐观态度。
七、一个有着自身特色的政党:轮换机制、论功行赏、权力的集体行使
首先,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重要权力岗位轮换制度。权力机器的特点是更新程度高。2007年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成员是新人。
其次,共产党通过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将最有能力的干部提拔上来。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因素,即领导人的能力。
第三,几十年来,集体执政的形式不断加强。新中国的头30年,毛泽东是完全控制所有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但邓小平之后则开始了集体执政的时代。
八、渐进式的民主化进程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民主过渡已经开始了。但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民主过渡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点。这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并且仍然是有自身特点的过渡。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30年前,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的、没有中断的过程。并没有出现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的“大爆炸”。中国逐步实现经济制度自由化。我们无法确认在哪个时刻发生了质变,但中国经济已经从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尽管政府干预仍很强大。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参与程度也将逐步推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
【附】
郭松民在春节前夕《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郭松民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薄熙来的选择》，有自由派朋友说我给薄熙来写了一封信，其实这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政治评论。我在评论中指出，从政治角度来说，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最近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困扰执政党的最大问题就是合法性的焦虑。什么是合法性？不是说我有枪杆子，我就有合法性，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现在的国内的学界、舆论界，受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话语，那就是要经过选举才有合法性，不选举就没有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常识”，似乎是一种大家公认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乃至不管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实验，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通过一种政策、路线的调整，可以重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法性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我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像突尼斯最近出现的事件，突尼斯是有多党民主的，也有选举，但是最后本阿里的执政合法性也丧失了。今天看新闻，突尼斯的政治动荡已经传到了埃及，埃及也开始出现街头骚乱，政治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埃及其实也是有选举的，穆巴拉克的本届任期就是经过全民直选的。如此看来，单纯的选举本身并不见得能带来合法性，不见得就一定能避免政治动荡，关键还是要看政府的立场和政策，看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是不是会给大多数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安宁的生活？是不是让他们感到公平？等等。
摆脱“合法性焦虑”意义是巨大的。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比如疯狂的追逐GDP，不顾环境，不顾贫富差距，在对外交往中不断的退让，在领土、领海纠纷当中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实是中国搁置争议，日本、越南等“共同开发”——所有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源自于合法性焦虑。刚才有一位老师发言说中国如果GDP降到5%以下就会出现大的动荡，这是对的，因为目前执政党的所有合法性都是建立在GDP的增长之上，所以它就没有精力去顾及别的方面，GDP对它来说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它才会疯狂的去追逐GDP。所以如果能够像重庆那样通过政策、路线的调整，重新获得工农大众的政治支持，重建执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虑”，那么执政党就可以比较从容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什么稻草都抓，但如果他在一条稳定的大船的甲板上，他就不会这样了，这是我对重庆模式的第一个看法。
刚才黄老师谈到一个观点：政府和执政党要超然，不要和某一个阶层的利益搅合在一起。我对此略有不同意见。在我看来，执政党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只能由某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来组成，虽然作为执政党，不应该绝对的只照顾某一个阶层的利益，对其他阶层的利益就不顾及，但是有一个主要的阶层作为你的政治基础来支持你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比如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做了很多其他时代领导者所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改造知识分子，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比如反右等，可以用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来形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而别人不能这样做？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共产党政权稳定的获得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有着非常稳固的政治基础。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他就不怕得罪知识分子，不怕得罪帝国主义，也不怕得罪其他阶层。他敢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敢于进行土改，从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敢于炮击金门，敢于和苏联翻脸，这些事情他都敢做，用毛自己的话讲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很超然，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的话，则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现在执政党为什么像小媳妇似的畏首畏尾，动辄得咎？就是因为它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工农大众，但资产阶级又和它同床异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它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唱红”的问题，好多人对唱红不太理解，在网上，左派右派都有些过度的解读。我对唱红的理解，就是一个重建文化自信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黄老师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些年执政党没有文化自信。从否定文革开始，然后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最后否定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一来，执政党给自己弄了一身原罪背在身上，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你以前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嘛，这样你就是一个戴罪立功的状态，谁都可以教训你，没有自信，去推行任何的政策时候，别人一批评你就得马上回头。重庆的“唱红”，唱的主要是红色历史歌曲，主要是战争时期或者是建国初期的一些歌曲。这实际上是对执政党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梳理，重新进行了肯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说到这里，我谈一个小插曲，最近郎朗在白宫，演奏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就是一个比较自信的表现——我们是胜利者！反过来，假如说按现在一些自由派朋友的说法，抗美援朝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是你的一笔负资产，那当然你就不敢在美国人面前去弹这首曲子。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新肯定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历史，那么就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建立了自信之后，很多政策就比较好推行了。而且这个自信，不光是领导层自己的自信，也要让老百姓来认同，所以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有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薄熙来还是要在重庆进行政治改革，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人去政息的局面。这个判断我觉得也是从一个约定俗成，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出发提出的问题——“法治优于人治”，这几乎也成了一个“常识”，但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很怀疑。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但创造了一个很辉煌的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领先于西方。因此我觉得，人治或法治，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是以什么样的人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呢还有利于少数人？另外，法治是不是就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呢？我看不见得。比方说，小布什一上台，也翻烧饼，就对克林顿的政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甚至根本性的调整，结果导致美国盛极而衰。再比如我们的芳邻韩国，前两任总统金大中、卢武铉都推行阳光政策，那时候南北朝鲜的关系比较缓和，也可以说是积累了一个很好的气氛。但是李明博上台以后也是人去政息，所有的政策全部逆转，金大中被气死，卢武铉被逼死，朝鲜半岛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再比如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实行民主制度，都是选出来的人，最后却选出陈水扁这样一个货色，陈水扁不论是从他治理台湾地区的政绩，还是他的个人品德，都是非常成问题的，可以说是把台湾祸害了八年。这样的法治，相对于一个人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优越性。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考虑。也许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人治”条件下的政策连续性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个挑选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有很多创造性的思考；再一个就是赋予人民群众监督权的问题，我建议先恢复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进行监督的权利，经验证明，大字报对基层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人治”不见得就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不见得比“法治”差。
最后，我想谈一下重庆模式的前景。重庆目前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运用很充沛的财政资源，来调整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模式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比方说，重庆鼓励农民进城，然后给农民提供“五件衣服”，这全都是靠政府拿钱的，但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了问题，还能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福利？这是令人担忧的。我的看法是：任何“模式”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就是不能长久的，也不能被称之为“模式”。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村问题，由于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大量农村人口被迫到城市打工，导致整个城市的工资水平无法提高，产业升级因为相对成本过高也始终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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