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天安门广场立了孔子塑像
儒家思想能够帮助特权固化社会阶梯，因而受历代君王的推崇，每次改朝换代之后，只要一平定下来，儒教就会兴旺起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每次改朝换代时都会暂时丢弃儒教，甚至狠狠批判儒教，但新政权建立不久就会把孔夫子从坟墓中拉起来，供起来。一个朝代出现危机的时候，主政者就会给这位“至圣先师”再镀一层金。这就是儒学薪火不断，承传不穷的原因。当社会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人们就把孔丘拖起来打一顿，洗牌过后，又把孔夫子奉为“万世师表”。其实，封赠后的孔夫子，早已不是那位学者孔丘老先生了。要分清孔子、儒学、儒家、儒教这几个概念，孔子是战国时期儒学的集大成者，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开创者，但孔子的儒学不是儒教，儒教是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创立的，由汉以后的儒学学者和皇权所有者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汉后儒学。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一直在维护、健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因此受到中国历代主政者的推崇。
自从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渐渐进入了工具厮杀的年代，到了“程朱理学”兴盛的时代，人就完全变成了工具。正因儒家学说能够把人变成工具，才深受历代帝王欢迎。一个精于编纂的教书先生，因此被塑造成“至圣先师”，历朝历代，一个大脑。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糟粕主要是“礼”。“礼”原来是以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氏族宗法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当时的贵族建立起来的从葬礼开始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孔子整理、归纳、概括、发展了这种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内容。如今在“礼”中能够看到的最多的内容是历代封建皇帝和受皇帝尊崇的儒学大师装进去的糟粕。“礼”是符合主政者利益的社会的秩序，是统治人民的工具，“夫礼，所以整民也。”“礼”的目标是使人各安其位，互不越位，维护社会的金字塔结构。
儒家最有欺骗性的政治思想是“仁者爱人”，其实，这里的爱是为了不至于“礼崩”，不至于把社会弱势群体剥夺到活不下去的程度而以命相拼的爱。“仁者爱人”的内核是克己复礼，儒家“仁”的本质是“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爱人”的“仁”是表，“克己复礼为仁”的“仁”为里。孔庙中的雕龙柱要比故宫里的红柱造价昂贵，是因为雕龙柱在维护金字塔形的社会秩序，而红柱要表明自己的“光名正大”，红柱为“仁”，龙柱为“礼”。“仁”是慈眉善目遮盖着的罪恶累累的礼教。
儒家先用死人把活人变成工具，然后又用皇权把人民变成工具。把人变成工具的方法是洗脑，灌输工具的意识形态，消除人天生的独立思维的能力。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就把人彻底的工具化了。人被工具化之后，有体而无脑，就会任别人摆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皇帝集人、神、工具为一身，皇帝也是儒家思想工具，其思想也是从读四书五经开始建立起来的。
主导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有“两层皮”现象，即表里不一的现象。儒教表面以“仁”为核心，实质的核心是“礼”；儒学是一碗调上“仁学”香油蜜汁，表面上漂着仁义鲜花的礼教毒药。
中国现时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很大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成分。“仁”“礼”“修、齐、治、平”“人上人”“官本位”、权力崇拜、社会歧视等十分顽固。中国意识形态是陈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直到现在才改变，儒家意识形态太完善，太牢固，儒化能力太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社会重新洗牌后，不久就会分出三六九等来，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定格相对稳定，其它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基础上，会很快被儒化，这样就不得不承认儒家的社会地位定格。
儒家思想总是能熏陶出这样一批人，他们精熟官场的规则，用震天的口号和卑劣的表演来捞取权利，用卑鄙的手段做官当老爷，用实用主义的做法捞取私利。他们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理想成为泡影，使一个又一个政治家“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而中国的政治家陷入“王寇”之争的陷阱之后，为了不做寇，就必须作王，不得不迷恋保命的权力，唯我独尊，社会常常会被这批人蒙蔽。当事实使一些政治家不得不清醒的时候，历史阶段已经画上了实际上是感叹号的句号。这批人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糟粕的传承者，就是这批人，一直在阻碍中国前进的脚步。
鸦片战争之后，外来的意识形态总是被儒化；刚有一些新气象，不久就又回到了老地方。“儒化”是指儒家意识形态融合、改变其它意识形态的现象。由于儒家思想主体符合社会上层的利益要求，使曾经接受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社会上层改变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但表面上还保留了其它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儒家主要儒化了道教和佛教，现在，儒家的主要儒化对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儒家意识形态的儒化能力很强，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和儒家碰撞，都会被儒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道家和佛家，都是被儒化过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进到中国来之后，很快都被儒化，资本主义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被摈弃，阶级斗争理论被改造成操作生杀予夺、制造社会新等级的封建思想工具。国人心中的自由已被儒化，成为以权力为中心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以公众、规则、法律为前提，而是只要领导默许了，可以无法无天。中国人不好领导、难以聚合，不守时间、不讲信誉，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心已诚服、嘴顾脸面，这些现象都来自于官自由，权力大于一切。民主主义进入中国以后，民主儒化成了少数蛊惑多数，多数迫害另类少数，把把另类少数当贼，当匪，当寇，从来就不知道尊重少数的状态，民主也能成为制造社会阶梯的工具。
儒学的儒化能力在于其符合人的恶欲（西方学者称为“人性的缺陷”）。仁学中大谈“克己”，实际上是要人服从于排他的私欲——“礼”，宋明理学中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其实，儒学的天理本身就是一种人欲；儒学只是把统治者的人欲打扮成“天理”“礼”等模样，同时要求大多数人去掉“人欲”。
儒家意识形态的糟粕是形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罪魁祸首。儒家的法权思想令人安分守己，严守上下之序，不越雷池，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维护的是王权、皇权、官权。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历来都是制造社会阶梯，固化社会阶梯的思想。儒家主张强权有生杀予夺的力量，没有平等可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计划经济理论被儒化之后，也成了制造贱民的残酷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主导力量没有能够重视社会的平等问题，甚至把一些社会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没有起到平衡利益，减小差别的作用，形成了世界上差别最大，十分不平等的社会，背离了社会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当今，社会崇儒又要成风，无非是想固化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阶梯。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儒家意识形态。孔子编撰的儒家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来自于搜集汇编的民间作品，也就是那些“述而不作”的部分，因此，从一开始就有民间文化的内容。后续的儒家经典一直继承孔子的编撰之法，其内容中也有很多来自于民间，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孝”“义”“信”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知识分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品德修养，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我们要否定儒家以“礼”“仁”为主要内容的糟粕，也要肯定其中存在的民间意识形态精华。
有人会说，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打破了贵族对学问的垄断，体现了平等。孔子和儒学并不能划等号，这就像房基不能完全决定房子的样式；汉后的儒学从董仲舒开始到宋明理学结束，是儒教。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并没有被儒学很好地继承下来。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本源，经历代统治者或他们的代表增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由于一直被宫廷意志增删，儒家孔圣人和民间的孔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封建特权的卫道士和民间教书匠兼编篡学家判若两人；不能以“有教无类”来判断儒家思想的主题。
今世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对待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学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比儒学早的大宗文化是道学，可以追溯到伏羲氏，至少比儒学早三千年，五千年文化占了一多半。儒学只是战国时诸子百家的一家。“独尊儒术”不是文化，不是历史，也不是学术，是政治。天安门广场塑孔子像，是否有独尊儒术之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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