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问题的多元思考
我本来是不想谈刘晓波的。我不想谈﹐因为这题目太复杂﹐分属不同层次﹐这里也只能简单的分析一下。但看到香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言论﹕据西方统计﹐香港在这题目的评论文章共超过五百篇﹐但批评刘晓波和诺贝尔奖的只有十篇左右﹔并大都集中于《文汇》和《大公》﹔《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由华洋学者合着的文章批评刘晓波崇洋﹐不适合中国国情﹐马上被围殴个半死。刘晓波这题目还继续发酵﹐并肯定作为中学通识教育的教材﹐在如此恶劣的一面倒舆论环境中﹐学生哪有素材作多元思考﹐哪有能力做“批判思维”﹖被人偏向引导﹐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作为一个人﹐我曾经敬刘晓波是一条汉子。他是当年“六四”的四君子之一﹐促成了学生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免了一场血光之灾﹐客观上也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今天连“支联会”和“教协”都已经不敢再说它“屠城”。更可敬的是他们四人后来因此被抓﹐出狱之后还直言广场中的学生是全部和平撤退﹐不跟海外异见分子一起撒谎﹐否则自己还活得好好的﹐就解释不清了。
在思想上﹐刘晓波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论者﹐名句有﹕“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他至今还坚信。在香港﹐我相信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能对此有共鸣者恐怕不多﹐内地则普遍会引起很大的反感。跟香港一些年青人一样﹐刘晓波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所以一厢情愿的美化殖民主义。
但以一般香港人的价值﹐李柱铭自认“天天当汉奸”﹐也不能因言论入罪。我虽然未必同意要对刘晓波以言入罪﹐但我想指出﹐这并非全世界通用的“普世价值”。几年前﹐德国有学者以大量事实尝试证明二战时没有holocaust（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回事﹐马上被抓。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德国的人权观念理应比中国和美国更强﹐尚且如此﹐可见言论自由并非一概而论地毫无限制的。
我可以肯定﹐今天嗡嗡嗡地支持刘晓波的人﹐许多都没有看过他的《零八宪章》﹐西方也很有默契地对他这得意杰作刻意不提。宪法专家宋小庄兄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规定﹐言论自由不得破坏他人权利和名誉﹐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不得鼓吹战争﹐不得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不得煽动歧视或敌视等等。对于刘晓波光于《零八宪章》中大量违宪违法﹐甚至背离事实的言论和串连行动等﹐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坐牢的。
我最近对一个外国朋友说﹐如果美国有一个国民发起联署﹐鼓吹美国放弃联邦制﹐搞单一体制﹔放弃普选﹐搞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搞社会主义。共有几千人联署﹐当中包括几百名古巴﹑北韩﹑越南和中国人﹐还有几个中国人大代表之类的政治人物﹐你看他的下场会怎样﹖他想也不想就说﹕“他肯定要坐牢了。”
我们可不用太为刘晓波担心﹐因为他已经是个中年人﹐十分成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和有什么后果。他是豁了出去﹐坐牢是他意料中事﹐也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只是香港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却装知道﹔更有一小撮完全知道自己做什么﹐却装作不知去哄人。这才是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担心。
另一个层次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向来都十分“骑呢”（猥琐）和搞笑。据小庄兄的考据﹕奥巴马在就职美国总统后第11天就获得提名﹐当时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连奥巴马都说自己不配拿此奖。这个得奖者一方面提倡全球废核﹐自己却于2010年9月偷偷搞核试﹐被揭发了才被逼承认。发动二战的希特勒曾获提名﹐而结束二战的美苏中英法领导人中都没有一人获奖。印度圣雄甘地﹐是组织非暴力运动﹑使印度脱离英国殖民地独立的领导者﹐曾五次获提名﹐却始终与和平奖无缘。1973年美国基辛格﹑越南黎德寿得奖﹐但黎因抗议当时战火仍在蔓延而拒绝领奖。199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战争状态继续的情况下同时获奖﹐但迄今以巴尚未有真正的和平。海外和香港一些人把这国际搞笑奖装扮得神圣不可侵犯﹐正好是明懂装不懂的例子。他们把刘晓波大事炒作一番﹐只是各有自己的议题﹐对刘晓波甚至他追求的“理想”一无帮助。
诺贝尔和平奖之如此荒谬﹐是它从来都没有脱离西方中心的傲慢与偏见﹐有些评审者﹐会企图藉此作为他们的政治宣言﹐甚至作为他们改变某些现状的政治手段。傲慢与偏见的背后是无知﹐这才会毫无根据地的把60年前的西藏农奴社会香格里拉化﹐和把达赖这反口覆舌的政治喇嘛神圣化﹐并藉此把中国妖魔化﹔颁个和平奖给达赖﹐想给中国施压力﹐改变达赖在中国的地位和处境﹐以及西藏的未来。今年刘晓波得奖亦如是。
对于西方这个游戏﹐中国已经被玩了几次﹐也吃了不少亏﹐却仍然没有学乖﹐事前还神经兮兮的向挪威作外交照会﹐今天则在蹦蹦跳。人家就是冲着你中国来﹐见你气只会更乐。我们不妨易地而处﹐今天西方经济整体衰退﹐并且不知会衰到哪天﹐退到哪里。国民叫苦连天﹐上百万人的暴力示威此起彼落﹐并且有人开始怀疑西方过去走的路线是否正确﹐是否还要走下去。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毋须什么阴谋理论﹐也会有些人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证明西方的体制和价值观是好东西﹐别树一帜却欣欣向荣的中国模式是坏东西﹐不然的话﹐他们是会神经崩溃的。跟着他们尾巴﹐久而不闻其臭的少数香港人﹐他们也需要证明自己跟得对﹐闻得香﹐还要有所表现。这些人今天的动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不这样反应才怪。
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中间有多少人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大多数专家学者﹐对于西方模式坏在那里﹐为何不适宜嫁接到中国﹐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更不论正面阐述中国模式﹐和如何把这模式落实和完善了。
所以﹐什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人家在外边怎么闹﹐其实都是虚的。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尤其是对香港的广大同胞讲清楚﹐免其因为无知而受到蛊惑﹔其他虚招﹐虚应便是﹐大力做好自己才是根本。
但是今天五百对十的一面倒﹐一般香港市民想象中学通识教育所要求的从不同的来源接收不同的讯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都根本不可能。之所以如此﹐中央固然有责任﹐而在一个公认讯息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港人自以为知道天下事﹐其实却十分无知﹐这简直是另外一种愚民政策。我们竟然沦落如斯﹐也应该自我反省了。
[1] 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2010年11月2日﹐第18页。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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