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张思德精神,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李世明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从文化的层面理解去黄帝陵是一次寻根祭祖活动。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政治的层面理解到给张思德开追悼会这个地方来，也可以说是一次寻根溯源活动。因为我们用了多少年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65年前从这里发出的。大家来延安学习体验延安精神，但无论延安精神的内容包涵多少条，如果离开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延安精神就毫无意义，就一钱不值，就一点也不“精神”了。我们正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如果离开了为人民服务这件事，科学发展观也就毫无意义，也就一钱不值，科学发展观就是最不科学的发展观了。现在我们来这里学习体验张思德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新三观”问题具有启迪作用。

  六十五年前这是什么地方呢？当年这里是中央警卫队出操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小操场给张思德开了追悼会。这里就是开追悼会的地方，不是张思德烧炭的地方，也不是他牺牲的地方，更不是他遗骨安葬的地方（他的遗骨现在“四八”烈士陵园）。张思德牺牲于炭窑突然塌方，按现实说法属于生产事故。不是为了舍己救人，不存在文化大革命时“硬拔高”非得演变成为救人而死，才能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也不是因为他舍己救人，而是因为他在生前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特别好，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夸他工作好、为人好。对他的突然离去人们都很惋惜、都很悲痛、都很怀念他。

  毛泽东是怎样重视的呢？他听完张思德牺牲过程的汇报后亲自安排后事；亲自提议开一个追悼会；亲自参加追悼会；亲自讲话；亲自写了一个“向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毛泽东在陕北土窑洞里共写了一百一十二篇文章，其中一百一十一篇是用笔写出来的，只有《为人民服务》这篇没用笔，是即兴讲话，没有稿子站在这里说出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张思德这件事呢？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背景。也就是毛泽东用一个普通战士来说事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四件事可说明。一件事是抗战即将胜利，国共两党正在携手干这件事。但胜利了，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老百姓跟谁走，喜欢谁、拥护谁、支持谁，成为最关键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可以说这时是国共两党，蒋介石和毛泽东正在争夺民心民意的一场“竞赛”。第二件事是转年就要召开“七大”，党走过20多年的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究竟做点什么总结，哪一条是最核心最紧要的，要做出回答，所以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第一次写在党的七大报告里。第三件事是延安整风正在进行，结论还没有出来。第四件事是党的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六届七中全会正在进行，结论也没有作出来。这四件大事的后三件，可以说就是总结，无论是左和右，对和错，胜与败，如果离开了为老百姓服务的事，都没有意义。你和老百姓说不着，老百姓也不懂你什么左倾右倾、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些词儿。但是你对他好不好他懂，你给他分了田，减了租子，减了利息他懂。所以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只有把为人民服务这件事作为“座右铭”，明明确确的提出来，提到国人，提到全党全军面前才是最有意义的大事，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从一个普通警卫战士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他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伟大工程的深入思考。从文化的理念说，毛泽东喜欢这种原生形态的为人服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树立人让人们去学习的典型，影响大、意义重大的就两个普通人，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雷锋。而且这两个小战士的身世事迹是惊人的相似。只是我们对雷锋事迹都熟悉，而对张思德还不太熟悉，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找雷锋就是张思德，在和平建设年代找张思德就是雷锋。两个小人物的事尽管发生的时间年代背景不同，但却都是把短暂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好榜样。毛泽东正是看好了小人物的大作为大意义大价值。他的良苦用心：是用小人物说大事，用小人物平凡的事论大理，用死的说活的，用个人说组织，用人人知道人人认可、服气的人和事来说共产党及其军队自身发展建设必由之路的大事、大趋势。如果天下人你不知道共产党为何物吗？你听说过张思德吧，一个大活人，他咋做的咋为人的老百姓都知道，他啥样共产党就啥样。你了解了他就熟悉了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不知道怎么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吗？请学你身边的战友张思德。用现在的话叫形象化教育，“一滴水见太阳”。看得见摸得着立得住叫得响人人认可人人服气。而且这种原生形态的服务不分国籍，不分历史年代，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人人都能做，人人都需要，就看做不做，就看做得好不好，就看做得多与少。它不是三百六十行的服务，而是紧紧围绕人、贴住人、跟踪人的那些扶老携幼、端茶倒水、上车让位子等等这些最人性化的服务。共产党也不例外，也是要在这种人类所共有共需的政治文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去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他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最一贯，做得最全面，做得最有质量，最能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而已。当然不是说领导干部都要去端茶倒水，扶老携幼，而是要你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有这种不嫌弃的感情，如果我们的公职人员对老百姓有了这种感情，就不会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了，就不会存在“冷冲硬横”等不良作风了。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我用三句话来做个概括：第一句“仆人与上帝”。毛泽东讲话第一段开宗明义讲了共产党是啥要干啥。是啥？是革命的队伍，要干啥？一个“完全”一个“彻底”，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这件事共产党没有任何别的事，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可图，离开了这件事，共产党就失去了产生、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和价值了。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讲清了共产党及其军队产生存在发展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就是仆人的价值。伺候人的人为仆人。共产党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定位在仆人的角色角度上，而把人民群众定位在“上帝”（主人）的角色角度上，这一定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极为深远，耐人寻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领导干部的“事业观”问题。

既然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去奋斗，就难免有牺牲，所以毛泽东又讲到了如何对待死的问题。第二段讲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我把这段概括为“吃亏与丰碑”。人固有一死或重泰山或轻鸿毛。怎么叫没白活？怎么叫死的有意义呢？怎么叫重于泰山呢？说吃亏，谁吃亏了呢？如果按世俗的落后观念标准说，张思德亏了，而且亏大了。张思德是怎么做的呢？张思德精神的实质就是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如果掰开说就是两个忘我，即忘我的工作和忘我的助人。再具体点形象点说就是“三个不忽悠”：不忽悠工作、不忽悠他人、不忽悠自己。尤其不忽悠自己就是不事张扬的优秀品质。毛泽东也很喜欢他这点，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只做事不吭声，嘴巴都长到别人身上去了。张思德从军十一年入党七年，三次过草地三次负伤，四次翻雪山，当过通讯战士，当过特务连战士，当过警卫战士。当兵打仗本职工作是出了名的“小老虎”，打仗时就是不怕死。在一次战斗中只身闯入敌阵，硬是从敌人机枪射手手中把机关枪给抢下来了，自己负了伤。他还哪用哪到，党让干啥就干啥。开过荒种过地，喂过猪养过鸡，纺线烧炭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好一行。他有三个一绝：烧炭一绝，当地老百姓烧一窑炭要用10天，而他仅用７天；打草鞋一绝，一宿打三双；做事“不掉链子”一绝，领导、他人交办的事确保到位。当过多大“官”呢？从普通战士到副班长到班长，最后又回到当普通警卫战士。本来班长就不算个什么官，可班长还被拿下来了。当时军委整编，要精简人员，班长职数有限，要拿掉几个，拿谁呢，领导决定把张思德拿下来，找他谈话，他说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高高兴兴地去站好岗放好哨。许多同时期参军的战友、老乡都当了旅长团长了，可张思德到最后连当个班长还被拿下来了，拿下来烧完炭活着回来也可以，却连命都没了，这一生真是亏透了。官官没当上，钱钱没挣着，真是太亏了。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人说我们党和军队那时用人制度是否有点问题。咋看？一般说人生咋叫没白活，咋叫活的值，不好说。“穿衣戴帽各好一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愿做官，他愿发财，他愿做学问，都不失为很好的人生价值，都是可以的。但你要做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共产党人的人生最高价值说到位讲到家了。毛泽东的理念是，人的死是否有意义，是否重于泰山，不在于你当没当官，不在于你当没当大官；不在于你发没发财，钱有多少；不在于你学历有多高学问有多大；也不在于你活得长与短。就在于你是不是为人民、为他人为社会去奉献，去工作甚至去死了，只要是这样做了，就是死得其所，就是重于泰山。在毛泽东的眼里，从军长到马夫、从司令员到炊事员，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三六九等，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早就死了，说得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说“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讲清了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领导干部的“工作观”问题。张思德的短暂一生似乎是“吃了亏”，但他却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倒的一座历史丰碑。成为党和人民世代敬仰的光辉典范。有位学员来这后作诗概括自己的体会说：“默默无闻话语少，忘我工作和助人。服务人民原生态，傻子精神最为真。众人服气不靠嘴，心中有你重泰山。领袖悼文传千古，不朽悲歌靠做人！”

第三句话是“度量衡与指南针”。我们说了“吃亏与丰碑”的道理，但谁说你是丰碑谁认可你是丰碑呢？这就是毛泽东讲演的第三段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衡量一个人的工作咋样，为人咋样人品咋样，一个单位一个组织的工作质量咋样，最权威的评判人是老百姓，老百姓是秤砣，标准在老百姓手里掌握着，由他们来对你进行总的验收是否合格。我们党和国家及一个地方、单位工作目标往哪里努力，向哪发展，说到底就是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就是民心民意和民利。这就是指南针的作用。我们常说工作要以马列毛邓等理论为行动指南，没有错。但这个指南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是“为指导”，是指导你、指导我们更好地奔向民心民意民利这件终极大事。所以说民心民意民利可以说是指南中的指南。这段话讲清了民主对于党和国家及各方面工作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的价值。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

最后，如果说点现实意义，就是第四句话“勤务员与竞争力”。讲勤务员当然是讲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和谁竞争当然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总书记去年5月31日第二次深入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在陕南的汉中一个村子里，他来到救灾帐篷里，一个老太太正在床上躺着输液，见总书记走进来，急忙往起坐，总书记快步走到老太太床边双手扶住老太太的肩膀说，快别动快躺下，然后又说了一些慰问的话，老太太被感动得眼含热泪说，“你当这么大的官还大老远来看我们，谢谢你啦！”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笑这老太太话说得挺朴实。总书记怎么回答的呢？总书记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事就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想，总书记在年初中纪委三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问题，虽然我们在学习理解上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比如“事业观”，可以理解为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工作观”可以理解为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政绩观”可以理解为要为官一任造福国民；这些都是对的。但我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最需要重点解决的还是“为谁干事干事为谁，为谁工作工作为谁，为谁要政绩要政绩为谁”的“三观”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三观”呢？简单说就是围绕着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各种观点。概括说就是“三观”（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要达到的目的、要实现的境界。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解决为谁的问题。为谁？就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弘扬张思德精神，就是要像张思德那样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不好，虚情假意更不好！要像张思德那样对待事业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政绩、荣誉的态度。实质就是对待党和人民的根本态度。说张思德三个不忽悠，不忽悠工作就是对党的态度，也是对人民的态度；不忽悠他人包括自已就是对人民的态度，也是对待党的态度。总书记用了勤务员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对共产党人“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最好诠释。由此我很感慨，联想到勤务员这个说法在我们党内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呢？正是毛泽东九月份在这里讲过为人民服务之后十二月份在谈到关于四五年的工作时，提出了“两个一切”，即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勤务员的总书记、总理，是勤务员的政府、勤务员的军队、勤务员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不是他们的总统、不是他们的大中小老板，更不是封建社会的官老爷。这是根本性质的区别。这次抗震救灾无与伦比的胜利，奥运夺魁无与伦比的胜利等等等等胜利，没有这个做保证，都不可能得到。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靠人奉献为人，为人靠人奉献。也就是当年张思德的吃亏精神和雷锋的“傻子”精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三观”的话题还只是局限在认识的层面，是务虚的过程。那么勤务员的角色定位就是解决如何保证“三观”的落实问题，是务实的过程。是如何用勤务员的作风去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干事业干工作要政绩的问题。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核心是靠人为人，靠谁呢？就是靠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级勤务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奉献的较高境界是吃亏，最高境界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为宝贵的核心竞争力，是政治上的“核心技术”，是我们的真正特色和优势。对此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小看自己。该向他们（西方）学的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磕头作揖”地学；但该坚持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不加区别的他咋的你咋的，他啥样你学啥样，亦步亦趋，最后的结局，你还是你吗？肯定不是了，肯定摘牌子变成他了！所以我们自己好的东西决不能丢掉，靠谁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靠我们自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是正理。只要我们进一步的理顺党群干群关系；理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精神的关系；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年毛泽东预言，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他西安作风。今天，只要我们忠实地恪守勤务员这一角色定位，忠实地履行勤务员这一庄严职责和应尽义务。树立和坚持以勤务员为突出特征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把以延安精神为标志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做大做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我们就一定会用我们的有特色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最终战胜他西方作风，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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