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制度的
试错、顿悟与更新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周泉缨
2011.02.18
全世界知识分子、
劳动大众与有产者们联合起来，
为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而奋斗！
目 录
引 言：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一、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一）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概况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十二种论说
（三）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四）不同时代的社会的“真理标准”
二、更新人类思维逻辑的“顿悟”
（一）“顿悟”概念的创生和发展
（二）“顿悟”的基本特征
（三）“顿悟”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四）“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三、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
（一）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自发更新
——经济制度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
（二）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自发地在西方普及
四、更新社会制度的“试错”实践
（一）“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
（二）“试错”实践主观的动机与阶级性
（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四）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五）“试错”实践的共同特征
（六）社会主义制度是“试错”的制度
（七）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
（八）文革是特殊的“试错”实践
（九）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五、更新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
（一）“顿悟”存在三个级别
（二）“思想顿悟”的内涵和功能
（三）“思想顿悟”确立“真理标准”
（四）“思想顿悟”破解“社会顿悟”
（五）“思想顿悟”设计政治制度
（六）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之必然
（七）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
（八）比较不同社会的几种政治制度
六、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
（一）现代人类社会大过渡有三个阶段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与任务
（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统一论哲学思想”与执政权力相结合
（四）科学界的科研机制提供的启示
（五）人类社会变革历史提供的启示
七、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历史误区
（一）关于贫富悬殊的历史误区
（二）关于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三）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四）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
八、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
九、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成功
（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估
（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三）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人类社会政治信仰更新规律
（四）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
（五）解决腐败问题的正确途径
（六）中国共产党的因缘和命运
结束语：清除西方的多元化哲学误区
（一）民主派攻击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利器
（二）多元化思想主导西方的原因和过程
（三）多元化思想正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四）多元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危害极大
参考文献
引 言
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最近，我在发表了《再论文革是论述的试错》一文之后，在网上见到民主派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文章的中心内容是讲：毛泽东构建和运用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导致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的浩劫的制度性的根源；然而，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仍然顽固不化、死抱着“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放，结果腐败泛滥，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在体制上是应该果断地改弦易辙“脱苏入美”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让党、政、军分离，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不堪设想。
虽然这篇文章宣传的民主派政治观点，没有任何的新意，但是这篇文章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集中体现了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在理论上的一系列漏洞：
【1】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来源毛泽东独裁中国、甚至独裁世界的野心，那么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卡斯特罗等都不约而同地构建和运用本质上相同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去领导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2】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落后和反动，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当年偏偏不选择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选择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难道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的如同民主派的这篇文章里所讲的那样，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创造和左右的历史吗？
【3】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不仅“害死”几千万中国万老百姓，而且也“害苦”了所有正派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这种制度必须彻底否定。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是毛泽东构建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造成的、还是西方社会制度造成的？如果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害死的各国老百姓，比毛泽东的制度“害死”的中国老百姓还少吗？为什么民主派唯独要否定毛泽东构建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而不否定西方社会制度？
【4】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中腐败的泛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构建的一党独裁的集权制度，那么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原则上不存在人民大众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呢？同时，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社会腐败问题决定于社会的政治制度，那么为什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构建了非常严厉的反腐败的官吏制度，甚至将腐败官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然而仍然解决不了官吏的腐败问题呢？
【5】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美国的西方民主制度，是能够依靠内部的“制动装置”、“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的优秀的制度，那么美国的西方民主制度岂不成为长生不老的制度？为什么二次大战珍珠港事件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在应付一系列的世界危机中一直在疲于奔命呢？
【6】最后，民主派是否能够论述清楚，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底是如何更新和产生的呢？如何民主派到现在还不能正确地论述清楚这个重大理论问题，那么民主派根据什么评判毛泽东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必然不好，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就必然就好呢？
所以，我认为民主派《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这篇文章，实际上提醒我：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即运用知识阶级的世界观），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必要性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特意撰写本文。
应该说，本文的主题，是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试错”、“顿悟”和“权威”等理论概念联起来，系统地论述现代社会制度更新问题，从而揭示改革开放的中国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当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亮点，或者说是本文对人类知识库的新贡献。
由于本文的主题直接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事业的成败和命运，所以我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名义，首先在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清华校友网”发表本文。
一、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本文的主题是论述：包括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和更新。而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正确论述本文的主题的理论，非“统一论哲学思想”莫属，所以本文一开始必须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来源及其主要的内容。
（一）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概况
“统一论哲学思想”，是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实践积累的基础上，于1997年在佛祖释迦牟尼的“缘起说”启发下，综合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哲学、经济、政治和科学之成果，通过顿悟、创生的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思想。
“统一论哲学思想”包括一个基本原理和三个具体理论。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认定“宇宙是以物质与信息相互制衡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三个具体理论是：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发展原因的“外因决定论”；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一般变化和发展形态的“三位一体论”；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突然质变的“顿悟理论”。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十二种论说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就是揭示和论述人类思维逻辑更新的规律和社会制度更新的规律的。可以说，本文的全部内容，就属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论述的范围。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判思维的真理性和社会制度的真理性问题，即如何确立思维的“真理标准”和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的问题。
经过研究发现，以下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对于现代人类确立正确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意义非凡。同时，以下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也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的主要来源。
【1】佛祖释迦牟尼的“缘起说”，其核心意思是：“大千世界，缘生缘灭”。因此，按照“缘起说”的内在逻辑，宇宙必然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宇宙万物都是其因缘聚合的产物。
【2】中国孔子与欧洲柏拉图关于理想的人类社会的思想，其核心意思是：理想社会是社会内在各个阶级，各按天命、各得其所的社会。
【3】中国佛教六祖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其核心意思是：人的心（思维）只有通过修炼，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台阶，才可能抵达佛的大圆满的境界（绝对真理的境界）。
【4】黑格尔关于绝对真理的辩证法，其核心意思是：人类的思维只有对其内在矛盾双方、完成最终的否定之否定，才能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
【5】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政治理论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6】现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关于“科学真理只能证伪，而不可能最终证明”的理论。
【7】现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真理必然是：能够更圆满地解释科学史、能够更有效地预测科学发展之未来和拥有更和谐与优美的逻辑的科学理论”的理论。
【8】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理论和现代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思维图式”的理论。它们的核心意思是：人类的思维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主观的“范式”或“图式”，与客观环境因素的相互同化、顺应的过程。
【9】现代美国哲学家杜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不是一个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问题，而是一个在价值领域里关于它所控制和指导的实践的效果评价问题”的理论。
【10】爱因斯坦“相对论”，其核心意思是：在宏观领域里，由于光速不变，因此时间、空间和质量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制衡关系是确定的。
【11】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其核心意思是：在微观领域里，由于人类的测量工具与被测量对象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被测量对象的时间、空间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测不准的。
【12】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三）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上述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对于不同的阶级或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真理性，不过相比较而言，其中的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不仅能够包容其余十一种论说的真理性，而且其揭示的“真理标准”，最适合于现代人类正确评判现代的社会制度。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宇宙中所有的系统，都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而且系统调整内在结构适应环境的过程，必然是减熵增信息量的有序发展过程；此外，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极限时，系统的内在结构的会发生突然的质变。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当中的系统，包括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和人类社会。而对于人类社会系统而言，其内在结构主要就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其内在结构的“自动调整”就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更新和发展的问题。
（四）不同时代的社会的“真理标准”
按照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在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生命周期内，能够指导和控制社会的实践，通过调整社会内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制度，去有效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思想，必然就是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或真理思想。
人类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台阶上的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代表社会适应环境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思想”：
【1】人类社会原始的氏族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可以说是“绝对平均主义”和“绝对民主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欧洲的奴隶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
【3】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孔子创生的儒家思想。
【4】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西方民主思想。
【5】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6】本文揭示，现代人类社会是正在由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社会；现代人类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本文讲的体现知识阶级世界观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或者也可以叫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
二、更新人类思维逻辑的“顿悟”
由于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人类依托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其外在环境的整体，因此本文的主题——社会制度试错、顿悟和更新的问题，必然涉及人类思维的逻辑更新或顿悟问题。
（一）“顿悟”概念的创生和发展
关于“顿悟”概念，是中国佛教六祖惠能在“顿悟成佛说”中首先提出来的。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六祖的“顿悟成佛说”的核心意思是：人的思维只有通过修炼，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 台阶，才可能抵达佛的大圆满（绝对真理）境界。通过研究发现，六祖关于“人的思维可以抵达佛的大圆满（绝对真理）境界”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宗教的乌托邦观点，但是六祖关于人的思维可以通过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台阶，从而抵达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境界的观点，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创新观点。
在中国佛教六祖惠能破天荒地提出“顿悟”概念之后一千余年，现代西方心理学也提出了关于“顿悟”的“格式塔理论”，其核心意思是：人的思维的逻辑，能够通过实践的积累突然自发地完成质变（“顿悟”），从而人的思维的旧的逻辑会突然神奇地崩溃；同时全新的逻辑会突然神奇地耸立起来。西方的“格式塔理论”比六祖的“顿悟成佛说”先进的地方，是它完全突破了宗教的乌托邦思想的束缚，能用重复性的科学实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例如，心理科学有一个著名的动物顿悟实验，叫做黑猩猩摘香蕉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作为高级动物的黑猩猩，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反复不断的试错实践，顿悟利用木箱为工具、登高摘取头顶的香蕉。又例如，初学扫地的孩子，开始时他往往在椅子下面吃力地扫来扫去，倘若大人不教他挪开椅子再扫地能够省力而省事，他自己也能通过不断的扫地实践的积累，突然顿悟出挪开椅子扫地的好方法来。
最后，我通过对人类思维和社会制度更新的研究，历史地将六祖的“顿悟成佛说”和西方的“格式塔理论”，提升到现代化的水平，从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
（二）“顿悟”的基本特征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存在顿悟思维，或者说，人类的思维存在“顿悟”功能，其特征如下：
【1】“顿悟”能够完全自发地（不需要通过外界的教育和帮助）更新人的思维的逻辑。换言之，“顿悟”更新思维逻辑的过程，原则上是一个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的过程。这是“顿悟”最本质的特征。一般地说，完全可以按照能否在没有外界的教育和帮助的条件下、自发地更新思维的逻辑这一点，判断有关的思维到底是否是“顿悟”思维。
【2】“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时的必然结果。或者说，“顿悟”是有关的思维矛盾发展到了极限时，自发地通过对其矛盾双方“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顿悟”是思维矛盾双方“皆大欢喜”的大统一的结果。
【3】“顿悟”出现时，有关的人的精神必然处于极度兴奋的良好状态。换言之，由于“顿悟”是人的有关思维矛盾的双方通过极度的对立斗争，在新的逻辑下达到“皆大欢喜”的新的大统一的和谐境界的体现，因此“顿悟”的出现，必然有人的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支持。
例如，一个没有学过立体几何的少年，在没有大人启发教育的条件下，独立地破解用六根火柴棒搭成四个等边三角形的智力题的思维过程，就是这个儿童通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突然自发地用立体几何逻辑替代和更新平面几何逻辑的顿悟过程。当这个过程的完成时，这个少年的精神必然会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又例如，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坐第二次冤狱的时候，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深入研究，有一天早晨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顿悟”：马克思讲的商品的剩余价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独家创造的唯物的东西，而是同时内含着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风险投资精神的心物不二的东西；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天生地养的自在之物，它们谁也不可能人为地消灭谁。因此，通过这次“顿悟”，我的政治信仰在一个早晨突然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惊心动魄和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从一个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突变为当时中国社会所不容的反暴力革命者，因此我坐第二次冤狱过程中的这一次更新政治信仰（更新政治逻辑）的“顿悟”体念，确实让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三）“顿悟”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由于“顿悟”存在自发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更新思维的逻辑的第一个特征，因此“顿悟”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神秘色彩，所以“顿悟”的第二个特征，即“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时的必然结果，对于人类理解和把握“顿悟”的产生过程尤为重要。
由于人的具体的思维系统或人的实践对象系统，内在必然存在一对主要矛盾，因此前面讲的“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的必然结果”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只能是有关的具体思维系统或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的意思。
进一步分析下去，“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此，马克思的辩证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必然导致对立面向其反面转化，例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最后胜利和失败双方相互换位，共产党最终打败国民党。而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最终只能向矛盾双方绝对统一的绝对真理方向转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原则上都是错误的。因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最终只能导致矛盾双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向更高的层面的新矛盾转化。例如，父亲的基因与母亲的基因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父亲的基因与母亲的父亲的基因必然同归于尽，从而产生孩子的基因，而孩子的基因同样内含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矛盾。
综上所述，“顿悟”是有关的思维系统或者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进行和积累积累到了某种极限的时候，有关的思维系统或者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矛盾双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黑格尔讲的“否定之否定”，从而让有关的思维系统内在逻辑或人的实践对象内在的矛盾的内在结构，自发地发生脱胎换骨的质变。
例如，我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终于在1997年春节期间，受佛祖“缘起说”的启发，突然“顿悟”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当我在“顿悟”以后，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顿悟”完成过程时发现：“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全方位的系统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1】在哲学上，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和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2】在经济上，是对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和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3】在政治上，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西方的通过金钱挂帅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
（四）“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任何首创性质的思想、发现或发明，都不是人类社会已有的旧的逻辑推导的结果，而是人类的思维通过突然的不自觉地“顿悟”、更新旧的逻辑的结果。例如：立体几何，决不是从平面几何的逻辑里面推导出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决不是从牛顿力学关于“以太”绝对坐标逻辑里面推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是从西方民主思想逻辑中推导出来的；最后，“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同样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它们统统的都是有关知识分子，在有关的长期的实践和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突然不自觉的“顿悟”和更新人类社会有关的旧的逻辑的结果。
所以，“顿悟”对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意义重大：【1】“顿悟”是人类进步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或者反过来讲，如果人类思维不存在自发的“顿悟”功能，那么人类这个物种就不可能存在于世界上；【2】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精髓——“系统能够适应环境”这句话的最终归宿，就是人类思维存在自发的“顿悟”功能；【3】人类思维的“顿悟”功能的存在，体现了人类归根到底不仅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大自然控制下的存在之物，总而言之一句话：“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三、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
由于依托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环境的人类，必然拥有自发的思维“顿悟”功能，因此从逻辑上讲，同样依托人类的社会思想指导社会实践适应和改造社会外在环境的人类社会，也必然也拥有相应的“顿悟”功能。
（一）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更新
——经济制度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的正常的经济制度原则上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与其外在的自然大环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的产物，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的
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
所谓“社会顿悟”是指：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社会的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的斗争进行到某种极限时，社会能够通过对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自发地“顿悟”产生新的经济制度的过程。
由于社会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的结果，因此它原则上不是人类的主观意志能够预测和控制的社会自发过程，它真实不虚地体现了人类社会也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天命”。在此，“天命”的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决定于人类社会自己的内在结构变化，而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与自然大环境的相互作用，甚至决定于人类社会外在的自然大环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所有正常的经济制度，不但无一例外地非人为创造，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诞生在支持和维护它们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之前：
【1】雅典奴隶制民主共和国，起源于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梭伦的改革。梭伦的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其一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度；二是破天荒地以公民的私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们的政治等级。由此可见，在人类自觉地构建雅典奴隶制民主共和国之前，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早已经自发地在雅典产生和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
【2】中国古代秦国的商鞅变法，主要的功绩是在秦国确立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商鞅变法之前，土地私有制实际上已经在秦国自发地产生了。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以及相关的成熟度的政治制度的产生，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晚得多。
【3】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制度已经在这两个国家普遍自发地流行。同时，即便在当时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封建王权复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然依靠自在发展的动力在英国和法国高歌猛进。
【4】本文揭示，在现代，虽然人类普遍还认为资本主义仍然健康长寿，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寿终正寝并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了。
（二）罗斯福新政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事实，是“统一论哲学思想”论证“社会顿悟”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重要例证。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在人类社会的开始。接着，通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普及。再接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通过大英帝国的炮舰政策，统治了全世界。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衰败时期，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不断暴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不断循环与升级，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于是，在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革命危机的高压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同时在1933年左右，不自觉地划时代地创生和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论述的，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虽然主观上为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客观上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历史证明，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自发更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既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又是对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否定之否定。关于这一点，从1933年左右发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也可以体会出来：
【1】由于罗斯福新政事实上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
第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托“国家控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使之在不发生经济危机的规范内运行，从而使市场经济原则上脱离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轨道，进入自在地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服务的轨道。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际上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两个历史使命。
第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实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原先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有，转变为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因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是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题下，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劣根性问题。
第三，罗斯福新政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不自觉地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并将其转移到控制国家机器的知识阶级手中。这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实质。
【2】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在形态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社会顿悟”自发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在事后通过研究发现，罗斯福新政出现的必要条件，是被它更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某种极限，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和升级到了某种极限，但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都无法预测和破解其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及其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普及
在罗斯福新政更新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由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自发性，人类主观上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察觉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划时代地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没有立刻跟在美国后面质变，而且在继续运行，结果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虽然与一次大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二次大战是国际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战争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试错。实际上，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西方民主制度在德国上台并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代表张伯伦的关爱，其根本原因就是希特勒打出了暴力铲除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所以，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致命的劣根性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而且也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通过战争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行不通。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罗斯福新政创生和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二次大战后，才得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的普及。
四、更新社会制度的“试错”实践
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无疑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全局性的质变。然而，由于人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变化出发，才可能体会社会经济制度全局性的质变，同时也由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远远没有发展到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水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都没有察觉到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首先在美国开始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一）“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要破解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划时代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试错”实践的积累，让现代社会内在主要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并发展到某种极限，此时此刻，有关的信息才可能集中到有关的知识分子头脑里去，并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关于“思想顿悟”在后面详细论述），于是人类社会才可能依托“思想顿悟”，发现和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意义及其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从而为人类社会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所以，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就是促进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发展，促进社会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从而一方面通过“思想顿悟”去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另一方面通过“思想顿悟”去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
（二）“试错”实践的主观动机与阶级性
实际上，资本主义越过自由发展阶段进入垄断和衰败阶段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固有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矛盾双方的地位倒个，劣根性成为主要矛盾方面，而合理性则成为次要矛盾方面。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不断地循环和升级，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属性）压倒和超过资本主义合理性（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属性）之必然。于是，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地循环和升级，现代人类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通过各自的“试错”实践去，去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它们带来的巨大的危害。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在经济危机中是冲突的，因此两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的“试错”实践也是冲突的。换言之，在经济危机中，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实际上就是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所以，从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是有阶级性的.或者说，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对立统一。
【2】现代社会“试错”实践，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还是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它们的动机或目的，都是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劣根性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或者说，都是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试图改善或更新（铲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由于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受资本主义劣根性和经济危机的危害相对而言更为严重，因此历史证明，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1】无产阶级群众自发地破坏工厂的机器和设备的斗争。
【2】无产阶级群众，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争取提高自己工资和改善自己劳动条件的斗争。
【3】无产阶级在各自的国家范围内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并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斗争。
【4】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试图在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领域，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以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属于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5】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无产阶级依托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开始通过改革或改革开放，寻找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劣根性的道路。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原则上也属于“试错”实践之列。
【6】国际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坚持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也属于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四）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的“试错”实践如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侵略和掠夺别国而言，无疑不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然而，从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暴力争夺世界市场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角度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重大的“试错”实践。
【2】罗斯福新政从资产阶级的主观上讲，也是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的“试错”实践。只不过，资产阶级万万没有想到，罗斯福新政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革命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压力下、通过自发的“社会顿悟”的质变。因此，从客观上讲，罗斯福新政已经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自觉的“试错”实践的规范，而是人类社会自发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顿悟”的体现。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侵略和掠夺别国而言，无疑也不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然而，从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暴力消灭共产主义的角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重大的“试错”实践。
【4】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同罗斯福新政类似，从资产阶级的主观上讲，也是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的“试错”实践，但是在客观上已经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自觉的“试错”实践的范畴。而是现代社会全局性的“社会顿悟”结果的传播。
【5】国际资产阶级坚持资本主义阵营坚持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本质上也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五）“试错”实践的共同特征
经过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一般地说，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1】正如前面已经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不约而同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去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或者说都是为了改善或者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2】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还是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所有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指导思想，都是本阶级的顿悟思想，即它们在逻辑上都是本阶级史无前例的创新思想，因此它们必然是有关的知识分子依托有关阶级大量的阶级斗争实践积累或长期的科学研究，突破阶级的旧逻辑，顿悟产生的思想。
例如，马克思关于通过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决不是从无产阶级自发地谋求自身解放的实践内含的一般的旧的思想逻辑推导出来的理论思想，而是超越无产阶级自发的思想逻辑的顿悟思想。
【3】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阶级的“试错”实践，必然也是阶级的史无前例的实践。
【4】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在阶级的“试错”实践发动和展开之前，人类根本无法依托历史的旧逻辑推导或预测其结果。因此，任何人在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面前，顶多只能当一个“事后诸葛亮”。由此可见，民主派今天居然认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能够在它们发动和展开之前预防或阻止，纯粹是无知和别有用心的天方夜谭。
【5】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试错”实践在本阶级内部必然是普遍拥护的实践，同时也是对立阶级虽然反对、但又根本无法有效反驳的实践。这就决定了“试错”实践发动时，必然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任何人根本无法阻挡的。
例如，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思想，实际上已经承认上层建筑、精神、思想等，同样也是阶级的客观存在，这无疑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唯物主义的旧逻辑中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能够迅速发动十几亿人民参加文革，同时又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当时依托党内民主事实上已经取得绝对多数共产党人支持的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其中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拥有神一般的权威，也不是刘少奇在当时的共产党内不拥有权威，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或者说在其劣根性没有通过文革实践充分暴露出来之前），在无产阶级内部，甚至在全中国，拥有不可抗拒和不可阻挡的权威。
又例如，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希特勒的执政思想，作为资产阶级企图依靠暴力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的政治实践无疑也是资产阶级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正因为如此，不仅当时德国的西方民主政治分权制度下的人民民主，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希特勒上台，而且作为国际资产阶级代表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情不自禁地支持希特勒政权，从而让希特勒顺利地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二次大战从国际资产阶级企图依靠暴力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讲，也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历史的“试错”实践，因此在其发动时或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之前，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可能预先阻止的。
从上述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可见，民主派关于依靠所谓的人民民主或所谓的民主政治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能够预防和阻止类似文化大革命和二次大战等之类的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发动和展开的观点，粹是按照他们自己某种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想当然的观点。
【6】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除了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西方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外，必然都是错误的实践。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指导思想是局部性的阶级的顿悟思想，而不是全社会的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的结果，因此相对而言，它必然是片面和错误的思想，进而其指导下的阶级的“试错”实践必然也是错误的实践。
例如，文革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关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无疑是正确的顿悟思想，但是对于“阶级不可能人为消灭”的社会的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结果而言，必然是错误的，这也就是文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7】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积累，是现代人类社会完成自发的“思想顿悟”的必要条件。而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是人类自觉地破解“社会顿悟”划时代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创生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意义和功能的理论工具，也是人类正确设计能够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的理论工具。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的“试错”实践，是人类社会促进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的“必然、必要和必错”的实践。
（六）社会主义制度是“试错”的制度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其意义重大，因为它破天荒地创生了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其它劳动阶级，例如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有关的“试错”实践，比如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所办不到的。
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无产阶级“试错”实践创生的制度，与人类社会历史上正常的通过 “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 自发产生的一般的社会制度，例如原始氏族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存在质的不同。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在应对不断循环和升级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阶级“试错”实践积累基础上，通过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的顿悟思维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主义“试错”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的产物，而不是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全局性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一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相对于一般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由此派生出来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的一系列具体的特征：
【1】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存在自觉地克服资本主义劣根性的特征，而不存在自发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自发地发展生产力的特征。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是“一门心思”或“一条道走到黑”去自觉地克服资本主义劣根性和消灭资产阶级的人为的社会制度，而不存在自在的自我调整的能力。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的根源；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内部上上下下进行无节制的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根源。
【2】正因为社会主义“试错”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的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是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顿悟思维的产物，所以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在其劣根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之前，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当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对于反对它的人们而言，也具有无法有效反驳的权威。实际上，社会主义“试错”制度，也正是依托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当中的绝对权威，生存和发展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般的自在的社会制度，在两大阶级的群众中，原则上不拥有也不需要拥有自觉的权威，就可以自在地运行和发展。
【3】现代中国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之所以不可阻挡地在中国展开，除了有关运动的指导思想本身是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之外，还因为有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特别是共产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支持的缘故。因此，严格地说，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是有关的无产阶级顿悟思想与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的双重权威支持下的产物。例如，大跃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人民的唯物的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顿悟思想，与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4】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对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罗斯福新政体现的更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的出现；后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也促进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快速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5】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对于整体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而言，是天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牺牲人类发展生产力创造力的片面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休止地在国家内部进行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6】由于社会主义“试错”的制度是人为的自觉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试错”的制度相对于一般的正常的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而言，合理性耗散得很快，劣根性暴露得也很快，进而退出历史舞台也快。相反历史上一般的正常的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无论其自发产生或者自发消亡，速度都要慢得多。
【7】总而言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试错”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必然、必须和必错”的人为设计和创造的制度。它对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的福利社会制度必然和必须的一个先导；同时，它对于整体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而言必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它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人为和自觉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与自然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结果，最终只能是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双双历史地被后来出现的现代“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否定之否定。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内含着后来的福利社会制度的某种合理性。历史已经证明和行将证明，从经济制度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试图通过“国家控制”消灭市场经济的“试错”实践，无疑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正确控制市场经济发展之先导；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通过共产党一党的集权政治的“试错”实践，也将是福利社会依托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集权政治，去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之先导。
（七）两极冷战之“试错”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两极冷战可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共同的“试错”实践。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普遍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二次大战以后，两极冷战的性质首先发生了质变。在二次大战之前，两极冷战基本上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两极冷战实际上已经质变为西方的福利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由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国家控制下的剩余价值公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它不仅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而且能够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表面上也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这是以不断地搞平均主义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根本无法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匹敌。结果，很快两极冷战性质的质变导致两极冷战态势也发生了质变，过去东方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挣扎的西方阵营的优势，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很快就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的“试错”制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人为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的方式快速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的奇观，在现代人类历史上突然展现的根本原因。
（八）文革是特殊的“试错”实践
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这个命题，我在2006年发表了专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今年我又在清华大学“清华校友网”发表了文章《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为了本文论述“试错”实践的完整性，我再简明扼要地重复一下有关的重要内容。
文革是在“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的历史奇观出现之后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所以，应该说文革“试错”实践的历史使命，不是为了证伪西方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的真理性，而是为了证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理性。或者说，文革“试错”实践的历史使命，不是为了暴露西方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而是为了暴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劣根性。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文革“没有任何先进意义”，因此“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甚至“文革是历史的浩劫”。所以，文革与现代社会其他的“试错”实践相比较，有其特殊之处，而理解和把握这种特殊之处存在一定的难度，关键是必须直接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全局出发，才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革“试错”实践。
首先，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是人类社会发现和正确认识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换言之，如果只否定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不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么建立在上述两方面“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福利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永远不可能确立，而文革是暴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劣根性、并最终完成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否定的“试错”实践，足见文革“试错”实践历史意义之重大。实际上，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而言，正确与错误，永远是暂时的，但是作为它们的先导者或先行者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所以，从人类历史的全局上看问题，文革对于今天和今后的福利社会何谓不先进？
其次，人类为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其付出的代价，比人类为资产阶级主要的“试错”实践（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因此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何谓“浩劫”？
最后，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在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是在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试错”的党，而中国革命与是无产阶级“试错”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严格地说，现代人类历史离开了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就等于零。所以彻底否定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就等于彻底否定人类自己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中的道理如同彻底否定幼童学步摔跤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必然等于彻底否定人类在地球行走的权利一样简单。
（九）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总而言之，正如前面讲的那样，人类社会的“试错”实践，包括所有阶级的“试错”实践，是促进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地更新社会旧制度和创生社会的新制度的必然、必须和必错的先导。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对于奴隶社会而言，人类在原始的氏族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 对于封建社会而言，人类在奴隶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人类在封建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对于现代福利社会而言，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甚至整个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财产社会的实践，都是历史的“试错”；因此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通过“试错”实践积累，不断地迎接新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有序的“试错”和“顿悟”的历史。简言之，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五、更新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
正如前面所讲的，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的客观的战略功能，是促进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全方位的激化，从而在此基础上让现代社会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思想顿悟”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所以，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制度整体更新和最终确立的关键。
（一）“顿悟”存在三个级别
从人类社会是人类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环境的整体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思想顿悟”，实际上归根到底都是人类思维的“顿悟”的品种。人类思维的“顿悟”，按照其真理性的高低，可以划分为三个级别：
【1】一般的更新个人思维逻辑的“顿悟”，是人类社会最低级别的“顿悟”。它是依托于对个人实践对象内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完成的“顿悟”。
【2】依托于对阶级或集团实践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其标志为更新了阶级或集团的思维或实践的逻辑。这是人类社会中间级别的“顿悟”。 例如，前面已经讲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造反思想或实践的逻辑的更新，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属于人类社会中间级别的“顿悟”。
【3】依托于对整个人类社会全方位的阶级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是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顿悟”。其中，又分为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和破解“社会顿悟”时代真谛的“思想顿悟”。例如，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和下面将揭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现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都是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顿悟”。
（二）“思想顿悟”的内涵和功能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是对社会阶级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彻底更新了人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发展逻辑”的认识，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这三个内容也就是“思想顿悟”的三个功能：
【1】确立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标准”，或确立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2】破解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
【3】为正确设计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应该说，我1997年在文革和改革开放实践积累基础上，通过总结现代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和综合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哲学、经济、政治和科学之成果，顿悟和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就是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全方位的系统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标准”——西方民主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必然是正确评判现代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必然是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的思想工具；而且必然也是设计能够有效适应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
（三）“思想顿悟”确立“真理标准”
——“统一论哲学思想”之大纲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在哲学上既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劳动人民的劳动决定社会的一切”理念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否定西方民主思想从“人性原本自私”理念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因此，正如本文开始介绍的那样，“统一论哲学思想”按照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认定，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或系统是能够有序地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环境变化的整体，所以世界不可能是唯物的，也不可能是唯心的，世界必然是以系统的内因和外因对立统一方式（或者以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的方式，或者以信息或精神与物质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这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结构的标志，其“真理标准”只能是：能够有效地适应人类社会外在的环境，或者说，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从“统一论哲学思想”上述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派生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三个具体的理论：
第一个理论，是“外因决定论”：决定系统或事物发展和命运的根本原因，不是系统或事物的内在原因，而是系统或事物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决定于系统或事物的外因。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外因决定论”意味着社会制度更新的根本动力，决不是社会内在的阶级斗争，而是社会整体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在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只是社会制度更新的具体表现或具体手段而已。
第二个理论，是“三位一体论”：在系统或事物在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中，系统或事物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结构调整为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形态，因为系统或事物以三位一体结构形态适应环境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佳。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整体形态，必然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内在的结构，原则上也是三位一体的：例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必然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又例如政治制度内部的法律制度系统，必然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位一体的。
第三个理论，是“顿悟理论”： 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性的矛盾，在外在环境的推下发展到了某种极限时，只要系统或事物的命运没有终结，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就会自发地通过“顿悟”，更新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得系统或事物的发展跃上更高的水平。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更新，必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通过自发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才可能最终完成。
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上述三个具体理论，有关评判现代社会制度“真理标准”的具体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
【1】关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之本，只能是知识阶级提出的“以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为本”，而不是无产阶级提出的狭隘的“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也不是资产阶级提出的所谓的超阶级的“以人为本”。
【2】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只能是知识阶级提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发展”。“和谐发展”是不断地通过“试错”去逼近“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理想境界的“测不准”的阶级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发展方式。与“和谐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科学发展”，是“测得准”的物质利益主导的片面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在现代社会是已经过时的必然要被淘汰的发展方式。
【3】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只能是知识阶级奉行的三大阶级（知识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和共同适应社会外在大环境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可以称之为“阶级制衡关系”。与“阶级制衡关系”不同，无产阶级奉行的阶级关系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或阶级对抗关系”，资产阶级实际上奉行的阶级关系是“金钱挂帅的阶级统治关系”，这两种阶级关系都在现代社会必须淘汰的阶级关系。
【4】现代社会最终必然是知识主导劳动和财产的社会；同时必然也是知识阶级主导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的社会；最后必然也是三大阶级按照“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需要，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社会。
（四）“思想顿悟”破解“社会顿悟”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即破解其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有关的具体内容已经在前面“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节中讲清楚。在此，需要强调一下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直接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的特色。
【1】社会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力一样，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天命，因此它不可能人为地产生和消灭，只可能自发地通过“社会顿悟”更新。例如，马克思创造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试图消灭市场经济制度和创造计划经济制度的“试错”实践的失败，就是最佳的例证。
【2】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更新之后，原则上它只能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在地发展，它整体上与社会生产力一样，永远不可能破坏或倒退。正因为如此，虽然当年的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封建王权的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然在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高歌猛进，最终它还是在欧洲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崛起。
【3】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国能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已经能够让美国社会通过福利社会体系的构建、维护和完善，原则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劣根性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这也体现了
“社会顿悟”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命。
【4】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破天荒地实现了市场经济在“国家控制”下的自觉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实际上一直是国家的自在的管理下发展的。所以，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实际上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让人类完成了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而这一种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天命。
【5】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体现了知识阶级在经济领域里主导人类社会。由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可以说是劳动大众主导的社会；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是财产阶级主导的社会；而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迎来的社会，是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所以说，人类社会主导阶级的有序进化或演变，无疑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由自在向自觉发展的天命。
（五）“思想顿悟”设计政治制度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不但是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工具，而且也是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因此它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或者说，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是以下三个必要条件的综合结果：
【1】确保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原则。
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依托高速发展的高科技生产力，解决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因此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和保证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的有效性。具体地说，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构建和完善剩余价值二次分配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地按照发展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正确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
【2】支持福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则。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将市场经济有序地控制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规范之内，从而确保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围绕市场经济调整社会内在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去适应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这个原则，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应该是及时有效地按照适应社会外在环境之需要，将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在此，所谓阶级关系“等强度制衡”的意思，是有关的阶级的阶级实力相互配置关系，对于有效地适应社会外在环境而言，既不多余也不缺少。
【3】确保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的原则。
一旦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满足了上述两个原则，其结果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功能（管理功能）脱离利益挂帅和利益对抗的轨道、进入阶级利益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轨道，即政治成为纯粹的调整和管理社会内在经济关系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专业化的事业，而不是利益纷争的角斗场。也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历史地终回归成为知识阶级的天职或天然的功能。换言之，社会政治权力或者社会管理权力，成为知识阶级天然独裁的权力。
（六）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之必然
关于“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的提法，无疑是“统一论哲学思想”首创性的提法，但是关于“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观点，只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一个新的发现，而不是新的创造。
通常“独裁”这个政治词汇，在西方民主思想字典里无疑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永远不可能存在绝对“独裁”的现象，但是作为西方民主思想字典里贬义的“独裁”现象，相对而言非常普遍。例如，当病人被推上手术台时，有关的医生就开始对病人进行“独裁”的手术了；当人们张开嘴巴喝下牛奶时，人们的肠胃系统就不知不觉地被牛奶商“独裁”了；当任何一个外行的人进入某一个专业化的领域，都必然被内行所“独裁”……。所以，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客观存在，相对而言，外行被内行“独裁”是必然的。
历史证明，知识阶级的诞生，是在市场经济中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关系需要有中间人协调和仲裁之必然。所以，知识阶级实际上是依托处理社会管理信息功能而生存的阶级。换言之，如果讲：在劳动领域里，劳动阶级是相对的“独裁”者；同时，在财产领域里，财产阶级是相对的“独裁”者；那么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知识阶级应该说也是相对的“独裁”者。
然而，由于财产集中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较低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相继自发产生了奴隶私有制经济制度、封建私有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而私有制经济制度决定了，通过政治权力的“寻租”或腐败，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极高的效益集中社会财产。因此，知识阶级手中实际把握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社会始终关注的热点。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家思想，虽然不自觉地意识到阶级制衡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但是历史决定了它仍然只能坚持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阶级制衡，因此它设计了一整套“君君臣臣”的吏制来制约官吏（封建社会知识阶级的主体），让当时治理国家的内行——官吏服服帖帖地服从治理国家的外行——地主阶级在总代表皇帝的利益和意志。西方民主思想本质上也是制约知识阶级官吏的，它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金钱挂帅原则，设计出人类历史上制约知识阶级官吏的顶级的政治制度——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用三权分立的办法，让把握政治权力的知识阶级集团永远情不自禁地通过党派之间“狗咬狗”的斗争，去充当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终身奴隶。
不过，历史不是总是永远青睐财产阶级的，现代高科技生产力通过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终于自发产生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派生的社会福利体制，使得人们通过政治权力“寻租”或腐败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风险作业。于是，政治权力以“国家控制”的形态，直接代表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意志，集中控制和配置社会财富。这必然意味着，把握“国家控制”的政治权力的知识阶级，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终于成为独立自主的相对的“独裁”者。
应该特别指出，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知识阶级在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回归天然的相对的“独裁”者的角色，决不是历史的复辟倒退现象，而是历史有序发展的进步现象。因为，福利社会的高科技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顿悟和创新主导的崭新的历史时期，而知识分子的思维“顿悟”功能，必然是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创新的主要的发动机。同时，下面还将论述，社会制度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到全方位的确立，主要必须依靠“思想顿悟”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政治权威”。所以，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决定了知识阶级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回归天然的相对的“独裁”者的角色，无疑是历史的伟大的进步。
（七）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
假如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成功构建福利社会，而西方世界的过时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因此人类社会的国家仍然没有消亡，进而和谐的大同世界仍然还未能成功构建。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设计的中国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是知识阶级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其基本模式如下：
【1】中国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是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中国福利社会的执政集团是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正确的执政的方略，是不断调整现代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和制度体系，使之始终适应社会外在自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2】中国福利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全民的党的党中央委员会。它集中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一切权力，集中国家、政府、军队的一切权力。下设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党委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3】中国福利社会的最高权力内部的建设和运行原则，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的建设运行原则，是相同的，即都是在“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共同依法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按照我在《和谐世界理论》一书中的说法，包括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内的福利社会制度之整体，原则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指导下的“国家控制”法宝、“权力制衡”法宝和“社会福利”法宝三位一体的法宝系统之总和。
所以，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的“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机制的运行原则，已经不是卢梭讲的人民民主多数原则或“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原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条件下的金钱挂帅的原则），也不是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实质上是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挂帅原则），而是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的指导思想或者“真理标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正因为坚持这个原则，才能让“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的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确保知识阶级掌控的合理正确的“国家控制”的权威的有效性。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无论是卢梭讲的人民民主多数原则或“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原则、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还是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的“真理标准”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尽管形态各异，但是在适应和维护各自社会的经济制度这一点上，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卢梭的原则实际上在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在发展的优势；马克思的原则实际上在发挥社会主义“人定胜天”的优势；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福利社会的原则，则是在对卢梭的原则和马克思的原则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既顺应市场经济自在发展的规律，又充分发挥“国家控制”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市场经济脱离必然爆发危机的资本主义的轨道，完全为发展福利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服务。
（八）比较不同社会的几种政治制度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其内在结构的模式，原则上都是“权威”、“民主”、“法制”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模式。不过，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的经济制度不同，因此它们的指导思想也不同，或者说它们的设计思想也不同；同时，它们的具体形态、内在结构三个要素的配比关系以及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变化也不同。
【1】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世袭皇权”、“宫廷民主”和“封建法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的经济制度是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封建社会的劳动阶级、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儒家思想。因此，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世袭皇权”是主导方面，其次是“封建法制”，再次才是“宫廷民主”。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因此只要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在“世袭皇权”主导下，原则上不违背儒家思想的治国方略，封建社会整体上维持稳定发展的大趋势并不困难。这也是中国大多数新兴的封建朝廷往往都有几百年寿命的缘故。
中国封建朝廷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原因，是因为在缓慢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力还不可能更新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条件下，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原则上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内在主导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世袭皇权”衰落，必然导致封建朝廷周而复始不断更替，一般表现为：封建社会是指导思想儒家思想的治国方略有名无实，皇权旁落，贵族与豪强兼并无度，低层民众造反，从而导致封建社会的劳动阶级、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超出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承受的最低极限。
封建社会最终的灭亡，本质上也是社会生产力突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极限，从而通过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产生新的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于是，原来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封建政治制度，必然面临来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新的阶级关系的挑战，从而导致改革危机或革命危机，久而久之被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所替代。
应该特别指出，封建社会最终的灭亡的根由与过程，本质上与任何正常的人类社会的灭亡根由与过程是相同的：首先，是经济制度被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自发地更新；然后，政治制度在相应的社会“试错”实践（改革或革命）中垂死挣扎；最后，必然因为社会通过“试错”实践的积累完成了“思想顿悟”，从而创生出能够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制度的新政治制度来替代旧的政治制度，于是新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制度的历史里程又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开始了。当然，人类社会各个品种的灭亡根由与过程的具体的形态，必然也是千差万别的。
【2】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财产阶级（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
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植根于“社会个人发财致富”，其扩张力空前。同时，资产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法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起源于封建社会的低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拥有史无前例的创新特色：首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直接依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发增长力，因此其内在三位一体结构中的主导方面为“植根于社会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在地谋求发财致富”的金钱挂帅的“人民民主”；其次，其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在金钱挂帅的“人民民主”主导下，自我调整能力超强；最后，其三位一体法律体系，在“人民民主”主导下稳定性极高。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民主思想，其原则是“植根于社会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在地谋求发财致富”的金钱挂帅，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衰落，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无法克服自古以来私有制固有的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弊病，而这种弊病，在现代高科技的生产力条件下必然会快速膨胀，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周而复始和不断升级的经济危机，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不断地连锁反应导致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和战争危机的不断爆发。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本源于社会经济制度，所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其内在的“人民民主”、“国家权力”和“法律体系”等是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劣根性的，更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现代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更新的必然灭亡的命运。所以，虽然现在西方仍然在拼命鼓吹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绝对完美的长生不老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人类社会任何的历史时期都快，因此可以预见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将指日可待，同时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政治制度，完全彻底地退出人类历史的速度，无疑必然比它的“前辈”——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退出人类历史的速度要快得多。
【3】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的特征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是人类历史上通过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而是马克思主义人为设计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试图更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试错”的经济制度。因此，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也不是通过社会自发的“思想顿悟”创生的正常的政治制度，而是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思维“顿悟”的产物。
因此，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体而言，对于揭露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对于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必然是不合理的。它的本质特征，是必须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主要依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在发展而发展。它以遏制和摧残社会生产力自发的生长力为代价，去人为维持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完全依靠人为推动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非常的假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统帅下的“权威”、“民主”和“法制” 三位一体的政治系统。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特征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内在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的“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地位，存在绝对性和不可替代性。
第二，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在其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以前，对于无产阶级整体而言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威，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又是无法有效反驳的政治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内在“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以前，是超强的，其超强的的力度，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正因为如此，通常西方将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称之为独裁政治制度。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生命依据，因此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暴露，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内在的“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作用，就会迅速失效，因此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为了维持自己和自己维护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生命，其内在的“权威”呈现的形态，往往与封建社会的帝皇的人治“权威”非常相似。斯大林的“权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威”，金日成儿孙三代世袭罔替的“权威”，卡斯特罗兄弟的“权威”等都是如此。所以，很多人称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为个人独裁政治制度，甚至将其原因归结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其实，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最终以个人独裁的政治权威形态出现，其原因根本不可以归结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因为以阻碍社会生产力自在发展为代价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试错”政治制度，必然越来越排除“民主”，因此必然也越来越无法依托基础于人民民主的“法制”，最后必然只能依靠个人独裁。所以，我将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收敛的集权政治制度”，在此“收敛”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受人民民主的欢迎，进而法治化的水平越来越低的意思。
第四，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生命依据，因此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与其维护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一起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其退出历史舞台速度之快，是“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正常的政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戛然而止的原因就在于此。
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其整体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是“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或者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拥有自发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不过，历史也证明，即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先天不足，但是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存和发展的表现，是非常优秀和称职，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后来者”——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借鉴和值得借鉴之处。
【4】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典型模式的特色
由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虽然普及了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在美国创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更新，同时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在现代世界上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实际形态还没有出现，所以本文只能按照能够正确设计未来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来论述未来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理想模式的特色。
由于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所以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首先必然是能够继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的政治制度；其次，必然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劣根性的政治制度；最后，整体上必然是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本质特色。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理想模式的具体特色有四个：
第一，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自在地能够轻而易举地依托社会福利体系解决人类历史上所有私有制社会老大难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因此使得作为福利社会制度在整体上出现一种一分为二的分工合作的倾向：经济制度主要自在地解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水平问题；而政治制度主要自觉地如何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显然，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高级和非常令人振奋的现象。它意味着社会的执掌社会政治制度的执政者们，原则上将历史地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专家，而不再是社会内部搞阶级斗争或通过争权夺利搞窝里斗的专家。
第二，由于福利社会必然是主要依靠知识阶级不断的“顿悟”和创新去创造未来的社会，因此福利社会必然存在知识阶级的指导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意味着，福利社会政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样，是内在的“权威”要素主导“民主”和“法制”要素的集权政治制度。
第三，由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与人类历史是所有的依托“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一样，拥有自发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因此在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命周期内，维护其发展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与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样，既是越来越受人民民主欢迎的政治制度，又是越来越容易通过社会的法制建设不断巩固和完善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综合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第二”与“第三”两个特色，称其为“福利社会的发散的集权政治制度”，至此“发散”的意思，是指福利社会的集权政治制度越来越得到人民民主的欢迎，进而福利社会的法治化水平越来越容易提高的意思。
第四，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和谐大同世界的政治制度的先导。换言之，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是未来和谐世界的联合国的政治制度。将来一旦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演变为联合国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人类社会的国家功能，已经演变为人类社会整体适应地球外环境的功能。
六、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
总结前面已经讲的内容，不难发现，现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或者说，现代人类社会是正在全面告别资本主义社会并向福利社会过渡的过渡社会。因此，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即已经不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批不发达国家，能不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矛盾。
（一）现代人类社会大过渡有三个阶段
现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开始于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在美国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结束于未来人类社会全面成功地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大同世界。因此，现代大过渡社会必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依托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从而在本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
【2】西方发达国家，按照现代“思想顿悟”的结果，改革本国的不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否则从近期而言，西方国家很可能不自觉地成为不发达国家崛起的障碍力量；而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西方国家也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构建全球化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障碍力量。
【3】未来地球上所有的福利社会国家，如何联合起来构建全球化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与谐世界政治制度，显然这是人类构建和谐大同世界的阶段。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与任务
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即依托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并构建福利社会的阶段。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即现代社会的“两个顿悟”，是人类认识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构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条件：其中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即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能够自发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中国通过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试错”实践，率先完成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能够破解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从而为现代社会正确设计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纯粹从理论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向前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通过包括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等“试错”实践，实际上只解决了一个在理论上成功探索中华民族正确崛起的途径和目标（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面临的任务，必然是依托现代社会“两个顿悟”的成果，即依托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成果，最终在中国社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统一论哲学思想”与执政权力相结合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不存在人为设计和创造问题，只存在自觉确认、构建和维护问题。而中国人要自觉确认、构建和维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必须依托有关的“试错”实践的积累，完成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相应的“思想顿悟”，并依据“思想顿悟”的结果，去设计和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还是如前面已经讲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就是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结果，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并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这个问题后面将详述），构建实实在在的福利社会及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由于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是“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因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福利社会的关键，是让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与中国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能够有效领导改革开放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制度的新的“政治权威”。或者更确切地讲，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掌握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能否完成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向信奉“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转变，并有效运用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的“政治权威”，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去构建福利社会新制度，包括构建福利社会的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包括构建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内在新的“权威”主导“民主”和“法制”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体系。
应该特别注意，在全民的党的的“政治权威”没有形成之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实际存在的过渡性的社会制度，至少从纯粹的理论角度上讲，是不可能自发地演变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它们都必须重新完善或改造。换言之，因为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福利社会的新制度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的；福利社会的新制度，只能依靠全民的党的“政治权威”，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自觉地构建。
（四）科学界的科究机制提供的启示
实际上，上面讲的关于福利社会制度确立的关键，对于任何创新型的管理制度的确立，都是适用的。例如，现代科学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主导科学研究制度确立的关键，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现的“科学顿悟”与有关的“科研权力”相结合，成功形成“科学权威”。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1】“科研权力”发现并重视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个“科学顿悟”之成果，并与之相互结合形成“科学权威”。
【2】“科学权威”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现的“科学顿悟”，通过科学界的“科学民主”，进行科学研究的“试错实验”：一方面成功否定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对立面的牛顿力学的“以太”理论的真理性；另一方面成功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有关天体观察预测的正确性。
【3】最后，“科学权威”依托上述“科学民主”和“试错实验”的结果，建立有关的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指导科学研究的“科学制度”，去持久地指导和控制科学界的科学研究，譬如在二次大战时期，依托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等等。
（五）人类社会变革历史提供的启示
正因为人类社会新制度诞生的关键，是有关的“思想顿悟”与“政治权力”成功结合形成有效的“政治权威”，所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成败，无一不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有关的“思想顿悟”的真理性；第二个因素，是有关的“政治权力”的有效性。人类历史上改革或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正反例子如下：
【1】雅典梭伦改革成功，是梭伦等的改革思想与梭伦的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最古老的实际例子。因此，梭伦改革让雅典社会成功告别氏族社会，顺利进入奴隶制社会。
【2】古罗马元老院，依托其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百折不挠坚持奴隶主阶级正确的建军和向外扩张战略，成功构建了强大的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
【3】中国古代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商鞅的变革思想和秦穆公的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4】中国封建社会自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基本上稳定发展的内在原因：一是汉武帝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儒家思想）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是汉武帝确立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思想的政治权力足够的强大和有效。
【5】彼得大帝领导俄国的崛起，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顿悟思想与彼得大帝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6】明治维新成功，是近代日本民族维新思想与明治天皇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7】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不足以支撑戊戌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缘故；
【8】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结合的成果；
【9】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的农民革命思想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结合的成果；
【10】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失败，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和拿破仑的政治实力，不敌欧洲封建主义势力的缘故。
七、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历史误区
至此，前面基本上讲完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制度试错、顿悟与更新的“顿悟理论”，只剩下一个有关多元化的哲学问题留到“结束语”中去论述。接下来应该具体评判和论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开放。由于“统一论哲学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理论思想，所以在具体评判和论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开放之前，需要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形成的历史误区。
（二）关于贫富悬殊的历史误区
关于贫富悬殊问题，人们的糊涂观念很多，其中有的甚至属于长期以来历史误区。
【1】应该说，贫富悬殊概念的来源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老子和孔子关于“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的思想。而在老子和孔子的有关论说中，贫富悬殊的概念，并不是可以用财富的数量“测得准”的科学概念，而是“测不准”的“阶级制衡”概念。然而，贫富悬殊概念到了马克思手里，就变了质。
马克思最著名的论著是《资本论》。我在第二次坐冤狱过程中，曾经深入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硬是创造一个“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将“测不准”的“劳动”搞成为“测得准”的“劳动力价值”。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贫富悬殊概念就变成为，可以用“必要劳动时间”通过量化计算剩余价值定量描述的“测得准”的科学概念。这么一来，马克思一箭双雕：一方面打着科学量化的旗帜，将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世界”的哲学信仰神圣化；另一方面通过对贫富悬殊的量化描述，激化社会阶级对抗的力度，加速锻造无产阶级专政的治国利器。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主要不是马克思用“必要劳动时间”量化计算的一般性的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主要是人类的顿悟思维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创造的；同时，人类的顿悟思维和创新实践的价值，根本就无法量化计算。例如，任何人无法量化计算爱因斯坦创生相对论的价值。这意味着，贫富悬殊概念的正确内涵，只能是老子和孔子的有关论说当中描述的“测不准”的“阶级制衡”概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可以量化计算的“测得准”的科学的激化“阶级斗争”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因为“人类社会主要是顿悟思维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创造的”命题的无法反驳，而顷刻之间哗啦啦地倒落在地。
所以，关于贫富悬殊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它们不是专门用来激化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阶级制衡的概念。人们不可以一提贫富悬殊问题就和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甚至，应该明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贫富悬殊也不是没有历史合理性的现象，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
【2】众所周知，关于贫富悬殊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原则上应该说是不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很多人都归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执政意志，其实这种看法也属于历史的误区。
历史证明，贫富悬殊问题是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必然的产物，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贫富悬殊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贫富悬殊的大方向，是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必须明确，贫富悬殊来源于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是来源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执政者的意志。
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人虽然早就有“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思想，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前，在由于中国只存在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存在公有制经济制度，所以老子和孔子关于“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的思想，只能成为文人茶余饭后之空谈。
也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时代存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关的主观意志，只起到了维护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辅助作用而已。
最后，还因为如此，人类社会要彻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更新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可能通过政治变革或暴力起义或暴力革命；同时，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经济制度只能通过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才能更新，因此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讲，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仍然存在，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志，最多只能够随缘控制贫富悬殊，而不可能彻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这也就是前面讲的试图消灭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人类社会“试错”制度，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3】一般人们在谈起贫富悬殊问题，很少有人自觉地意识到，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最后的关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因此，本文重新强调“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最后的关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似乎让人感觉有一点“空头理论”的味道，其实不然，为此只举两个实际例子说明之。
例如，前几年，在广州市，人们看见财大气粗的大老板，神气活现地拿着像暖水瓶那么大的“大哥大”，坐在豪华的酒店的酒席上与其部下通话，无疑是非常新鲜的事情。然而，没有几年，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发了神威，生产出人人可以拥有的手机，将当年“大哥大”体现的贫富悬殊，一下子扫进太平洋。
又例如，前几天，地铁通到我家门口，于是我特意下地铁体念一下在家门口坐地铁的滋味儿。我的最大体会是，自己这个穷光蛋与拥有奔驰汽车的富豪之间的贫富悬殊，至少在进广州城这一点上彻底消失，甚至对于我而言，坐地铁比坐奔驰汽车进广州城，更加快捷、安全和舒适。
（三）关于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腐败概念与贫富悬殊概念有相关之处，是因为腐败的最终结果上是加剧社会的贫富悬殊。腐败概念与贫富悬殊概念有不同之处，是因为贫富悬殊是描述社会经济关系状态的概念，而腐败通俗地讲话是“以权谋私”概念，西方经济学里称之为“寻租”，它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因此腐败在历史上是作为加剧社会贫富悬殊的政治劣迹而存在。
然而，历史证明，腐败一般地说，虽然是官吏的“以权谋私”的政治行为，但是由于其在经济上是成本极低、效益极高的集中社会财富的上乘手段，所以腐败与贫富悬殊一样，由于其集中财富的大方向，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同时，也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也不是依靠政治制度和政治手段能够彻底消灭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手段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腐败的作用。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腐败连同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是拥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不治之症。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将腐败官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最终也禁止不了明朝官吏腐败的不断升级。
也因为如此，无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国元勋们如何按照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儒家思想改革吏制，但也无法避免他们的王朝被腐败所推倒。
还因为如此，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只要经济制度“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那么无论你如何地发扬人民民主，无论你如何地大开杀戒，腐败就必然会不断翻新和升级，以至于导致中国社会目前的严重的失稳状态。
最后，反方向的例子，毛泽东之所以杀了两个张子善就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腐败问题，根本原因不是毛泽东反腐败的手段比朱元璋厉害，而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毛泽东制止腐败的政治措施，在一定的时段内打了有效性的包票。
所以，过去人们以为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黑暗或政治人物品质恶劣的看法也是历史的误区。
（四）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在我们中国上上下下都普遍存在依靠人民民主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追根溯源，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关于“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观点。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在理论上将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民民主”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给后来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人民民主是万能的，人民民主必然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开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将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的内容，归纳为学习“科学”与学习“民主”两个方面，从而认定“科学”与“民主”能够拯救中国。到了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延用“五四运动”的上述逻辑，继续认定依靠人民民主可以在中国防止共产党腐败，以至于在他的晚年，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命，企图完全彻底地依托人民民主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最后，现实的党内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实际上也来源于上述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然而，经过研究发现，在人类的私有制社会里，包括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形态的民主，无论是雅典式的民主、奴隶主的贵族民主、封建帝王的宫廷民主或者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原则上只能在某种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控制腐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究其原因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适应外在环境的系统，其内在的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有序的：社会的经济制度直接来源于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它体现了社会的天命，它是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民主或人民民主，只是社会政治制度内在的三个要素（民主、权威、法制）之一。而腐败，正如前面所讲的，与贫富悬殊一样，“由于其集中财富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所以作为政治制度内在三个要素之一的人民民主，原则上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这就如同在中国的封建大家庭中，小孙子辈的原则上是无法干涉和管制老祖宗的品性和爱好的一样。
【2】虽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在理论上将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民民主”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仍然是“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因此西方的“民主、权威、法制”，同样要受它们维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的制约。正因为如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民主、权威、法制”实质上永远是金钱挂帅的“民主、权威、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能够允许腐败在社会上存在，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的民主或人民民主对于腐败必然也无可奈何。实际上，无论是在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前的西方，还是在今天不发达国家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民民主对腐败现象原则上确实是无可奈何的。
【3】西方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销其过时的民主政治制度呢？或者说人类绝大多数无法有效地反驳西方的人民民主政治呢？经过研究发现，根本原因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还远远没有普及，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还没有被破解，因此绝大多数人类的灵魂世界实际上仍然被过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所锁定着，所谓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升官发财、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派生出来的理念，始终主导着大多数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挣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金钱挂帅思想的束缚。
【4】民主包括人民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三位一体的三个要素之一，即便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腐败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最终兑现，还得依托相关的权威和法制的支持。更何况，民主对腐败的揭发和暴露在方法和内容上还不可能完全正确，同时腐败者往往高高在上身处掌权地位，腐败在方法上又是与时俱进和不断翻新的，所以即便在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原则上能够防止腐败的大前题下，民主或人民民主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而言，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主要的。
【5】由于人民民主天然地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人民民主必然不存在“顿悟”和“创新”的功能。或者说，由于“顿悟”和“创新”必然处于少数地位，因此“顿悟”和“创新”必然被人民民主天然地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排斥。所以，
历史证明，人民民主根本不可能及时识别和破解“创新”形态的腐败的本质，相反完全可能被“创新”形态的腐败所蒙蔽、而与其同流合污。例如，在最近发生的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的人民民主就是金融“创新”腐败的最危险的同流合污者。
同时，历史也证明，由于人民民主天然地没有“顿悟”和“创新”的功能，因此它只能在旧的经济制度既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下去对待和处理腐败问题，而不可能超越旧的经济制度既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去对待和处理腐败问题，因此人民民主在社会制度面临更新的大变革时代，在反对腐败的问题，不可能有什么建树，而往往只能令人失望地搞复辟倒退。例如，在中国现实的的改革开放当中，面对日新月异和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人民民主由于没有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结果指导，即没有“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指导，结果只能充当马克思主义左派或民主派向文革或者六四方向复辟倒退的帮凶。
（五）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
无论对于我们中国，还是对于全世界而言，在人们的思想里，还普遍存在着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体现这个误区的最典型的理论，就是当年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提出的关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理论。不管日本思想家提出关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理论的主观用意到底是什么，人们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几乎则是统一的，人们普遍认为按照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推断：权力的正确性必然是与权力的集中度成反比的。于是，人们也就不约而同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命题来：【1】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灭亡，说到底都是封建帝皇搞独裁的缘故；【2】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搞政治独裁的结果；【3】西方民主政治的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制度之所以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防止和避免了独裁；【4】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的缘故。一句话，集权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然而，历史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中国封建王朝灭亡，一般地说，都是因为真正能够坚持封建社会“三个代表”儒家思想的皇权的缺失，而不是因为有关的末代皇帝有能力搞独裁或实际上实行了独裁。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历史也证明，凡是封建王朝的开国帝皇和有建树的帝皇，无一不是基本上搞独裁的帝皇。
【2】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失败，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劣根性之必然，而决不是社会主义集权政治之必然。同时，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相反是正确的，甚至是正确的创新。所以，如果历史能够让毛泽东的集权政治，不是去维护和支持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试错”的经济制度，而是去维护和支持“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么历史的结果将完全相反。换言之，一般地说，集权政治与正确和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必然大发展。正因为如此，一般地说，在人类历史的大变革时代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必然都是其伟大的领袖人物坚持集权政治的结果。相反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直接依靠人民民主和民主分权制度的，而大国直接依靠人民民主和民主分权制度血淋淋地解体的例子（苏联解体），至今仍然让全世界的无产者心有余悸。
【3】说到“西方民主政治成功的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防止和避免了独裁”，表面上看问题，似乎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揭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市场经济，确实是排斥“国家干预”的，因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确实正确有效地适应和维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但是有三点决定了上述说法的是存在实质性的历史局限性的：
第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虽然防止了官吏独裁，但是却扎扎实实地坚持和维护了资本主义依托市场经济自在发展而牢固确立的金钱挂帅原则的独裁。所以，应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史以来非常高级的独裁制度，是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地围绕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旋转的自动化水平超高的独裁制度。
第二，西方社会，譬如在美国，在其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某种程度的个人独裁：一是华盛顿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二是罗斯福新政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三是罗斯福领导美国参加二次大战。
第三，实际上，人类社会历史可以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顿悟”，划一条线：在这一条线的过去时代，是人类社会的少年时代，在这一条线的现在和将来时代，是人类成年时代。历史已经证明，而且也将继续证明，虽然社会经济和我们人体一样，永远是自在发展和自觉发展的对立统一系统，但是在人类在少年时代的社会，主要是依托经济制度的自在力推动的社会；而人类成年后的时代的社会，必然是主要依托“国家控制”推动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适应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将来原则上永远不可能像自由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排斥独裁了，当然这种独裁决不是缺暂的可能错误的个人独裁，而是长期的正确的法治化的独裁。
【4】讲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或一党独裁政治，则纯粹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别有用心的编造。下面本文将会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上述问题，一是改革开放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必然，二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坚持一党集权或一党独裁，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整体是的反腐败的一党集权或一党独裁的正确权威的缺失。
所以，人们关于集权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的普遍看法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政治制度内在三位一体的“权威”、“民主”和“法制”，本质上都是其指导思想控制下运作的要素，因此政治制度的评判标准，决不可能决定于“权威”、“民主”或者“法制”单独的要素，更不决定于有关“权威”要素的集权还是分权力，而只能是这个政治制度中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要素的相互制衡关系或配比关系“能否适应和维护与其对应的经济制度”，即整个政治制度是否“否符合时代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而与权力或者权威是否分散或者集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系统，说其是多元化的系统，只是讲其内在的结构只能是相互制衡的结构而已，但是它们本质上必然是一种一元化的集权系统，只不过它们的一元化的集权的具体方式，因为它们适应的经济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例如，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不同，根源就是它们适应的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前者是人为维持的“试错”经济制度，后者是高科技生产力条件下的天生地养的自在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
也因为如此，对于适应和维护同一的经济制度而言，在政治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制度，无疑比多元化的分权政治制度，成本低、效益高。例如，即便在西方世界，美国制度显著的比英国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同时，德国的制度显著的比法国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最后，新加坡的制度比日本的制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
还因为如此，可以说，指导思想正确的一元化的政权，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例如，1956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元气无疑是正确和不存在失败的问题的政权。同时，在广大民众认定是不正确的政权，原则上也很难形成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更加不用说去领导广大民众实施他们认定是必然失败的政策。例如，随着文革的展开和深入，中央文革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是这么一种政权。当然，“指导思想正确的一元化的政权，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是必然能够适应环境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必然。
更重要的是，严格地讲，有史以来，人类和人类社会，实际上从来都是在人类的“思维”的“独裁”下生存和发展的。众所周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有两只脚、两只手、两个眼、两个耳朵、两个鼻孔，甚至有两个半脑（两个CPU），然而当我们面对确定环境，我们整个身体系统永远只服从大脑的统一的指令去实施有关的统一的实践。因此，可以说，人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高级最精密的“独裁”系统，而人体作为世界上最高级最精密的“独裁”系统，本身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的结晶或集中的体现。所以，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人类社会有人类的人体那样长期适应环境的磨练和积累，那么人类社会完全也可能是像人类的人体一样，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高度精密的“独裁”系统。
八、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
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是论证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大变革成功的关键是“思想顿悟”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很好的反面例子。
众所周知，苏联的改革，实际上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在那个时代，虽然由于西方世界普及了罗斯福新政创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冷战演变为福利社会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冷战，因此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原先能够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优势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了赫鲁晓夫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动和展开，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现代人类社会距离完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顿悟”仍然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愿望还没有成气候，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它还不可能与赫鲁晓夫的政治权力有效地结合，从而形成改革的“政治权威”，这就是赫鲁晓在苏联的改革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进行改革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愿望普遍高涨，正因为如此中国率先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苏联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不同，苏联民众原则上没有中国民众充当殖民地半殖民地臣民的痛苦和屈辱经历，因此对于西方世界的亲和力相对中国民众比较强；同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教育水平也比中国社会高，因此苏联民众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测得准”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容易相信东方的阶级制衡思想和“测不准”的和谐发展观。由于这两方面原因，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还是叶利钦的改革思想，原则上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在苏联的翻版，它们的差别只是在实施改革时的依靠力量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结果苏联的改革思想（实质上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被迫承受“休克疗法”恶性治疗的悲剧。
由于苏联改革开放，没有划时代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并构建相应的能够适应全球经济的社会经济体系，政治上更没有构建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相反俄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倒退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应该说苏联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改革开放。
苏联改革开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坚持的改革思想，不是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的结果、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缘故。换言之，苏联解体和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雄辩地证明，直接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复辟，无疑不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崛起的正确道路。至于苏联为什么不可能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避免一头扎进西方世界的怀抱去的原因，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个人意志能够决定的问题，而是因为苏联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同的缘故，或者说是苏联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与中国的历史与国际大环境不同的缘故。
后来，苏联通过解体和“休克疗法”的大震荡、大洗牌，强势政治家普京走上了俄国政治的舞台上，俄国回过头来走某种程度的反西方民主的政治之路，在经济上遏制暴发的垄断资产阶级势力，全面强化“国家控制”的权威，从而使得国家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在俄国全面复辟，普京的上述执政措施，在战略上无疑是不可能彻底变革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俄国的劣根性的。
不过，苏联和俄国的变化，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虽然俄国通过苏联解体，社会曾经出现过令人痛心的倒退，但是后来的俄国当局，始终没有将民众的住房、养老和医疗保险以及教育“三座大山”推给无法无天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现实俄国社会的稳定性，大有超过中国社会的稳定性的迹象。
总而言之，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俄国普京执政和俄国社会福利水平等三个现代俄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也证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只能向福利社会制度方向演变，而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能向法治化的集权政治方向演变。
九、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原因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划时代的提高，中国只以世界排名100位以下的人均GDP，创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容量的经济体系，其经济规模和经济潜力确实让任何人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问题，纯粹从现象上看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依赖低端出口的比例过大，尤其是依赖对美国的低端出口比例过大；二是因为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官吏与国企官吏的对抗情绪不小。
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的争议不小：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改革开放，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民主派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从而导致改革开放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完全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缘故。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首先是一个对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评估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估
作为现代的“思想顿悟”结果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评估，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估是不同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终标准，不是依托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让“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也不是按照金钱挂帅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构建西方的民主制度并彻底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构建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一党集权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大致上将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开放迎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的“试错”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现代社会“思想顿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结合，形成正确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为全世界福利社会化以及为全人类构建和谐大同世界贡献力量的阶段。
显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达到成功的标准，甚至应该说，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刚刚完成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形成正确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的第二个阶段。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以下的两个成果和一个问题。
【1】抓住了的现代人类社会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成果非常巨大。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中国的文革“试错”实践充分暴露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因此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冷战戛然而止。于是，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下的高科技生产力的威力，以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全面释放出来，再加上划时代的互联网的出现，人类社会向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速度明显提速。首先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传统的制造业，在发达国家产业普遍向高科技方向转型的压力下，如潮水般地不由自主地向不发达国家输出。而中国刚好开始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共产党一党集权制度下的“国家控制”法宝，扎实而有效地抓住了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上述历史机遇，从而建成了中国独立自主适应国际大环境的初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并为中国未来构建福利社会快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这就是前面已经讲的，中国只以世界排名100位以下的人均GDP，创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容量的经济体系的历史奇迹。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彻底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大经济成果的观点，纯粹是当年“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观点的翻版。因为，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告别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代表的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甚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建成了独立自主和初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并为未来构建福利社会快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崛起意义重大，而且对应人类最终构建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2】坚持一党集权制度迎来了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
中国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成果也非常巨大。正如我在有关文章里讲的，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历史决定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非常狭窄的，左面有文革教训之“高墙”，右面有六四教训之“高墙”，中国改革开放只能在这左右两个“高墙”中间，左右摇摆着向前行进。这就决定了，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誓死崛起的意志驱动下，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中，无论国内外各种干扰如何地不可一世，一直死心塌地地坚持一党集权政治制度不放，从而不但确保了改革开放上述经济成果的夺取，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最终获得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口号的进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接着是“三个代表思想”；最后是“构建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科学发展观”（实质是坚持“国家控制”法宝）。很显然，延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口号自在进化的内在逻辑向前延伸，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最终必然进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范畴，即进入“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范畴。足见，虽然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仍然是历史的“试错”，但是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迎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相结合，从而形成未来正确领导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的重要历史时节的到来。
【3】反腐败的权威缺失，社会贫富悬殊、腐败泛滥。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权威缺失，结果导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金钱挂帅之病毒已经蔓延至中国社会所有的领域，甚至蔓延到知识阶级最后的最神圣的学术研究之殿堂。为此，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问题争论不休。
马克思主义左派中的极端意见认为，只有让中国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比如讲，来一次类似中国大陆解放时的“镇压反革命”的人民革命运动，将中国共产党处级以上的官吏和拥有千万元以上财产的家庭，统统划为被镇压对象，从而在中国大地上重新造就一个崭新的廉洁奉公的中国共产党、取代今天的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去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
而民主派的意见则认为，应该让中国共产党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政党，并按照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上的做法，让它们在人民民主的监督下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样中国也就与西方一样，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了。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的看法完全不同。“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的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是主张在中国搞复辟倒退，一个是让中国社会倒退到文革以前去，另一个是让中国社会倒退到一般的不发达国家所处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去。这两种办法，不但原则上都解决不了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而且必然会让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历史机遇得而复失，甚至搞得不好让中华民族付出比苏联解体更为悲惨和可怕的代价。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在现实的中国，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唯一的的正确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前面讲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和更新的理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为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回顾历史搞清楚“到底我们中国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一提起上述这个令人振耳发聩的问题，就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现代最伟大的领袖，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不仅深知只有让中华民族拥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将中国治理好，而且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将他的这个治国理念，落实到了他领导中国的实践，并坚持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钟，虽然历史决定了毛泽东自己不可能拥有正确的现代信仰，因此也不可能在中国真正按照他的正确治国理念进行卓有成效的治国实践。所以，我认为当年林彪称赞毛泽东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领袖，并不过分，因为在我掌握的人类知识库里，只有毛泽东才称得上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要求的合格的领袖。
回顾毛泽东的治国宗旨和治国实践，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华民族当初选择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华民族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失灵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依托强化阶级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代价高昂，让中华民族实在无法继续承受下去，同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问题。
现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正在崛起，然而中华民族同时又不得不付出另一种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中华民族实际上正在被迫放弃关于彻底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世世代代的梦想，而这种“被迫放弃世代梦想”的代价，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很难继续承受下去的。
很明显，中华民族追求的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是：既要解决经济上的崛起问题，又要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两者缺一不可。实际上，这也是当年马克思创生共产主义理论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而且更是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的英豪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甚至是从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开始的近代中华民族的英豪的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阶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它实际上涉及中华民族最终能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信仰和实现正确崛起梦想问题，同时也涉及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自己领导中华民族正确成功地崛起的历史使命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在国庆大典之日，破天荒地带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围绕人民英雄纪念旋转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三）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人类社会政治信仰更新的规律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中华民族追求的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是：既要解决经济上的崛起问题，又要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两者缺一不可”，问题是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不可能像“统一论哲学思想”那样，准确地知道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去实现中华民族追求的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第二，他们与毛泽东一样，也错误地认为，直接或主要依靠人民民主对于官吏的监督，可以实现中华民族追求的上述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西方民主思想的民主攻势的包围下，整体而言，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没有正面坚决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百年来受西方侵略的经历，又决定了他们也存在希望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潜意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整体而言，只能谨小慎微，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弃了毛泽东的关于信仰第一的正确和可贵的治国理念，被动地为了保卫自己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完全依托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步试错法”（此乃我对“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提法），并以“黑猫白猫拿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执政方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1】中国共产党既然划时代地提出了的“三个代表思想”，而且在实际上也欢迎和接纳“资本家加入共产党”，那么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中明摆着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进行锲而不舍地的深究、讨论和宣传？比如，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到底什么样的阶级和政党才是“三个代表”的阶级和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政党能不能够算是“三个代表”的阶级和政党呢？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这样做，其中的原因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敏感地意识到“三个代表思想”是个好东西，但是在理论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搞清楚“三个代表思想”划时代的真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对“三个代表思想”根本就不自信；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很害怕老百姓把“三个代表思想”解释为“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从而导致社会失稳和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只能继续按照邓小平的老办法，对其不深究也不争论，任凭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停留在“资本家也可以入共产党”的实用主义的统一战线水平上，最终成为党内外很多不知道深浅的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2】在“三个代表思想”的划时代的内涵还没有搞清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又火烧火燎地提出了关于“和平崛起”的“和谐世界战略”。当然，认定“三个代表思想”，不够味，没有水平，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是，无论如何对于最新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和谐世界战略”总应该深究吧：
首先，关于“和谐世界”问题：中国与美国怎么个和谐法？中国和朝鲜又怎么个和谐法？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官吏与穷光蛋和的大富豪又怎么个和谐法？
其次，“以人为本”与“以适应环境为本”到底哪一个提法是和谐的提法？还有“测得准”的“科学发展观”和“测不准”的“和谐制衡发展观” 到底哪一个提法是和谐的提法？
最后，“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其中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可能和谐吗？
【3】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提出“普世价值观”，主张按照“普世价值观”搞政治改革。于是，某些西方人士发了言：“普世价值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等，统统是西方首先提出来的，专利权属于西方，因此中国应用它们必须缴纳专利费。具体缴纳专利费的办法，就是废除中国共产党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直选国家主席和全国的官吏，同时中国共产党如果还要继续执政，必须要经过人民大众选举，否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合法！一句话，这些西方人士的意思，是提出“普世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首先必须下台，因为他们提出“普世价值观”的那个讲台就不合法！
【4】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又超越国家既定的法律搞震惊中外的“唱红打黑”。于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发了言：
“唱红打黑”虽然不错，但是远不够味道，应该继续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唱红铲腐”，首先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开始铲、再从中国共产党处一级官吏开始铲，铲一年不行，铲他个七年八年，警察如果不够用，可以调动正规的武装部队上，警察和正规的武装部队如果还不够用，那么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也还可以上！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上述在政治信仰和执政方略上搞“黑猫白猫拿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做法，不但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的政治困境，而且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状况越来越混乱，中共中央的正确的政治权威，特别是反腐败的正确权威不断衰落，甚至给国内外有“政不出中南海”的印象；于是在市场经济固有的金钱挂帅的氛围的腐蚀下，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尤其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越来越被利益化和腐败化，整个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势越来越凶猛，尤其是民主派因为有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撑腰，其攻势更是肆无忌惮、不可一世，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也不断地恶化。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机器在维持的，而不是依靠民心、党心和军心在维持的。
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执政的症结所在，是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结果导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1】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天命的角度上讲，是因为过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与“统一论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善缘还未成熟。当然这无疑是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理论认识的角度上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在本文发表之前还不可能真正搞清楚人类社会政治信仰的更新规律，进而很可能错误地以为自己的所谓的“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实用主义的政治信仰，不但可以顺利替代先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而且可以战胜西方传进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政治信仰——西方民主思想，然而可惜的是这并不是现代人类历史必然的选择。
正如本文前面所讲的，两极冷战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人为设计和创造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以及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主导现代人类社会，进而现代人类社会行将完成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所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为时代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政治信仰，由于它们处于在同一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逻辑水平上，因此它们在理论上肯定是不相上下和不分胜负的。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所依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自在发展的经济制度，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所依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不能自在发展的假经济制度，所以它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没落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相对极快；所以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比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更有前途。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让资本主义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独存于世的，历史只是通过似乎有生命力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肯定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最后的竞争，去促进人类社会通过相应的“思想顿悟”产生能够适应新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新的政治信仰（“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政治信仰），从而完成对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同归于尽的否定之否定。
因此，在上述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竞争过程中，现实的世界上必然会产生在这两种信仰之间搞折衷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信仰。例如，瑞典社会党人的政治信仰、克林顿和布莱尔的政治信仰、新加坡执政者的政治信仰，直至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信仰。所有的这些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它们在内容上都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之间搞折衷主义的自以为是的“黄金分割”，而不是对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和提升。例如，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信仰，其中“中国特色”无疑是指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旗帜”无疑主要指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阶级性决定于是什么？中共中央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或者根本也不敢认真地说清楚。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既没有能力有效地反驳和否定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更不可能最后替代行将同归于尽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因此，在实际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金钱挂帅的社会氛围下，它既不可能有效地指导群众社会实践，也不可能有效地统领全党的信念，更不可能给中共中央自己带来当好领导人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没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下，上述这些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顶多只能历史地充当“必然、必须和必错”的“试错”政治信仰，最后归根结底都只能与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同流合污，去等待必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因为，历史决定了，最终必然有效替代同归于尽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只能是现代社会通过“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福利社会的政治信仰——“统一论哲学思想”，而不可能是任何的人为设计的政治信仰，包括不可能是上述所有的在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之间搞折衷主义的人为设计的政治信仰。
顺便提一句，现代社会出现大量的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的政治信仰的竞争场面，非常类似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信仰竞争的场面，其最终结果，众所周知就是中国汉武帝独尊的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人类历史自发的“思想顿悟”的政治信仰，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独领风骚。
【3】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领导人执政素质的角度上讲，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代领导人不拥有毛泽东那种伟大领袖的天赋，当然其中历史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这一代人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受社会上的关于人民民主的误区和关于集权政治误区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原则上只是西方片面的关于多元化和“测得准”的科学教育，而接受佛祖、孔子、老子、柏拉图、黑格尔、康德、杜威、波普尔、库恩、普里高津等有关的“测不准”的“和谐制衡思想”的教育则很少。这一切就决定了这一代领导人，在没有“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党内外民主派势力越来越凶猛的进攻，一方面不可能认识清楚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可能谋求的伟大的未来；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正确吸收和合理改造毛泽东以信仰第一的治国理念，甚至很可能自以为是地以“五四”时期的所谓的“依靠科学与民主救国”为由，蔑视毛泽东这样的似乎有点古典味道的强势的哲学家型的领袖人物。
（四）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
至此，关于“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答案，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讲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让“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也不是按照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继续搞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社会，而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在中国构建知识阶级主导的既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又能够不断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和不断社会福利水平的现代化的福利社会。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与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之产物——“统一论哲学思想”有效地结合，从而形成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有效的政治权威，并依托这个政治权威去正确有效地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接受运用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之产物——“统一论哲学思想”，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从而将中国共产党正确演变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坚持法治化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全民的党，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善始善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成功，。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必然是：高举“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治化的一党集权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的灵魂是“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它揭示了法治化的全民的党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是现代人类社会完成结束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最佳选择；它规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最终是不断调整中国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去正确适应中国社会外在的历史和国际环境；它正确指出有效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然的结果形态；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讲的“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也不是西方民主思想实质上讲的资产阶级的金钱挂帅世界万年长，而是中华民族在知识阶级主导下构建所有阶级和谐制衡与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以及和谐世界。
（五）解决腐败问题的正确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大前题下，整个中国共产党必然会逐步会回到建国初期哪一种生气勃勃的状态去，并在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胸怀全局、果断自信、统一意志、统一步伐，勇往直前地去解决任何可能的困难问题。其中，在继续完成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不断提高科技生产力的同时，稳定有序地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必然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1】反腐败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或道德问题，不如讲是一个政治信仰问题。反过来讲，如果历史注定了在中国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复辟，私有化和自由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官吏，乃至中国社会的全体，人人修炼“腐败的潜规则”，八仙过海搞腐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反腐败首先要从中共中央和全体中国共产党普及知识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开始，以如封建社会人人学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从而让全体中国人至少认定资本主义金钱挂帅是必然被历史淘汰的丑恶的东西，至少让金钱挂帅在中国社会逐步失去可以无法无天和完全合法地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2】必须让全党全民明确，腐败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只要改革开放在中国逐步恢复市场经济，并使其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腐败现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地不断翻新，除非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福利社会化，从而让人类成功构建和谐世界，腐败将永远存在。所以，一方面腐败在很长时期内，不存在彻底消灭的问题，而只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反腐败问题主要是一个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换言之，反腐败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工程，尤其是腐败已经在中国的官场和社会形成一定的气候的条件下，反腐败将是科学化和艺术化相互制衡的长期工程。
【3】一般地说，只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信仰上、实践上和制度建设上始终不渝和有效地反腐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反腐败的路子也会越走越顺，老百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吏的对抗情绪也必然会逐渐地消除。关于这种良性循环的反腐败格局，实际上在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以后的西方社会已经出现，那么在我们中国也没有理由永远不可能出现。换言之，从战略上看问题，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信仰上真正能够否定西方民主思想的金钱挂帅原则并排除其影响，那么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的腐败现象，都无法与我在《和谐世界理论》一书中讲的、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下的“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三个法宝匹敌的。更何况，俗话讲“富不过三代”，金钱一旦失去合法地位，或者脱离活产业活动，原则上只能成为断送富二代、富三代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因此时间是站在党和人民反腐败一边的，而不是站在腐败这一边的。所以，反腐败问题，一不要在腐败泛滥面前惊慌失措、失去方寸；二要坚定信仰、持之以恒；三要坚持搞好有关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若能如此，反腐败的成功，最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必然的事情。
讲到这里，或许还有人要问：万一到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一定要坚持走腐败道路，那么我们中国老百姓又能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本文下面要讲的内容。
（六）中国共产党的因缘和命运
现在，由于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人们的心态非常烦躁。于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崛起的命运问题，被西方式的人民民主炒上了天。国内外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无条件地成为西方式的人民民主炒作“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问题”的助推器。甚至很多预言家，也释放出大量的关于近几年中国或世界必将的发生大乱的骇人听闻的离奇信息。
面对社会舆论如此的似乎“一边倒”的格局，我自岿然不动。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明确告诉我，关于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下面六大因缘，而不决定于任何人的意志和舆论，甚至不决定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志和一时的表现。
【1】现代人类社会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界的总格局，决定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可以不再通过像苏联那样复辟倒退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直接过渡到福利社会去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国情不自禁地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模式，就是指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再通过苏联那样复辟倒退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而直接过渡到福利社会去的模式。而这一种模式的最终确立，也必然意味着现代人类社会自在地以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产生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崭新的真正的领导者。所以，现代人类社会历史有序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必然倾向于成功。
【2】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党。因此，人类历史有序发展的大势决定了，知识阶级的党，在没有资本主义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支持下，试图直接依托“国家控制”和平演变为现代世界各国比比皆是的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利益的党，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实际上也没有先例，除非统一的中国经济基础像统一的苏联的经济基础那样在西方的民主攻势下彻底解体。
【3】拥有顽强的百年复兴梦想的中华民族，又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试错“实践的锻炼，是决不可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利益的党方向和平演变的。文革和六四的历史证明，这种社会压力是不可抗拒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这种压力下进行某种大调整，虽然这种调整的效果不可能一下子很理想，因为“中华巨轮”调整或转舵需要一定的时间。
【4】虽然由于现代生产力和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作用，各国利益相互渗透性和同一性空前提高，再加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意志和能力涉足核战争的尝试，所以一般地说，世界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西方仍然坚持与其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相悖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所以西方金钱挂帅的对外政策决定了西方不可能真正支持中国崛起，相反西方总是企图通过向中国发动人权攻势、民主攻势，金融攻势，甚至有形无形的军事攻势，来摧毁和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一党执政地位，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现代中国的崛起。因此，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压力，客观上也逼迫中国共产党很难与西方民主政治亲和。
【5】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严格地说完全是一个为中华民族正确崛起探索正确崛起道路的“试错”的党，因此且不去说民主派对于共产党历史的别有用心的妖魔化，就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中华民族确实为共产党领导的“试错”实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这种代价是中华民族迎来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的必然和必须的代价。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与大清帝国晚期的执政者，在历史地位上存在质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老本可以吃，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任何资格搞复辟倒退的党，而只能是拼死一搏、奋勇向前，从成功领导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事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谋出路的党。
【6】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关于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试错”实践已经积累达到了极限，现代人类社会终于完成了能够彻底更新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因此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已经明确地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自己正确领导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因此，在这一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能不成功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通过相应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必然更新的规律之必然。
所以，我在本文将要结束之前，愿意告诉所有的有缘读懂本文的读者们，本文的发表，决不是意味着我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可救药的担忧，甚至我敢说，我今天比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前途还有信心。所以，本文发表的主要目的，是按照我在哲学上的第一导师佛祖的教导，随我自己人生的因缘，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早日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和早日完成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使命，尽自己的一份力。与此同时，我也通过本文，认真地告诉每一个真正对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关社会变革的重要的看法：自古以来“新的社会管理集团”都是依靠民族付出大量的痛苦、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而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决定了，知识阶级已经成为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必然的阶级，人类知识的顿悟和积累，已经将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以自在发展为主的台阶，提升到以自觉发展为主的台阶，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制造“新的社会管理集团”的旧办法，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的，都已经过时和应该抛弃了；更何况，在现代人类社会大环境还没有根本的转变之前，如果现代民族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新的社会管理集团”，其结果也不见得是“合格的社会管理集团”；因此，现代民族产生“新的社会管理集团”的正确的办法和途径，只能是按照佛祖和孔子发明的“学佛法”、“教育法”或“移魂大法”，因势利导改造“旧的社会管理集团”，使之脱胎换骨变成为“合格的社会管理集团”，这也就是本文正在认真实行的正确的办法和途径。
最后，诚心诚意地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结束语
清除西方的多元化哲学误区
中国民主派，无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他们鼓吹的政治观点完全是从西方民主思想那里抄袭来的，可以说原则上没有任何中国特色的创新内容。
中国民主派从西方抄袭的西方民主思想，其哲学的内核就是关于“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的多元化思想，而多元化或多元化思想，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的哲学误区。
（一）民主派攻击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利器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国内外的民主派们似乎发了疯，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不断的攻击：他们一方面在社会基层拼命鼓吹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要求在中国构建西方的多元化分权的政治制度，企图在体制外一举瓦解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层运用所谓的多元化思想，拼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历史和现实，试图在共产党内挑起内讧，从而在体制内一举分裂中国共产党。
所以，从哲学上看问题，国内外民主派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利器，就是西方民主思想的哲学内核——多元化思想。
（二）多元化思想主导西方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西方的哲学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西方哲学史》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虽然罗素本人是奉行多元化思想的，但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仍然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奉行多元化思想，可以说只是现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从黑格尔的关于思维通过否定之否定抵达绝对真理境界的辩证法开始，一直追溯到哥白尼运用关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学说与宗教关于上帝是世界的中心的理念的斗争，西方一直基本上是奉行一元化思想的。只不过有的哲学思想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哲学思想倾向于世界统一于精神，比如像黑格尔哲学。后来，随着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制度自发地开始主导西方世界，因此随之而来，西方的哲学思想开始转向多元化。
【1】在经济领域里，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看不见的手”，并认定政府人为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多余的，从而在经济理论上为西方奉行市场经济自由化或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2】在政治领域里，西方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观点，从而依托人民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理论上为西方政治奠定了民主化或多元化的基础。
【3】在科学领域里，由于宏观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无法反驳微观的量子力学，同时微观的量子力学也无法证伪宏观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因此使西方的科学界在失去牛顿力学这个一元化的中心以后，也不由自主地信奉实用主义的多元化思想。
正因为多元化思想在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科学三大领域里，都占领了统治地位，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也只能停止从哥白尼、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对一元化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而完全拜倒在多元化思想的脚下，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时代性的创新贡献。于是，整个西方世界开始躺在多元化的哲学的误区里面夜郎自大，以至于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敢于公开讥讽马克思：“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足见，在现代的西方世界，与多元化思想对立的一元化思想，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之低。
（三）多元化思想正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本文所论述的，现代人类社会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推动下：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与劣根性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通过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划时代地自发创生和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接着，又通过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量的“试错”实践积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整体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完成了“思想顿悟”从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并为正确设计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意味着，主导西方世界的多元化思想所依托的社会的文明基础，在不断地削弱和缩小。
【1】在经济领域里，罗斯福新政和支持它的凯恩斯理论，事实上已经证伪了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市场经济完全受“看不见的手”控制的理论，并确认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是“国家控制”体现的人类主观能动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自发的“看不见的手”对立统一、相互制衡，共同控制的经济，从而逼迫自由化或多元化在现代社会的经济领域，退出历史舞台。
【2】在政治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统一
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构建的政治制度；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金钱挂帅下的人民民主原则主导的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的越来越不受人民民主欢迎的人治化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而是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越来越受人民民主欢迎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集权政治制度。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多元化思想也将被赶下历史舞台。
【3】在科学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统一
论哲学思想”揭示：宏观领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微观领域的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前题的“光速不变”，而微观领域不存在“光速不变”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光线被物体吸收时，“光”和“光速”不可能不变，只不过人类科学暂时还无法揭示“光”和“光速”具体变化的过程和形态罢了。正因为如此，整个科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基础上一元化地大统一起来，只不过这种一元化的大统一，并不是传统科学的“测得准”的纯粹的物质性大统一，而是类似量子力学那样的“测不准”的物质与信息永远相互制衡的大统一。
【4】在哲学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统一
论哲学思想”全面展示自己的现代化的一元化的二元论哲学理论体系：宇宙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宇宙（“基本原理”）；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本质上决定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外因决定论”）；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原则上呈现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因为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适应环境能耗最低效率最高（“三位一体论”）；当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积累到某种极限时，宇宙万物内在的结构逻辑会突然发生质的飞跃（“顿悟理论”）。
由此可见，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划时代地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元化哲学思想，提升为永恒辩证的（“物质与信息永远制衡”的）一元化的二元论哲学思想。通俗地讲，“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形态上多元化的世界，本质上必然是一元化的；只不过一元化的世界，并不像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所讲的，统一于物质的世界，也不是像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讲的，统一于精神或信息的世界；一元化的世界，永远是统一于“物质与信息永远制衡”的逻辑的世界。
实际上，由于1933年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被罗斯
福新政更新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接着，通过二次大战，整个西方世界普及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最后，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完成能够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统一论哲学思想” 诞生）；因此，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连同它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和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必然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起，全面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四）多元化对中国改革开放危害极大
正如本文所讲的，虽然现代人类社会已经通过“思想顿悟”创生能够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但是“统一论哲学思想”在现代人类社会的传播还存在一个过程；具体到我们中国，虽然改革开放最终成功的关键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决定了中国要真正解决这个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也存在一个过程。
然而，正是在“统一论哲学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是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的条件下，国内外民主派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末日行将来临，因此他们正利用中国共产党十八地即将召开之际，通过鼓吹西方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运用多元化思想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企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一举瓦解或分裂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事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只能是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施的关键，只能是不断地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正确完善和强化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并依靠这个法宝发展社会生产力、依靠这个法宝构建包括社会福利体系在内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靠这个法宝构建能够维护和支持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而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主要部分，所以一旦中国共产党被西方民主思想及其多元化哲学思想所瓦解和分裂，那么就等于可以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完善和强化的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被瓦解和分裂，其结果只能让中国社会倒退到不发达国家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去，从而彻底断送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机遇，甚至很可能让整个中华民族面临比苏联民族解体更为悲惨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境地。
所以，每一个对民族和国家真正负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于国内外民主派当前对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发动的攻击高度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本文政治目的之一，就是要提起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派当前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高度重视，并为彻底粉碎民主派的上述攻击提供正确有效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01】《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2】《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3】《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04】《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7年出版。
【05】《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6】《民主派鼓吹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大骗局》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7】《西方民主正在走下神坛——评判“刘晓波事件”的政治实质》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8】《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
【09】《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出版。
【10】《再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11】《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2】《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
（驳斥所谓“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3】《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中国共产党演变的必然
轨迹）》周泉缨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4】《如何正确评判毛泽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而作）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5】《评判＜千秋功罪毛泽东＞——只有正确评判毛泽东才能正确迎接未来》
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16】《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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