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何天爵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版次：2006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为公版本，是十九世纪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根据他本人在中国居留16年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写成的，是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一幅全方位、大视角的生动画卷，其内容涉及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人特质的揭示……[连载内容]
整个帝国里每一个人都结婚，没有独身主义者。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做出了表率，整个世界都应该明智的向她学习。因此，从总体上说，有多少个达到结婚年龄的男女，就有多少对夫妻。有多少对夫妻，就有多少个现在的和未来的家庭中心。单身汉和老处女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
然而，结婚并不代表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中心就马上建立了。结婚并没有使一个男人失去对他父母应尽的责任，他还是要完全服从并且赡养父母。只要他的父母还活着，他就依然要扮演好儿子的角色，永远不能独立。一对新婚夫妇无一例外的要和新郎的父母住在一起。实际上，婚礼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新娘用一顶轿子送到新郎父母的住处。这个仪式使新娘完全失去了与她自己家庭的联系，而成为她丈夫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在她丈夫家里，她首先是她婆婆的佣人和苦工，其次才是她丈夫的妻子。
中国新嫁娘的命运极为艰难悲惨。她不能选择嫁给谁，只能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从未说过话的陌生人。到了出嫁的日子，她就像一只袋子里的猫一样被带去送给他，因为她从头到身体都被包裹起来，严严实实的。她丈夫也同样没见过她，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他只能对她冷漠，甚至形同陌路。因此，爱情只能产生在婚后而从来不是在婚前。爱情在他们的结合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她在新家里仅仅变成了一个能干的下人，承担着最重的工作。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养育子女。在生育子女之前，她不是被称为夫人，而是继续被称为小姐。在中国不是以是否结婚来判断一个女人是小姐还是夫人，而是以是否成为母亲来判断的。当她成为了母亲，特别是生了一个儿子，她才终于得到一定的尊重和认可。但是在这之前，新媳妇们就常常已经自杀，或者已经尝试自杀了。因为自杀才是唯一逃离婆婆那让人不能忍受的残酷虐待的办法。
只有做了母亲，中国妇女才能找到保护和尊敬。但是，这时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看，她的位置又非常特殊而且古怪。她会成为她的孩子们的专制者。她的孩子要绝对的服从她，即使他们头发花白，成了一家之主。她会转过残酷的对待她的儿媳妇们，以此来发泄她年轻时经受的苦难。但是对她丈夫来说，她还只是一个仆人。根据中国法律，她死后，她的儿子必需戴孝，并且百日不得剃头。然而如果她的丈夫戴孝或是对她的死表现出了伤心，他就会被当成笑柄，受人鄙视。只要他认为适宜，他就可以再娶。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再嫁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中国人不喜欢直言不光彩的事。他们从来不说“王寡妇又嫁了”。而是说“她又进了一步”。如果一个年轻的寡妇想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赞誉，她就应该在她丈夫的棺材上一头碰死。皇帝为了表彰她的德行，往往会下令给她立一块贞节牌坊。如果她不那么有野心的话，她的余生将完全奉献于照顾她的公婆。
一次，在于中国政府高官的谈话中，我提到了摄政王新近去世的夫人，推测他会挂冠守丧一段时间。
一个内阁成员笑着回答到：“不，不，死个女人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王爷没必要为她守丧。只要他愿意，老婆要多少有多少。”
其实他几经有好几个老婆了。在中国，只要养得起，娶多少个老婆是任由男人决定的，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允许的。第一个妻子是正房，她拥有某种统摄其他妻子的权利。虽然她们都是仆人，但是她是这些仆人里的头。妻和妾的孩子都是平等合法的，他们拥有同等的继承权。但是在实际上，这项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就拿皇帝来说，他通常娶四个妃，75到100个嫔。皇帝原本应该详细了解这些妃和嫔所生子女，并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一个来继承大统。但是继承权往往落在他最宠爱的嫔的儿子身上。百年一见的明君乾隆就是第十四皇子；在1875年驾崩的同治是一个嫔的儿子。
但是在中下层社会，人们通常只有一个妻子，很少例外。一些读者也许喜欢探究以下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在允许一夫多妻的情况下，人们只娶一个，另一种情况是如上所说，在中国汉字里，房檐下一个女人是“安”，两个女人就是家庭内吵闹不断37，三个女人就表示将可能发生严重的阴谋实践(“奸”)。如果在这些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你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中国人是极讲求实际，又有哲学头脑。所以他认为文字结构表达的观念与一夫多妻的不明智选择并不矛盾的想法就并不奇怪了。
从上述事实也不能说明女人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只是仆人和苦工。她们还发挥着其他的作用。她拥有对女儿的绝对控制权，直到她们出嫁。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子们的生活。儿子从出生就要完全顺从母亲的命令，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中国农村的老太太不仅起着散播谣言和绯闻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决定公众意愿的影响力。她们形成一股影响村里事务的潜在力量，常常决定那些与她们毫无关系的事情。这从她们对儿子的专制地位可以看得出来。在三十多年中，咸丰的两个妻子：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38是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真正统治者。在所有危急关头，她们的判断和意愿都被采纳，决定着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根据东方的传统，她们不能抛头露面。每当举行朝会的时候，她们在场，但是只能坐在帘子后面。所有内阁成员都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她们的脸。几年前其中一位死了，但是另一位仍然精力旺盛，在处理公共事务中起着潜在的作用。
这两个女人准确的说明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占有的特殊地位。作为一个妻子，她们显然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们享有至高的权利。当咸丰在位期间，这两个女人只是皇帝的玩偶。人们从未听说，也从未想到她们有其他方面的能力。直到1861年皇帝驾崩，迎来了她们的统治时期。其中的一位现在还享有统治地位。鉴于20年来，(从1875年一月起)提名的皇帝不是这两个女人的儿子，而是她们死去的丈夫的侄子。这位侄子还要对他的姨娘百依百顺。这更显示出母性的控制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强硬的意志和性格总是统治着弱者。在中国的妇女中也不乏其例。虽然这些妇女受到最严格的习俗和法律的约束，虽然她们没受过教育，地位低下，但是她们却控制着她们的丈夫，使他们仅仅成为她们的传话筒。中国妇女从未忘记她们有一张嘴。先不说她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如何，她们的高声尖叫与斥责无人能及。见识过她们发怒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她们滔滔不绝的侮辱性语言，这种语言倾泻而下，用词极为生动，(幸好译不成英语)，使得整个气氛都颤抖起来，甚至崩溃。听者都会欣然相信中国妇女的嘴是对抗毫无防范的男人的有利武器。他只能逃跑或者投降。他从男性邻居处也得不到任何同情。虽然不是出于对女人的同情，他们只会笑话他连老婆都管不住。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互相之间的联系很强。形成的新家庭总是建立在原来家庭的附近。这样，子女的家庭就会聚集在父母的家庭周围。有的村子只是由一家人组成的，包括这家人的三四代。例如：史密斯村，约翰村。如果翻译得更准确一些，张家村，王家庄，路口的李家村。这类名字的小村庄，乡镇，城市遍布全国。他们占据了一大部分国家地名。每个家庭的财产，尤其是房产是共同创造，共同所有的。分家只发生在男性家长去世之后。所有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劳作。如果是农民，他们清晨一起出发，在田间劳作一日。女人也同男人一样干活。我曾经见到一个推着犁的中国农民。他的犁由三个上了马具的劳力牵引着，它们是一头牛，一只驴，和他的妻子。
富有的阶层，人们有些不敬的称他们为“环球快马”(the globe trotters)。他们四处游览，形成一般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从不为享乐而出游。他们离家只是因为要处理公事或者私事。离家之后，无论是在异国，还是在他乡，他总认为这是一种流放，多少都会思乡。无论他的家乡多么落后，他把回乡看成人生的主要乐事。
中国人的天性如果不彻底改变，他们不是，也成不了殖民者。虽然在南美和北美，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在缅甸，暹罗，在东印度群岛，爪哇和日本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是哪一个都不是他们的定居地。他们不是殖民者，只是暂时的移民。他们很像候鸟，在一个地方生活几个月，然后在记忆中远方的某个地方建巢，养育后代，长此以往，没有改变。他们因为急事，被迫离家，流落他乡。但是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返乡计划。这些计划和希望他们始终铭记在心。如果认真调查一下那些坐在来往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目的的国家航道上的轮船里的统舱里的乘客，如果这个调查可以持续几年，就会明了离开中国的人又都回来了。就像刚才说的，他们如候鸟一般来来往往。那些客死他乡的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地安排。他们要人把遗体运回故乡，埋在他们祖先的身旁。如果美国人把在过去20年中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总数，与葬在美国的中国人总数对比一下，他们会感到惊讶的。那些葬在美国的尸骨，毫无疑问，是属于流浪者和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的。
中国人是敏锐小心的商人，是耐心、忠诚、勤劳的劳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家的民族。虽然他闯荡四海，历经磨难，但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回故土，颐养天年，落叶归根。他不仅在被迫流落异国时有这样的愿望，在他乡建功立业后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这种特点不仅是源于对国家的爱，更是源于对故乡的眷恋。例如，一个广东人不会定居在北京。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公来到这里。他们始终都是“朝圣者和外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定居。如果其中的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人死在了北京，没有丝毫钱财，那么乐善好施的好心人就会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安葬。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协会和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不幸客死他乡的人送回家安葬。旧金山的所谓的六个中国同乡会(人们对他们有许多的不实评论)就承担着这个主要任务。去中国的旅行者偶尔会碰到这样的棺材，它吊在两根长棍之间，棍的两端固定在两头驴的背上。在棺材的前面有一个柳条筐，筐里装着一只雪白的大公鸡。棺材里装着死在他乡的人，就这样被抬着，也许要穿过这个中国，到达他安息的地方。这只公鸡必须是雪白的，无一点杂毛。它在长途跋涉之中要引领死者的灵魂，或者说服他跟随着他的肉体。这只大公鸡越活跃的在笼子里昂首阔步地走，打鸣的声音越响，就说明它能更加成功的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浓烈的乡情经过千秋万代，逐渐发展，日益加强，变成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神圣的需要。如果我们参考“祖先崇拜”，就会对中国的这种现象增进一些了解。
我们必须谴责偶像崇拜。我必须承认，每次看到中国人的棺椁从海路或从陆路，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乡，圣经旧约中的美丽的历史故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在希伯莱给他的妻子萨拉买了一块田和一个洞穴作为墓地。亚伯拉罕，以撒，瑞贝卡死后也都葬在那里。雅戈死后，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把他们父亲的遗体从埃及抬回了加南，并葬在利亚旁边。约瑟夫要求他的孩子们承诺在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个承诺在他去世后两个世纪完成。人们一定会崇敬中国人的这种感情。人类的先民就拥有这种感情。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把它，世代传承，付诸实践。
中国政府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利用人们的这一特点。对于那些想要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在中华帝国版图内拥有一块墓地。一小块墓地的所有权被看成他有意成为永久定居者的上佳证明。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使人民安土重迁，阻碍了他们改变居住地和职业。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家庭终身只能从事一职，不得改变。法令上写到：世世代代，不得改变。对于已经不喜欢改变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法律是否是明智的值得怀疑。今日它已经失效。但是它对整个民族有着双重的影响力。一方面，子承父业，它使得各种行业毫无改变(也毫无进步)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使她落后了几个世纪。并且限制了人民。人就呆在他谋生的地方。如果这个营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话，自然他就会在家继续经营他父亲的产业。他的利益中心在那里，他很少背井离乡，出去闯荡。
一次，我见到一位靠在土墙上晒太阳的老人，他在那里是为了稍微能抵抗一些一月份刺骨的寒风。我向他询问到某个中国的城市还有多远，因为我打算在那里过夜。他回答说不知道。
我惊讶并且怀疑他的回答，问到他是否也是一位旅行者。
他说：“不，我就住在那儿。”并用头示意在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的一所看起来舒适的中国房子。
我又问到：“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他回答说：“一辈子，我今年78岁了。”
我坚持问到：“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城市离这里多远？”因为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的话。
他回答道：“不，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从没去过那里。”
这更让我感到惊讶了，惊呼道：“你已经78岁了，在这里过了一辈子，竟然没去过那里！”
这位老人断然反驳道：“当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去那儿？我住在这儿。”我说的那个城市离这里其实不到十英里！
还有其他事实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项提倡永久性(我们姑且用这个词)的法律的效果。虽然钟表这些东西中国不生产，也很少有人拥有它们，进口的数量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中国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里都会有几家修钟表的店铺。旅行者也许想知道他们如何找到顾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哪学来的这门手艺。答案很简单。他们对这行知之甚少，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信仰以及手艺。他们的祖先是两百多年前，早期来华的天主教牧师的学生以及皈依者。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钟表维修的知识，并传给子孙后代。
“孝顺父母”这句话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性格之中，不仅受到众意支持，还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对它有一点违背，即使侥幸逃过了刑罚，也会被当作忤逆者或异教徒而驱逐。其实它已走向极端，成为一种专制。一个人完全没有独立行动和判断的空间，无法发挥他的个人能力，除非到了无所作为的高龄。同时，中国家庭生活令人愉快的一个特点是后辈对长辈的顺从与尊敬。在中国，即使是调皮淘气、异想天开的孩子也不会透露先人的阴暗，更不会对先人的不是有些许微词。中国人从不用“老头”、“老官僚”、“老太婆”这些词称呼父母。年龄是受到尊敬的。人们会用“老太太”(“尊敬的女士”的意思)这个词来称呼一个穿着破烂肮脏的，街上的讨饭婆，以表示对她白发的尊敬。头发花白，重任在肩的国务大臣也要抽时间照顾他没牙，眼瞎，像小孩子一样暴躁的母亲，要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服从来对待她们不讲道理的心血来潮。如果老年人的确受到了子女的孝顺和尊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长。
有时这种尊敬与爱戴以一种我们看似可疑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适当的。在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城市常常见到一队人，以吹鼓手和棋手开路，在街上行进。在整个队伍的中间是两口棺材。没有白色(它象征着哀悼)，欢快的音乐，整个队伍愉快的气氛都说明他们不是在为死者举行最后的仪式。这两口棺材是张氏夫妇的儿子所买，象征着对他们的孝顺与尊敬。它们风风光光的被抬到老人家，并且得到惊喜的老人的赞扬。要是我们在拜访一位朋友时，他拿出了手表，我们就会把它当成送客的暗示。但是中国的父母没有如此过于谨慎的观念。他们会接受这些精心上漆，装饰精美的棺材，并把它们当成子女考虑周到，孝敬父母的证明。这些棺材停放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小心保管，并且作为一种夸耀显示给朋友看。中国人的客厅里也许没有昂贵的钢琴，但是常常提前摆放着作为他们安息之地的棺材。这甚至让他们感到自豪。他们不会想到这件礼物所代表的令人悲伤的一面。他们从中只看到了爱，尊敬，以及子女的深谋远虑。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对于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证有一个风光，隆重的葬礼。
虽然不是和本章的主题关系密切，但是也要顺便提及，中国人在自己精力充沛的时候，去世几年前就准备棺材了。这些棺材被小心存放，以备不时之需。我雇用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许多年，给她微薄的每月4英镑的工资。她最终攒够了钱，买了一口普通的，没有饰纹的，未上漆的杉木棺材。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棺材，她就把它寄存在几英里之外的镇上的一位远方亲戚家。三年以来，她每半年就像朝圣一般地骑着驴，去她寄存棺材的地方看看她的棺材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保存完好。但是最终有一次她带着悲哀的故事，心碎地回来了。她的亲戚因为急于用钱，把她的棺材当了。更大的灾难是，他把当票39也卖了。不幸的经历并没有让她泄气，老太太又开始攒钱，每次从牙缝中省下一文两文钱，打算再买一口棺材。但是在她的储蓄完成之前，霍乱夺走了她的生命。朋友们完成了她的心愿，给她举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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