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写于天安门前立孔子像的日子
现在，有人把孔子抬出来了。孔子高大的塑像被立在了祖国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
孔子，不愧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如果抬出孔子是出于对 孔老 先生本人的尊重，倒也无可厚非。在孔子家乡曲阜，在一些讲求中国儒家传统的地方、单位放置孔子像，应该说是很平常也很正常的事儿，人们丝毫不会感觉诧异。可是，现在立孔子像的地方是被国人视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中心地段。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单位行为，还是中央意图，种种猜测不胫而走。难道不怕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难道中国真的要改弦易帜？
答案只有“天”知道。
毕竟“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尽人皆知的话已经喊了快一百年了，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子的儒家理论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毛泽东主席总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
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他有着美好的理想，他希望通过“仁者，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教，说服统治者能够切实负起责任来，君像君，臣像臣，建立一个有纲常伦理的和谐社会。后来呢？孔子的理想完全破灭了。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特权者有谁愿意约束自己的贪鄙私心。孔子自己不得不承认：“吾道穷矣。”他甚至要“乘桴浮于海”，到了“获麟”时，他索性掷笔，不再著述了，孔子的学说不得不说是失败的学说。
倒是孟子觉悟出了一些道理，君、臣、民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于是，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 闻弑 君也。”
可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害怕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一方面渲染“君权神受”，说自己是真命天子，一方面极力把孔子“抬到吓人的高度”，他们醉心的无非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许逾躐的等级观。“君权神受”早已被农民起义英雄陈涉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粉碎了。等级制度却一直被封建社会所尊崇，也深深烙印于百姓中，似乎成为千古不变的铁律。
欧洲的启蒙运动，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法国路易十六被处死，《人权宣言》诞生，英国查里一世被推上断头台，建立君主立宪制。作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无一不宣示封建贵族等级制的破产，宣示着“造反有理”乃至理名言。在改革开放中，国内许多领导人物宣传中国需要填补“市场经济”一课的时候，偏偏“忘记”说起人家为迎接市场经济的到来，是如何践行将贵族王冠纷纷打落到地下的情节。
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无产者要革命，首先就应该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应该相信自身的力量。毛泽东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的一生最痛恨的就是等级制。毛泽东明确反对军衔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老人家不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第一次向全国百姓普及了人人平等的思想，普及了“造反有理”思想。权贵们，老爷们甚至高级领导也自觉自愿地、或不自觉不自愿地放下架子，以普通公民身份接受洗礼。
文革被否定了，权贵们，老爷们，某些领导们又恢复了沿袭几千年的辉煌。不少人想起文革，咬牙切齿，提及群众，深恶痛绝。同一切获得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样，要想稳固特权地位、要想承袭特权地位，把孔子抬出来是最好不过了，让广大愚民知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绝非只是为了宣传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教育成就，背后的人的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孔子之亡灵，再次浓重强调等级社会的合理性，高工资的合理性，高享受的合理性，高特权的合理性。要让广大百姓承认自己所处的没有尊严的卑微的地位，心甘情愿接受老爷阶层的压迫剥削，并力图绞杀无产者的反抗。
可惜，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平等思想深入人心，民主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广大百姓已经有了理论，已经有了演练。一切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一切想永远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人，不要错打算盘，一个孔子的偶像岂能镇住无产者“造反有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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