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撰写起因于两篇报道的阅读。
报道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2011年2月16日 在亚布力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其认为目前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过去两年的经济扩张政策是坏政策。”
刘泰特评论：张维迎先生的批判精神要大大提倡，即使是愚蠢错误的批判性思维也比照本宣科不思考的经济学家要好，因为他为思想园地提供了反面教材，它是优秀思考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肥料，这是哲学的相反相成。
如若中国的宏观政策如张先生所说，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政，那么更加说明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纠正各个中央部门的经济军阀主义，而要学习罗斯福新政的政治经验，以国家的名义对全国经济进行义无反顾的统一集中管理，而绝不能按照 张 先生的意见，国家撒手不管，什么都相信市场。市场做不到万能的道理对妇孺都可以讲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像鸵鸟一样的钻进市场逻辑的牛角尖，沉溺于子虚乌有的黄粱美梦。
为什么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如此的庸俗和肤浅，想进一步分析，请参考阅读刘泰特谈话81《中国经济学要补上哲学的启蒙》，刘泰特谈话80《找回哲学的西瓜》，刘泰特谈话76《三评许小年：“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刘泰特谈话40《张维迎的混乱和轻率》，请在百度搜索新浪刘泰特博客。
目前，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重大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能不能顺利的过渡到和谐的现代社会，不仅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生存发展能力的考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笔者也当仁不让，殚心竭力，不怕责备，毫无权宜之心的发表思想，抛砖引玉。
制订好合理的规划，权威统一的协调全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今日政府纲举目张的重中之重。
但是，好的规划，好的政策，只能来自于好的程序，而一切坏规划、坏政策，都必然是来自坏的程序，怎样设计好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决策程序，恐怕是政府面临的创造好政策的第一个难题。
而以前实行的所谓少数精英治国，在不能够自觉的集思广益和接受监督的逻辑下，仅凭摸石头的经验感觉，必然堕落为少数权贵以权谋私的治国。
该报道接着写道：“张维迎素来以敢言直言著称，2009年2月，他便在不同场合反复发表名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论，今日他延续其一贯立场，发表了题为《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称过去两年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是坏政策，其会导致经济衰退。”
张维迎所谓“埋葬凯恩斯主义”，是反对国家干预，笔者认为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健康的膨胀，中国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水平越来越差，根源是中国政治唯生产力论的金钱导向，对政府官员发生了致命的腐蚀作用，使公务员利益集团中硕鼠成灾。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素质还是如此的阿Q，不加以国家权威性的合理的宏观管理经济，能行吗？万万不行！
胡适曾经建议蒋介石吸取老庄的让老百姓自由放任的思想，来建设中国的民主社会，这是对中国文化书呆子式的理解，任何中国政权这样去试验一天，社会肯定马上就鸡犬不宁。
历史文化的惯性，决定着中国今天绝不是要减弱国家管理，而是恰恰相反，要增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因为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在国家权威意志衰弱时，会毁灭性的激化。
现在矛盾的解决是要进行好的国家集中管理的政治建设，并且对以前坏的政策拨乱反正，还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而做到这一点，第一需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相互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也就容易代表民族的根本利益，处理好中国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因为决策者摆脱了自私的利益，就不会一叶障目，而能够理智的建立起目光远大的经济发展文化。
这就使经济的问题，必须上升到哲学社会文化的政治层面，才得以解决。
该报道接着写道：“张维迎说，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否与其目标相一致。第二个标准时达到目标的成本是否更低、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个标准是产业政策是否鼓励企业家按照消费者偏好来制定投资。
在这个衡量标准之下，张维迎认为最低工资、限制雇工自由、新的劳动合同法不是好政策，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而北京的汽车摇号、房地产调控当中的限购政策等也都不是好政策。‘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也不是好政策’”。
这段话是一面镜子，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持这种思维方式的大有人在，它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让我们认识清楚，什么叫庸俗经济学的见物不见人，这种观点把政府当做没有人性，只有金钱和物质属性的扒财鬼和守财奴。
庸俗经济学的本质特点就是精神侏儒，它的最大危害就是把民族文化引诱到用灵魂去与物质交换，因此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必须站在哲学文化的高度，否则在物质关系上永远是跟他们扯不清楚，或者是隔靴搔痒。
该报道接着写道：“高西庆对张维迎自由放任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他在题为《新的十年要有新思维新力量》的发言中称，面对有着13亿人口乃至不断增长至16亿人口的大国，希望政府‘什么都别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高西庆直言，有些人存在‘不过了’的心态，‘潇洒走一回就算完，我觉得这不行，不能持续。’
高西庆举例，按照中国目前每年资源消耗的方式继续下去，全世界的资源都会消失。如果政府不管，‘地球有这么多资源吗？’”
我在很多文章中发表了与高西庆一样的担忧，看来这种担心越来越不是危言耸听，只有这种呼声越来越高，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才有希望。
实现这种希望，中国必须来一场否定之否定的文化大启蒙。
报道之二：
《国际财经时报》 2011年02月22日 发表《李稻葵挺北京限购，许小年批其斯文扫地》。
“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京15条），规定外地人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
对于如此严厉的限购政策，清 华大学 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李稻葵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言表示支持，他写道，‘京15条：不要急，预计未来5年纳税条件可能降到3年。愚以为5年太猛，未来一定会调。但方向正确。实话实说，09年5月，作为北京人民代表，与郭市长集体见面，我发言呼吁限购。10年在上海，市领导学习会上，也是如此建议。每次都承诺我会第一批出来舆论支持，兹兑现承诺。’
他还回复了某网友的质疑，‘请稍微琢磨一下京15条：此番限购的直接收益者应该是有北京户籍还没买房的。短期内外地人没法和你竞争啦。’
此论一出，引发业界愕然。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反问道，‘这也叫经济学？’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则写道，‘稻葵虽是学长，但这次学弟实在不敢苟同。这种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为是准计划经济的复活。在所有调控市场的手段中，限价是最坏的，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的手段；比限价还要坏的只有一个，就是限购。我们这次把比最坏还坏的都用上了。如果这也是方向正确，除非我们是身在南极心向北极。’
而更为激烈的批评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他直接写道，‘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精神，归去来兮，独立之思想。’
有读者在评论我的文章时说，中国都是被精英搞坏的，我回答：不是，中国精英越多越有希望，可惜因为中国的精英太少太少，于是出现了很多外强中干的假精英。以上一些大名赫赫的精英，是真的吗？我看根本不够资格。
任志强等人眼中的经济学和所谓自由，就是把人和社会当做机械运动的机器，而这部机器的所有运动，都必须服从他们强者的弱肉强食的自由意志。
请问 任 先生，中国土地买卖中的市场寻租和官商勾结，中国农民不公平的廉价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国证券市场不公平的井喷性的造就富豪，中国偷偷的改制，明火执仗的化公为私，难道这些才是你们看顺眼的经济学？
——独立思考 阅读经典—— 苏州雨果书店与您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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