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是扩大内需的障碍
刘东峰
当前我国最迫切需要缩小贫富差距,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有近14亿人口,人均1.3亩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大部分人均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大型富矿少,小型贫矿多,比国外的开采难度大。用量大的石油、天然气、铁、水的人均资源量分别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1%、4%、44%、25%,重要矿产资源铝、铜、铅、锌的储量只够开采十几年,只有用量少的钨、锡、钼、稀土储量大。我国有9亿农民,只有18亿亩耕地,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人均一亩多地,有些地方人均几分地,少部分地多的地区人均2亩以上,如果使用农机耕种,大约十天左右就能干完一年农活,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大部分农户的子女外出打工,留下50-60岁左右的父母在家干农活,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全国大约有2.5亿农民工在城市或外资出口企业务工,是全国60%以上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不使农民工失业,我国政府用出口退税政策吸引外资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缴的税又以出口退税返还,等于免税,甚至有些外资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比其缴的税还多,所以我国的外资出口企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如果取消出口退税,根据资本的趋利性,不但外资企业会迁往工人工资比我国更低的南亚或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我国的出口企业也会迁往工人工资比我国更低的贫穷国家。
我国不仅不能从出口企业获得税收,甚至倒贴钱,还大量消耗我国的矿产资源和人口红利,有些矿产资源已经出现过度开采,生产的商品外国人用,污染却留在了国内,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只能再持续五年左右,因我国的人均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劳动力红利正在逐年减小,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大部分在50-60岁左右,大部分还在工作或刚退休,独生子女夫妇年龄大多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时期,还基本没有负担,但也有少数独生子女夫妇双方的父母都长期有病,既要抚养幼子,赶上双方父母都病重时,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身心很疲惫,心中非常苦恼,现在是少数现象,十年以后独生子女夫妇的年龄是40-50岁左右,身体走下坡路,少数身体不好的就会有老年病,还要照顾四位70-80岁左右的父母,就可能成为普遍现象,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就会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请个保姆也很难,因为整个社会都是老年人多,年轻人少,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果我国不改变现在的发展方式,十年后我国的资源因过度开采而匮乏,又变成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20%左右,人口达到14-15亿,人口虽多只是老年人多,可能出现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国情要比现在艰难的多,不仅难以延续现在的高速发展,能维持经济的缓慢增长就需要很大努力,等到十年以后再去缩小贫富差距就为时已晚。
所以我国必须趁着现在有限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时机,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力争十年左右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基尼系数要降低到0.3左右,只有实现了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才有能力应对将要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如果未来十年人均GDP只达到6-7千美元,还像现在这样贫富悬殊,未富先老的国情会比现在严峻的多,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到时候人均GDP再想突破一万美元就难了。我国现在急需把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改变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发展方式,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因我国贫富悬殊,少数富人应有尽有,广大中下层收入太少无钱消费,生、老、病、学、房等方面压力大,社会福利保障太少,使广大群众不敢消费,造成我国消费市场长期疲软,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只有少数商品供需平衡。只有大幅提高中下层收入,大幅缩小贫富差距,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人民群众才能大胆消费,大幅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国内生产大量消费品。不大幅度缩小贫富差距就不可能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转变为扩大内需型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 -0.6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上升到2010年的0.5左右,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在亚洲国家中基尼系数最大,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177个统计基尼系数的国家中,基尼系数高于我国的只有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几个国家。为了缓解公众对我国基尼系数过高的担忧,著名学者厉以宁教授根据我国城乡差别大,把城乡分开计算,再加权平均,这样算出的基尼系数就不到0.35,这样不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规则,只是为了使基尼系数好看,是不能得到真实基尼系数的,是无法和外国相比较的,而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1922年提出基尼系数时,当时世界各国的城乡差距都比较大,也没有把城乡差距考虑进去。实际上现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只是比我国的小而已,如果发达国家也把人均收入高的地区和人均收入低的地区分开计算,再加权平均,得出的基尼系数也小的多,即使我国使用国际上通行的规则计算基尼系数,也不能把贪官的贪腐钱财和灰色收入计算进去,得出的基尼系数仍然小于实际的基尼系数。近40年来,凡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都比较大,像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基尼系数0.51、墨西哥基尼系数0.53、智利基尼系数0.565、马来西亚基尼系数0.492等,上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只有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特别是菲律宾基尼系数0.49在亚洲最大,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直到2006年人均GDP只有1123美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等于26年人均收入几乎是零增长。上述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大多数穷人无钱消费,不能提高社会的消费需求,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决不能走上述国家的老路,个人所得税必须实行高税率,逐步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人人都要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及其它社会福利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让人人都能消费得起,基尼系数越小消费需求就越多,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增加社会的消费需求,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社会公平、政府良知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也是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条件。纵观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基尼系数是0.249,德国和台湾的基尼系数都是0.28,北欧国家基尼系数都在0.25-0.27左右,韩国的基尼系数是0.31,贫富差距都是大幅度缩小,提高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差别和贫富两极分化已经上升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改革和发展思维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不让人人都享有社会福利保障,就无法达到社会公平,只能任凭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能缩小贫富差距。认为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基尼系数就必然增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基尼系数就会自动变小的认识是错误的,政府不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是不能自动降低基尼系数的,就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四十年前经济发展就达到了相当高度,一直到现在基尼系数也没有降下来,现在仍然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实行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就是物竟生存的丛林法则,会使强者更富、弱者更贫,如果自由竞争和权力垄断、腐败结合在一起,政府不通过税收缩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上最高的0.6-0.7都是可能的。在我国1976年前公有制几乎占100%,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允许自由竞争,不通过税收调节,基尼系数就自动维持在0.16-0.18之间的绝对平均状态下。
1965-1973年全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5.3%,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最小的时期,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大的时期,到70年代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发展滞涨,同时伴有高失业高通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是造成经济效益低甚至亏损的原因,看不到原来的国有企业都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变成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70年代后期都变成了市场萎缩供大于求。在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推进私有化进程最快的是日本,几乎把所有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从90年代初到现在近20年了,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事实证明靠私有化是不能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对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高失业高通胀,伴随经济发展呆滞,美国的供给学派认为工人对失业采取无所谓态度,不工作也能生活,是自愿失业造成了高失业率,影响了经济增长,要取消过多的社会福利不养懒汉,扩大贫富差距,使低收入者不工作就没饭吃,逼住失业工人急着找工作,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就能促进经济增长,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通过税改法,个人所得税由以前的14个档次从11%到50%的边际税率,被两个档次法定税率15%、28%所代替,这样就使低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率由11%增加到15%,提高了36%,高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率由50%降低到28%,降低了44%,财产税率遗产税率也大幅降低,扩大了贫富差距,美国的基尼系数由1986年税改前的0.35上升到2009年的0.468,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10%左右,说明靠扩大贫富差距是不能降低失业率的。美国从1986年税改后贫富差距增大,而社会消费依然强劲增长,是因世界上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自己印美元就能购买其他国家商品,美国人普遍有自豪感,中下收入的人也大胆贷款消费,有购房几乎零首付的次级贷款,穷人也能住大房子(在我国想也别想),最终因无法偿还到期的购房贷款,导致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发了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世界上人均GDP四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贫富差距小,基尼系数在0.25-0.30左右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而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在0.5-0.6左右的国家,大部分是贫穷落后的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后面或倒数,是因广大低收入者认为社会不公平,自己再努力也是枉然,就没有工作积极性,影响了经济增长,这些实事充分说明只有社会公平了才能经济效率高,不然基尼系数小的国家,那么高的人均GDP是从哪里来的。在我国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好像是说社会公平了就没有经济效率,就会养懒汉产生不劳而获,在北欧中欧一些基尼系数小的高福利国家,不工作靠社会福利也能过上悠闲自得的生活,出现了自愿失业造成失业率高,有些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工资晋升到高一级的个人所得税率,故意请病假,不上班去搞其它收入,这些都是少数懒滑的人所为,不会成为大部分人的普遍现象,如果是大部分人的普遍社会现象,北欧国家那么高的人均GDP,那么多的物质财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这恰恰证明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公平,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就高,经济效率就高,完全弥补了少数懒滑人少干的工作量。所以认为贫富差距小,社会公平了,就会养懒汉,人们就没有工作积极性,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是站不住脚的。难道社会贫富悬殊,人们心中怨恨社会不公,甚至有仇富心里就能工作积极性高,就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吗?
再看基尼系数小的北欧、德国、日本等国家,不仅人民生活富裕,官员廉洁公正,而且人们认为社会公平,普遍有幸福感,社会一片祥和气氛,犯罪率极低,如瑞典总理就敢经常不带保镖乘公交车上班,有时自己开车上班,并非基尼系数小的国家的人民天生就好,而是因为政府实行了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而基尼系数大的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广大中下层收入者贫穷困苦,官员贪腐不公,人们怨声载道,犯罪率高,社会动荡内乱,甚至有的国家长期内战,有的是军政府掌权靠武力维持政权,说明贫富悬殊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让贫富悬殊国家的人民去实现社会和谐只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并非贫富悬殊国家的人天生就比收入分配公平国家的人坏,而是因为当权者任意占有社会财富,不管人民贫穷困苦。在我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犯罪率高,还不断出现群体事件,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20万人,200多万人受伤,经济损失有3500多亿元,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全国有170多万警察,很多单位雇佣大量保安,全国有保安600多万人,还不包括少数富人雇的私人保镖,县乡村三级治安联防队员达千万,全国每年用于保安的工资开支超过国防支出,加上联防队员的工资和直接经济损失,全国每年要付出一万亿元左右用于社会治安,需要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投入较多成本,也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家庭、邻居、同事、亲友之间有时有矛盾可能影响心情,但不是经常发生的,而收入不公平对人们思想的压抑却是永久性的,经常怨恨社会不公,长期的愤恨不平比病菌更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贫富差悬殊的国家患病的人多,患精神病、肥胖病的人也多,吸毒、赌博、包二奶的也多,凶杀、绑架、偷盗、抢劫、强奸、嫖娼案也较多(南非的基尼系数达世界上最高的0.6左右,其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成为世界上有名的犯罪之都),社会上冷酷无情,更具有攻击性和惩罚性,公众之间的信任和宽容水平也低,是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类友谊的障碍。贫富悬殊的国家还容易产生嫉妒性的社会攀比,对富人、当权者阿谀奉承,看不起贫弱者,把地位看的高于一切,地位较高的人歧视和防止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提高社会地位,地位较低的人通过打击比他们更弱势的人试图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缺乏社会正义感。上述所有坏的社会现象在收入分配公平的国家明显偏少,基尼系数在0.25-0.30左右的国家由于人民生活没有压力,普遍有幸福感,心情舒畅而使健康长寿的人多,环保也做得好,公众有信任感和正义感,更多的人同情宽容他人,社会一片祥和,当然犯罪率也极低,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羡慕收入分配公平国家的祥和社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基尼系数小贫富差距小,就会使有些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自愿失业造成了高失业率,只看到高失业率,不知道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但要让人民生活富裕,更要使人们工作轻松自在,没有生活压力,如果不管GDP再高,社会物质财富再多,也要让一部分人受穷,生活艰辛,不工作马上就挨饿,才能逼住穷人积极找工作努力工作,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实际上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们肯定要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需要工作的时间会越来越短,要降低失业率,只能让人们缩短工作时间,才能提高就业率,实行每周4天工作时间就能提高就业率。想通过扩大贫富差距去彻底消除懒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天生就有一小部分人特别勤劳,不干活着急,大部分人中等,还有一小部分人天生就特别懒惰,就算是贫富悬殊,没有一点社会救济,极个别天生特别懒惰的人即使乞讨、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不去干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在二战以后开始建立,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大发展时期,70年代初完成,一般用十几年的时间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的合理位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分为5级,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东莞、珠海、温州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其它大城市特别是东南方的大中城市相当于发达国家80年代的水平,中西部的大中城市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中西部县级以下小城镇和全国大部分农村相当于发达国家60年代的水平,西部欠发达的农村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代的水平。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所以我国已具备社会福利制度大发展的条件,而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才刚开始,存在着覆盖面小,救助资金太少,还起不到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数的作用。而且我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都实行不交不补、多缴多补的政策,结果是富人缴的多,享受的也多,缴不起保险金的穷人就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完全变成了商业保险,不但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要他何用?因为国家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的目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所以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实行统一的征收标准和补助标准,避免富人占有更多的社会福利,造成更大的贫富悬殊。要想大幅度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基尼系数,必须让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及其它社会福利,同时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地产税、消费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让富人多缴税,对55岁以上在全国任何地方没有一处房产且没有卖过房产的人,这种占总人口不到1%的特困户,在户籍地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一套人均3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实现老有所居,因房子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这样才能大幅度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现在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可以参考日本和欧美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开始建立福利社会时的税率,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一般采用14-20级的累进税,最高税率普遍在70-80%,,欧洲有些国家达80%以上,如英国在1978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83%,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基础的,只有国家的税收多才能实现高福利,没有一个高福利国家不是通过高税收实现的。80年代起发达国家先后税改降低税率,到现在大部分国家经过四五次税改,个人所得税率大部分降到30-50%,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分为9级累进税,最高税率45%,现在是较高的,但和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最高税率普遍70-80%相比还是很低的。发达国家在50-60年代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基尼系数,采用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80%左右。在我国的企业中工资支出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而发达国家一般工资占企业运营总成本的5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降低了五倍以上,而大型国有企业高管年薪几百万,特别是金融企业的老总年薪有6500万元(近几年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并非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会经营,而是因为我国的大型国企都是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银行贷款也大部分给了国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正处在需求量大的高峰时期,任何人经营利润都很大,而国企老总却认为都是自己的功劳,给自己定了天量的年薪,任意支配国有财产,是侵犯国家所有权的犯罪行为,因为只有所有权才有支配权,国企老总没有所有权就没有支配权),最高45%的个人所得税率根本无法降低基尼系数。在我们地区工资最低的清洁工每月只有500元,而电业局领导的年薪高达45万元,是最低工资的80倍左右,即使缴税45%,仍有25万左右的收入,起不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所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应为16级累进税,税率为5-80%,每级相差5%才比较合理,还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人均收入计算征收。
在财产税方面,我国虽有房产税,增值税、车船税等税种,只对经营者收税,非经营的个人不收税,起不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现在发达国家一般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住民税、劳动报酬税、土地税、房产税、不动产取得税、固定资产税、营业加值税、遗产和赠予税、森林税、资源税、静财富税、所有权登记税、广告税、烟草税、酒类制品税、注册登记税、印花税、能源税、车船税、汽车道路税、城市规划税、环保税、消费税、绿色税、薪金税、储蓄税、股票税等,涉及所有个人财产、消费和收入的各方面都收税,大部分实行累进税,富人多缴税,穷人免税或少缴税,财产越多消费越多缴税越多。从多方面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去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制基础上,基尼系数能够降低到0.25左右的原因,高税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却认为体现了社会公正,基本上都能自觉缴税,目前基尼系数低于0.25的还有日本和丹麦。发达国家一般每年都征收4%的房产税,房产税最重的是韩国,拥有一套住房的税率30%,拥有2套住房的税率50%,3套住房的税率60%。遗产与赠予税最重的是瑞典,在80年代最高税率98%,其次是丹麦遗产税最高税率90%,而我国还没有征收遗产税。上述发达国家的所有税种,我国大部分都不征收,这就使中国国有化程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却达到0.5左右的原因。如果我国也实行发达国家的各种税收,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经过5年就可把我国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4左右,再经过5年就可以把我国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把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的维持在0.3左右的合理位置上,因为基尼系数在0.3左右时,能让人们感觉到有贫富差距,又觉得贫富差距不很大,勤劳的人贡献大的人应该比一般人富裕一些,以激励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我国现在就急需开展对上述各种税收的立法工作,税收立法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缓慢过程,有人认为我国政府的税收已经很多,不应该增税,实际上2010年我国仍有10500亿元的预算赤字,发达国家用于科技、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一般占政府财政支出的60-70%左右,而我国只占21%,我国还应该增加2万亿元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如果在社会均富的问题不能达成共识,将进一步贻误时机。即使各种税法在全国人大通过,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习惯也使执行难度大,现在少数富人成为偷漏税的大户就是证明。我国即使现在就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税收,也不能在近期把基尼系数大幅降低,也需要适应过程,贫富差距的变化也有惯性,只能逐渐降低基尼系数,每年大约降低0.02左右,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时,从税收立法到出现效果,直到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25-0.30左右,经过了十几年的渐进过程,我国要用十年左右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也需要很大努力。
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不是消灭贫富差距,而是把贫富差距缩小到合理位置,不能象我国1978年前基尼系数只有0.17,让人们感觉不到社会上还有贫富差距,出现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所以追求绝对平均也会物极必反。最终把我国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28至0.32之间,当基尼系数降到0.28时,要减税扩大贫富差距,增大基尼系数,当基尼系数达到0.32时,要增税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基尼系数,通过增税、减税调节贫富差距,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尽量维持在0.3左右的理想范围内,在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方面,只有政府才能有所作为,要对基尼系数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在制定五年(年度)规划时,要制定基尼系数要达到的目标,明确政府容忍贫富差距的底线,对私欲要有限制,有些腐败贪官只所以贪腐几亿元,就是因私欲无限制,只想着自己永远获得无限财富,这辈子花不完钱,连儿子孙子也花不完钱,贫富差距越大腐败现象就越严重,因为贪污受贿的目的,就是想自己独占财富让别人受穷,即使不能把贪官绳之以法(受到法律制裁的贪官只是少数),也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消费税、股票税、财产税等把其贪腐财产收缴一部分。政府不制定收入分配的公平政策,贪污受贿现象不可能不猖狂,在收入分配上不公平,整个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因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只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通过征收财产税、房产税和遗产税对个人私欲进行限制,还可以解决拆迁难的问题,少数钉子户的无理要求也是因私欲无限制,只想得到大量财富而漫天要价,如果也实行韩国那样对房产征重税,房产越多缴税越多,钉子户就会越来越少,并且还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所以大幅度缩小贫富差距,能解决很多困扰我国的难题。
:刘东峰
单位:河南省泌阳县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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