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锋精神中萃取真正的普世价值观
每年的3月5日是学雷锋活动日，这一日子曾让整个3月变成学雷锋活动月。
但一首民谣却道出了雷锋精神的现实尴尬——“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里走。”而如今，甚至连这个学雷锋活动日都难保了。
而更令人感到嘲讽的是，2009年的两会期间，甚至有政协委员提议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雷锋精神所遭遇的尴尬令人感慨时代的变迁，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雷锋健康在世的话，也不过70岁，但他的精神不但没有得到普遍传承，甚至都快沦落为遗产的地步了。
何以至此呢？
雷锋精神的境遇令人掩卷深思，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就果真没有市场了吗？如果有，又该如何让雷锋精神重新收复人类心灵的失地呢？
雷锋精神的实质是 “义”（社会责任）
就像大多数人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毛泽东的思想一样，我们这个社会常常把精神当成可以被占有的附属品，当成某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财产，他们高举某种精神，其目的就是让别人无条件的接受、信仰和服从，却从没想到，精神的传承必须诉诸其他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化成其个人的认识和品行，思想精神之于人脑就像驱动系统之于电脑一样，仅仅靠灌输和储存是无法产生驱动力的。
因此，精神是共有共享的，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可以附体在某一个人身上，而被这个人的行为演绎成具体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同时，它也可以抽象出来而成为共同的精神理念，进而附体在其他社会个体的身上，产生新的义士和英雄。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这种具体的精神拥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作为抽象的精神理念，这种精神又具有普世性的推广价值，而雷锋精神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时代标本。
将雷锋精神一分为二，首先可以发现具体的雷锋精神，即作为社会个体的雷锋精神，也可以说是雷锋的精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雷锋的思想行为所遵从的抽象的精神，即这种个体精神所蕴含的属于人类共性的人间美德。
每个人都能发现，雷锋精神所蕴含的正是“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雷锋所独有，而是存在于古今中外那些所有的圣贤、义士和英雄的灵魂深处，这种“义”，正是当今社会耳提面命的社会责任，是人类心灵中喷薄涌动的正义之气。
因此，精神是共有共享的，它不是可以被人占有的财产，所以说，雷锋精神不是雷锋自己的精神，而是人类共同追寻的“义”的精神魂魄附体在了雷锋个人的身上而已，而要真正弘扬雷锋精神，就应该抓住这个“义”，使得每个人自觉的追寻义、尊奉义，并在此精神指导下去拓展个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象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那样，拔高雷锋个人的精神结果却压倒了众人的精神。
雷锋精神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
如果雷锋生活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他个人将赢得怎样的人生呢？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只会盯着物质生产研究经济问题，而从来没有把精神文化当成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加以研究。
而运用《智本论》的经济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出名后的雷锋已经获得了品牌价值这样一笔无形资产，而名则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开发整合而产生利，从而构建起相应的商业模式。
首先，雷锋可以涉足出版业，由于他的名声已经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他的书自然也会赢得市场，这样，他可以通过出书等形式为自己赢得个人利益，这不正是那些名人出书的内在逻辑吗？
其次，雷锋可以以个人的肖像权和姓名权这种衍生的权益资产注册“雷锋超市”或其他类别的商标，涉足具体的商业领域，并将义的精神以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品牌文化展示出来，从而在使得自己拥有资产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再次，雷锋还可以创办成立“让好人有好报”的社会组织，通过网站和媒体开设热线，让更多诸如见义勇为以及心怀社会正义的人们得到好报，以此带动整个社会向着正义的方向进步，而这个过程，也同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产生更多的故事，从而凝集成书、影视等精神产品。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必须为雷锋本人带来利益，即让好人得到好报，唯有如此，这种精神才会得到人们的尊崇。
而这，不正是“以义取利”吗？而义能取利，不正是意味着义赢得市场吗？不正标志着义战胜利、俘虏利而成为利的本原了吗？
名声可以化解义和利的矛盾
长期以来，“义”的精神一直被“利”的追求所驱逐掩盖，以至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反而成为了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旗帜，尤其是在以追名逐利为驱动力的市场经济时代，“义”的精神更是被逼向了死角旮旯。
“义”之所以遭到了“利”的驱逐，表面的原因是源于人性的自私，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以物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统治了整个社会，进而支配了人的思想观念，甚至统治了西方经济理论，以至于追求个人利益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产和生活目的。
这种人心思利的社会意识尽管可以用法制和制度刚性力量加以约束，但法制永远不能代替人类的道德自觉，法制乃是以人性恶作为自己的存在基础，而道德则可以唤醒人类内心的善念，使人自觉向善，那样，每个社会个体都可以负起社会责任，达成一个真善美的人间天堂，这难道不是更高的社会理想吗？
但是，有什么办法翻转这个乾坤呢？既然是“利”驱逐了“义”，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义”如何再来战胜“利”，人们之所以利欲熏心见利忘义，不正是因为“义”对个体没利吗？那么如何才能使得“义”对个体产生“利”呢？
我们发现，个人只要对社会有义，就会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而获得好名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名正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品牌价值，是一笔无形资产，通过适当的运营方式，名就可以变成利。这一链条一旦打通，不恰好解决义和利的矛盾吗？谁见利忘义，谁就会有坏名声，反而对自己不利；谁要是心怀正义，谁就会维持好名声，进而维持自身利益。
这种因义成名，因名得利的内在逻辑也是不难被人理解的——谁对消费者有义、对顾客有义、对社会有义，这种义的精神就会塑造出自己的品牌美誉度，进而赢得人心，而品牌就会引导消费者将货币选票投给谁，进而让谁得利。而所谓的名，正是人的精神所创造的无形财富，是用义赚来人心的结果，而人心也就转变为市场，进而转化为利。
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名却是各自不同的无形资产，这不正是社会群体对个人义举所自动产生的最佳的激励方式吗？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一思想可以重新建构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模型，使得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变成一种和谐互利的共赢状态，能如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也就丧失了市场，而以正义、责任和道德为特征的义必将收复失地。
精神变物质也是崭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就是以精神变物质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方式，它不仅可以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道德的救赎，不仅可以激励人心向善，同时，更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路，是人类构建和谐世界的崭新思路。
这一发现绝不是偶然的灵机一动的创意，而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在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转移。
而精神生产的产品表现为信息形式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被毁灭性的消费不同，精神产品的消费方式表现为传播，而且它不会因为被消费而消灭，写过的文章、唱过的歌曲、出版过的书、播过的电影，这些精神产品即使被人消费了也都还是完好无损。
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交互作用下，这种精神产品的传播过程不但为生产者创造出知识产权，而且还会带来名声效应，进而形成生产者的品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旭日阳刚凭借一首《春天里》而改变自身命运的经济学逻辑，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帮助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而成名的义丐徐超以名取利的原因。
这种现象不仅掩藏着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裕起来的新办法，而且也为全人类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因为有了名，所以“义”已经可以取来“利”了，而成名，不正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社会造成的环境条件吗？不正是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模式吗？而以名取利，不正是得益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土壤吗？
由于长期的思维惯性，中国一直将整个社会的思想精神纳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而没有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上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加以审视，没有将人的精神作为一种可以推广的文化产业加以对待。我们的社会一直沉浸在旧的道德教条中，习惯了个人对集体的无私奉献，却从来没有建立一种集体回报并激励个人的互利机制。
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对品牌规律也就是成名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以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品牌规律的研究领域处于长期失语的状态，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很少有人去研究营销和品牌的问题；那些研究品牌的营销专家们则纷纷忙着开发客户，以至于这个看似简单的以名取利的经济理论最终被我这个无名小卒创立出来。
义利统一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
当前在中国社会甚嚣尘上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进步性在于其反封建、反专制、反官僚的本能，他们主张个体利益，却企图放弃集体主义，放弃“义”的精神，因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自觉，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类精神和心灵的高度，一句话，它不能引导人类从逐利转向追义。
作为资本主义末期的意识形态，它只能在全球扫荡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而在其思想内核上，则更是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推向全球，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富矛盾，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空前危机，因而，它决不能为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原因在于，西方经济理论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人的本质，他们既不能象马克思那样将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能象中国的先哲们那样，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观人类，因此，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只会将放任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所谓市场化原则贯彻到底。
但他们在贯彻市场化的同时却不知道市场本身正是一个个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人民群众所组成，亚当斯密那只所谓的无形之手，正是人民群众通过市场机制而展示出来的社会合力，正是人民用市场的手段管理和支配整个世界的大手，只要他们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心怀起正义和责任之心，整个世界的统治权将从资本的手中而回到人民的手中。
只要在全球贯彻这种以义取利的崭新价值观，义的精神就会在全人类的心中生根发芽，而个人、企业以及各种社会机构都纷纷自觉心怀起社会责任，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将被人类良知和责任的拦河大坝所约束，人类才能为自己构建起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
因此，真正雄视未来引领社会潮流的普世价值观，则藏在雷锋精神中，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藏在马克思为全人类谋幸福而伏案创作的灯光下以及他那洋洋洒洒充满激情和思辨的理论中，藏在古今中外所有往圣先贤仁人义士的灵魂深处，藏在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而成名的义丐徐超那衣衫褴褛的背影中——只要通过以义取利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价值观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崇。
在阶级斗争的时代，雷锋精神的“义”表现为无产阶级阵营内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在全球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义的精神则应该展现于个人对集体、群体、社会以及全人类的关系中，从而上升为一种全球大义，进而成为主导全球化时代的公民精神。
而个人也因为这种义而得到名利，整个人类通过精神生产方式而实现思想的融合，因为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将从争夺物质而转向争夺精神，从争利转向争义，而共有共享的精神资源则是争不完的，义的精神可以降临到每一个人心中，而名声则成为各自的无形资产。
以义取利而义播天下，以德取利而德泽八荒。人类纷纷张扬起大我的精神，同时可以满足小我的需求，人们因为蓬勃起精神进而实现自身的物质需要，这种脑力劳动所主导的精神生产方式不仅构成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它所要求的“义利统一”才是真正能够使全球归心天下大同的普世价值观。
《智本论》相晓冬2011年2月2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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