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处在战略机遇期的中国如何把握发展的机遇,从GDP第二的虚名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真正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制度变迁是我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关注的话题,最初是一篇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变迁的论文引起了我对制度变迁四个字的注意,正如大二上学期在科学哲学课堂上开始对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关注一样。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发现范式的革命以及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不同的学科建构其独立的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范式,并且着重于通过数学化等理性操作来使其更加贴近科学。古典经济学通过完全理性假设、均衡分析、完全信息等假设使得其显得公式化、操作化的同时却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改变其防护带,在保持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内核或硬核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不完全信息假话、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的假设更加贴近现实并对古典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反对古典经济学过度注重数理分析而忽视现实的做法,并认为制度、意识形态、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对制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学派和与此相关的学者。
20世纪的经济学除了凯恩斯革命外,科斯革命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科斯定理基于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的认知在交易费用存在、为0以及为正三种情况下进行分析。得出通过产权的设置和制度化过程实现均衡状态或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更优。产权的功能则表现为其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外部性的内部化、激励与约束功能,具有可分割性、排他性、可转让性、永久性(安全性)四种属性。关于产权理论的产权经济学是新兴经济学的重要学科,而诺斯的宏观历史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则建立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于制度的解释更是出现了博弈论的阐述即博弈均衡(包括演进博弈论与重复博弈论)——认为制度是不断博弈后实现均衡的结果,这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中认为制度是自由扩展的结果,而诺斯、凡勃伦等人对制度也都有其独立的见解。制度可以说与产权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制度分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而产权则表现为一系列规则的界定和价值物本身。青木昌彦的《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和《比较制度分析》中对制度进行了更多有益的分析,这与肖特引入博弈论分析制度一样。博弈论视野下有三种制度观:第一,制度明确等同于博弈参与者如行业协会、大学、政府机构、司法等;第二,制度作为博弈的规则——诺斯的博弈规则论,认为制度作为游戏规则分为正是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第三,制度视为博弈的均衡。肖特在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定义,在肖特看来,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博弈参与者的一种行为约束,而这种博弈均衡是符合帕累托条件的。青木昌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他看来“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的策略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了经济制度的变迁,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博弈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原因有三:第一,惯性;第二,近视眼;第三,试错法实验。——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此外,博弈学习理论的提出则基于有限理性基础上的适应性理性,理性分为几种类型:第一,价值理性与目的-手段理性;第二,适应性理性与创新理性;第三,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第四,本质理性与程序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些重要概念: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2,最大化;3,个人理性;4,机会主义行为;5,经济社会;6,治理结构;7;制度;8,组织。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人的行为假设:1,人是有限理性的,认为人总是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是人的智力总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2,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合作、互惠行为、社会资本、国家理论、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制度演化理论都有着特殊的见解。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启迪更是我所关注的,在公共选择学派的发展中,布坎南、唐斯等政治经济学家以及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诺姆女士(首位女士)都用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来阐述政治问题包括选举、官僚、腐败、公共池塘资源等。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的制度》中关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等对我国民间力量的培育和发展具有启迪意义。深圳十二五规划中的”公民社会”培育内容就包括了这种思想。多中心治理既是一种社会秩序,更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智慧。它是一种摆脱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方法,是摆脱利维坦和市场化的良药。——参见毛寿龙《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而毛寿龙提出的IAPP框架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奥斯特诺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比较中发现,毛寿龙的IAPP框架注重分析现实问题,运用价值、逻辑、事实的演绎来阐述公共问题。毛寿龙的《有限政府的功能分析》、《政治社会学》等书中对此有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开发的IAPP即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中有大量关于此类的分析。该研究所培养的学生通过IAPP分析框架分析公共池塘资源,提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 社会学关于制度的分析,比如社会资本——规范、互信、文化传统等。主要就一些非正式规则进行分析,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对于民俗的田野调查无疑对于制度分析有着重大意义,通过民俗史的观察可以用经验分析、案例分析、历史考察来审视制度尤其是制度的本源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是制度的存在,而这不能解释制度的起源问题。因此对于制度研究应该具有跨学科视野,无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甚或哲学家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都从自己的学科视角给予专业剖析。这些无疑都对制度这个名词的深入理解给予了广泛的知识基础支撑。
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甚或社会心理学、哲学(科技哲学、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里找到了融汇的点。制度在20世纪主要是从经济学进行突破,而在21世纪则有望实现新的融合和突破。不同的学科和话语体系对于制度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而在21世纪的中国,在推进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善治必须依赖于制度建设。无论是腐败问题、医疗、教育、住房、市场经济发展、三农问题、国际贸易、外交的发展都与制度有关,希望通过不同视角的制度分析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
郑永年认为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抛弃传统的GDP至上的发展思路而重在通过制度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转变。
在本科学习进行了两年半后,我想对于制度的理解则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最好阐释吧。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管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科技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甚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都涉及制度的分析。制度演进、制度均衡、制度真空、制度堕距、制度变迁、制度建设、制度体系等都被社会科学所诠释着。而正如后现代思想所述,社会是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新的无序,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从没有规则到建构规则再到规则的解构,从非理性到理性再到有限理性之下高超非理性的出现,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在转型期的今天,根本问题就在于原有的经济基础的不断演绎在上层建筑中得不到回应,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制度(宪法、基本法和一般法律和地方性法律法规)甚或政府机构都存在着许多失效。那么我们有必要作出改革,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正如郑永年所述,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在于内部力量的外延,而内部力量的发展有赖于制度建设。当前我国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呈现高风险态势,群体性事件不断,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利益博弈。利益格局需要重新塑造,执政党需要兑现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承诺。收入分配格局的完善、住房问题(新国八条出台)、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白皮书)、医疗体制改革(基本药物制度试点)、教育体制改革(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专项、重点、省级)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跳出GDP主义的怪圈,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让科学发展深入改革的骨髓。我相信作为逐渐成熟和理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十二五规划走出中等收入陷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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