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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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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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1 （历史研究）　　

关键词： 中国和欧洲 秦始皇的贡献 基督教与儒家 佛教令人庆幸的失败 公元900年 朱元璋错失成圣的机遇 文化大革命

欧洲的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分成了45个国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国家。欧洲历史上也有过大帝国，古罗马、拜占庭都曾横跨欧亚，但是，他们都是围绕地中海征伐，他们也想征服全欧洲，都没有成功。想统一欧洲的人很多，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希特勒...都做过这个美梦，而且，历史上，统一欧洲也非常有民意基础，欧洲人民希望统一的愿望比现在台湾人民盼望回归的愿望还要强烈一些。但是，欧洲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破碎的欧洲。
中国为什么可以维持统一，历史研究者有两个传统的，几乎得到一致认可的观点，他们认为有两个原因决定了这个令人自豪的结果，一是地理环境，二是儒家文化。这两者我都反对，我不知道这个地球上除过喜马拉雅山脉以外，还有那个山可以影响一个帝国甚至一个蛮族部落征伐的脚步。况且山脉的阻隔作用远小于大洋，如果一圈封闭的山脉可以影响中国的大一统，那么一圈封闭的海洋就可以决定欧洲的大一统了。事实上，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比较，中国受到落后民族的袭击的次数远多于欧洲，自秦以降，中国两度长达百年的四分五裂，两度被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尽管如此，欧洲依旧是破碎的，中国依旧是统一的。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完整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它的作用一贯被夸大了，儒家文化是我们回头思索的时候，发现的最明显的理由，但绝不是唯一的。另一个决定性的贡献是由秦始皇做出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出了左右中国两千年，也一举让中华文明领先世界1500年的伟大壮举，这个壮举就是分封诸侯的同时设郡县。经常有人赞颂华盛顿，认为华盛顿的政治制度建设，才是美国最终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同理，我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正是中国两千多年维持统一的根本原因。
古代帝王打下江山以后，都要分封诸侯，中国和欧洲都一样，秦以后，中国的王朝分封的同时设郡县，中央集权领导，税负由中央任命的官吏征收，而欧洲，不管多大的王国，其王朝建立后，分封武将骑士后，骑士领地的权利基本上归骑士，名义上，各领地的人民还是国王的人民，但也是诸侯的。这种制度的最不安定因素不仅是税收的归属，而且增加了国王与诸侯的内部矛盾，断送了欧洲统一的基础。国王与人民没有直接冲突，但也帮不上什么，国王与诸侯有直接冲突，但国王也得不到人民的足够支持，无法让诸侯心悦诚服。在这种状况下，一副好盔甲就比“四海归心”要现实得多。而欧洲的战争次数远多于中国，当然，都是万人队的较量，不能与中国皇帝的大军百万相比，中国后来的皇帝可以动辄“大军百万”，要感谢秦始皇的郡县制传统的成型。
我们一贯夸大儒家对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贡献，如果儒家文化有决定国家统一的威力，那么，基督教就更有这个威力了，基督教对人的心灵的固化能力远强于儒家文化，而且，基督教是一个规矩严格的组织，而儒家只是几本经典。基督教主宰欧洲两千年，也没能完成欧洲政治的统一，可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制度的建设必须完整的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儒家文化与中央封建帝国的结合是完美的（个人认为，还有法家），在中国历史的前期，这种结合虽不是无坚不摧，但绝对是不可战胜的。中国自古一直就在外部武装的铁蹄威胁下，每一次被揉碎后都能复合，儒家文化居功至伟，而面对外部文明的入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又保证了儒家的至尊位置。比如，佛教于汉末传入，于南北朝乱世时候盛极一时，但经过隋唐的几次毁佛运动，和尚们就只好退到深山里去了，因为，中国的官吏还是觉得儒这个马甲更合体。假如佛教取代了儒家的位置，后果不堪设想，唐的强邻吐蕃，由于佛教，在高原上迷迷糊糊神志不清了一千多年，如果不是高原上太冷，一窝蜂的汉人早在他们的地盘上收割麦子了。佛教毁掉西藏，这是意识形态战争的成功案例。
儒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结合，保证了中国的大一统，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和这个思想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可以退休了。即使这个制度和这个思想现在就退休，也谈不上光荣退休。他们光荣退休的时间应该是公元900年前后，如果那个时候，中国不是王朝更迭的革命，而是制度文化的革命，那么，中华文明可以再领先世界1000年；当然，这种可能性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那个文明不经过衰败期而能够爆发出革命的动力。他们合理退休的时代应该是公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明朝初期，这时候，中华文明的颓势已经很明显了，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也已经有了文化改革的自觉，假如明帝国的建立者不是只革功臣命的朱元璋，而是大革文化命的一位圣人，完全可以保证中国不被世界先进文明抛下。可惜，朱元璋不具备革文化命的素质，他是一位类似于黄巢、李自成等人的草莽英雄，只是比黄巢们幸运。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惊呼：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历史学家们不怀疑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将在古老的东方诞生，但是，现在，他们犹豫了，他们仿佛看见一个依旧穿着儒家文化马甲的中央帝国的旧影，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秦朝制度来说，也还是类似的郡县制，而官吏们的行为指南与其说是邓小平理论不如说是半部《论语》，他们甚至幸灾乐祸的担心，假如西方文明不拉一把的话，中华文明将依旧是僵化的老样子，中国人虽然用着手机电脑，也坐着飞机环球旅游，但和清朝的大辫子们其实还是同类。这一次，这些外国的研究者看走眼了，他们被假象迷惑了，他们被美国意识形态战争有可能即将获得胜利的前景给陶醉了。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有人大，有政协，有换届等不成熟的制度探索。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皇帝，没有诸侯，没有世家，没有儒，没有科举，没有士大夫阶级，这些旧东西清除得虽不够彻底，近年似乎还有复辟趋势，但是，这个复辟趋势很快就会被遏制的，为什么？因为新中国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者不是迂腐之辈，他们只是缺乏眼光而已，他们只是被物质的肥猪油蒙住了眼睛，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现在地球上的强势文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美国这个华丽的样板面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伟大性都模糊了。但是，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可以被糅合的文明，如果紧跟美国的制度，中华文明只有死掉，如果复兴文明传统，而不进行制度革命，那么，中华文明不但不能复兴，甚至还会成为民族的绊脚石。
毛泽东不要苏联的翻版，也不要美国的翻版，他要的是超越，他要的是再次找到适合中华文明的，并保证是先进的，可以一举超越其他文明的制度和文化思想。在制度革命方面，他的战友们紧跟着他的步伐，但在文化革命方面，他的战友们无所适从，以至于在他去世后，完全背叛了他。这个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指望那些起于草莽的革命者都具有圣人的气质。但是，正是这一点，衬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他的道路，正是中国古代贤者盼望的“圣王之道”，他的追求，也正是欧洲的柏拉图们所盼望的“理想国”的追求。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2　　

内容提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攻击结果；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攻击结果；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独立性的美好前景；大变革发生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精英群体的原因；1949——1976，毛泽东一个人的时代。　　

1945年7月4日下午，黄炎培带着为“天下谋”的传统精英意识，在延安的窑洞拜见了毛泽东，就如何打破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后来被人反复提起的“窑洞对”。这一事件是个小事件，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1945年7月4日下午，不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它之所以忽然被很多人想起，是由于改革后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金钱迷惑的空虚寂寞中，咂摸回味一下民主的味道，以及幻想共产党执政期终结的阴险而弱弱的咀咒，以及7月4日，这个美国独立日赋予他们的精神暗示。　　

黄炎培乃大儒，但也是一个旧儒，儒的历史观基本上都是从执政者着眼，比如，这个所谓的周期律，就是指皇帝的更替，是执政者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上不能证明社会形态的周期变化，从朝廷的姓氏和地盘来说，是周期变化的，但从文化、经济、社会价值、政治思想、宗教来说，中国的历史从公元900年左右以后，就已经僵化了，直到清朝结束，中华文明的任何一方面都即没有革命性的进步，也没有毁灭性的崩溃，没有发展，当然谈不上周期循环。到清朝末年，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会轻易的得出：中华文明行将结束这个结论，因为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变化，包括人的穿衣外貌，思维习惯，学习教育，政治制度以及日本民族制度性的与传统决裂的例证等等，都无不预示着整个远东文明圈的终结。　　

中华文明在停止发展了1000年后，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西方文明。自从哥伦布的第一艘破船抵达美洲、白人对印第安人种族屠杀、踢碎印第安人的图腾祭坛开始，西方文明无坚不摧，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落后的乡村，都依稀竖起高耸的十字架，国王排队滚蛋，议会逐次建立，现在，我们还能看见阿拉伯长袍、非洲草裙舞、日本相扑，但这些，其实都仿佛祭祀的仪式，只是对逝去的乐园的追思而已。伊斯兰的顽固分子还在深山里坚持，时不时对美国发出决战的威胁，但是，伊斯兰的顽固分子们已经丧失了反攻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与其叫板美国，还不如先在中东悄悄地的多拿下一些根据地。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它的创新性，它的同化力，以及它的军事战斗力，都是最先进的。当其他文明形态遇见西方文明的时候，似乎只有缴械投降，以放弃民族传统的方式保持民族的存在，以紧跟西方人的方式保持现代化的感觉，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历史上落后文明遇到先进文明的攻击的时候，都莫不如此。西方政治家一度认为与异族的意识形态战斗已经结束了，重新开局的将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战斗，比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但是，现在，当共产主义运动也结束的时候，西方历史学家研究全球史，发现地球上唯独只有中国还以别样的姿态傲然存在着。同为远东文明圈，日本早已经无条件的全盘西化了，香港、台湾、韩国也已经被西方无情的蹂躏后西方化了，而朝鲜则抱着西方文明的变体找不到发展的方向。　　

而新中国，无论从制度和文化，都保持着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的颜色革命努力，不但没有把中国变得象一个西方国家，反倒使中国更像是中国了 。起初，他们以为，这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官僚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还魂。连中共中央都以为是这个原因，为了维持这个令人自豪的局面，都大力推起儒文化来了。但是，西方历史学家继续研究，他们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清朝的家天下比中共的党天下更加中央集权，那时的官僚是更纯粹的儒生，而且，清朝后期也经历了70年的西方科技文化的洗礼，也与西方列强有过了军事对抗，也有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改革过程，70年是一个足够改天换地的时间，为什么在对抗西方文明时始终不堪一击？
一百年来，中华文明中到底掺入了什么因素，不但没有象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那样仅剩下传统的不可能再爆发生命力的仪式，反而是突然间具备了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前景？为什么？仔细研究，他们发现，这个中华文明不是在旧的肌体里掺入了新元素，而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诞生了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的解放革命不只是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政治经济革命，也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标志性事件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全民改造运动。　　

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对有能力与其对抗的其他文明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不是以军事的强大而强大的。历史上，纯粹军事强大的民族，不能消灭任何其他文明，而只会毁灭城市村庄、只会杀戮甚至整体灭掉异族肉体。典型的代表就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伐，蒙古民族在欧亚草原以及欧亚草原的周边的征讨，既没有对周边的伊朗、俄罗斯、中国注入新鲜血液，反而使这几个地域的优秀分子产生了优越感，尤其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催眠作用，以至于刚刚有了点觉醒的士大夫阶层又继续梦游。落后的文明用军事手段攻击先进的文明，结果就是如此。而西方文明是先进的，与其对抗斗争，是一个民族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文明形态，得以迅速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这个世界上有能力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华文明了，所以说，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是个好事。这个对抗能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个完整的规模巨大的载体，二是要有一个对抗的清晰的边界。使中华文明具备这个能力的，无疑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民族独立，国家崛起，这个规模巨大的载体的诞生不必细说。而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革命，却一直有争议，谁在争议？主要就是中国的形形色色的文人知识分子，就是黄炎培那一类熟悉历史，却看不出历史本质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正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文化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才使得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交锋有清晰的边界，而在思想、立场、意识形态方面却模糊了这个边界，以至于使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先锋阶层的领导能力都大打折扣。　　

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文化革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新生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给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化人一个“士大夫”的位置。以知识、以给当权者献策、以八股文谋前程的时代结束了，新中国的新文化是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文化，是人民全体思考的时代，文人们指责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人思考，全民迷信，这说明到目前为止，文人们还没有从陈腐的儒的迷幻中走出来。很遗憾，近几年中共中央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旧文人的愿望，我们完全有理由警惕，现在的共产党是不是一个被只会八股文的文人们把持了的政党。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首先确立了与西方对抗斗争的地理边界，继而通过一边倒，与美英集团划出道儿，接着又通过中苏争论，与后来崩溃的苏联集团划出道儿，这个划出道儿，不是封闭，不是分裂，而是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独立性，是确立文明交锋的边界地带；紧接着以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方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原则性，完成内部革命。在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做为阶层基本上是看客，这个过程与中国的武装革命一样，都是毛主席领导工农兵们完成的。　　

所以说，1949年——1976年，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不仅确立了地理上的独立，也确保了社会文明形态的独立，中断了全球西方化的脚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斗争，不仅可以令中国人拥有尊严，也可以促进其他国家新生事物的诞生，使世界历史发展继续保持多样性和合理性。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3　　

阅读提示：邓小平理论与儒家思想的相似性；反现行政治制度的美国造中国教授们的本质；儒道哲学的早期的优势与它不可能自我突破的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说、对立统一说、唯物辩证法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革命。　　

　　

邓小平理论是目前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理论没有突破《论语》的哲学高度，二者都是一些零星的感悟，但貌似高深的感悟都让《论语》说完了，邓小平理论也就只好说一些“猫摸先”一类的俗语，邓小平理论虽然也有几本书，估计最后传世的也就这三句话。仔细研读《论语》，一定能找到与“猫摸先”完全一个意思的句子，研究历史不应该推测，但我相信我的这个推测。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党从改革一开始，就有滑向封建官僚主义的危险，到目前，这个危险不仅是更严重，而且是很明显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最适合的马甲是儒，所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但又时时露出儒的样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反对这个理论的人，大都出自上层知识分子。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也是儒的本质，把他们放到车间干干活，他们一定会痛不欲生的，他们反对邓小平理论，但不打算与劳力者同起同坐，他们是美国造的中国教授，就像中国造的通用汽车。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在无危险的状况下，质疑邓小平理论，以及质疑中国政体，以及幻想政治改革。他们是在无危险的状况下，而且是在酒足饭饱后，咪叨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假如政府放出治理的风声来，他们马上会如落叶一样悄悄溜走。这些教授骨子里都是儒，他们拿着美元自我感觉是达了，所以想济济天下，并不是真有什么坚定的社会理想，只不过是满足一下个人的道德品味而已。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是不是也反对邓小平理论？是的，但他们更反对的是邓小平本人。一部分美国造中国教授们想走三权分治的美国道路；工农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吏和工农中脱颖而出的富裕阶层要维稳，而且，由于后者掌握了军队警察，他们因此正在、缓慢地、逐渐地对讲道理失去耐性。　　

这就是我看见的现实。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纯粹的社会主义实践，到现在又出现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又出现资本主义更有生机勃勃的欲求，以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特色土壤上矛盾尖锐又相安无事的结合，看上去新瓶装的确实是旧酒，那么，1949年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这个结论是不是下的早了？甚至是错了？不，不早，也没错，有此怀疑的人只看见了现象，没看见实质，他们都是用眼睛了解现实的，不用脑子，他们有了调查，也不能有发言权，如果看见现实就以为掌握了情况，那不如让摄像机说明一切好了，它最真实不造假，但是摄像机不能给发言权，因为它没有脑子，不懂唯物辩证法。　　

社会不是生物有机体，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不能用生物有机体的反应来比较，但是，没有人否认一个独立的社会有独立的灵魂。这个灵魂无疑就是人的思维意识基础。那么，邓小平理论是不是改革时期的灵魂呢？我肯定的说：不是！改革时期中华民族的行为，很像一个高尚的人在做着违心的事，所以，整个社会在发展，但是，不能摆脱物质与心理的分裂感。中华文明古代的灵魂就是儒道哲学。我个人认为，这个灵魂是单纯的，是幼儿的灵魂，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儒道思想更单纯的指导社会实践的哲学了，就是比儒道哲学更早2000年的古代埃及哲学，也比他高级，但是，正是由于儒道在哲学上的单纯，才保证了中国历史早期人民的幸福和发达，就像一个单纯的但干着大事业的孩子，只有满足和自豪感，而没有成长的烦恼和痛苦。改革后，中国人的行为颇有些返祖，象孩童扑向糖果一样，扑向了欲望的怀抱，但是，中华文明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尤其毛泽东哲学的锤炼，已经有能力纠正自己的幼稚行为。所以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时期，整个60年，中华文明的灵魂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而邓小平理论尽管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但是，毫无疑问它不是，它是儒道哲学的一个通俗的变种，它指导的只是政府。　　

儒道哲学是单纯的吗？不是常说儒都是大大的狡猾的吗？没错，儒的确世故而且狡猾。儒家社会有西方人叹为观止的《三十六计》《三国演义》《官场现形记》《厚黑学》，尊儒的封建朝廷有一连串的精彩的午门政变密室暗杀，但是，正是儒道哲学的单纯性无原则性，指导了这些阴谋的多样性。《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虽然这部最早的经典发明了形而上这个词，但是，它的传人们始终没有对形而下的思索再思索，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派，所有的学者，一直到宋明清，都是对器物的形象思维，缺乏，甚至没有抽象思维，没有形而上学。假如把形而上学仅仅看做谈玄论道，那倒是有过一些，但是，中国的风流士大夫们谈玄论道，也没有突破修身养性的范畴。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没有人坚决的执意的要去弄清事物本质，没有人想过财富权利对人的终极意义这类没有现实意义的意义。中华文明没有神性的位置，只有草木泥偶，拜过就踢走。　　

西方文明纠缠在人性、神性、人的神性的梦魇中长达千年，终于，苦尽甘来，他们尝到了固执的果实，西方文明没有快乐的童年，但收获了强有力的成年。自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黑格尔、康德....直到尼采超人，他们的贤者都一直在探索物理学以外的价值，他们一直探索人与神的关系，这使得西方社会有很多神经质的人，但绝不会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神经质的理论。那么，中国现代化时期这种回归幼年期的理论能否长久呢？当然不会。毛泽东哲学告诉我们：事物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否认任何第一才是真理。讲究和谐的传统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矛盾的掩饰必然是他的选择，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只会对事物仅仅做一些形象的认知，物质决定能力是他们必然要夸大的，而本质的认识他们会小心翼翼的掩盖，但是，斗争是永恒的，他们的掩盖也是斗争的方式，不过是对被统治者的斗争，那么，被统治者也只有拿起自己的思想武器来，才能达到认识的统一，即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儒道哲学是形而下的，它的最低点是不择手段的活着，它的最高点是酒足饭饱后的歌以咏志，辉煌了1000年，又沉默了1000年的中国古代文明就这个境界，除此之外，我还真看不出它能给人其他的什么冲动。而西方文明是形而上的，这让这个社会在早期彷偟挣扎了很久，后来，因为海盗、苦役、逃难者在其内部以及海外的冒险，以及冒险行为与神父布道的勾结，终于使精神欲望和物质欲望产生了化学反应，而爆发了占领全世界的力量。物极必反，西方文明的衰败正伴随着辉煌来临，它的衰败不会自然到来，要么他们自己停下来，就像中华文明在1000年前满足的停下来一样，要么，被其他文明打败，我想，还是被打败更符合唯物辩证法，这个世界上有希望完成这个工作的，就是以毛泽东的斗争学说、对立统一学说、唯物辩证学说重新武装起来的中华文明。　　

现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幼儿孔子回来了，西方文明的果实资本主义也来了，维护了中国大一统而又绑架了中国的官僚主义也来了，这些旧的新的都来了，那么，毛泽东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又从何谈起呢？先打个比喻：毛泽东思想是房子，中国人是主人，儒、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是客人，难道怕客人会赶走主人占了房子？还是怕客人说服主人拆了房子？我认为都不会，宴会热热闹闹的进行，欢欢喜喜的或者打打闹闹的结束，然后，各归各位，进坟墓的进坟墓，上神位的上神位。　　

结局：进坟墓的进坟墓，上神位的上神位。莫不如此。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4　　

阅读提示：科举制度与小脚女人；宁要残杀不要把玩；伟大时代的创造力高峰；伟大时代后的集体迷失；伟大时代的不能模仿性；贤明政治及救主幻想的危害；毛泽东在中华文明中注入未来主义的意识基础。　　

公元605年，隋炀帝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对中国历史大一统格局的贡献仅次于秦始皇设郡县。隋和秦都是短命王朝，都二世而终。但这两个短暂的朝代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所以，史称秦汉，隋唐。秦的革命意义在汉朝实现，隋的革命意义在唐朝实现。郡县制和科举制是这两次革命性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果实。　　

春秋战国，士大夫奔走于诸侯，以献策献计参与政事，我认为那时候的士大夫关注国事，不是为了名利，是真为天下计，因为，那时候，交通信息闭塞，一个读书人一旦决定去当诸侯的客卿食客，必定要抛妻弃子，奔走于蛮荒，寂寂如丧家之犬，无异于以身家性命相博，门徒簇拥的孔子把游说诸侯的过程都自比为丧家老狗，况一般单身仗剑去国者。士大夫即使有了贡献，也基本上没有夺取政权的机会和野心，按照现在的说法，投入产出比太低，不足以让人怀疑他们出仕的动机。　　

汉朝的官员诞生办法颇有些民主味道，由地方上察举，起初和文革时推举工农兵大学生相似，德才兼备的山野村夫可一举登堂入室，官居九卿，象奥巴马这样由平民直升国家中枢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汉朝的民主实际上是贵族的民主，这个民主的弊端和我们现在痛斥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弊端是一样的，它实际上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实权阶级的民主。随着两汉大治，生产力提高，官吏的物质回报逐渐丰富，当官成了风险极小回报极大的差事，尤其两汉结束后，孝道崩溃，当官御民，弑君谋位，成强人枭雄的人生游戏，门阀世族本来看不起的门下走狗，忽然有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威力，于是，官吏如何产生就成了决定历史进程，保证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门阀世族自然要抓紧而且事实上也垄断了官员察举权。　　

正是由于官员的回报太厚，风险太小（后世记载的灭门的例子那是少数，官员群体相比于百姓就是活在天堂），才导致门阀世族抓紧了官员推举权，才导致了贫民中的优秀分子不能进入管理集团。更要命的是，由于官员对自己的推荐者和进一步晋升的潜在推荐者的忠心超越了对中央政府的忠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长达4个世纪的混乱，混乱程度堪比春秋战国，360多年间，产生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王朝，那时的中国人各为其主，大概已忘记了统一的天下观，始祖达摩从洛阳的山顶俯看海内，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看见的大地前世是一个整体，后世也还是一个整体。隋唐是大一统中国的再生，保证这个再生的就是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　　

秦汉解决了体制问题，隋唐解决了管理这个体制的人的问题，由于中国从来没有统一的宗教的掣肘，所以，统一的政治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创造能力。在唐朝灭亡以前，中华文明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他的创造力使得中国人与同期的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简直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仿佛不可能超越的，最有前途的民族。　　

危机总是潜伏在盛世中，大唐盛世的荣耀掩盖了中华民族的衰变。假如没有契丹、党项、蒙、满等民族的搅局，我估摸着唐以后的历史将是平淡如水毫无起伏的，王朝更迭之际的混乱期大概不会超过50年，即使有了少数民族的搅局，历史上也再没有超过百年的混乱期，幸耶？不幸？　　

科举考试由于由中央统一举行，敲掉了门阀借助推荐官员的机会，安插自己的爪牙的传统，而且，平民知识分子可以直接得到机会，不用先奔走于豪门间，所以，官员对皇帝的忠心自然超过了对地方豪强的忠心，大大的减小了国家分裂的危险。　　

唐亡以后，中华文明丧失了创造能力，在长达千年的时空转换间，皇帝和他的官员们与其说是管理社会，不如说一半是变态一半是繁文缛节。最变态的行为当属唐后主李煜首创的女人小脚。后世文人对李煜的几首词推崇备至，可谓变态者都有共同的审美观，李煜是第一位捧臭脚大师，难怪五代的皇帝们被文人们记住的也只有他了。女人能顶半边天，女人缠小脚不仅斩掉了中国的半边天，也更牢的捆住了中国文人的大脑，汉族人常常把游牧民族视为野蛮民族，但是，我想，游牧民族看到汉族人把自己女儿的脚绑成一种号称三寸金莲的肉疙瘩，一定认为汉族才是野蛮人，当然，汉族从各方面来说，都比游牧民族文明，只是在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突破，而是变态了。　　

女人小脚的发明及其保留了千年，这是中华文明僵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华文明之所以僵化，原因是起领导作用的官僚阶层及其文人后备军丧失了创造力，官僚阶层及其文人后备军丧失创造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丧失创造力的原因是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出了问题。本来，经过五代的混乱，再次统一的北宋实际上是一个三分天下只有其一的皇朝，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更有爆发创造力的动力，但是，这时候，官员和官员的预备军文人们的思想被一种腐朽的东西控制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文人们被不恰当的意识形态洗脑了。　　

这个断送了中国美好前程，使中华文明由生机勃勃的青年期突然进入苍老期的的东西就是以程、朱子为代表的理学。我们常说意识形态战争，担心美国人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我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被意识形态战争毁灭过一次，毁灭者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而且是领导阶级内部。这个终止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诞生于宋的理学。也就是说，在唐亡以后的关键时期，做为一个文明的核心的思想方面，中华文明发生了灾难性的病变，伤了大脑，丧失了自决能力，分不清好坏了。由于以这个皓首穷经的理学为指导，所有的新学说不是来自生活，不是来自生产劳动，也不是来自征伐，而是来自对典籍的挖掘，文人们成了食腐者。由于备选队伍整体迂腐了，那么，科举制度自然难免八股文化，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进一步扼杀了创造性人才。理学不仅毁掉了科举制度，也毁掉了敢想敢做的开放民族性格，使得汉族人民猥琐了，缠小脚这种变态狂行为居然都能够得到长久的热捧就是明证。　　

通过上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中华大一统的局面；隋唐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科举制度保证了领导阶级的先进性。秦汉与隋唐之间400年的迷失期后，中华文明获得了突破和发展，而唐以后的千年，虽然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国家的形态，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长的迷失期，是意识形态病变导致的迷失期。　　

制度与人永远都是互相影响的矛盾。思想迂腐的群体完全有可能让一个好的制度烂掉。现在有些人鼓吹制度改革，但同时，又执意赞美物质决定力量，本来，这两种想法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是不是值得同时赞美，还要辩证的看待。　　

毛泽东时代也是一个伟大时代，也许很多人希望这个伟大时代中不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想法来自官僚和知识分子。做为清除政治影响的手段，摸黑任何一个短短的十年，都不会影响现实的进程，历史上被抹黑的十年很多。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权的革命，而是文化革命，他的意义超越了政治，他的起因和目的都不是指向一届政府权力，所以，文革的意义和对文革的抹黑的后果就不是用几十年时间段来显现的。不管文革是否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杰作，首先看看它的反对者的组成，就有必要引起警惕，这些官僚和文人对文革恨之入骨，使人怀疑中华文明的创造性集体是否还未产生。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5　　

阅读提示：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华文明最后的展示；隋炀帝的气派和疯狂；统计死于非命的隋唐五代节度使，发现他们更多的是死于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之手；当反抗压迫导致动乱的时候，要忍耐还是要反抗；毛主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辩证法。　　

1406年4月，明朝太监郑和率领27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浩浩荡荡但目的不明的远洋航行。这次航海的目的和起因都不明晰。后人的总结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为了外交，有人认为是为了贸易，也有人夸大了军事成分，因为，枪炮远航容易引起民族自豪感，也容易编写剧本。郑和下西洋到底为了什么？应该说郑和和派他远航的永乐皇帝最清楚。但恰恰是这两个人最不清楚。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都是近年来，文人们向往蓝色文明，而赋予它的。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有动机但没目的的展示，属于“复礼庆典”的一种，类似于奥运世博，一时喧哗而已。回顾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不是靠搞阴谋而留名青史的太监，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值得回顾的价值。　　

在长达24年的航海活动中，郑和船队只碰到了三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连天气似乎都格外好。郑和圆满的完成了“和谐之旅，宣示之旅，威武之旅，正义之旅”的任务，随着郑和和支持他的永乐皇帝死去，中国的航海活动嘎然而止，中国周边的海域开始了400年死一样的沉寂和稳定，当欧洲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很难相信那些驾着小舢板沿岸打渔的渔民的祖先曾经制造过5000吨排量的木质大船，难免要怀疑中国人吹牛。不管郑和宝船的排水量和船队规模是否夸大了，但郑和航海之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都突然大幅度的倒退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豪华展示。由于这种规模宏大，劳民伤财而目的混乱的活动没有导致内部的反省，证明了中华文明已经完全丧失了发展的能力。　　

永乐皇帝的做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隋炀帝，二者都弑君篡位，前者干掉了自己的侄子，后者干掉了自己的亲爸爸，都有指挥战争的有限才能，相比之下，隋炀帝更有成就一些。想当年，隋炀帝北上云中，四海巡视，随从官员甲兵50万，旌旗千里，突厥可汗等北方游牧首领迎谒道边，隋炀帝迎风赋诗：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锦衣华裘，风流恣肆，胡人不敢仰望，惊为神人，何等气派！首开科举，彰显文治，开运河、修长城，年年役夫百万，隋炀帝时期的中国时时出于节日和末日交替的骚动中。等到征高丽失败，群雄并起，朝野分崩，隋炀帝似乎突然变了一个人，只会和后宫美女酗酒等死。隋炀帝的作风和所有艺术气质的统治者完全一样，他们都只是历史大潮的顺应者，而非改变者，当他们的行为恰好合于潮流的时候，世界就是他们如鱼得水的秀场，而一旦灾难降临，他们只会束手奉献美丽的首级。　　

秦汉隋唐时期，皇帝并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想要驾驭群臣，是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实际上，驾驭皇帝的大臣似乎多于驾驭大臣的皇帝。就是普通士兵，当上司的鞭笞超越了忍受力时，也乐于逾墙夜入，割下上司的脑袋。而下级军官对上级的忠心也非常有限，虽然跟着混，但包藏祸心，一旦机会来临，是不会在良心和利益间犹豫不决的，更不会为了虚幻的道德而做恶梦。从诸侯到文人，从武夫到农民，都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悲伤不过夜，社会风尚强人规则，民风剽悍尚武，当暴君当道，民不聊生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人民会立刻加入造反大军，至于各地封疆大吏，很少会愚忠于无道昏君 ，而是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自谋上位。　　

我们以唐亡以后的100年历史为标本，会发现杀死前任或者前任死后自封留后，然后向朝廷索要个节钺的节度使，多于朝廷钦命的节度使；死于下级反抗的节度使多于朝廷镇压赐死的节度使，实际上下级军官想要干掉头领，只要几个同道一合计，就有可能完成，而朝廷想要干掉一个节度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节度使基本上都是强人，没有那一个会不经过反抗就引颈就戮的，假设朝廷一怒之下发出收监的诏命，往往也是很快收回，因为怕惹怒这些地方大员，镇压不成，反而多出一路叛军。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地方大员，他们对皇帝和国家的忠程度很低，皇帝维系他们的忠心的办法就是给权和给钱，而地方大员要独霸一方，就需要人手，留住士兵而且保证士兵忠心的唯一办法也是加饷。至于对仁义礼智信之类的渴望，节度使比士兵强烈，皇帝比节度使强烈，皇帝最盼望自己任意恣为，百姓默不作声的精神武器。　　

反抗是容易激发的，反抗也是容易成功的，那么，相应的，镇压就是成本很高的，也容易失败的。镇压是不是因此就少了呢？当然不是，因为镇压和反抗都是由于欺诈和剥削造成的，而统治阶级的本性就是欺压百姓，不管会不会导致反抗，欺压是一定要欺压的。统治阶级希望人民接受被欺压的现实，但人民往往易怒而且残酷起来并不比暴君差，这使得统治阶级欺压百姓的时候，总是不敢太露骨，不敢太畅意。反抗没有减少镇压，但确实减轻了统治阶级的压迫。秦汉隋唐时，尤其夹杂于其间差不多一样长的时期，皇帝、地方官诸侯、平民互为掣肘，没有哪一方敢完全无视另两方的利益，因为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推翻另一方的能力和欲望。这期间的皇帝，最懂得“人是最可宝贵的”这句话的含义，真正以民为本，因为人民还没有经过儒家文化的彻底洗脑，人民知道有仁义礼智信这一套说教，但他们相信这一套说教并不是为了做皇帝的顺民。因为，除过君权之外，他们更乐意信任天道，而且对来世的幻想经常超过贪生怕死的今世忍耐。所以，皇帝要保住自己的势力，就要有人民的帮助，而要得到人民的帮助，就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希望人民一听是皇帝就乖乖就范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们私下里把人民还是叫做人口。　　

儒家学说稳定国家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儒学奴化人民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皇帝们看不见儒家的奇效吗？皇帝们当然看得见。一般开国皇帝起于草莽，对这个学说天生的反感。而帝二代、帝三代都缺乏扭转乾坤的能力，没有才能改造社会文化。而帝N代则要么是娃娃要么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孽障，到了N代以后，权力一般都掌握在大臣手里，而大臣一般都是窃取权力的潜伏者，他们对儒的糟粕更感兴趣。所以，自汉武帝这个唯一可与开国者相提并论的五代皇帝独尊儒术以来，儒的影响力虽然一直在进步，但一直没有获得独霸的地位，汉末魏晋时，甚至一度差点被挤出主流。假如公元1000年前的文人士子听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类话，一定十分困惑，他大概会反问：佛呢？道呢？他们不是也在照亮黑夜吗？可见，在宋明理学兴盛之前，儒一直处于合理的竞争状态，虽然，帝王们对这个学说洗人民脑的功力垂涎已久。　　

儒被汉武帝捧到了最高位置，但直到宋朝以前，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力量，没有完全发挥统治者想要的效果，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儒家学说本身的理论不够严谨，断断续续的感悟箴言，不好出考试题目，首先没有彻底征服科举取士的考官，没有夺取决定士子的前程的位置。　　

二是中华民族对统一国家的意识基础慢慢才形成的。“中国就应该是大一统皇朝”，这是儒发挥礼仪格物功能的意识基础，经过一千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华文明慢慢地才积淀了这个基础。比如：南北朝时的农民对国家统一的合理性、重要性、必然性就肯定不如我们现在，南北朝的人民不懂什么叫爱国主义，他们只知道陈家的天下，还是杨家的天下，而且，他们也很明确的知道不管谁家的天下，如果不让人民好好活，就会有改变天下姓氏的雄人出现。　　

隋炀帝的横死和永乐的善终，可以隐约看出中华文明逐渐的向适合于统治阶级变迁的轨迹。同样的行为，导致不同的后果。皇帝的诏命对大臣来说，终于成了不可抵抗的也不可能抵抗成功的圣旨，而豪强对黎民的压迫，几乎不可能再遭到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情绪不那么轻易就敢发作了，整个社会忍受压迫的忍耐力空前的加强了，中华文明默默的稳定的被西方文明抛下的时期，中国正是地主豪强官吏腐儒的乐园。　　

郑和下西洋成了令后人颇有民族自豪感的事情，而下西洋之后的科技衰退却没有人愿意提起，一场长达24年，全球最宏大的公众事件，结局却是生产力的葬礼。与稍后的哥伦布的三条破船，78个人的寒酸航海，开启全球化的惊人成果相比，真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隋炀帝的庆典展示，葬送了自己的小命，但人民迎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而永乐的展示，对于明政权没有任何灾难性后果，只是终其一朝，中国的农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耕作，中国的士兵还是拿着长矛，而同期的弹丸小国荷兰都可以绕过地球来占领台湾了。后来比隋炀帝更奢华的乾隆皇帝，在大运河上来回逡巡，不但没有劳民伤财的恶名，反而成了风流佳话。　　

对比公元1000年前后，人民对帝王行为的反应，你会明显的感到，统治阶级借助儒的威力，终于获得了奴役人民而不会有报应的特权。统治阶级获得这个特权的过程，正是中华文明趋于衰落的过程。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当反抗会导致分裂的时候，总是令人犹豫，因为统一的国家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基础。　　

毛泽东思想指引了一条新道路，那就是通过反抗，完成对统治阶级本身的改造.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6　　

内容提示：1840年，中华文明的崩溃；儒家思想包装的残骸；民国和改革，中华民族在外部压迫下的本能模仿；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在外部更严酷的压迫下的自主路程；毛泽东思想为本、儒家思想为标的中华文明的未来前景。　　

1840年6月28日，鸦片战争爆发，由48艘各式舰船组成的一支英国远征混编舰队，封锁了珠江口，这支军队由正规陆军4000人、正规海军3000人，以及人数不详的商人、伙夫、印度奴仆等等组成。应该说，这只舰队的规模不大，与400年前的郑和舰队没法比，与几十年后海陆空的现代舰队更没法比，但这只舰队已是当时英国对付东半球国家愿意使用的最大规模的舰队了。也就是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全力以赴的和大清开战了。　　

英国对大清是非常重视的，“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欧洲贤哲的警示名言，这句话到底是拿破仑说的，还是伏尔泰说的？谁说的并不重要，不管做出这一判断的是政治军事强人，还是哲学文化强人，反正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们看错了。我估计英国士兵并不知道有这个判断，或者即使知道也不相信，否则，谁愿意用手指去触摸狮子头呢？但是，在当时的欧洲人的心理中，显然对中国还是很胆怯，情报证明中国可打，但真动起手来，他们还是神经高度紧张的。面对一个组织严密的同欧洲一样大的中央帝国，他们自信而又胆怯的开战了。　　

此后历时三年的战争，断断续续、大大小小十几次战役，空前的打出了欧洲人的自信，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卑。这些漂在海上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和他们的端茶倒水的奴仆，用零死亡，或者个位数的死亡，（据说只有一次伤亡惨重，死了39个人），完成了这些战役，而对阵的清军，非死即逃，唯一影响深刻的就是涌现了好几位民族英雄。国难有死士，追誉为民族英雄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想到四亿人的国难只是由一小撮流浪的士兵制造的，又令中国人羞愧，使得这些英雄仿佛水货，仿佛塔利班的人体炸弹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这句话到底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近年来，经常在各类文章中看到引用，做为鼓舞民族自信心的口号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它有什么事实基础，则是对历史的误解，高估了中国的实力，高估了中华文明在19世纪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一说，假如没有鸦片战争，或者鸦片战争推后二十年，我估计历史学家会整出乾道盛世一词，来取代对康乾盛世的年代划分。因为从1840年往前看，康熙时期还有战乱，是治理阶段，而真正的盛世应是乾隆雍正道光，道光朝才是“流光溢彩、穷奢极欲、庆典年年有，大食摇头丸”的明君盛世年代。可是，几千个士兵无情的击碎了这个幻想，使得中国历史学家不得不把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往前推了几十年。　　

实际上，我认为，中华文明的盛世早就结束了，披着绚烂的文明外衣的中国朝廷不仅迷惑了中国人，也迷惑了外国人，谁也没看出来它早就不是什么睡着的狮子，它早就只是一具披着华丽外衣的枯尸。我们说1840年古代中华文明崩溃了，是因为这一年，它的华丽外衣被无情的揭掉了，这具僵尸被外国蛮夷一举击碎了。如果英国兵早来几十年，早来一二百年，结局并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反抗力不会比1840年更出色，只是史上不可能再有令北京编剧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会有那两个编了很多精彩故事的皇帝。　　

经过宋明理学改造的儒家思想，给中华文明编制了这个华丽外衣，以这种思想科举取士诞生的官僚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闭门解释者，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不实事求是者，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唯一以道德修饰解释历史而又以人伦愚民治理国家者，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卖儿卖女造反割据....所有合理的自然现象、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都让他们引经据典的解释出了和谐图景。此流毒至今未肃清，甚至有回潮现象。　　

比如，对于鸦片战争，我就在网上看见很多篇名人博客认为，当时的战争结果没有反映出两国的实力，理由是英军初来时虽然只有7000人，后来不是增加到20000人了吗，而清军虽有百万，但用到每次战役的不也就几千一两万吗？言下之意，清军是用了1%的力量，对付英军100%的力量，更有经济潮人总结出当时清朝的GDP是世界的70%，世界的财富十之七八在中国。言下之意，英国士兵蹂躏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封建皇朝，仿佛1840年的中国不是腐朽的外壳，而是一个失掉的乐园。言下之意，当时的中国依旧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传统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被外族的军事胜利暂时抹黑了。言下之意，鸦片战争昭示的并不是文明的失败，只是一次战争指挥不当而已。　　

腐儒没有战斗力，但有无敌的解释力，这就是腐儒的现代版，假如中国继续和平和谐上几十年，对鸦片战争再解释，也许这就是主流论调。千万不要以为当今中国已没有腐儒，腐儒还有，很多，只是这些人用上了民主、自由、两党制、GDP等现代的词汇。上述言论就是著名新文人的新发现。我很纳闷当时没有美元这种世界货币，而以金银换算又怎么个计算法？清朝有统计局吗？南美的银矿在没有开发或者开发后还没有运到世界各地之前，是不是秘鲁也占有世界GDP的70%？按这个思路，古代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印加帝国，因为他们的山里埋着可折合世界GDP70%更多的银子。　　

现代腐儒正试图用经济概念解释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500年来谁著史？按他们的思路，说来说去，原来是银子在著史，中国的历史，原来是银子流通的历史，成也银子，败也银子；那么银子之前呢？是否成也铜钱败也铜钱呢？改革时代的历史著患上了可怕的财富病，这种病态的思维并不比封建社会文人迷恋女人小脚更健康些，他们用民主、自由、GDP等词汇回顾历史的时候，和那些些用仁义礼智信臧否历史人物的老古董是一路货色，都是闭门造车，个人投机，投统治阶级所好，都是用如花妙笔把文明的疮疤描绘的如夏花之灿烂。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鸦片战争之后，儒家文人经过短暂的反省，提出“经世致用 ”的解决方案，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之实践，结局是日本的枪炮扫荡了太后的庆生大典；蒋介石的基督徒的独裁，对外节节阿谀，对内斩杀异党寸步不让，置国民于水火，到今日，居然有了“黄金十年”的留恋；改革派刚刚吃饱了饭，就迷茫了，就不知道理想在哪里了，就思淫欲了。　　

宁可享受“清朝只用了1%的力量所以输掉了鸦片战争”这个玩笑的快感，而忽略“英国只用了600搜战舰中的17艘，远涉万里，死亡几乎可以不记”这个真实的痛苦，文人、艺人奔走于衙门，为当权者吹奏“复兴盛世”之欢歌，知识界用散碎银子以及鸡毛蒜皮重新装饰文明外衣，这是中国当今改革派的悲哀。这使得改革与民国衔接上了，不管名义上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假如不能清除文人“装饰世界”的腐儒本性，那么，中华文明的新生还得再等等。改革与民国的衔接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儒家思想这个所谓的共同的中华传统开始的。　　

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以求生求享受求贪婪的本能爆发，总归要回到活命贪欲的本能中去，动机的境界有多高，结局的境界就有多高。洋务运动、民国、改革，都是在外部压力下的中华文明的本能反应，对压迫者的本能模仿，所以，超不出活命、海吃滥喝的活命的宿命，这只是中华文明新生过程中对旧时代的藕断丝连而已。这个丝必须斩断，必须从骨子里斩断，但是，面子上要不要呢？这个要不要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子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要把他再埋葬一次，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祭奠仪式，而与现实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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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中华文明必将再次领先世界。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自觉地自主的革命，是外部压迫下的中华文明从容的选择，不是对外部压迫者的模仿，而是压力下自我的新生。更不是经世致用、上帝保佑、白猫黑猫那些慌不择路的低级溃逃。以毛泽东思想为骨（以前这是儒的位置），以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的一些理念为表面，这就是中华文明未来的前景。（为什么是这样？以后慢慢分析）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7　　

内容提示：关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同化力；建立在海关管理方法上的错误开放理论；现代中华文明是已经经过毛泽东时代改造的文明，是一个新的文明；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　　

古代中华文明一贯被热捧的就是其强大的同化力，所谓“无百年胡”，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无论他看上去多么强大，都最后被同化了，不是文化上被同化，就是连种族一块儿被同化，时间不会超过100年。“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同化力”这一贯是汉民族的骄傲。但是，现在，得承认，这个骄傲是虚幻的，是假象，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与伦比的同化力”，这是个伪命题。　　

所有文明都一样，同化能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就具备同化能力，而遇到更先进的文明，就只好被同化了。比如：蒙满民族都有文字，有独特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礼义廉耻”，但他们进入中原之后，还是不能抵御被侵略者的文化侵略，自觉不自觉的就被文邹邹的汉人同化了。这不是由于汉族文人阴险，而是因为汉民族的“礼义廉耻”的确比他们的先进，他们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政治文化方面注定要败下阵来，蒙古人到了亚细亚也是这个结局，不独到江南才如此。因为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都比他先进，相比于这些军事失败者，蒙古人就像野蛮人，被同化是必然的结果，被谁同化都不奇怪，要避免这个结局，只有退回到草原上去。　　

当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的一小撮传播者时，就立刻意乱神迷起来，立刻显出被人类发展潮流埋葬的趋势，汉奸、叛国者立刻如雨后春笋般一茬一茬的出现，汉奸、叛国者都认为自己比死守家园的同胞更有文化，更有国际眼光，如果文明的颓势不能彻底扭转，任何时代的汉奸都能获得同情，翻案是后来的汉奸必然的选择，因为从个体的角度看，抛开民族感情，做汉奸有其合理性。改革以后的汉奸、叛国者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高尚化自己，除过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之徒，不具备文明创造素质之外，母国的文明弱势是根本原因，汉奸叛国者的成长过程，就是民族被同化的过程。　　

好在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华民族不得不选择做西方文明的附庸的关头，击退了西方国家的进攻，回头看，与其说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如说，中国大地从来就没有被先进国家大规模的占领，也没有被他们的势力控制的蒋介石政府之流长期统治，假如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占领中国100年，估计中国绝对不会取得对付满蒙的结果，是否一定比非洲部落文化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能力都值得怀疑。至少在1949年之前，看不出中华文明在抵御西方文明的攻势方面有比非洲部落更强的能力，没有被全殖民主要是列强瓜分的时候，列强之间闹了矛盾。　　

中华文明至今保持着崛起的态势，不是由于传统文明在政治文化方面有非凡的自主能力，而是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政治军事上同西方划出了地理防御边界。文明的交锋是思想文化的交锋，但切不可忽略军事界线的巨大作用，对于弱势文明，阻止敌人越过边界，自己也不要越过边界到对方的地盘上去，都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一个文明形态不能有力的更新，那么，不管是占领敌人的地盘还是被敌人占领，结果都是亡国灭种。在文明新生之前，保证军事界限的有效防御性，才能保证文明的独立的新生。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城捆住了汉民族的思维，而我认为，对于汉民族来说，长城就是一条单纯的很长的军事要塞，并不具备文化抵御方面的心理暗示功能，相反，它倒是北边的“胡人”的防御地带，“胡人”一旦越过这个线，不管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还是失败者的姿态，结局都是“无百年胡”。　　

而沿海的炮台本来是阻挡西方人的军舰的，但一次也没有完成任务，使其军事价值若有若无，屡屡炮台失陷，严重的打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使得“炮台的陷落”成为正常的事，而炮台的没有陷落反而成了不正常，这种状况下，中华文明没有表现出一贯引以为豪的同化力，而是遍地汉奸、假洋鬼子、崇洋媚外之徒，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将“无百年中华”。因为西夷不是不会跪的蛮族，他们挟先进的火器和文化游走世界，四处牟利，他们和北胡不同。我们与“北胡”在以长城划界的优势，到了海边与“西夷”对峙的时候，这个界限的意义刚好相反。海岸炮台对中华文明来说，不是单纯的军事要塞，而是文明交锋的地理界线，不管被攻占，还是我们自动放弃，还是我们越过炮台打到对面去，只要忽视它的存在，都将是中华文明的灾难，只有明确它的存在，并且保证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才可使得落后的一方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去争取新生。　　

这里涉及到对开放和封闭的理解。近年来，好像认为加强海关管理，或者对进出口贸易设置条件，就是类似于死守炮台严划界限的，就是闭关锁国的，而闭关锁国就必然导致落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因果倒置了，或者说本末倒置了。一个文明社会最终是否失败，不是由海关管理方式来决定的，而是其创造力、先进性来决定的。如果是落后文明，敞开怀抱只能导致速死，连一个生长发芽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是先进的，那么，是否禁止闲杂人等胡乱走动，都不会减弱其魅力，都不会招致所谓封闭的恶果。　　

这种例子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放弃满蒙这个例子）鲜卑族不但不封闭，甚至十分喜欢汉族文化，也十分喜欢印度佛教文化，在文化的接收方面，他们一点儿不设限，可谓十分开放，他们占了好大一块地盘，仿汉制建立自己的朝廷，这就不只是开放，甚而进入了，但鲜卑族并没有发扬光大任何“鲜卑文明”，北魏灭亡后，这个民族不知散落到何处了。当然，这谈不上悲剧，只能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民族贡献甚微，只是在某一短暂时期，某一小区域努力模仿了一阵，然后，灭亡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开放不开放，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文明的成长完全取决于内在的自决能力，而自决能力决定了它应对挑战和压力的态度，而开放是态度之一，这个态度不可能因为政治正确而改变一切。那么，在文明的弱势或者成长时期，一个较为明晰的界限就是不可或缺的。　　

毫不夸张的说，1949年前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行将就寝的文明，就像今日之台湾，不管台湾人给繁体字赋予多少文化含义，可以肯定，如果解放军再不解放他们，那么，用不了50年，这个小岛的社会形态一定是西方文明排泄的残渣，不管这个小岛最终落入谁手，都不会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台湾人群体。解放前的大陆，也正是如此，民族自豪感彻底分崩，少数学者还捧着经典做着治国平天下的梦，但是，很明显，传统经典已经仅仅是一门手艺，不再是活的东西。而1949年，这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截断了西方文明一统地球的脚步，保住了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别样的生活。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相对比较封闭，不仅以地理国界，也以明确、固执、极端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划出界限，拉开距离，结果，我的看法，正如此，才保护了中华文明的独立形态，继而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近年来，政府到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以为推出孔子这个品牌，就能增加文明的竞争力，这完全是缘木求鱼胶柱鼓瑟，100多年事实早就证明，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的进攻时，儒家思想是一个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幻影。而现在的中华文明，早已是经过了毛泽东时代改造过的新的文明，现在的中华文明早已不是儒的灵魂，在这时候力推孔子学院，实在是对伟人及其领导的一代杰出人民的亵渎。　　

那么，新的先进性，新的创造力是怎么来的？　　

从对抗中来。　　

从反抗压力并战胜压力下来。　　

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来。文明的改造不是躲在书房里写什么忏悔录，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也可能是社会动荡，人人参与，“触及灵魂”。知识分子们不用一听见运动就发抖，知识分子们要用心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些运动，扭转了民族性格，树立了中国农民改造世界的信心。　　

至于现在的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只是仿佛肌体健康的人偶感风寒，不必担心他的基础素质。　　

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打造了新老青三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可惜，这些知识分子们自己还不晓得，以为他们那一点点良知是由于反对专制才得来的，岂不知在新中国反专制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念，因为并没有什么专制曾经可供他们反。他们错误的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受迫害的艰难处境，唉，这些文化人除过矫情就是矫情，实难担文明改造的大任。知识分子的确最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中华文明自古多的是怪力乱神，没有英雄史诗，而毛泽东时代，正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祖祖父辈创造的现代英雄史诗，我们有必要以崇敬之情认认真真读懂这个时代。　　

记住：神不需要崇拜，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