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是孔子的观点，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其实孔圣人这一套，根本没人听。甚至到了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依旧不搞“藏富于民”。
汉武、昭之世，盐铁论兴，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义之实者，此类是也。夫割利以与民，为穷民言也；即在濒海濒池之民，苟其贫弱，亦恶能食利于盐以自润，所利者豪民大贾而已。未闻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贾而可云仁义也。盐犹粟也，人不可一日无者，而有异。粟则徧海内而生，勤者获之，惰者匮之；盐则或悬绝于千里之外，而必待命于商贾。上司其轻重，则虽苛而犹有制；一听之豪民大贾，居赢乘虚，其以厚取于民者无制，而民不得不偿，故割利以与豪民大贾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于民，上下交利之善术也，而奚为徇宽大之名以交困国民邪？与其重征于力农之民，何如取给于天地之产。盐政移于下，农民困于郊，国计虚于上，财不理，民非不禁，动浮言以谈仁义者，亦可废然返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大概的意思就是汉武搞计划经济，搞什么盐铁专卖。一帮知识分子不高兴了，指责皇帝与民争利，藏富于国，不是个好皇帝。汉武的国家主义，到北宋王安石又再来一遍。同样地，宋之大儒苏辙批评王安石说：“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并且连带批上汉武帝，说他是个暴君，只知道敛财！说真的，以宋之积弱，宋人居然如此非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武大帝，我真佩服文人的脸皮之厚！明未的王夫之是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他就点评得明白：如果国家从重要经济领域（盐铁）退出，让民间资本流入重要产业，“盐政移于下”，农民困于郊，国计虚于上，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处，结果只会对大商人有利。割盐利以归民，确实是藏富于民，但这个“民”，不会是民众，而是民企。王夫之说，“动浮言以谈仁义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盐铁论》中间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体现也是这种财主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对家庭发财门道的热切关注，反应的是皇权政治与地主富农在瓜分农业剩余方面的矛盾。地主富农当然是坚持藏富于民的。一代明相张居正苦口婆心地劝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他要豪族大地主“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积年之通”，以便“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结果如何？甚至明末李自成快要兵临北京城了，崇祯要求达官贵人资助军饷，都还不愿意出，就差没出一个《物权法》，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最后是“天街踏尽公卿骨”，一齐玩完。
所以，在中国如果搞自由经济以藏富于民，最终不会真正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只能是让民间贫富加大，私企老板越来越有钱。如果搞计划经济以藏富于民，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公平地分配财物，那么何必要藏富于民。
抛开这一点不提，如果一个人一小时工资是一块钱，那么这个人需要工作10个小时才能达到生活需要。如果藏富于民，把这个人工资涨到了一个小时十块钱，那么这个人只工作一个小时就会达到生活需要，然后他会用剩下的时间去尽情享乐。几代藏富于民下来，后代们可能根本不用工作，只靠着遗产就可以生活的很好。国民的工作时间变少，让这个国家越来越懒散。这就是唐末，宋末，看起来大家都出来玩乐，社会达到极度繁华。其实上，根本没人在工作，大家只是用上一代积蓄的财富来挥霍自已的青春。年轻人个个都成了败家子，外侵一来，立刻灭国。
藏富于民会给我们一两代人的幸福，但是长久来看，难免会造成唐朝那样，国家没人工作，只好请一些边远地区外族人来干活，甚至于来当兵，而这些外族人一方面忍受给汉人工作的压力，一方面还要受到汉人的歧视，看到汉人花天酒地，而自己卖力气还受气。最后时机成熟，自然会造起反来。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现在也是一样有这样的问题，低端工作没人做，只好让大量黑民涌入做工，而这些黑民又不能给其正式身份，黑民越来越多，总有爆发的一天。所以说，藏富于民有利于近期，不利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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