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式发展道路的“迷惑”与“反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至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惊天动地的一呼已经六十多年了，不可否认，这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的确确在经历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不仅对于生活在中国的13亿同胞而言是有切身体会的，对于世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中国式速度”逐渐被世界树立为其经济发展的标杆的时候，即使在世界经济的大箫条时期，中国仍然以年均近2位数的GDP增长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的时候，那些“世界友人们”出于不同的心态，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式发展道路”便应运而生，而中国威胁论也伴随着这种声音在世界出现，倒是另一种似乎不是很友善的声音--中国经济毁灭论，在令人乍舌的中国速度面前，即使让人振聋发聩，却在事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中国人必须走出极贫极弱带来卑躬屈膝的奴性，大富大贵产生目空一切的狂傲，这种民族复兴的道路只会给世界和自身带来灾难。然而在国内，我们看到多数人面对无限膨胀的财富，变得头脑发热起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辆“高速列车”的离心力也会带来致命的“死亡”，即使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经济软着陆”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我遗憾地看到，在GDP考量地方施政成效这根指挥棒没有转变的情况下，这些多少沦为一句口号而已。
当一些人将“中国式速度”沾沾自喜向别人炫耀的时候，却很少冷静地思考这种经济过热背后所带来一系列问题，他不知道，“中国式速度”这盏皇冠背后，是在牺牲全国人们的利益为其买单，或许说这个话有人并不赞同，但近段时间随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系列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我想他们也会切身体会到发展带来的痛苦并不少于发展所带来的快乐。(特别对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工来说，几乎是鲜有体会到发展的快乐，而全部在承担着发展带来的痛苦。)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否定发展，我也是期待中国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但是面对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发展中的困惑，我们不得不引起反思，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恐怕已经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就能解决得了的，“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那已经不适应于矛盾异常激烈与复杂的今天(或许说当前中国的矛盾已经由量变向质变升级)，如果解决不好这些矛盾，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民族复兴恐怕只是一句空话。
当前中国式发展道路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的成因及反思：
一、社会道德与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社会道德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社会诚信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质疑。”社会道德的缺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国策导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本身没有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当将经济指标作为唯一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因素时，那自然而然就会出问题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他应该权衡的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整体推进，在有些方面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作为一个投机的政客来说，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他们只关心那些冷冰冰的数字，鲜有关心社会全面综合的发展，更不用说要他们为了社会的综合的利益去牺牲那些“珍贵”的数字。在数千年形成的政客大行其道，而政治家鲜有立足之地的官场文化中，期待政客对社会道德的发展作出什么实质的推动无疑于与虎谋皮。这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的主因。
社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还在于执政党自身的信仰严重缺失造成的。在当代中国，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即使执政党刻意回避或有意淡化这种提法)，富人财富和政治地位的扩张以及穷人政治权利的迅速瓦解都会随着他们不同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境遇而成为一种必然，这两个群体的矛盾必然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而作为财富和地位迅速膨胀的富人阶级，他们内部之间对不同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瓜分决定了他们更钟情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而两极分化后的普通群众被极度压缩了其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丧失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穷人阶级既不会接受执政党，同时他们手中有限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对一个执政党来说也没有更多的利用价值，这就决定了执政党要执政，既不被富人阶级所接受，同时也不被穷人所欢迎，这种尴尬的地位决定了执政党只能从两个对立的阶级中选择一个，但不管选择哪一个，自己恐怕都只有走进历史。或许正是有些人失去了必胜的信念，丧失了远大的理想，他们最后也只得跟着社会一起沉沦。
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分裂造成思想的混乱。在思想解放的幌子下，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否定自身，最后造成执政党自身的分裂，执政党的思想混乱也造成社会的动荡，整个社会几乎集体陷入思想的真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或者说一个丧失灵魂的人)怎么经得起金钱与权力的巨大诱惑？如果说以前执政党的分裂还是“公开的秘密”，那么现在可以说执政党的分裂已经是公之于众的了，那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不同看法上，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分裂几乎是民间与官方的一种分裂与对抗，这在世界政治和思想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的一种奇观，但随着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否定，也决定了他们与低层党员群众分裂的进一步加剧。有几个50年代的知青的对话至今让我震憾，话题主要针对当今的惠农政策，大家还是一致赞许，但这位知青的原话是：“现在的惠农政策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的农民终于也可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了，但这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小恩小惠，而对于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那是一生的，那才是真正让我这一生过得如此充实的缘由所在。与发自民间的“毛泽东热”形成强烈反差的，官方对于“毛泽东”这个开国元勋多少表现得有点恐惧和心虚，此举倒有点意味深长。
一群丧失理想与信念的政客，领导着一个陷入思想真空的社会，其癫狂的社会状态并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所能左右得了的，我们简单地将责任推给某个人或某群人，那也是有失公允的。
二、政治上的腐败。政治上的极度腐败，既与社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密不可分，又与法律法制的极度不健全紧密相关。我们几乎千篇一律地看到，每一次查出惊人的腐败大案背后，大都得出同样的教训：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我不知道这个“有效的监督与无效的监督”之间的界线是什么？也不清楚它们的界定标准。但似乎近十余年来我们领导手中的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这种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改善，这就令我困惑，我们明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就没有进行有效的改善呢？原因有三：1、作为部分地方一把手的领导抵制这种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这也是改革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原因。部分领导对公众媒体的监督是深恶痛绝的，从一直频发的打击报复网络举报者到机场堵截上访者江西宜黄县领导，从联合执法机关将举报者迫害致死的“白宫书记”到利用黑保安公司将上访者非法拘禁，这些都是那些领导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政绩，而不择手段抗拒监督的表现，他们这么做无非是害怕因为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影响他们手中的权力，自然也就不会将这些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力置于有效的监督。
2、监督的缺失同监督制度的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政府官员既是执政者，也是监督者，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前两年，河北省一个作家，认真统计了河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些代表70%是中共党员；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而且剩余的大部分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如果他们为寻求权力的庇护甚至是寻租，更为官商勾结提供了便宜，这些人很难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这种官员监督官员，儿子监督老子的现象恐怕也就是走走过场，这种监督体制几乎只是一种摆设。
3、政治上的腐败同经济地位与权力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极少数人攫取了过半数的财富，这种经济上的极度富足与他们享受到的有限的政治权力是极度不平衡的，这些富足起来的人极度希望获得来自上层建筑的保障，这种保障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在当前这种政治体制上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说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是也并不想成为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代言人，掌握权力的人极希望借助手中的权力获得物质上的利益，掌握财富的人也希望借助权力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这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也诱使了腐败的产生。
第三：经济上极度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的腐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不想作详表，我只是想问：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经济数据的可喜？还是为了老百姓过得更好？现实是中国的经济数据的确令人可喜，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超美赶英”不再是一个“童话”，但现实的中国真的让人可喜吗？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点让老百姓高兴得起来的事？有个网友在“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升世界第二”的新闻后面的留言多少具有代表性，“祖国妈妈一不小心得了个亚军，关我P事，物价飞涨让我没有房住，没有饭吃，没有工作，请问我该怎么办？”在这里我仅仅就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国的GDP有多少是靠房地产撑起来了，我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房地产业几乎让绝大部分中国人变成贫下中农，有的人挣一辈子的钱也不够买一套房子，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为买一套房子倾家荡产的时候，少数与房地产商相关的利益链却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的消费群体，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绞肉机”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社会道德与社会诚信严重缺失、政治上的腐败与经济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历史兴亡周期律”的三个要素，任何历史的兴亡更迭都是由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的，能否处理好这三个中现实存在的矛盾，将是中国能否实现民族的复兴伟业的关键，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处理好这些已经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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