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葫芦的这里面
《西游记》第三十三回说，莲花洞的二魔头把孙悟空压在山下，挝拿了沙僧、唐僧回洞后，又打发精细鬼、伶俐虫二小妖拿了“紫金红葫芦”和“羊脂玉净瓶”去取孙悟空。而山神、土地和五方揭谛神众暗中遣山回位，救出并告知悟空，妖精拿了宝贝正准备降他。孙悟空摇身变为道士，并用咒语叫来日游神、夜游神和五方揭谛神奏请玉帝“将天借与老孙装闭半个时辰”。哪吒三太子主动请助，借了真武皂雕旗在南天门等候悟空。孙悟空拔毫毛变了个大“紫金红葫芦”，在哪吒配合下，真的弄了个“乾坤墨染就，宇宙靛装成”，终于用假“装天葫芦”换到了真“装人葫芦”，还搭配着“羊脂玉净瓶”；并让小妖精写合同、发誓不会反悔。如果今天又有个“得道”的赵行者或钱行者或李行者也能变出类似大葫芦，任意里面装上什么药，并不向玉帝借天和借用真武皂雕旗，就在晴天白日下，标名“发展葫芦”，说拥有了它，喊声“来”，幸福就立马伴随你。那么人们该凭什么自行识别而不去交易上当呢？
愚以为，先别管他葫芦个儿大小，只见个儿大就是发展即可能上当。
“个儿大”，即比较有量的增加，这多不是发展。甚至有时量的增加可能是“找死”，都须作“一分为二”观。柳宗元写过一则寓言《蝜蝂传》：蝜蝂是一种只喜欢背负东西的小虫，遇物即负，其背涩又积物不能自落，跌倒便不能自起，偶遇人去其负，再行必如故拾取以负；变个儿大又好上高，极其力坠死不已。若人之信仰大富大贵者，以为赚钱即幸福，钱袋都是无底洞，每天捞钱不止；赚到的钱几代人已经花不完，可人没有快乐，生活丢掉意义，富裕的初衷不在，与蝜蝂无异，大富翁又如何？曾见有报道，某县政府发文规定该县选拔村干部硬件要求年收入10万元以上，否则，不要问津。未来村官“手”足够大，但可能如此选拔的村官有权支配土地后，一年可能赚到100万元、1000万元以上的钱，但村民们能花多少钱只有他知道。不时见中国的企业跻身了世界500强，个儿显然够大了，可内里其经济效益、资源产出率有多大？也该看一看。经济总量增速很快，世界第一，但也怕采用“让利比赛”方式，政府打造取代市场配置，枯竭资源、高耗能源。看社会富有，有了多少个亿万富翁，也该区分少数人暴富与多数人积贫，不能不见背面的贫富差距更大。预计社会整体需求很大，也要看到百姓实际购买能力，以及看清出现的地区性行骗，形成假货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制假售假以此适应购买力不足。就象奢侈之风渐起，事必求大求最求极求洋，而外人并不以为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浪费国家。”就如用干部，年轻化了，档案年令不堪计算，一些干部“十五岁有孩子，还是第二胎”；知识化文凭升级了，“真的假文凭”满天飞，“假的真文凭”随处买，反复精简整编后，“还是那样的人”。反过来说，量的减少、变小倒有些确是在前进，比如真的文肓、科肓、法肓，贪官、黑恶势力、骗子，甚至上访群众大量减少了，可能就是进步。
认识不是停留在量变上，而是看到：事物在量变中，同时在进行着质的扬弃，在准备着发展，不过准备而已。要透过量变现象看到正在准备的质变才是本质，也是关键。本质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防止上当受骗同追求真理一样应该用灵魂。“那惯于仅在量的规定里去寻求事物的一切区别和一切性质的办法，乃是一个最有害的成见。”（黑格尔·《小逻辑》）一味追求外在的量变，客观上必然导致认识事物发展只见极端，只凭形式。为什么矿难不断？财收、税收有了，就出政绩了；经济增长了，就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了。其实，只有增长的效率优先战略实质上并不是发展战略，“发展”要看这个“质（内部规定性）”在哪个“规定的限量”里，进入哪个“规定的限量”范围，但是“因为规定的量既被当作外在的、本质上变化的限量，变化也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仅仅是量的变化。”（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愚以为，更不能以外观美丽好看就以为葫芦真是发展葫芦。
“公鸡为什么漂亮？因为母鸡爱美。”可这美是外在的，拔了毛，公鸡、母鸡区别并不大，它们的本质区别应是分工：司晨与下蛋。1906年9月1日，在慈禧主持下，清廷发表“仿行宪政”上谕，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要变法了，要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什么北京、上海乃至全国一片欢腾。“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真是“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成立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一时连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再度抱着希望，也成立了“中华帝国宪政会”，喊着要开国会、放党禁。许多人认为进步发展了，可以平等过日子了。事实如何呢？广大百姓一仍旧贯地积贫积弱，越发地民不聊生，终于导致了军阀割据，外族入侵，内战频仍，又是半个世纪的更大更多的苦难。外观好看，金色、红金色、红得发紫金色也不可以为是真葫芦。如以认识穷富为例，从外在去认识贫穷与富裕，只能看到其绝对互相排除的表象，其原因和结果会彼此永远处于对立之中。那么，物质的丰富就必然不断地、疯狂地掠夺、破坏自然资源、毁坏环境，客观上这富裕可能是贫困的结果，也可能就是贫困的原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必然要实现转化。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不难知道，没有生态持续能力作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连续增长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是两双不同的眼睛。用前者观察，总只见物用丰亨，应有会有，却不见陷阱遍布；只见保安林立、防盗常备，却不见安全感离去。
质是通过特性表现出来的，而特性仅是此事物区别彼事物外在的质。认识事物总要通过认识特性来进行，而特性又不会等于事物全部的质。物质上的极大丰富，经济生活的变化是极容易发现的社会发展特性，但一个社会系统，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是多元联系的，只看物质、经济生活方面一些外在的“质”，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社会。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自身发展，可看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态度：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要全社会绝对尊重生命；也要看个体生命对待社会的态度：一个人即使一贫如洗也敢于在不平不公面前表达自己严正的抗议，而不是着装体面却精神猥琐地不敢面对政权；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坦然无忧地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而不会神经紧张地接受政治教育，在“被时代”的潮流中荡漾沉浮。社会转型，应是全体国民面向社会公正——“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制度保证”前提下的付出获益。“机会”代表着接近改革利益的可能性，“起点”代表着在追求改革利益中能否承担起成本。每个人应该接近改革利益机会平等，获利成本支付得起。首先是绝大多数人应当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而不能长期仅是政治教育的对象；这即是人的精神首先存在的标志，也是人的精神家园在建设的标志。其次是应以满足全体人民而不是个别利益集团的需求为价值取向，以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目标，而不是使绝大多数人迫于生计，每天不得不奔向工作岗位。没有这些内在的“质”的改革，说改革带来发展就是个假葫芦。
另一方面，特性表现质是需要过程的，不能见到一时外在变化就认定社会发展了，发展都是事物内在矛盾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过程。国际公认为：“社会发展与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19世纪初，清庭为填补鸦片战争的亏空，“开放蒙荒”，大刮“押荒银”，放垦草原到19世纪末。近百年间的“开发”，致使内蒙古64%的草地出现退化、沙化、盐碱化、干热化，并继续以1200万亩/年的速度扩展，全国9个荒漠化严重省区中，内蒙居首，荒漠化土地占全国荒漠化土地的1/3，荒漠化涉及县（旗）占全国荒漠化县（旗）总数的85%，有人估算，年直接经济损失18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566亿元以上。（《穿越风沙线》中国档案出版社）在中国版图上，内蒙古是大半个中国北方，其西部生成的沙尘暴不仅影响着华北、华东，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地区，并漂洋过海，直击朝鲜、韩国和日本。天然的大草原变成肥沃良田，其间不乏农业的进步、农业文明的亮色，牲畜的增加、畜牧业的增长，外在的变化也曾让人振奋，可如今阿拉善草原已经难见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少得几乎没有，成了沙海、戈壁；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乌兰察布草原大面积沙化，科尔沁草原整体退化成沙地。是破坏是发展，需要穷源竟委，有相当长的过程才能看清。真正的经济发展都需要通过过程来验证供求平衡、产业结构平衡。“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没有这个过程，或这个过程不完整，说发展都为时尚早。这里障眼的只是注目于外在的变化，同时就可能忘掉质的扬弃，忘掉对立面的统一。
愚以为，尤其冠以“发展”标签装到大葫芦里的东西，切莫轻易信以为真。
不时闻：改革体制，增加了多少户企业、富商；改革机制，激活了多少经济实体和不良资产；改革制度，多少人工作出了效益；改革方式，提高了多少生产率、调动了多少积极性……不断改革就能不断发展。改革是什么？真正的改革只能促进渐进而为发展准备条件，仅此而已。从主观上把改革等同发展，往好处想，也不过是一种庸俗、枯竭、弱智的“发展”观。现实得包括：医院多了，设备、技术条件现代化了，看病贵、看病难成了国人心病。65.7%的人医疗无保险,25%的受访者无力支付医疗费放弃治疗(200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另据新的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称：中国目前85%的家庭没有购房能力。（2009.12.8《北京青年报》报道）绝大多数人要用30—60年才可能买得起一套住房，意味着大多数人一生都难能安居。大量土地开发了，贫民区被改造了，可房子为什么贵得多数人一辈子买不起，基本生存权被剥夺？大学扩招了，办学条件改善了，农民子弟上大学比例明显下降了，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基本与农村学生无关；各类学校齐全了，许多孩子认为读书无用了；大学生多了，人才素质却不适应社会需求，就业得重新进行培训，并越发就业困难了。谈何发展权？以及食品非常丰富、“脍炙人口”了，却毒素频频愈加不安全，绿色、有机、天然成了高档追求，添加剂成了挥之不去的恶魔。这才是丁一确二的大浩劫！
同时，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扮成“专家”，接踵比肩忽悠百姓：” “改革要有成本，过桥也在收费”，官商勾结就是改革的“过桥费”；只要改革经济体制了，市场就自然会完善、规范，社会就自然会公道、公平；困难、问题都是暂时的，只要深化改革，就不难解决。人们有眼，取得的现实结果总是不断深化的社会矛盾，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有公心方有公道”，长期宣扬利益真理，让人心里装满金银铜钱，私利至上，谈何公平正义。公权力被广泛私用，不断充当社会背景作为特殊利益集团成长壮大的基础，权力利益化导致着人的异化、权力腐化；腐败导致着社会政治扭曲、变形，“‘黑头文件’(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无头文件’（便条），无头文件不如口头文件”，再用政令来司法、执法。法律政令化就是人治贴牌的法治标签。公权力不断犯罪没谁有能力让人相信前途光明；政府侵吞个人产权，个人利用职权侵吞公共产权；集体间互相侵权。如此导致的社会诚信缺失，交易陷阱、圈套密布，假冒伪劣猖獗，没人能相信谁有手段实现人心和谐。财富分配只是喊叫着要公平，波士顿咨询机构（GDP）指出，中国0.4%的家庭拥有70%的国民财富、股权。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仅有1‰的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金融资产，却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一个国企老总的年薪，一群人一辈子的也赚不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没理由不降低。不论谁家的企业，其算式都是，资本回报最大化，能按股权不断分红，而国民却长期不能从国企见到红利；自然资源的价值等于零，自然资源被“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合谋掠夺并长期不恳罢手，还要不断攫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再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挥霍全民公共资源，不断掀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新高潮。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搞过《增长的极限》之类的报告，报警人类危机：对成本和效率的极度追求导致的只能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要妄想建立什么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没谁有措施制止被破坏。不看渐进中的质变，不见新质对旧质的取缔，不问活的机体的新陈代谢，而机械地、随意地搭配社会要素以定义发展的做法，说得再有道理也硬不起来。
当然，根本的还是看葫芦里装了什么。是不是“发展“？仍得综合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特点作判断。
生产力总在连续、传承，如果没有旧的生产关系被否定、替代，即不能谓发展，只见生产力不问生产关系，正是臭名昭著的“唯生产力论”。平等是各种善的根源，极端不平等是各种恶的根源。诸如：人民盼望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仍需继续等待，“你不自由，我就强迫你自由”（卢梭语）的观念和事，一仍旧贯地不时有发生；个人的选择许多时候还都保证不了也得不到尊重，自己的生活自己很难决定；百姓的事不断有领导、“专家”代为做主，不断“被代表”“被全勤”“被增长”“被慈善”“被就业”“被解放”，成功的机会仍然不能凭着贡献、才能去把握；独特的思想仍然被歧视，发表不同意见的时机仍然不多甚至没有，更不要奢望其成为财富；有行动监督权力的社会成本还高得百姓承受不起，权力更不会认真向人民汇报；靠劳动养家糊口日益艰难，远不如非劳动用钱致富，义务劳动往往没人感激；孩子们活得最累，从小就瞻念前途，因未卜难料而不断被压迫，许多孩子望学校而却步，学校仍然热衷于冒充“起跑线”远非社会中坚；至于就业不容易，读了大学等于失业，看病难且贵且得病即难有尊严；社会福利只是多数人的向往；……这些没有真被否定、被替代，所谓发展，总是诳语。
吏治”的清明与否，就是国家福祸的指针。透明国际《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中国得分3.6分，全球排名第79位，远低于香港8.2分，排名12位；也低于台湾（37位）、澳门（45位）。这在表明，生产关系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因此说，葫芦里不时装了什么东西，往好处想也不过“渐进”在替换而已。那么，“渐进只是在准备发展（或说飞跃）。逐渐的量变在为质变准备条件，本身并未产生新质。“渐进性不过是减少或增多，不过是片面地注意大小。”（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同前）至于科技发展进步不过是生产力连续、传承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总是不断变化且活跃，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须要相对稳定；要区分不同因素，防备有人用生产力因素活跃替代新的生产关系说事渔利。只要社会仍然在不断拿诸如“党的领导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改革成不成？”这样的信任、信念、信心之类老问题来拷问，只要社会仍然是“一把手”什么都在经营，此外者都忍气吞声地打工而不能兑现应有劳动权利、正当权益合同，还有的不时要欠薪，只要仍然是公权力总拿规则不当回事，人们不断呼唤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新闻监督，这就是要摒弃旧的生产关系，而诉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却未能如愿。15年前，中国已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0年前再颁布《关于省部级现职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怎么操作的？权威在哪里？什么时候、是谁在稽核、监督？阳光财产为什么时候总是弱势一厢情愿。如果比较：瑞典，1766年公民已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和纳税；英国，1883年已经制定《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近期如韩国，1993年也有“阳光运动”；墨西哥，2003年实施《信息公开法》；越南，2007年也颁布了财产申报法令。中国仍然有规无法，且难见规施。财产登记、年度申报、社会公开依然在无限期探讨。百姓一如既往地呼唤阳光行政、向往办事程序、时限、承办人、结果、收费以及廉政规定、监督制度、责任追究给以公开；搞招标而不要陪标、围标、串标，搞听证而不是“被代表”“被开会”“被收买”。无不证明旧的生产关系势工力敌。
再者，百姓的产权不断被侵犯，财产性收入不断被剥夺；资产升值收益大部旁失；劳动性收入远不值其价值。8%、10%的GDP增速不如他国4%的GDP增速带给百姓的实惠多和社会繁荣。无不表明旧的生产关系远未被破坏。
再有，新的“分利集团”已经不屑“分蛋糕”，在不断抢夺、垄断“蛋场”；已不再关心竞争、提高生产率，但求坐收渔利。知识阶层齐奔公务员。这些“中国特色”表明的价值取向，无不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尚待建立，遑论稳定。
生产力发展总在不同时段有其不同的重点和突破口，或资源，或工具，或技术，而从所有制到分配关系到生产人，生产关系变化的程序多要固定。那么，不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与影响，以所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为借口，把资源、资本、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幌子，任黑恶势力膨胀做大称霸一方、一行，贪腐猖獗，任公权力垄断、出卖资源，任“开发商”不顾民生民心而大拆大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屡禁不止地重复“王夫之定律”——“劝农”——伤农——坑农？人为予以“发展”速度要其跨越发展：用搞活动办法不断去推动经济，领导上项目、运动搞开发、全民强招商，一地出经验、典型，各地争相效仿、重复。都是旧的生产关系在不停地替民做主，无程序可言。如此即使强以主观总结为发展，但绝不是真正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胜利。进而致使社会“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增加了。”（美·奥尔森语）这已是发展动力源泉在走向枯竭，这就是实质性的倒退了。
生产力往往能冲破国界，尤其是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总在加速发展，而受国界经济、政治、社会条件限制的生产关系变革更能说明本国问题。
现在，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以为，借得一面真武皂雕旗更名成发展大旗，站在旗下，干什么都可能是发展。冠以“国家利益”“产业政策创新”就可以为所欲为；名曰“国际惯例”“中国特色”就能够左右逢源。其实，衡量我们是否发展也可以不计科学技术的进步，看我们发展了什么；就象看富足的方法那样可以看失去一切钱财后，还剩下什么？
我们不时看到：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土地管理等能快速生大钱的地方，地方政府同企业联手，圈地后“用推土机发表讲话”；非法获利后，大言不惭地再谈商业文明、企业责任；煤矿不断“突破指标死人”，城管“执法钓鱼”，监狱所不断非正常毙命，搬家公司行使防暴职能、物业公司对业主罚款没收、立项收费；甚至 “醉驾” 连环杀人；……天天发生着，不时逼仄人命。百姓生存环境无一处不是生产关系的诠释。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进步、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毛泽东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和影响着。”（《矛盾论》）所谓“自己的运动”，即指明认识事物内部矛盾性才是其自动力的源泉；所谓“必然的”，是按其事物自身规律自然而进行。普列汉诺夫在《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中说：“只有当我们把渐进的变化看成是准备和导致一个飞跃（或几个飞跃）的过程的时候，才能理解发展。”列宁讲：“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发展就是渐进过程的中断。”（库恩语）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耐心等待这个千年古国文明渐进过程的中断！变出的葫芦，全部帖满“发展”“大发展”标签，装满动听的“天方夜谭”，充其量不过渐进性变化而已。它没有装、也装不了“过程中断”。一些人所以把渐进性变化说成“发展”放在葫芦里，就是要在不得不面对问题时，以便能把问题都打包到发展、前进、必然之类遁词中，以饰是非、淆视听。这除了个别人是认识上的原因：不学无术，认发展为简单重复、外在推动、渐进变化，而不懂“对立面的转化”、“渐进过程的中断”、“质的飞跃”外，多是站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一味地推发展说为主流意识以说事，其目的多是为把许多道路、路线灾难解释为合理，把天灾人祸转嫁于恶意劣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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