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比毛泽东聪明
毛泽东说，要备战备荒为人民 ，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精英们却要把中国的粮食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高价，挣大钱，当中国缺粮的时候，再用卖粮赚到的钱去国际上往回买粮食。至于到中国真的缺粮的时候，国际市场上能否买到粮食、能买到多少、能否保证中国人吃饱肚子，那就不是精英们所考虑的了，他们只要能赚到钱就行。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文化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精英们却能把教育办成产业，能收到大把大把的银子，因为精英们说了，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大学提高学费对穷学生有利。以至于现在搞的国内连高级管理人才都找不到，还要到海外去高薪招聘。
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精英们却说，“贪污五千亿也不是什么大事，而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于是就有了贪官们的“前腐后继”，职务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而浪费也能产生GDP，于是新建起来没用上几年的大楼，炸了重建，新修的道路没等使用就扒掉重修，根本不考虑这些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只为了能出政绩，能创造GDP。
毛泽东说，中国的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要注意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不要跟在外国人的后面爬行；精英们却说毛泽东是闭关自守，应此要大力引进外资，要对外开放市场，“以市场换技术”，“中国不需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于是，为了区区三千万人民币，就让几近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下了马，去给美国人组装麦道，让美国人狠狠地涮了一把，不得已，就不惜拿中国人民做八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外国飞机的血汗钱去买，几十上百架得买，出手阔绰毫不心疼。中国的市场对外开放了，中国需要的技术却没有换回来，民族品牌消失了，到处可见的是外国品牌。
毛泽东强调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精英们却说“时间就是金钱”，一切为了GDP，所以中国现在的房屋质量就只有三十年的使用寿命，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楼也倒，桥也垮。为了钱，竹签可以当钢筋使，偷工减料是家常便饭，豆腐渣工程到处出现，一座桥十年大修二十多次，连关系到几千万人民性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长江大堤都不能幸免。
毛泽东一直要求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关心群众的疾苦；精英们却说，“改革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发改委专家要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中国社科院就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精英们更建议把通货膨胀指标提到4.5%。 甚至提出了“6％以上的通胀率仍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于是，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还有两亿多的贫困人口。物价直线上升，老百姓的生活感受到巨大压力， 水、电、汽、油等资源性产品同时涨价，米、油、菜、肉、蛋、糖等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 ，老百姓的收入却并没有同步上涨，而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在持续贬值。 为了GDP和官员们的政绩，为了维护开发商的利益，百姓的房子说拆就拆。
毛泽东光知道要求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精英们却说“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要补偿首先是补偿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于是就有了“高薪养廉”和“退休双轨制”。
毛泽东要人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而总设计师却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先富带后富。精英们对总设计师的理论大加赞赏，极力推崇，说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要求“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你看看，人穷了就什么也不行了，连当哥哥的份都被精英们取消了，在富人面前只能当小弟。就连吃饭都得吃富人们的剩饭，而且“人家还是在保护你不挨饿的人权”，真格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毛泽东说维护国家的统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精英们却很大度的要和别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于是，中国的领土领海被人家一步步蚕食，没有争议的地方被人家搞成了有争议的；在南海，中国的合法权益被南海诸国搁置在一旁，却和别的国家共同开发得热火朝天，大量的属于中国的财富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成为别人发展的动力和滚滚财源。
毛泽东时代，对于任何敌人的挑衅，都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精英们却一味的鼓吹要在敌人的挑衅面前韬光养晦，而且还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于是在韬光养晦的旗子下，大使馆被炸了；飞机被撞了；货轮被截了，除了表示“强烈不满”，就是“坚决反对”，连句硬话都不敢说，得到的了几句不等不痒的所谓“道歉”，就四处宣扬，却始终不敢挺直了腰板大声说个“不”字。
建国初，毛泽东下令取缔妓院，“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把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从此嫖娼卖淫在中国绝了迹；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们却把色情业开发成了产业，开发色情业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能活跃地方经济，还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于是，妓女不叫妓女，成了“性工”， 而且还要把“性产业阳光化”。
毛泽东知道赌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毒瘤，会严重的毒害社会，使社会风气变坏，因此要坚决打击和取缔；精英们却说赌博能给地方带来滚滚财源，能活跃和改善投资环境，能让外国人高兴。而且，在旧社会那才叫“赌博”,现在已经与时俱进，,改叫博彩，成了一门产业，成了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
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精英们却非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他们为了要“补资本主义课”，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量的国有企业稀里糊涂破产了，莫名其妙改制成股份制，国有资产被贱卖，国家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大搞生产资料私有制，搞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将自己越来越紧地绑在国际资本列强的战车上，甘当他们的奴才
毛泽东教育人民，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精英们却说“舍已为人、大公无私”，这是“文革思维”，遇事当前、先为自已打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那功夫要先把自巳致富了。
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那些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也是坚持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持“给出路”的政策；精英们上台以后，借着清理三种人，大搞秋后算账，文革中上台的造反派是坚决打击，“一个也不能用”， 对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动用公检法对他们进行专政。
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犯罪率低，犯罪种类也极少；精英们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法律极不健全。现在要建设法治社会，要以法治国。所以，法律立了不少，可是真正保护老百姓的又有多少？
毛泽东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说：谁搞腐败，我杀谁的头；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杀我的头！因此，毛泽东时代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很少见；可是，精英们却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贪污是因为贫穷，而现在贪官们“贪污五千亿也不是什么大事”。包二奶，养情妇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于是，就出现了“因公死亡”在女人的床上，和“牺牲”在酒席上的“烈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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