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死亡、国债与民主

    当人们说“文明的差异”，人们的确可以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出很多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对于死亡的看法，是不同文明本质性的差异之一。就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没有对死亡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不能算做文明，它就如动物一样，死就死了，没有解释。每一个文明都会形成自己对于死亡的认识，它是这一文明的哲学根本，是这一文明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体现。一个文明对于死亡的理解，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独的哲学问题，它会涉及到这个文明的很多行为方式。
    各个文明的对于死亡看法，这里不做系统分析，只简单比较一下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按照西方宗教理论，人死了以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也就是说，彻底离开人世，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死了以后，就同现实世界没关系了。西方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宗教情结，叫做末日审判，意思是说，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帝和耶稣会审判每一个人，凡信仰上帝和耶稣并行善的，可以上天堂，其他都要下地狱受惩罚。西方宗教观念下的死亡观有一点很明确：死了以后，与现实世界再无关系，天堂或地狱，一锤定音。现实世界今后如何，哪怕毁灭，与死去的人无关。
    中国传统的死亡观从祖先崇拜最能体现。活着的人要祭祀祖先、尊敬祖先；同理，未来的后代也会尊敬、祭祀现在还活着的人。因此，中国人的死亡观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在冥界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割不断的连接。它与印度的轮回还不同。西方的天堂、地狱，完全是想象，科学根本无法证实。轮回同样是一个无法用理性证实的假说。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死亡观最接近真实，甚至可以被科学佐证。因为，祖先的生物基因总是留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代，如果说永恒，基因永续，可以看成是相对的永恒。遗传基因的相对永恒，中国传统有意无意地切中了要害。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在被当今科学证实的基础上非常正确地显示：一个人的生与死，同现实世界都有真实的连接。它既不像西方宗教认为的那样，死亡之后与现实毫无关系，也不像轮回那样几乎人格化地重复，而是在继承与变化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每个人都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起点，对祖先负责，就是对后代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反过来也一样。
    这两种关于死亡的不同观念，对于死亡之外的事物会有什么影响？举个例子。国债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国债已经越来越多，而且难以看到被控制的趋势。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国债不是总统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的事情。一个国家借钱越多，每个国民的欠债负担就越重。而且，西方国家的国债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欠债已经超出了现在活着的人们的范围，延伸到未来出生的人。以美国来说，就算现在的国债不再增加，多少年能还完，也不太好说。势必有一些美国未来的婴儿，一出生就背了债。更为明显的是，美国前不久有人提议，要发行长期国债，这一长期的年限，将达到50-100年。很显然，一旦此种长期国债发行，享受的是当今活着的美国人，还债的是未来的美国人。当然，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已经排除了西方过去经常使用的手段，即抢劫他人。我们假设，西方已经变得文明一点了，不再用武力抢劫他人了。
    与中国人不主张借款相比较，两者的区别很明显。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做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于是说，当今活着的人，不会给后代造成压力。于是，我们回到前面说的不同文明的死亡观，再来看。西方文明由于人死了之后与现实世界再无关系，因此，现在的人借了钱，活着的时候大把消费了，死了以后，关我何事？让后代去还呗，反正与我无关。18世纪时，法国有位国王路易十五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就是这一死亡观的集中体现，因为他死后去天堂了，还管人世间干嘛？这是中国古代皇帝不敢说的话，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帝要考虑后代的江山。西方人把债务留给后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即“父债子还”。但中国人“父债子还”的观念，与西方人把债务毫无商量地扔给后代是不同的。首先，中国“父债子还”的观念与孝道有一定关联，后代为前辈还债，某种程度上也是尽孝，而非被迫。其次，中国古代的“父债子还”一般也就在二代之间，不会跨越三代。第三，中国人的“父债子还”还有一个条件，即：儿子如果继承了父亲的遗产，那么就要承担父亲的债务，否则，“父债子还”也可以不发生作用。换句话说，既然有继承，它与债务之间就有孰大孰小的关系，如果父亲的债务大于遗产，儿子也没什么可以继承。换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有“父债子还”的观念，加上祖先崇拜连接祖先与后代，中国古人一般不主张借钱欠债，这也使得“父债子还”只是少数现象。
    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国债也有继承和承担的关系。即：如果把整个国家的山川湖海都视为国家财产，那么，这个国家的后代人一般来说都是自动继承了这笔财产，除非某些人放弃国籍。因此，“父债子还”在这里也变成既继承遗产、又承担债务的关系。但这只是一个类比，很难有实际操作性。因为，在普通百姓的“父债子还”中，继承的财产是可以变卖以支付债务的，但是，在民主国家的“父债子还”中，基本上不可能“变卖”国家财产，否则，那是非常严重的“割让”，是伤害主权。当然，最近希腊债务危机严重，也有卖海岛的举动，但这个举动的可推广性不强，如果它可以普遍推广，一个国家的不动产都卖光，国家就不存在了。虽然现在也有“国家破产”一说，但“国家破产”更多是指赖账、违约，而非国家像公司一样把家底卖光，从此解散。
    因此，由于东西方死亡观念在死亡与现实世界、前辈与后代关系上的认识不同，西方人不太在乎把债务留给后代，某种程度上也是每个人自私的体现。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很少出现，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尽力避免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中国的父母总想给孩子留下点真正的财富，而非债务。中国人把家放大为国，道理也一样。西方国家把负债留给后代的做法使得国债越来越庞大，现代人为了自己的排场，根本不管后代的死活。最近有些西方国家要削减开支，也就是要减少负债，减轻后代的压力，结果，现在活着的、正在享受的人纷纷上街游行抗议。
    这里就要说到民主问题。西方国家活着的人们反对政府削减开支、上街抗议，是他们的民主权利。然而，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的民主，都是活着的人、甚至是活着的人中一部分人的权利，（低于18岁的、某些犯人没有），但是，这些活着的人的民主，他们所要求的结果，居然是让后代承担负债。如果让后代也参与投票，后代会答应吗？所以，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民主，我称之为“小人民主”，它经常会伤害别人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它甚至不惜伤害自己后代的利益。选票政治大多以向选民承诺而换得选票，后代的选票不会在今天发挥作用，但今天的选票民主却在决定后代的命运，这种民主非常怪异。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整体来看，我实在看不出这种民主有什么好，说它是短视的，一点没错。要纠正它的短视，纠正它不惜伤害后代的缺陷，靠个别人的觉悟是没用的，只有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通过孝道、通过祖先崇拜，让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自觉地把自己变成过去和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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