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错乱还是无知透顶？--戳破南方系自由民主人权的画皮!
一.为什么控诉南方系
我出生在祖国首都，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自小受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的社会主义教育。我和我的同学，也都是抱着这种理想而成长的。在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们立刻热血沸腾，纷纷奔赴美国使馆举行抗议游行，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
我的祖父是老北京的一名熟练匠人，他在旧社会备受资本家压迫，常常吃穿无着，深感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差别。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工作异常勤奋，不辞辛劳，终于积劳成疾，在退休后第三年1984便去世了。我的祖父对我父亲诉说旧社会的罪恶，在老北京，没有手艺的人经常冻饿而死。
穷人的死亡有两个方式，一是营养不良导致低血糖晕厥并死亡，大街上可以看见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歪倒了，这种死法在北京话叫做“倒儿卧”，在冬天几乎天天可以看到的。第二就是被冻死，他看见最多的一次，是在1948年，十来个人在北新桥一个门洞里边，围着火堆取暖，后半夜火被寒风吹灭了，十来个人就都冻死了。而因为疾病而死的，那简直是数不胜数！而像我爷爷这样的手艺人，在有3个孩子的情况下，只能保证不被饿死，一个月也不见得吃上几顿饱饭，有了病就只有听天由命。
可以说，解放前的北京，就是一片人间地狱。最让人发指的是，老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比之日伪时期条件还要恶劣，死亡人数比日伪时期还多得多！日伪尚且能发一些“混合面”，而国民党就任由百姓冻死饿死！由此可见，那些在解放前生活过，却依然美化国民党、丑化新社会的人，完全是出于内心不满，出于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而进行的恶意诽谤！
我有几位姻亲长辈是革命后代，有赵一曼的战友、抗联柴军长的孙女（已故革命家韩光同志的外甥女），有原海军舰队中将邓司令之子，他们的父母均为老一代革命家，有些故事还可以在革命史上找到，而这些长辈的经历，甚至在电影《红樱桃》中再现过。为了推翻万恶的旧社会，老一代革命家前赴后继，付出了无可想象的牺牲，当南方系质疑革命的合法性，谴责革命的残酷时，我感到无比震惊。是什么样的苦难，能让柴军长--一个东北山大王加入抗联，并且在晋察冀根据地牺牲了亲生儿子？是怎样的社会，能让韩光同志抛家舍业，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变成八路军？是怎样的残酷剥削，何等的凶暴，让邓司令和他在红军县的同乡们踏上长征之路？
旧社会好不好？老北京人见证了多少死亡和疾病！共产党有没有抗日？莫非毛主席亲笔签字的烈属证会说谎？在我和我那代人看来，这些都是永远无可怀疑的。
然而工作以后，特别是这些年来，随着网络通讯的发达，以南方系为核心刮起了一股以“人权、民主、自由”为名，行反党反政府反祖国之实的歪风邪气，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我感到非常愤怒。据我观察，这些文化流氓的手段大致可分成二种：
一是夸口许愿，破坏学生对公有制的信心，大谈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自我创业的可能性，并且夸大私有制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利用大中院校学生生活经历浅、没有目睹过或经历过私有企业的残酷剥削的特点，误导他们产生对私有制的幻觉，提供他们一副“勤奋就能当老板”的梦境，同时灌输“能力带来财富”的观念，提高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认同，泯灭学生们的良知，让他们变成物欲横流的渴望成为大资本家的小布尔乔亚。这种做法虽然阴毒，但一点也不可怕，因为我国白领工人的待遇远远达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平，当学生们参加工作后就会冷暖自知，有的甚至有单枪匹马与老板斗争的冲动！有了切身感受，相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变为工人阶级立场，并且放弃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幻想！
二是挑拨离间，污蔑我国政治制度。他们利用大中院校学生对于西方思想的不了解，而又渴求社科知识的心理，借机大肆宣扬他们篡改后近现代西方思想，片面宣传自由和人权，完全抹杀“平等”作为西方思想中的核心观念，绝口不提西方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和认同，造成许多青年遭到他们假民主、假人权、假自由的毒害，对青年进行洗脑，把他们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本文主要为了反击南方系第二种手段而作，目的就是向大家普及一些西方思想常识，戳穿南方系的“学术”画皮！
二．南方系的“人权、自由、民主”是什么
人权是什么，在当今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将林林总总的人的各项权利都算了进去，包括生命、财产、自由、民主、受教育、工作等等，简而言之，联合国的“人权”，就是人的各项合法行为的总和，告诉我们只要法律上不禁止每个人做这些，那么这个法律就是合乎“人权”的。由此可见，“人权”一词的外延，中已经包括了自由和民主两项权利，将“人权”与“自由民主”并列，实在是非常无逻辑的提法。
而在美国及南方系在中国宣传的的“人权”，虽然常常打着人权旗号，主要关注的范围却很狭隘：私有财产权，以及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视的那几种权利。这些，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
现在我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历史检索人权理论源头，分析下西方的人权及相应政治法律学说发展，看看人权是不是亘古就有的，它究竟是代表了什么东西。
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就是当代所有人文学科的发展史。事实上，当代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专门学科，都是在20世纪才真正成为独立门户的科学，而在此之前，包括马克思的时代，任何一个像他那样的学者，论著范畴都是包括全部这些内容的，而当代的社会科学也都是在这些巨匠的基础理论上加以完善加以修正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希腊的人文传统，二是基督教的律法传统。在这两个传统中，都各自包含了不同的人权—包括生命、财产、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但是侧重点非常不同。
A.希腊传统—反思自由民主
希腊传统由许多互相矛盾的学派所构成，自己就包含了许多种不同的观念，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以苏格拉底名义说话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二人。然而，即便他们在关系上互为师徒，观点上却有极大不同。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极其完善的阐述了他对国家和伦理的看法。在他书中，有如下的论述：
“一个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
我的”，这个国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这个说法和我们前面的话是一致的。因为我想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护卫者不
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它私人财产。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大家一起消费。真正的护卫者就要这个样子。”
柏拉图的理想，就是由一个没有财产、过着公有制社区生活的精英统治集团来统治人民，人民负责纳贡（这人民其实也就是奴隶）。而他的理想，其实就是当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奴隶社会的现实。
然而，即便是奴隶制下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依然痛恨柏拉图的共产主义设想，所以他们挑选了亚里士多德作为他们的文化先驱。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并不着重讲个人权利，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运用归纳法的方式，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况详细阐述，表达对“善”的看法。在他看来，善就是明智的友爱的节制的追求快乐，“善”乃是一种区别于“思维理性”的东西，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要求，也就是行为层面上的一种自觉，。然而亚里士多德不知道，他的“实践理性”其实不过就是被习俗固化了的“体面人”的行为模式罢了。
这里，他之所以并没有将他的“善”和说成天赋的，因为这里隐含了这样一个意义：我所在的社会，自然就是世界的一切社会的模样了。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有极大的不同，对善的理解也有极大的不同。这当然是由于古希腊历史学并不发达，亚里士多德只能从自身经验出发来总结出一套符合“善”的伦理体系，其中甚至包括奴隶是财产的著名论断。
论到国家层面，在《政治学》里，他更没有断言应该采取何种国家体制，而是主张根据情况不同，分别采取“君主制”或“贵族共和制”。虽然他不像柏拉图是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但他也明确主张国家优于家庭。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他指出“作为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的人类，其本性上也是政治动物”。后边还将人与城邦的关系比作手与人，认为独立的人只是动物，是不能称作人的。
很明显，南方系的反爱国的自由主义主张相比、沉醉在“自由清新空气”的古希腊人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自由主义倾向，反倒是很喜欢一个能给他们外部安全感的国家。为什么呢？
这就回到历史领域了。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历史本体论，立足于历史事实解释历史现象和文化形成原因，而不是纠缠于当代精英主张的、早已被鲁迅先生批倒了的所谓天然的“人性”（即香汗与臭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雅典的光荣早已不在，雅典帝国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败，“自由的清新空气”全被国家主义的斯巴达人所剥夺，后来雅典又被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所奴役。这足以证明，“民主政体”在面对外敌进攻时犹豫不决内讧不断的弱点，证明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才是民族独立于世界的可靠保障！而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对自由民主导致亡国悲剧的变相控诉！
B.基督教传统之千禧年主义
南方系通常将基督教看做自由、民主的象征，当做一尊供奉起来的神像，以及渲染我国没有宗教自由的靶子。实际上，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去膜拜基督，因为基督教实在是与他们的主张相反。
南方系颇有几个人宣传“爱”，然后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没有爱。这既是污蔑马克思主义，又是曲解基督信仰。
我们可以看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反抗埃及法老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史。第1章讲到埃及人迫害以色列人，“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后来上帝启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与法老交涉，法老不同意，因此“到了半夜，上帝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尽都杀了”（ 出12：29）。法老继续追击以色列人时，“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的全军，一个也没剩下” （出14：28）.
这一章节向来是解经的难点，也是基督教被集中攻击的对象---上帝为什么要杀人？上帝不是爱人的吗，怎么会杀人？因为不信就可以杀人吗？还是为了彰显他的威力而杀人呢？这里任何传统神学的辩解都是非常无力的。
这是因为，传统基督教神学是以上帝爱所有人的假设为基础，目的是为了推出所有人都要“友爱”，也就是保持现状，以便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显然，这种解释故意忽略了上帝对剥削和压迫的愤怒。实际上，从出埃及记叙事来看，上帝是参与了这场阶级斗争的，上帝爱的是以色列人所代表的被压迫的人，而不是压迫者！
到了新约部分，耶稣经过传道建立起了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教会 耶稣教会的共产主义色彩表现的非常明显。耶稣的要求，是或者将田地卖了分给穷人，要么将财产归于共产主义教会团体。《使徒行传》记载：“信得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2：45）。此外，信徒们选举出执事来负责教务，由十二使徒负责解释信仰，这中间实行的显然不是资产阶级代议制，而是一种民主集中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企图不将财物归公的人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其判决竟然是死亡。对于贪污的惩罚措施，可以说是讲究宽容的《新约》中绝无仅有的一个被上帝处死案例！
因此，当南方系谴责人民公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看一看他们一直宣传的圣经是如何看待公有制呢？
然而，反动势力是不容许革命因素存在的。基督刚刚升天，神学的两条路线就展开了激烈交锋。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一直坚持耶稣亲传的教义以及教会组织形式，主要在下层群众中传教。与此同时，保罗作为被特别启示者，开始向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传教，争取城市中产阶级支持。我们翻看圣经，可以看出现有多数神学理论都是保罗提出来的，而保罗的话语与耶稣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耶稣总是讲，将来尊贵的要降为卑，不能又爱钱财又信奉基督，他的根本思想是发展以教会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团体。而保罗，则力图将教会变成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俱乐部。
在耶稣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约几百年的样子，基督教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绵延不断。一条是耶稣原教旨主义派，它发展为主张共产主义教会，并依据《启示录》认为善恶将要最后决战的诺斯替教派，也就是传到中国的景教，另外诺斯替主义还与袄教结合，最后形成了成为摩尼教。另一条道路是由保罗的“信望爱”和奥古斯丁三位一体理论发展来的，成为天主教和新教的所谓的主流神学。
主流神学虽然在世俗统治者的支持下镇压了作为“异端”出现的有组织的诺斯替教派，但诺斯替主义的思想继承者---千禧年主义依然不时复活，以共济会或者异端（例如10世纪的博格米尔派异端），或民间秘密宗教（摩尼教和白莲教）的形式，并且在民众中间广泛传播。
千禧年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现在已经是末世，马上就会发生一场终极的决战，并且在决战中信仰善神（上帝）的人会战胜信仰邪神（撒旦）的人，完全消灭现有的剥削制度，建立永恒的人间天国，元末农民大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都在摩尼教及基督教中发掘出了潜藏着的“千禧年”理想，并且使之成为农民起义的有力精神支柱。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外国人常常说马克思是共济会成员，其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阶级斗争思想和世界大同思想，和千禧年主义从斗争手段到未来描绘上都极其类似--“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也正是因为原始基督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中间既闪耀了共通的信仰—弟兄之爱、平等和民主，又有公有制的理想以及实践它的手段，所以恩格斯说:“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 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 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 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 ３４８ ，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 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 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 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 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 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 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①；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 波希米亚塔博尔派 ３ ４ ９ 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 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１８３０年以后 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 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 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此外，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C.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主流神学结合--经院神学
基督教神学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就衰落了，然而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许多希腊文献，使得一些神学家将亚里士多德与当时的中古基督教神学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经院神学。其中，阿奎那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就政治和伦理上来讲，阿奎那完全是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和神学强拉硬扯在一起，成为反对自由民主的急先锋。他不但为君权神授找理由，得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的结论，竟然还丧心病狂的论证“王权同精神对肉体和上帝对万物的支配权的相似之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P79）
更糟糕的是，阿奎那对自然法的理解与后世颇为不同，他偷换概念，把自然法当做宗教戒律的附属：得出“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壁他们地位更高的人”这种结论。
在今天看来，阿奎那的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反动言论，但是苛责古人也不必要，不外乎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D.古代小结:自由民主的传统在哪里？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把最重要的思想看过了一遍。自由和民主在哪里？它们只在历史上存在了一瞬间。雅典公民的确拥有许多自由权利，但它失败了，而罗马公民压根就没有什么民主权和自由权，只有当兵的义务。后来的主流基督教会更是反对自由民主，大张旗鼓地宣传君权神授，连耶稣主张的平等都弃之不顾了！那么，普世价值在哪里呢？基本人权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找到，看起来“人性”“人权”，都不是什么亘古就有的东西！如果有，那么也是堂而皇之认定奴隶天生爱当奴隶的“人性”，奴隶天生服从主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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