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及几个焦点问题
——对“人民网”一篇文章的简单剖析
七月一日，“人民网”刊登了一篇名为《胡乔木撰写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始末》的文章（下称《始末》，见文后附录），其它网站也有转载。由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胡锦涛发表了长篇讲话，谈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以及作为“一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始末》从起源上叙述了这一“理论成果”的产生，讲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在一些观点上的互动，并在理论上概括出几个要点。登发这篇文章，判断其是诠释、注解，还是遥相呼应，或者曲意引导、立意反对，颇费猜详。但在特殊日期特别网站发出的文字多有特殊含义，应无疑问。所以不应简单地把这篇文章仅仅看成是一篇历史性回顾文章。
该文共分为五节，其标题如下：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关于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阐释
关于路线和路线斗争
关于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误解和教条化
关于新中国成立32年来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以上标题可以看出，所涉及的内容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焦点问题。下面采用原标题按照原顺序分节进行简单剖析。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始末》说：“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产生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前提。如何判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下面，我们先从文化这个概念开始，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简要回顾1966年发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国的一段历史，再来讨论这次文化革命的性质。
文化这个概念外延非常宽泛：从政治、法律、哲学意识到人们的习惯与传统，从文学、艺术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论，总之，凡是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人思想、精神相关的东西，全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此外，只要涉及到社会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载体——书、报、影视、广播、戏曲、艺术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系统、文艺系统、其他相关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教授、学者、法律工、演员、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当然还会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中国在1949年的建国，只不过是夺取并建立起了一个红色政权，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革命，这只能算是一场漫长、浩大的政治革命，并不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直到1956年，经过农村建立起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厂、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算初步建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此时，中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文化系统，除了国体政体上有了很大创新，基本上还是以前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模式的延续。许多领域，沿袭的是更早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文化传统。例如，舞台上几乎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是专家、权威唱独角戏，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基本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某种文化，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根本改变之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滞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中国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并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同步地发生革命，而滞后于经济基础。特别是，中国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泛采用的是赎买方式，被改造的对象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广布于全社会。这些过去的剥削阶级所习惯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不可能随着他们企业的改造而被自动抛弃。这些东西对整个工人阶级队伍，都产生着各种不良影响。对过去剥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务非常艰巨。受外国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不断产生；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大量地、自发地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潮在党员干部队伍当中广泛地存在。
这是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历史背景。
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策略，对于一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可以简略地将它一个周期的全过程归纳成以下5个步骤：
1.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人民军队——2.武装夺取政权——3.建立无产阶级专政——4.进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5.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中的第5步，是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一原理中引申出来的。在毛主席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高度概括，但缺少集中的和专门的论述。因此，在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多被忽视。但很明显，如果缺少这一步骤或环节，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是不完全的——5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这5个环节，中国完成情况如何？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完成了其中的1到3步。到1956年，中国完成了第4步，所缺的就是第5步。苏联由于缺少这一步骤，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怎么办？
在毛主席倡导下，从1956年到1966年，用了10年时间、进行了多次运动，其核心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仍然没有在全社会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由于“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思想路线上的右倾保守，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忽而“极左”忽而“极右”，依靠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变成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镇压，并借机形成一种官僚主义体系，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反复的打击和极大的压制，这就使文化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未能达到效果，终于引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无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于1921年的革命事业的继续，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看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也可以得出这是一场伟大革命的结论。
毫无疑问，封资修的东西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会基本上销声匿迹；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成立了大量马列主义自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极大的普及；同时，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得到推崇，也大范围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建立与运行，使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资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官僚主义受到压制，特权阶层受到冲击，社会风气非常好，干群关系非常好，中国的人民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做到扬眉吐气。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围，显然符合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群众的生产干劲十分充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更是层出不穷。由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乱，——群众完全发动起来了，有些党员、干部、教授、学术权威以及一些演艺人员、宗教界人士受到了冲击，和尚、尼姑、道士还俗当社员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比一列巨大的火车轰鸣着向前跑，目标既定，谁也挡不住它的前进，它也不可能特别照顾到挡在前面的某一个个人。
这段时间确实有人自杀，但他们所受的冲击，比起湘江战役、雪山草地，比起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所受的磨难，实在算不了啥。无非几顶高帽子、几块纸牌子、几架土飞机，谁让他们在此之前大搞官僚主义、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大搞封建迷信，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欺压老百姓，愚弄老百姓，诱惑老百姓，还饿死了一些老百姓。老百姓有气，总会发泄出来。因此而受不了，自寻死路，这只能怪死者意志薄弱。说起来，当时自杀的人数比起现在社会上自杀的人群，说不定还要少很多。
当然，走资派要负隅顽抗，一些当权派习惯性地一搞运动就想运动群众，企图改变运动的方向，把运动引入歧途，挑动群众斗群众，也造成了一些损失，这是前期有些乱的根本原因。要秋后算账，本应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对。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这二者永远是共生共存的。如果主流是革命的，那它的性质就是革命。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除了封建贵族，还有许多工人农民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了枉死鬼，仍然被称作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广场上并没有架起断头台，不过是动员亿万群众对全社会几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积淀进行了一次极大的震荡和清洗，荡涤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
作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在精神上受到一些冲击、受到一些磨难，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受到了冲击和震荡，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社会总人口当中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人的个人感受与好恶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可以确定，有上亿群众作为基本力量参与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主流无疑是好的，其性质是革命的。
由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完善的理论可作指导，出现一些错误、出现一些不讲政策的现象，在所难免。教育系统、文艺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和干部受到冲击相对大一些，他们怨气大一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对文化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还可看出，《始末》同一节中披露的：胡乔木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理由是将之归结为“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先看一下革命这个概念的含义。简单说，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被压迫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行动，是促使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行为。因此，其外延不仅包括了政治行动，也包括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胡乔木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对“革命”一语加以限定，仅仅将革命理解成夺取政权，并以此来导出“自己推翻自己”的结论，定义过于狭窄。但是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夺取政权。正如前面归纳的5个步骤，一次完整的革命还包括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夺取政权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一种全新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这才是对过去剥削阶级的“推翻”，否则，夺取政权就仅仅是朝代的更替，没有更实际的意义。
《共产党宣言》早就告诉过我们，在建立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剥夺剥夺者”发生。如果“剥夺者”敢于反抗，使用暴力是基本选择。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就在于此。在经济领域进行的这个过程，当然也是革命。
中国对城市工商业者实行的“赎买”政策，不过是在没收了大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的一种特例，这一特例使中国上百万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更多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免于像苏联当年那样被枪毙或流放，他们应当感谢毛主席领导下的这一“特例”给了他们一条新的生命，但对他们思想改造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这种改造，也包括对全社会范围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期建立起一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新的思想文化，是前期政治和经济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革命，而且是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困难、时间更长、形式更加多样的革命。
这种改造之所以可以进行并有可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同样是根本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会发生多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会被复辟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因此，胡乔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依据非常片面，他的“自己推翻自己”的说法才是真正的荒谬。
经过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推翻，反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为真正建立起了有亿万群众参与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因为汇聚了亿万群众的力量，几乎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被推翻的可能性。被推翻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少数走资派对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专政，是意识形态领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资修文化对劳动人民的专政。
倒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年，少数走资派对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专政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大民主的武器被剥夺、主人地位被剥夺、重新成了资本的雇佣奴隶，以至于社会两极分化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发生了多起闻所未闻的政府办公楼自杀式爆炸事件；出于被人民推翻的恐惧，把“维稳”当成首要任务，在“维稳”上的花费超过了军费，让人不禁想问：这还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吗？人民的政府何以会如此害怕人民？
关于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阐释
这一节的要点有三：
其一是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分界，即 “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分界，分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里，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的提法及用意非常拙劣，无非是想把毛主席思想中他们认为可用的东西以“集体智慧”的名义攫为己有，以便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利用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而把毛主席思想当中针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剔除出去，以免妨碍他们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节里，还有胡乔木指责毛主席1957年以后 “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的说法。
这就有必要简单说明什么是八大路线。
1956年八大第一次全会召开时，有人在大会闭幕前40分钟让毛主席审查长达万字、被加入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本身需要较长时间思考、推敲、琢磨的文字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40分钟时间还需要打字）。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会议议程逼迫毛主席认可的非常恶劣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以后就发现并进行了纠正。从八届二中全会到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的观点已经取得了全会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八大路线应当是指纠正了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提法并得到全党统一认识后的路线。
胡乔木也算是研究党史的专家，对这一段“公案”应当十分清楚。指责毛主席“背离八大路线”，完全是强词夺理，无非是想强行推出一条新的不同于过去的路线。这条新的路线不是八大路线，只能叫做“xxx路线”。
其二，提出毛泽东的错误：“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他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这里，他们的目标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提阶级斗争，以此掩盖事实上广泛存在的阶级斗争。究竟是谁发生了错误？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告诉了我们结果：由于放弃阶级斗争，造成了中国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复辟，造成被外国资本大面积的殖民化，造成中国大批劳动人民重新变成资本的雇佣奴隶，这些全都说明，这条路线已经走上了死路、绝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至于从理论上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在后面再做分析。
其三，“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
里面恰好漏掉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没有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概括就像漏掉民主集中制概括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是十分有害的。
可以说，毛主席革命生涯大多数时间都在搞阶级斗争，即使在1956年之前，贯穿毛主席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阶级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是讲阶级斗争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与战争有关的军事著作同样讲的是阶级斗争——战争无非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形式之一。毛主席的著名哲学著作《矛盾论》不仅讲了阶级斗争，还讲了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的关系：“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阶级斗争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毛主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和发展了的核心思想。把阶级斗争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当中排除出去，而将其仅仅归纳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是一种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从对以上要点的简略分析可以看出，胡乔木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解释和归纳完全谈不上“科学阐释”，而是一种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精神的、反科学的、别有用心的“修正”。
关于路线和路线斗争
胡乔木“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不能任意滥用。”这和他取消阶级斗争的提法如出一辙。
由于开了这个先例，三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基本上取消了“路线斗争”一词，并因此在政治实践和党内生活中放弃了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都存在，并不因为一个词语用或不用而有所改变。
三十年不用“路线斗争”这个词，三十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面积复辟——“不用一个词”掩护了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所使出的各种手段，掩护了社会上资本主义疯狂复辟的残酷事实， “取消一个词”等于取消了共产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本身就是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表现。贻害竟能达三十年之久！
什么是路线？为完成纲领与目标所确定的思想上、政治上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和方针、策略就是路线。
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这是最基本的思想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非常精辟地说明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也告诉了全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武器。
有路线就有路线之争、方向之争，就有方针、策略之争，这就是路线斗争——这种党内斗争对于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持其先进性、战斗性，保持其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是邓小平说，“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实际上，就此以后党内不再讲路线斗争，不再讲思想斗争，不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再讲开门整风。从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死气沉沉，变成了一个“生产党”、“建设党”，变成了一个围绕GDP的“金钱党”。——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这种倾向——或者说“路线”，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是写在三十年来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的，只不过文字被加了某种“修饰”而已！试问：一个取消了思想斗争的党，一个不提路线斗争的党，有可能保持活力吗？
源头就在胡乔木提出的取消“路线斗争”，其实质是企图掩盖之后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路线，避免被党内真正的共产党人指出其方向路线的错误而受到抵制。
胡乔木这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真懂马克思主义还是根本不懂？
关于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误解和教条化
胡乔木认为，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并把它作为“理论根据”。……，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同一节还引用了邓小平批评毛主席的一段话：“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这一节理论分析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是否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只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究竟是不是毛主席“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
下面，我们从理论上较为详细地分析在纯粹的社会主义环境下，从群众当中、从党员干部当中，是否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得非常重，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决定了社会的分配制度，还决定了劳动群众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因此，要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焕发其斗志，首要的，就是认识自己所在的阶级和所有制的关系——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属于无产阶级；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使整个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改变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雇佣奴隶地位。
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是否还存在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焕发其斗志的需要？
回答是肯定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防止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夺回失去的生产资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仍然需要保持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只不过，启发阶级意识变得异常艰苦和困难。
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建立，同时还实行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由于社会产品尚未达到极大丰富、不能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即根据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按照平等的交换关系确定归个人所有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品种和份额。
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也决定劳动者是国家主人的阶级地位，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交换关系直接决定人民群众获得生活资料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所以更容易受到人民群众的关注。
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认识，对它的决定作用，反倒很容易被忽略。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出现了一个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最重要的东西反而被忽略了。
在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前，这一矛盾——即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存在的。那时，夺取生产资料就等同于夺取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直接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例如，组织起来的农民，夺取了土地，也就等于夺取了生活资料的控制权，等于直接获得了生活资料。而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紧密相关的内在联系被隐蔽起来了，人们只注意到个人的工资、收入、食品、住房，很难看到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矿山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认识上的差异首次产生了。
对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一代人来说，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大，因为他们亲手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但在他们身后，从第二代开始，到第三代第四代人，越往后，认识上的差异就越大。
这首先是因为，公有制天生就是一种排斥个人随意处置公共财产的制度，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公有制；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等，每个个人也都没有直接的处置权，只有受委托的人——例如管理者，在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前提下，才能对生产资料加以处置——这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特点。此外，单纯从经济上考察，由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很容易推动产生社会化的大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要求，又必然引起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使之集中到少数管理者的手中、集中到国家的手中。
但这么一来，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也包括一些党员、干部，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人，都会感受到双重的排斥：一方面受到公有制本身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因专业分工引起的管理权的排斥。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无法直接感受到自己在管理中的存在，也无法直接感受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以及这二者之间所包含的内在联系。他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围绕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油、盐、酱、醋、柴，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医药、卫生，家庭、教育，等等和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
而到后来，随着生产的持续发展，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人民群众几乎完全用不着在意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存在，也很难直接感受到社会上的生产资料，工厂、矿山、土地、铁路、各种资源——总之，用于社会生产的除人力之外的各种物质要素，也包含有自己的一份，自然而然地会将全部目光集中到个人的生活资料占有方面。
国家的主人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尽管这个“抽象”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但抽象的概念不能被直接感知。
这样，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包括其中最先进、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以及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他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处于一种类似于过去社会小私有者的生活环境。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类似于小私有者的环境下，自发产生出来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识，而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意识。
持有这种小私有者意识或者如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的意识的人，很难突破个人狭隘的私有眼光，不管他是普通群众还是党员、干部，在一定条件下，都极易发酵成资产阶级意识，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这是一种什么条件呢？
最主要的是外部文化氛围：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泛滥，等等。这些都会促使一些人去努力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亲友攫取利益，一些人甚至不惜贪污、行贿，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更相信并且向往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很容易接受这种影响。
这样，资本主义不仅已经出现且极容易泛滥、形成思潮；逐渐地，一些握有权力的人，包括一些有决策权的党员、干部，也受到影响，并影响了国家基本政策：使国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限制与管制，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了，随后，资产阶级也就大批地出现了。
到此，我们详细分析了在纯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资产阶级的基本过程：先是自发地产生一种小私有者的意识，然后膨胀、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紧接着影响到党员干部，影响并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路线，最后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并形成资本主义经济。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革命之后，继续进行思想即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有多么重要，毛主席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必要！
这就是我们从理论上分析的结果：即使在纯粹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这里需要限制的是什么？当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强行依附在资产阶级法权上的私有观念。对此，毛主席有高度的警觉，不仅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交换关系和分配制度会成为产生小私有者意识即小生产意识的温床，由此还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这种意识会集中地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不仅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发动文化大革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斗私批修”这个战斗纲领，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策略，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和重大实践。
我们看到，胡乔木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竟然批评马克思反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最经典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认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其理由是马克思特别“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而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或法权）“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之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并非仅仅指分配方式，也包括了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得不保护这种个人所有制和以平等为原则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真实含义。
毛主席提及按劳分配，无非是指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
至于毛主席所说到的八级工资制，原本是指工厂中的一种分配形式，对于技术上的差别用工资等级来区分，对完成的工作量用工时定额来考核，这样就能照顾到工人在技术上的差异，更接近按劳分配，与“平等交换权利”是一致的；而胡乔木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说明他没搞清楚八级工资制的真实含义，再和政治上的等级制联系到一起，无非是想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挑毛病，制造一个逻辑矛盾出来，以此来证明毛主席发生了理论错误，结果反而证明了他自己的无知，将他对马克思的肤浅理解、企图修正马克思的用意暴露无遗。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毛主席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认识非常深刻，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话也非常准确，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从政治和全局高度，高度概括地阐明了在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只能也必然要在共产党内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在党内形成一个名为共产党实为“资本党”、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政治集团这一重要的、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重大发展。毛主席所确定的“一系列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完全从客观实际出发的。
因此，毛主席并没有对马列著作出现误解和教条化，犯“左”的错误。
关于新中国成立32年来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这一节要分析的不多，因为《始末》尽管讲了“十个主要点提出的基本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第一次系统概括”。但原文未展开讨论，这里也就不去额外涉及。
仅需指出，这一节强调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建立特色理论的前提。而胡乔木对建立这种理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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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人的粗略分析。胡乔木去世就要20年了。本人撰写此文并无对死者的不敬。由于胡乔木在世时名气很大，他在理论上的错误影响也很大。邓小平的理论素养不算很高，从《始末》一文所披露的部分内容，可以推断出，邓小平在理论上受到了胡乔木的重大影响，这也是邓小平出现诸多理论错误的源头之一，不可不做出剖析。《始末》涉及内容很多，皆为极端重要的理论焦点问题。如能作为一个提纲索引，在十八大之前系统解决，应当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本人的分析过于粗糙，难免有所疏漏，期望能够抛砖引玉。
附： 胡乔木撰写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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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1 13:44
人民网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又恰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30年前，为了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为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即要做一个历史决议。通过这个决议，“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胡乔木作为决议起草的负责人，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党中央的指示，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决议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分析评价及解决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剖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采纳和认可。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这是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外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个人，也有人延续1945年的历史决议的分析方法，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根源上找原因。胡乔木认为：“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不是说没有影响”，但是，“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另外，他不主张沿用1945年的历史决议。同时，他也不同意沿袭过去简单地从阶级根源找原因的传统方法。他说：“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最根本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继而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中国革命胜利，使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骄傲情绪的增长，个人专断的发展，党内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不幸的后果；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革命成功后没来得及把落后的东西统统铲除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使我们党执政后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监督；把反修防修不适当地扩大到国内、党内；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81年4月1日，胡乔木提出修改决议的新设想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又重新做了归纳。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很短，没有经验，不成熟，社会主义应怎么建设，怎么继续发展，本来不清楚，加上苏联扩张的影响；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首先胜利，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带上了旧的残余影响，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长，封建专制的遗毒对党内的影响比较大，使毛主席个人专断得以滋长。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因为“动乱没有政治含义”。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特定含义的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碰头会上，胡乔木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值得重新研究”。
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至于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革命的转义上来使用“革命”这个概念的。“今后的革命，主要不表现在阶级斗争上。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或生产关系的猛烈的变化。”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关于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阐释
邓小平从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讨。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他说：“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是有逻辑性的。”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分界，分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他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我们现在要……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
胡乔木还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从第三稿开始，直到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一直为大家所肯定，并在决议中占相当的篇幅（约2300字）。
胡乔木提出的两个区分和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概括，解决了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顺利进行。
关于路线和路线斗争
长期以来，党史上在对待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党内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谁犯了路线错误，谁就等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这也是导致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从而最终爆发“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在负责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胡乔木坚决主张否定这一不符合实际且给党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危害的思维模式。
他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不能任意滥用，而党的历史也“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但对“文化大革命”，决议起草之初他认为，不提“路线错误”有点麻烦。后来，胡乔木经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从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邓小平完全赞成胡乔木的主张，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并认为，“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
胡乔木对路线、路线斗争的主张，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路线斗争满天飞的年代，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通过这种改变，确立了对历史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关于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误解和教条化
历史决议的第24节着重分析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其中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并把它作为“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加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决议中的上述这段话，是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的。邓小平完全赞成。邓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段话在“文革”中曾被当作抓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经常被引用和宣传。胡乔木认为：“列宁所说的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他还认为，《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而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或法权）“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但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结果导致我们破除或限制了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关系，损害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教条地对待了”。
关于新中国成立32年来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胡乔木在负责起草历史决议时，非常重视决议的最后一部分——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所以，胡乔木竭力主张要在总结30多年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对“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作出概括。
1980年8月13日，胡乔木到玉泉山五号楼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经验，他就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必须有高度民主和法制，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党的建设等六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根据胡乔木的谈话精神，起草小组把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科学内涵概括为十条。
关于要不要概括这十条，在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内部以及中央高层领导人中，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不赞成写这十条。但胡乔木坚决主张写上。他说，“这部分很重要。”这十条，实际上是对30多年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个文件后面不总结几条，就没有落脚点，就没有意义，无法统一全党的思想。胡乔木的坚持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1980年5月15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等就历史决议修改稿问题谈话时，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邓小平说：“十条基本经验很重要，可以给人以信心。当然，文字上可以写得扼要一些”。
这十个主要点提出的基本论断，可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尽管当时还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有专家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历史决议的十个要点依然是以后历次概括的蓝本，表明它具有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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