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根基金会是海外70年代“保钓”人士杨贵平和她的朋友创建的，多年来默默无闻地以“零”行政费致力于贵州农村的扶贫助学事业，近年来又开辟了北京郊区农民工子弟课后活动站的项目。东小口社区活动站即将或已经拆迁，参加活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的下落令人堪忧。另注：此文系译文
今春一个昏暗的傍晚，我们来到北京西北郊霍营附近的东小口村，这里居住着40万在京打工民工及其家属。带我们前来的是滋根基金会创办者兼会长杨贵平，她为人亲切和蔼。她所领导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分别设在纽约和北京）努力为中国基层发展提供支助。
我们出了地铁站，走了20多分钟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东小口村。离开宽广平坦的人行道，我们顺着一条旁边都是简陋小屋的窄路前行。路旁垃圾散发出的臭气扑鼻而来。成堆黑色油亮的废弃物形成迷宫——人们可以想象，一旦下雨这条路会变成烂泥塘。
我们路过一个人家，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小孩在回收瓶罐堆成的小山之间追逐玩耍。杨女士告诉我们，北京1 90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工人，这些民工绝大多数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或者从事废品回收（而在中国东南沿海，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则是在工厂里做工）。东小口村简直就像是“贫民窟”（杨女士用“slum”这个英文词描述说），村里拥挤不堪，几家人共住一间房屋，房屋也是一间挨着一间的。
这些家庭没有可靠的供暖设备，没有路灯，也没有下水道系统。贫民窟的居民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铺平的道路、自来水和公共卫生设施。这里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然而在北京郊区的许多地方，也有这种极端贫穷的小区。其主要原因是北京市区迅速的工业化发展—而这个大都市还在继续大规模地扩展、变得奇形怪状。
实际上，东小口是由4个农业村合并而成：随着城市的扩展，村里农民抓住机会把他们的房子买给那些后来当上房东的人，房东再把房子租给农民工。情况还在不断变化，杨女士告诉我们，6个月后，东小口村就要拆迁了，腾出地盘进一步开发房地产。没人知道一旦拆迁，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庭会到哪里避难，其中很多人在这一地区住了10几年了。
1988年，杨贵平（和她在纽约的朋友们）创建了“滋根基金会”，目的是促进中国农村的儿童教育事业。在整个1980年代，随着农民工从农村迁移至城市，滋根基金会也跟着扩大了服务范围，以满足城市农民工社区的需要。目前，滋根制定了综合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农村教育举措、村庄妇女中心、成人教育、基本保健监测以及环保方案。
滋根东小口社区活动中心针对农民工子女，提供参与型方案，并提供课后班和托儿中心的服务。中心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晚上放映电影录像。中心还提供教学帮助、周末课业辅导、保健和环保教育。在京郊附近乡镇，滋根建立了另一个社区中心，向农民工提供类似的服务。
东小口中心有间小屋，书架上有中文儿童读物，隔壁一间大屋用来开展活动和放电影。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们，农民工社区迫切需要开展课后和公余活动，特别是在北京的盛夏和严冬季节，因为极端天气以及简陋的居住条件使得在居家活动难以想象。中心让农民工相聚在一起，开展娱乐活动并观赏电影，为他们提供唱歌和表演的场地。
滋根在这些农民工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人们只要想想农民工子女接受的教育质量就一目了然了：这些孩子只能在当地的两所民办小学就读：学校的教室就像是简陋难看的营房，基础教育也只是到6年级。老师本身也来自农村，教育程度不高，工资很低，没有接受过师资培训。毫不奇怪的是，教师的来去快如走马灯。但这些学校是生活在这一地区儿童的唯一选择。因为民工的孩子没有北京户口（这是中国实行的家庭登记制度，户口在个人出生时就确定并终生如此，将确定一个人获得保健和公共教育等服务的机会。这些服务质量如何，取决于个人出生和居住地。因此，当农民工子女长大要上中学了，家庭就必须决定是将其送回老家继续就学，还是留在北京，和父母生活，后者势必限制了小孩获得进一步教育的机会（因为持有农村户口）。对那些参加滋根社区中心活动的孩子们而言，幸运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志愿者都非常敬业，充满热情。其中有一位刚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和两位来自台湾的志愿者。他们一起组织活动，成立读书小组，同时还提供作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官沛同学来自中国农大，他在大学期间参加过滋根基金会执行的项目，从而知道了滋根。他现在担任全职常驻工作人员，生活仅靠很少的工资。官沛在这个社区中心已经工作了一年，他说自己“至少”再工作一年，“我们是相互学习，包括孩子们、其他志愿者、家长和我自己”。他态度非常谦虚。
林慧珍（音译）是中心的另一位志愿者，30几岁。她得到台湾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将在社区活动中心工作半年，其余时间到农村工作。她认为，农民工社区子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小学过渡到初中，他们必须决定是返回原籍还是留在北京，后者等于放弃接受正规教育，自己也成为农民工。林女士说，在这个过渡时期，孩子们变得比较自闭，信心不足。出于天性，孩子们对于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感到紧张，因为他们知道，社区情况变化无常，小朋友也是聚散离合，来去匆匆。
在中心，我们遇到另一位十分合群和热情的志愿者---吴先生，他60多岁了。吴先生在台北法院系统工作30年后，于最近退休。他开始攻读社会发展硕士学位，这次是到滋根基金会实习。吴先生目前的居住空间包括：一间几平米的租屋，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一个桌子和一间“淋浴室”，其实这只是个小隔间，地上有个可下水的小漏孔。这里没有卫生间。吴先生已在滋根中心帮了三周的忙，并计划再逗留6周。在他看来：“尽管资源很少，但工作还算顺利（指中心的工作）。”他强调，政府有必要深入农民工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资源。作为法律专家，吴先生关注农民的劳工权利和劳资纠纷。他说“有法不依问题很大”吴先生相信，考虑到中国大陆有2.4亿农民工，政府最终会提高全国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与此同时，滋根基金会不断努力以改善到中心参加活动的农民工和儿童的生活。滋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发展基础设施和维持其员工薪酬的资金。目前，滋根基金会人才济济，来自北京各大学的志愿者定期前来支持工作，但只有两个房间的社区中心条件实在太简陋了。为了更好地为社区民众提供服务，滋根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改进了的设施，例如有个可以使用的卫生间。
我们在东小口村所见所闻令人难忘，这突出说明北京近郊贫民窟严峻的生活现实，但也展现了滋根基金会为帮助教育和辅导农民工及其子女创建更健康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而不知疲倦地开展着启迪人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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