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毛泽东为何能创造伟大？
——纪念巨星陨落35周年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泽东与世长辞。巨星陨落，举世震动。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尊战无不胜的“军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能把中国这样“散沙一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人心凝聚为一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无可争辩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能把中国这样一个由西方列强控制的、无数个大小军阀实质割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建起一支人民军队，并引领这支军队，经过22年战火的锤炼，（十年红军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解放战争）不断壮大，战无不胜，最终战胜了有美帝国主义支持的800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把自己变成了一尊“军神”；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能把中国这样一个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从废墟上创建起一个崭新的真正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是他逆转了中华民族的沉沦，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与解放；
是他唤起了农工劳苦大众，推翻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压迫与奴役，曾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真正赢得了劳动者做人的尊严，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奠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初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和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创造了条件；
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管革命叛徒如何攻击和尚处于不觉悟状态的人们有怎样不同的评价，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确实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举行了一场伟大的“预演”，其意义不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当今，不管反共右派掀起多么高的“反毛”黑浪、恶浪，然而，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的地位，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他甚至赢得了他的对手——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尊敬，更赢得了全世界所有革命人民的无限崇敬与怀念。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认为：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曾与毛泽东“交过手”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评述道：“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另一位美国卸任总统福特则写道：“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同为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前法国总统德斯坦更是充满敬意地评论道：“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弱小民族的国家领导人则把他看作是人类正义的化身，是反帝、反霸的英雄。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说：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就是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献身革命事业的。1960年，格瓦拉来华访问。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他曾以崇敬的心情深情地回忆说：
“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写道：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在国内，虽然毛主席离开我们已有35年，但反映全国革命人民对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的“毛泽东热”仍持续高涨。
那么，毛泽东的“伟大”是怎样造就的呢？他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伟大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他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
历史上大凡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有一个远大的志向。然而，对极大多数人来说，个人立志大多又都出于私心：为了个人出人头地。如古人立志，发愤苦读，不外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再如“大丈夫建功立业”，无非也就是为了“荣宗耀袓”，“光耀门楣”，如此而已。
可是，毛泽东就是与众不同，他一心想着的是国家，一心想着的是民族，一心想着的是全体工农劳苦大众。早在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提出：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惟有寻求“改造”之路；“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总结历史，认为：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可是，“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主。”只有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才能使“国家”、“人类”、“社会”的命运改变。年轻的毛泽东，坚定地站在极大多数农工劳苦民众的立场上，坚信一定可以打倒贵族、资本家，实现被压迫民众的彻底解放。他坚信：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民众的大联合》）
翻开世界历史，类似毛泽东那样，能把解放劳苦民众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较典型的就数革命导师马克思了。1835年秋天，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试卷上，在回答“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问题时，明确表示：立志选择一种能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职业。他声明，他的幸福是属于千千万万人的。
当然，周恩来也可算一个。他于1919年3月写有《立志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随后，他毅然放弃在日本求学的机会，归国参加“五四”运动，走上革命道路。
正是因为“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因而，毛泽东即使在其人生巨大的逆境中，也能经受得起“挫折”的考验。
在中共的发展历史中，毛泽东是一大13个名代表之一，在1923年的三大上，当选为5名“中央局委员”之一；以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同年9月秋收起义后，由于进攻长沙等大城市的失败，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采取向农村进军的战略，10月，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按理，毛的正确战略理该受到肯定，但是，当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却认为，放棄进攻长沙是一个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加上因上级代表周鲁在传达时的曲解，居然一度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让他成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红军师长。这对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他无怨无悔，继续努力干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仗着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思潮统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先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以违反中央“积极进攻战略”而被被贬去兵权；后又在1933年1月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以纠“罗明路线”为名而让他再次隐退；直至1933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他最终才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复出。
身处逆境，毛泽东始终采取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不计委屈，相信多数，相信历史的光明磊落态度。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回顾这段个人经历时讲道：
“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被打成‘机会主义’，撤消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最终，反而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了的同志，得到更多同志的拥护。
毛泽东为什么能在逆境中不堕青云之志，关键就在于“心中无私天地宽”，关键在于他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对照中共历史上那些怀着私心、私欲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比如罗章龙、张国焘等人，他们可以在顺境中当领袖，可是一旦遇到风吹雨打，就会感到是革命亏了他，是同志们亏了他，最终就会在私心、私欲的诱导下，脱离革命成为逃兵，甚或拜倒在敌人脚下，成为可耻的革命叛徒！
正是因为“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毛泽东就会在革命过程中一往无前，无私无畏，全心全意地为革命不惜付出牺牲：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他一家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侄儿毛楚雄，堂妹毛泽建）；抗战胜利，为最大限度争取和平民主，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1945年8月，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1947年3月，面对胡宗南十倍于我的22万大军的进攻，为了整个解放战争大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一分为三进行转移，毛泽东勇担最大风险，坚决留在陕北第一线与敌周旋，直至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取得胜利……
正是因为“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毛泽东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功成名就”的时候，能继续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他以身作则不搞特权，建国初期断然拒绝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安排职位”的要求，终其一生，从没有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过私利（这种严以律己、上应下效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毛泽东时代整个干部队伍的清廉！）；他保持着革命朝气，从不停息，领导全国亿万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千秋伟业，即使到了晚年，也能不考虑个人得失，直至不怕“粉身碎骨”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上述种种，对所有怀有私心、私欲的“革命者”来说，能做到吗？不！不可能。
他们会躺在功劳簿上，不求进取，使革命意志不断消退；他们会“以功臣自居”，要求“打江山，坐江山”，“按功受禄”——做官当老爷，从而让共产党人继续陷入“兴勃亡忽”的王朝周期律之中！文化大革命最后所以会以悲剧的形式以失败告终，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就中共各级领导的多数人来说，他们达不到毛泽东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现今的的腐败局面就是对“文革”最典型的一种反动）
其次，他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彻底的革命理论体系。
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行动的事，这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革命理论，以此来指导革命人民进行统一的斗争。
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毛泽东的伟大，恰恰就在于只有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这样一个“彻底”的和“能说服人”的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完整的严谨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是一种唯一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指导思想。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出发，通过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奠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又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革命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十年内战，探索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独特道路。期间，他还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建党、建军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的著作，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必须走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以及有关建党、建军和革命的人民战争理论。
这一期间，党内接连出现三次“左”倾的危害，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王眀、博古的“左”倾错误，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以后，毛泽东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实现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吸收了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新经验，撰写了一系列诸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特别是系统地完整地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精辟论证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些理论上的建树，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趋成熟。
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首次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在七大通过的新《党章》里，明确载入：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七大《党章》又规定努力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从此，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统一全党，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引领全国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他的思想。
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著述，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毛在晚年逐渐完善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对中国和世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而又严谨、缜密的中国革命的思想体系，它涵盖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均有独特的创造与贡献。它的科学性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它的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是经得起任何挑剔的。
在毛泽东思想里，只有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有崇高而坚定的革命目标；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和人民充满深情的爱；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格言；只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聪明睿智。绝不会出现什么“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教；也不会有“白猫黒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子过河”的茫然；更不会有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的诡辩。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必然具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的理论特性，即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具有理论的“彻底”性；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又使它能“说服人”，并进而“掌握群众”。
中国革命所以能得以胜利，归根结底就是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亿万农工劳苦大众及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
再次，他还具有作为伟大领袖的人格魅力。
不可否认，在历史大浪搏击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必有其能成为领袖的一些基本素质。比如，目光远大，胸怀宽广；性格坚毅，百折不挠；思维敏锐，缜密果断；知人善用，能团结人；等等，所有这些素质又可以综合成为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一般的领袖人物需要有这种人格魅力，伟大人物则更是如此。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伟大领袖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更是其个人特有的伟大的人格魅力的产物。
1927年9月，当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等地失败后，为什么当大多数人仍要坚持进攻大城市的错误主张时，唯独他会提出向农村进军，并最后能说服多数人的意见，听众他的主张进入罗霄山脉地区，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各种解释，但说到底，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的人格魅力。
1935年1月，当遵义会议在激烈的思想争辩与交锋中，经过毛泽东的近两个小时的发言，为什么会在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者仍然占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他竟能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甚至赢得了原先反对过他的像张闻天、王稼祥这样“左”倾同志的坚决支持，使他能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核心中来，这是为什么？这中间除了是严酷的战争现实教育了他们以外，还有的就是毛泽东个人的伟大的人格魅力。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魯门立即命令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介入朝鲜内战；还悍然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公然侵犯我领土，干涉我国内政，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恶性逆转，9月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陈兵三八线，金日成紧急向中国求援。面对朝鲜战局，中国要不要应援介入？其时中国正处于建国初期，国内百废待兴；社会上普遍存在“恐美”思想。10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议决策，在与会者多数反对出兵的情况下，又是毛泽东的一番发言，最终改变了多数人的看法，这又是为什么？毫无疑问，这里边除了有鞭辟入理的精辟分析以外，更多的就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个人魅力。
自古以来，血吸虫病长期危害我国江南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时江南12个省350多个县的患者竟多达1000多万之众，受感染威胁的人群更有上亿之数）。有鉴于此，1956年毛泽东作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为此，还专门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全国性的“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大搞群众性的“灭钉螺”运动，彻底截断了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同时配合治療，经过两年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彻底根治了这一流传千年的頑疾。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余江县彻底根治了血吸虫病，成为全国消灭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诗篇《送瘟神》。全国血吸虫病的根治与消灭，这既是全国人民和医务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确实是作为领袖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出色表现——因为是毛主席的号召，全国人民就会自觉地努力地去做——这也就是毛泽东时代成功的秘诀！
始终不渝地有一个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又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彻底的革命理论体系；还具有作为伟大领袖的人格魅力，正是综合拥有了这三条，才使毛泽东能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创造出许多伟大。反观古今中外历史，有几个伟人可以与他比肩？一个领袖，能真正能做到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民族、为农工劳苦大众、为极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就必然会创造出无数的伟大业绩，并在这一伟大过程中铸就了自身的伟大！
伟人已逝，亿万人民无不怀念。试问：今后我们还能靠什么来凝聚神州13亿人民？我们的民族魂在哪里？
可叹“文革”失败，反毛势力兴风作浪，如今恶果尽显：人心涣散，理想失落，目标茫然，私欲横行！汉奸买办，弹冠相庆！内外勾结，贪腐当道；再环视周边，尽现霸权主义的虎狼之心！如此下去，国将不国，民族危亡必然重现！靠什么改变？唯有恢复毛泽东的伟大。
愿国人猛醒，猛醒，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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