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它首先以观念的更新为基础。电视剧《孙中山》里孙先生有这样一段无奈的感叹:我们推进民主宪政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复辟当皇帝。我到乡村看一下选举情况，村民都没有按要求投票。与此相似的是，直到现在，这种乱投票现象在村干部等选举中也司空见惯。从这一种民主方式的实行可以看出，我国国民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民主的何等怀疑和不认知。毛主席可能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到让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革掉落后的文化。所以，他老人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尽管由于方式的不成熟产生了恶劣的副作用，但其动机是耐人寻味的。经历“文革”的人都清楚，当时最典型的口号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发扬反潮流精神；舍得一生祸，敢把皇帝拉下马！”下面是网上收集并整理的论述，供大家探讨。
想一想自阶级社会以来，人民始终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何曾做过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几千年的所谓文化的熏陶下，已经成为了民众的一种习惯和不自觉，所以对这种“文化”的革命是实现“民为主”的，不砸烂几千年以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就不能使民主成为所有人的一种自觉、习惯，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称为“文化”的原因所在，而“大”是因为革命的对象有几千年的历史，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孝为先、父母官等等，愚忠、愚孝、宿命，束缚民心的思想，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已入人骨髓，成为了鲁迅所说的“民族的劣根性”，故不用“大”的手段不足以荡涤其毒害，其目的就是：革这种劣根“文化”的命，以改造整个民族，从而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人民挺起胸膛做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含义。
毛主席还试图用“文革”这种方式来摆脱“周期律”。众所周知，“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既是担心制度上复辟资本主义，也是担心思想上封、资、修阴魂不散，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被颠覆，从而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而跳出“周期律”的怪圈。当时的背景是，一些领导干部坐了江山，以功臣自居，滋生骄傲情绪、官僚主义和贪图享受。再加上苏联变修的警示。产生担忧而采取革命举动，这是符合逻辑认知的，绝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文革”只不过是一场为了权力的角斗，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了“主席”的权力。这种认识太小瞧毛泽东了。如果只为了扳倒刘少奇，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职位和威信，直接用“反击修正主义”的名义，说句话、开个会基本就能做到。虽然刘少奇当时在党内地位很高，但其影响和人脉，与和毛主席共同坚持井冈山斗争，行伍出身并担任我军副司令的彭德怀相比都稍逊一筹。一个庐山会议就解决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大将军”的问题。一个长期做文职工作，不抓中央军事和组织工作的刘少奇，根本用不着“主席”兴师动众，发动全国人民打到他。就“权力之争”的认为，基本属于经不起推敲的哗众取宠。发动全国人民打倒的那些真的和错了的大大小小“修正主义分子”，绝大多数和“主席”相距甚远，与“主席”的权力毫不相干。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建立一个让人民做主人的社会制度，他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愿做孤家寡人（这里的“天下”是指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战友，当时的当权派）。战友情亲友情都淹没在对人民无比深沉的大爱之中。因为他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口号 “人民万岁！”这才是伟人思虑的主题，这才是共产党人该有的大忠、大孝、大爱、大胸怀，这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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