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反思
——“文革”45年祭
：钱昌明
前言
今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45周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再联系当今社会的现实和国家发展的命运，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反思一下共和国历史上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应该是不无教益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新的党中央领导，1980年12月华国锋正式“辞职”，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从此，各路复辟狂以“模着石子过河”的格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贪腐敛财的；有靠“改制”发家的；有靠里通外国，内外勾结发财的；有靠不择手段搞黄赌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向着复辟私有制的发展方向狂奔。
45年后的今天，面对私有制泛滥、金钱拜物教“深入人心”弥漫神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荡然无存的严酷现实，人们再来谈对“文革”的认识，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的冷静反思：
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历时10年，有亿万群众参加，其影响甚至波及世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一场“史无例的文化大革命”，难道真的如“决议”中所讲的，是一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内乱”吗？真的就凭那么一句话，“文革”就可以永远地被彻底否定了吗？
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究竟是对还是错？至少从哲学上讲，绝对否定的认识，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肯定是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因而也就一定是错误的。
正如马克思所讲：认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为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的认识，笔者试图对“文革”的动因，对“文革”的性质，对“文革”的失败原因，以及对“文革”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意义作一番探索性评价。欢迎提出批评指正。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狂飚成因探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堪称为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文革狂飚”在共和国的头28年的毛泽东时代里，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毛泽东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正确认识“文革”的历史，无疑对正确评论共和国史和研究毛泽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命题，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不同的人们必然会站在不同立场上，对这一论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本文开宗明义，笔者是以一名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工的立场上，就“文革”的成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种流传很广的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是毛泽东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他“个人的权威受到威胁”，“决心对政敌加以无情的镇压”所致。（参见大型图冊《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序言》香港版）
这一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最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毛泽东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直至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党的主席，在党内的大权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到“文革”，其在全国的威望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决策大权始终掌控在他的手里。
人所共知，表面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是毛刘矛盾，而刘少奇恰恰又是毛泽东自己扶上去的接班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刘少奇根本不存在公开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有什么必要非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解决他与刘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要通过自下而上砸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民主”方式来“闹革命”呢？难道不能采取像处理“高饶”的方式解决吗？或者用像庐山会议那样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呢？
另外，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毛、刘之间的矛盾，那么当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政治上已被彻底搞臭、打倒，特别是在随后中共九大胜利召开，毛、刘矛盾已经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还不结束文化大革命而要继续进行呢？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显然，“文革”决不仅仅是毛、刘个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把一场由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仅仅看作是两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庸俗史观。那种任何对“文革”原因作武断、主观的推断，或是用漫画、咒语方式所作的结论，显然都是肤浅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去深思与探索的问题。
向“走资派”夺权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5月16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因此，从政治上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中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在同王明集团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坚决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1943年1月12日，正是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得到任弼时等赞同，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规定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明确书记是主席的助手，并赋于毛泽东个人以“最后决定权”。也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并得到通过。可以说，建国之前毛、刘关系亲密无间。
刘少奇是“驯服工具论”的始作俑者，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一段名言：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同时期毛泽东却提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建国后进入50年代，尽管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速度等问题上，毛、刘之间都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在遭到毛的批评后，他都很快主动地作了检查，并在具体执行上坚决按照毛所确定的步子走；在政治上，毛、刘之间继续保持着紧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53年、1959年毛刘共同进行反“高、饶”与反“彭、黄、张、周”的斗争。从某种角度讲，这两次斗争也都与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密切相关。1959年二届人大，刘少奇顺利地接了国家主席的班。
据王光美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一句话，无论是整风、反右，还是总路线、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刘与毛都是一致的。
那么，毛刘的分歧是何时产生，又是为何产生的呢？
1970年斯诺访华，曾与毛泽东作过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长谈。谈话中有这么一段对白：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对此，斯诺曾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得到证实。
这就是说，毛泽东自己承认：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是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歧后。不过，据王光美回忆录的说法，毛刘开始矛盾似乎始于1962年。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以后，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跟刘少奇围绕运动的性质与重点，在认识上产生了明显的对立，并最终将这一分歧公开化，这就是1965年1月那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认为：“社教”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主张“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鉴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有“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内容，应该是印证了王光美的说法。也就是说，毛刘矛盾开始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公开对立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与论争，究竟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是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抑或是为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三种可能，不妨可作一些分析。
第一种系“个人权力之争”。
对此，毛刘对立双方的当事人或知情人都是矢口否定的。
据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记述，自1965年1月毛刘矛盾激化后，在一次政治局开会时，刘曾主动向毛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孙兴盛采访时，孙曾发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则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更何况，毛刘是中共领导层从1943年起共事搭挡的一二把手，刘是毛自己长期支持的接班人。1959年后，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仍是党的主席，继续掌控着党内最后决策大权，实际上分工明确，双方都不存在权力之争的问题。
第二种，属于“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
看来也不是。因为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交流，甚至党内思想交锋得到统一的（从毛刘共事的历史看，刘从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事实上，建国以来，毛刘在许多问题上，都曾经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但都未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诚如王光美所言，“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诸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不少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第三种，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
既然排斥了第一、第二种，留下的就只能是：双方都认为是“大是大非之争”。正因为是双方都认为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因而就谁也不能“相让”了。这里边的矛盾焦点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个“走什么道路？”的原则问题。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边谈话”时，批评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按：毛担心自己死后刘少奇顶不住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滑向资本主义道路！可见其时毛尚未把刘当作走资派的“头”）
而刘少奇认为，“包产到户”是为民“请命”，需要力争。“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参见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二是，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与运动重点，是不能含糊的，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中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
而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正因为毛刘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才会出现了各不相让的问题。
此次公开争论后，由于毛是党的主席，且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刘少奇最后在表面上认了“错”（认为“对主席不够尊重”），但这一次在认识上始终未能一致。此后，毛刘貌合神离，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通过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上总爆发：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专事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领导机构）在刘的同意下发出的《二月提纲》遭到了毛的严厉批判，从而产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了文化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性质，认为《二月提纲》是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批判它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知》正式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党主席）刘（国家主席）两元领导体制最终分裂。
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刘少奇问题，也可称为毛刘矛盾。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代表（由于他是“一线领导”，又是国家主席，例如彭真等一大批各级领导人都已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并确实对毛泽东的部署作了抵制），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又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象征着“文革”狂飚掀起。此后，毛泽东虽然掌握着“中央文革”，并凭借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通过发号召、发文件和国家传媒功能，可以发动与影响整个运动；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却掌握着党政“一线”的实际领导权（“派工作组是除毛泽东之外的整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通过各级组织和派出“工作组”，更为直接地控制着整个运动的发展方向，把运动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推行着一条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初期“文革”实实在在地变成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
据统计，1966年北京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挑开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刘邓“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在大字报中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已是指着和尚骂贼禿了。
也就在这次会上，8月7日，全会转而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 8月8日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 ，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刘少奇虽然仍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过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而已。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一场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刘很快就被搞臭了。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中央文革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
群众与“官僚”矛盾的总爆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有其内在的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么，“文革”能让亿万民众积极投身运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为何会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呢？质而言之，这就是建国十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改朝换代”的怪圈，或者也可称之为“兴勃亡忽”的王朝兴衰周期律。这就是新王朝初期，政治比较清明，各级官吏与被统治的百姓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延，官吏队伍的腐败不断加速，逐渐发展到“无官不贪”的地步，最终把百姓逼上绝路，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和社会大动乱，完成改朝换代。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在其窑洞内作过一次促膝长谈，两人专门就此问题作过探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他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废墟上，在全国人民拥护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尽管毛泽东曾经提醒过全党，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更不能忘本，决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决不能搞特权，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未能改变，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员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权阶层。尽管毛泽东采取一手严厉惩治（诸如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诸如搞三反运动、整党等），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对各级领导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延，在中国的土地上，官僚特权阶层还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三大改造完后，怎样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社会矛盾？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中共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
毛泽东的看法则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尤其着眼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生日宴请。在这次宴请上，他曾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分析也许有些过分（这是指就极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尚未感受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似乎中国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从而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触动、改造，直至粉碎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这一矛盾矛盾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
比如在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是群众因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不满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见而遭打击报复的，类似现象可以说各处都有。
在城市里，这种矛盾特别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人因个人好恶，甚或挟私报复而滥用权力，使一大批人蒙冤。仅以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为例，它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的直接受害人，更株连、影响到这些人的亲朋好友，那就至少是伤害了几百万人！
反右扩大化后，在政治上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员或党的干部=反党”的思维公式，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党群矛盾。这些矛盾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必然会爆发。
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直接在政治上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消弭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矛盾。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对各级领导人以“四大”形式进行揭发与批判，这就使他们的积冤有了宣泄的时机，于是干群矛盾、党群矛盾终于以狂飚的形式总爆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刘邓“一线”领导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资反”路线而得到进一步激化，运动初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又抓了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后，“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谓“合理的”，就是指其“存在”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的，只要有那么多的群众参与，就一定会有其内驱动力。文革的内驱动力，说穿了，就是建国十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后又因文革初形成的两派矛盾的激化而总爆发。
探索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走资派”，创建社会主义大民主模式，还必须改造“私有观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党内走资派，归根到底是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资派以后，还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继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再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对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是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所以失败，如“撑开肚皮吃光饭”那完全是人们“私心”的罪恶，甚或有阶级敌人的破坏。这也就是他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1959年开始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6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同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中苏论战”正式开始。此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逐一驳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历时一年多；期间毛泽东越来越坚信自己对“修正主义”问题的判断。
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奉行了一条谋求苏美缓和，牺牲国际工人运动根本利益并以中国的战略利益作为筹码的外交战略；认定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由此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认为，受到这种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修正主义，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觉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苏论战强化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内容的思想，并进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这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増添了一个从实践中探索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课题。
1967年9月25日，通过《人民日报》报道，传达了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的谈话。其中在谈到“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提出“要斗私，批修”。
此后，《人民日报》又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人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两报一刊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是一篇经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要文章，它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然而，在马克思、列宁时代，它不仅只是一幅美丽的蓝图，而且还只能是谁也没有真正实践过的比较模糊的理论设想。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真的要走这一歩时，就必然要遇到对未知世界的艰苦探索。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法兰西内战》等有关著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描绘是：
1、成熟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进行统一的社会生产；
2、“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4、工农、城乡和脑体三大对立，“也随之消失”；
5、“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6、妇女解放；等等。
综观“文革”的全过程，联系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大民主、向走资派夺权、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政权——“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说到底都是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人性”的革命，核心问题就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最终目标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一个打上毛泽东思想印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结论
综上所述，正是毛泽东对党内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和高层领导变修的担忧，他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成了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思想渐行渐远，逐渐发展到貌合神离，直至毛刘矛盾公开激化，这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建国十七以来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总爆发，则成了文革的“燃剂”，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提出，宇宙万物中的任何一种运动过程都存在着“四因”，即：动力因、形式因、质料因和目的因。
如果以这一哲学原理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认为：
1、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为这场运动的动力因（根本原因）；
2、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自下而上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推动“斗、批、改”等一系列的斗争，为其运动的形式因（表现形式）；
3、触动“文革”前十七年干群矛盾、党群矛盾的总爆发，致使亿万群众的狂热参与，则为这一运动的质料因（直接原因，即基本条件）；
4、最终要求人们“斗私批修”，开展“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改造人性，建立一个个“五七”公社，发展生产，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运动的目的因。
二、一场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剧
——“文革”的性质与失败原因探
140周年前的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巴黎公社革命；45周年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两场斗争发生的时间、空间虽然不同，具体目标也各有差异：前者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两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的革命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但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必将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文革”，这一场历时十年，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如今因它的失败被全面否定，并被彻底地污名化、妖魔化。如今，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长期咶噪下，在一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的眼里，“文革”早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代名词；成了“个个遭批”、“人人挨斗”的十八层地狱里的“悲惨世界”；成了“暴徒”横行、到处是杀人放火的“乱世”。一句话，“文革”已成了人们梦魇里的“洪水猛兽”，政治上更成了“妈妈”口中吓唬孩子的恶魔！
孰不知，“文革”时期，在物质文明上，恰恰是中国经济、科技取得重大发展的十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们道德最为高尚，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时期；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冲破美帝国主义外交封杀，让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取代蒋介石集团的时代。
客观的事实是，“文革”时期：
“工业生产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的两弹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其他还有诸如人造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创新科技成果；
人民群众道德高尚，社会秩序井然。只要讲一件事实：“文革”期间，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进行经济上免费的全国革命大串联，可是却能做到人人安全，人人有住、有吃、有行，这要不是“社会秩序井然”，能做得到吗？（对照一下当今英国“8·6”伦敦骚乱，仅几天就呈现出一派杀人、放火、抢劫的景象！）
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情况，仅以上海为例：
1966——1976年，全上海总计收押犯人为1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仅435人；1976年最多，为2485名；“文革”十年（统计数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1692人！
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统计数字同样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为2194名；1984年最多，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5656人！（以上数据采自《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结论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说，犯罪率是“文革”时期的三倍多！
事实俱在，孰优孰劣？人人一清二楚。
“文革”所以会被彻底污名化，被妖魔化，关键是它的革命性质被主流的权威彻底否定了！他们的观点是：
“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请问，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能大大提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社会秩序井然的“内乱”？没有！看来，谁也举不出来。
显然，“文革”的性质是被彻底地歪曲了。主流权威可以搞压服，搞“一言堂”，可以封杀舆论，但终究改变不了“文革”的客观性质，更改变不了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内心世界的认知。
“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标志“文革”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1980年12月，华国锋“辞职”，标志着毛泽东路线被完全否定，修正主义集团上台，“文革”彻底失败。
“文革”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革命，也是得到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这一思想最后终于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可以这样说，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促使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之，又是文化大革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1967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的概括，其主要内容的是：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革命大联合，穿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应该说，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循着这一理论指导的路子走的。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呢？
是不是像主流权威所讲的，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现状”，因而是“完全错误的”呢？非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
“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这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文革”所以最终失败，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这个斗争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把所有原因概括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条：
第一，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反“文革”的复辟势力力量过大。
“文革”是一场前所未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要在政治上从走资派那里夺权；而且还要在文化上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批判封建文化和修正主义文化）；更要在思想上“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斗私批修”，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就必然使“文革”的斗争具有特别深刻、复杂与艰巨的性质。
“文革”所具有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然会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一切手段，联合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及一切受私有制和传统文化“习惯势力”影响的人们，组成强大的反抗、抵制“文革”的反动联盟。这一联盟的反动能量，又因“文革”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得以积聚；反之，“文革”势力内部却随着运动的发展反而不断地发生分裂、削弱。
走资派都是长期占据各级领导岗位的当权派，他们手中既掌控着党政军大权，且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相反，“文革”势力虽然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大权，但在落实到地方各级政权中，在极大多数地区始终未能真正掌握权力（即使是在1967年“夺权”后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其中真正由“文革”势力——造反派掌权的，真可谓少至又少，凤毛麟角）。“文革”势力仅靠一些“秀才”们在上层摇摇笔杆子，根本就没有掌握枪杆子。结果是毛泽东一逝世，上层修正主义集团立即发动政变，软弱的“文革”势力就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
第二，“文革”中选错了两个“接班人”。
“文革”的致命伤，是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先后又选错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资产阶级两面派、野心家林彪；另一个则是貎似“忠厚老实”的华国锋。林彪的“自我爆炸”对“文革”的失败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战略步骤，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文革”的信念。林彪集团的反叛更给走资派的反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能监督“社会公仆”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里讲过：要摆脱“王朝兴衰周期律”怪圈，“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种“民主”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所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
“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那么，修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呢？正确的答案是：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中国的“文革”当然改变不了“帝国主义的压力”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的存在”。因此，毛泽东认识到，仅靠一次“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文革”所能做到的，除了让全国人民接受一次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外，那就只能是：在“文革”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重点应该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能遏制共产党人被“和平演变”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曾经总结过无产阶级政权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革命措施时指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毛泽东显然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在“文革”夺权阶段，曾经指示新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应该采取“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另外，由于“文革”时期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委员”都是在职的，因此，当选“委员”后仍在原单位领取原来工资，也就不存在“限薪”问题。
“文革”时期，毛泽东考虑过许多“改革”问题，诸如：开门整党；大联合、三结合，机关改革，干部每周参加体力劳动，办“五七”干校，干部定期下放劳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办“七二一”大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发布“五七”指示；等等。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俗称“大民主”）和工人的“罢工”权也载入了1970年四届人大修改后的《宪法》。
但是，在“文革”中，始终未能在“巴黎公社直接选举原则”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未解决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定期选举产生、监督，并随时可以罢免、更换的制度保证。“文革”中的诸多改革，没有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对各级领导人员自上而下实质上的任命制。这就为修正主义上台，自上而下改变政权性质创造条件。结果，毛泽东一逝世，人亡政息。强大的反“文革”势力立即联合起来发动反革命政变，终于使“文革”彻底失败。
第四，“文革”势力中的左派，在运动中犯了不少错误。
“文革”最后失败，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战胜了“文革”势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势力中的中坚力量左派，确实犯下不少了严重的错误：
其一，在政治上，四面出击，打击面过宽。
“文革”左派大多是一些“秀才”出身，缺乏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炼，在思想上容易偏激，易走极端。比如，文革初期曾刮起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一度掀起一股“乱政”、“乱军”风（诸如提出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既毁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左派，也毁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样一批早期“文革”积极分子。
其二，在组织上，不善于组织自己的队伍、不能壮大革命力量。
在“文革”左派的理念里，大多存在着一种“唯我独革”的自负，对革命队伍要求“纯之又纯”，普遍存在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文革”左派代表人物张春桥，有一次在上海就曾经就教师造反派组织讲过：教师搞什么造反组织，那不成了“裴多斐俱乐部”！随后就指使红卫兵组织冲击教师造反组织）这种左派内部存在的“唯我独革”思想，严重影响了“文革”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更由此引发了不少“内斗”。综观“文革”全过程，在极大多数地区和单位，自上而下始终未能确立起左派——造反派的真正优势，造反派始终处于左、右两面受压、遭受迫害的境遇。
其三，在策略上，不能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总结过民主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文革”虽不是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它在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斗争特点上，无疑与民主革命有许多不同。但作为一场革命，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道理，却完全是一致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斗争就必然会遭到挫折与失败。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文革”狂飚的掀起，从政治领域上讲，确实是要实现从“走資派”手里夺权；但从思想领域上讲，目的又是要让广大干部切实地受到一场“反修”、“防修”的深刻教育，并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毛泽东一再强调：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均转引自1967年、1968年期间两报一刊有关社论）等等。
可是，“文革”左派似乎不懂这一条。不仅未能主动团结那些在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干部，甚至连总体上一直支持“文革”的周恩来一派也不能很好地团结，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支持“文革”的势力不是越来越大，反而缩小孤立自己，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在“文革”早期，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给江青的一封信》）。“文革”后期，更是直率批评她搞四人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这些，实际上就是告诫左派：要善于团结人，不能搞“孤家寡人”路线，不能搞四人帮！可惜，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左派均未能做到。
第五，最后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客观原因。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这就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许多局限。
首先，“文革”是一个“早产儿”。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经过17年的发展，确实已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根据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后来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的材料断定）。在中央，以刘为代表的“一线”中央，先是主张在农村里搞“包产到户”，刮起一股“单干风”（小农经济本来就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包产到户”无疑是助长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后又在四清运动中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再以后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又抵制对学术界的批判（尤以抵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典型），这一切，促使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
“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一年毛泽东已73岁了。他感到时不我待，决“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决心依靠群众发动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
但是，对国内存在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上层的矛盾与斗争，对全国的极大多数人们来说，他们是看不到的，不了解的。他们虽然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满，但鉴于57年反右扩大化的“经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怀疑这些“党的领导干部”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句话，当时“走资派”的面目尚未真正暴露，大多数群众尚处于“不觉悟”状态，革命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应该说，革命的爆发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要发动就可以发动的。依照列宁的观点，任何革命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统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高涨，形成了革命形势。在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硬要发动革命，其结果必然失败。
1870年9月9日，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决定发动起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马克思主曾经对巴黎工人发出过警告：“在目前的危机中（按：指普法战争中法国巴黎已面临外敌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告诫他们起义的条件尚未具备，否则将是“蠢举”——必然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然而，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终于发动武装起义，发动推翻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时候，马克思立即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他站在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支持巴黎的“3·18”起义。他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致格·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按常规办事。而革命者，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应该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确有一定的类似性。他明知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与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作斗争，在与整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在与社会上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在与具有几千年传统习惯势力作斗争。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恩选集》第4卷第253页），“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正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发动“文革”之时，既充满了“虎气”，又存在着一股“猴气”；深感“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感到斗争途上将充满坎坷与艰险，但他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会支持这一场革命的。因此，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参见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整个“文革”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正因为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中国走资派的面目暴露尚不充分，大多数人对“走资派”的本质尚未认识。致使许多人（从干部到群众）虽然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但却“站错了队”，在“文革”中做了保守派。有人说，如果现在再让毛泽东来发动“文革”，就决不会有那么多保守派，左派将会获得胜利。
其次，“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
有人说，凡属“史无前例”的斗争是很难一次成功的。比如世界史上，如果没有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史上，共产党如果没有第一国共合作的失败，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文革”是历史上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因而，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过程中，是无章可循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一切都只能在开创中前进。这就难免会使他在主导整个运动过程出现失误和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文革”中按理是应该遵循“文斗”方式进行的，可是实践中却发生“武斗”，不仅搞“武斗”，还搞“虐待俘虏”；
比如，“文革”中按理应该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可是实践中，许多人却是“派性发作”，对毛泽东思想搞实用主义；
比如，“文革”中按理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可是在实践中却犯了两大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比如，“文革”原先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1967年7月又提出，“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但实践中却成为旷日持久的运动，一搞就是十年，到他逝世还没有结束；
……
总之，“文革”中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是不能预料的，带有许多的不确定性，这都是因为“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属性所决定的。
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三、文革”的历史意义探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有的人认为，“文革”不存在失败问题，十年“文革”的过程本身就是成功的表现。然而，衡量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毕竟还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哲学上的“目的因”。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引用《十六条》的话说，就是：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简而言之，就是斗倒走资派，反修防修，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那么，请对照一下，当1976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时，这个目的实现了吗？请思考：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发生以政变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并宣布结束“文革”的？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有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有复辟派的重新上台？
如果没有“文革”的失败，那么这场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改造运动，怎会被党的“决议”定性为：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怎会断言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又怎会随后全面复辟私有制的局面？
对革命者来说，尽管正视“文革”失败是痛苦的；然而，不敢承认失败的现实，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当然，“文革”的失败，并不等于它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恰恰由于“文革”的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甚至要比它的成功还可贵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如果说，巴黎公社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创性的伟大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从理论上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努力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个阶段，能自觉、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就是1848年法国工人的六月大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两次斗争均以失败告终。
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阶段。这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阶段，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以暴力革命手段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提出并实践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他在理论上不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客观上为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在世界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新民主主义论，创立和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集中表现。
以上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就没有第三阶段；如果没有第三阶段，那么，就可以彻底毁弃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夺取最后胜利角度看问题，第三阶段实际上是一场决战，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起的一场决战，尽管这场斗争是失败了，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是无法抹煞的。
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一样，它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先导。“文革”也是这样，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最后的一场决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已推行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剥削制度的最后决战，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场“文革”，就不可能会有今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从内部遏制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搞“和平演变”，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剂猛药；是探索通向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的伟大革命。可以断言，没有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它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提供可靠的保证。
锻炼了一代革命者
播撒下了反复辟“火种”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走资派，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觉悟，教育了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中国人民。“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革”精神，锻炼了一大批革命者，为中国播撒了批判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革命“火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当东欧陷入动乱剧变，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时，这些早在中国之前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政权，竟然顷刻瓦解，仅一夜之间全都复辟了资本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抵制。
1991年8月，当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经历了长期的修正主义集团的和平演变以后，终于爆发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以挽救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解体的“8·19”政变时，但却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任何响应，结果就被叶利钦的反共右派势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随后，12月3日，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总统（他的这个“总统”也确实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名义，下令取缔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12月4日，时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并下令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由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就此寿终正寝。
面对以上严酷的史实，人们在一番唏嘘之余，难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么，这数以千万计曾在党旗下举手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苏联共产党人都哪里去了？反共右派们赤祼祼的倒行逆施——公然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怎会没有受到人民群众一丝一毫的抵制呢？！
反观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尽管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远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更为聪明、狡诈，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法上更具有欺骗性，他们自始至终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在《宪法》和《党章》和《决议》中，始终不否定社会主义，始终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加上一点儿“特色”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仍然逃不过广大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锐利目光，纷纷站出来公开抵制、斗争，以魏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甚至不惜做好牺牲的准备，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共产党人在体制内外都有，何至成千上万？联系以“乌有网”为代表的左派网站上所凝聚的革命群众，更何至是更多的成千上万？（仅网上“公诉辛子陵、茅于轼”活动就有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积极参与）
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觉悟就是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的觉悟高！因为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革命群众的革命觉悟就是要比苏联社会主义公民的觉悟高！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至今尚不能彻底改变颜色的真正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讲：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修正主义集团搞复辟资本主义永远只能使用一种手法，那就是一个字：骗！
它们可以以眼前利益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以求取得对其政策的认同；
它们可以散布资产阶级人生观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搞私有制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它们可以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说“懒惰是人的本性”，不打破社会主义“大锅饭”，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率，从而借“改革”之名，剥夺劳动人民的“五大权利”（就业权、教育权、住房权、医保权、养老权）；
它们可以炮制“精英”论，为扩大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制造舆论，从而为特权阶层攫取社会财富创造条件（诸如让国家控制的一些单位领导拿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年薪”为合理）；
它们可以拿发展经济和“改制”之名，大搞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让特权阶层“先富起来”，把大多数人民打入贫困之中；
……
然而，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究改变不了让少数人发财致富，95%以上人民大众陷入穷困的恶果。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可以骗人于一时，终究不能骗人于长久。随着修正主义政策恶果的逐步显现，其所有骗局终将不断暴露，以致最终破产。在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广大中国人民心中的文革精神必将不断觉醒，毛泽东当年播下的文革精神火种一旦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心中复燃，势必燎原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大火，从而彻底埋葬修正主义集团。
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文革”极大地充实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文革”的实践，革命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今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是：
第一，对极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不能寄于幻想。
历时十年的“文革”，从正反两方面证明：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上层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不能因其口头上的认错就重新加以重用，必须坚决地撤消其领导职务，把他们清除出党，决不能在政治上对他们心慈手软。这类上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重新积聚其旧有力量，驾轻就熟地运用其反革命政治经验，并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热情”一夜间把革命打入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特别值得一切革命者的警惕！
第二，必须慎选革命接班人，重点是防止反革命两面派。
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面上，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可是，从刘少奇、林彪到华国峰，接连三个都选错了，失败了，这是导致发动“文革”和“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专门谈过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问题。他讲道：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可惜，相对而言，要考察、选拔革命接班人远要比在理论上知道的五条道理更为困难，其中最难于识别的就是那些反革命两面派。1972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又鉴于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75年5月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委员们提出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要求。在“三要三不要”的要求中，一个全新的内容和重点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践证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复辟上台，靠的就是这一手！在革命队伍中，要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最为困难的。
另外，“文革”最终失败，归根到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左派的领导优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第三，必须确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文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运动，必须看到，这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自下而上大民主运动的成果，变为一种能在日常持久的对“社会公仆”的民主监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两条限制公务员的措施——直接选举与罢免制度；实行反特权的低薪制）防止干部从“公仆”异化为官僚。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文革”中毛泽东搞过许多改革，采取过许多革命措施（参见笔者前文《一场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剧》有关内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哲学观点，叫做：“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的存在，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关系和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关系；其实，还有一个由几千年私有剥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反映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等所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私有资本虽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然而，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存在。
如果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去批判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树立；反之，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小与削弱，在修正主义上台的条件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和私有观念的人们就会变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私有制的存在，可以产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物质变精神）；反之，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同样可以滋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精神变物质），这也就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条，又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因此，从1963年开始，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也正因为这一批判遭到了走资派的抵制，最终才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文革”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永远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往前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另一种则是向后倒退——复辟资本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看能不能始终坚持批判资产阶级。
第五，大力培养、发展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文革”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然而，也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他们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能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从内心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仍然还只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实践最终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他们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他们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庞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
“文革”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之路。要重视从工农劳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学生，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所有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虽然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暂时的重创，但是“文革”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会磨灭的。经历过“文革”战斗洗礼的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力量，必将会联合体制内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不屈的斗争；同时，“文革”播撒的反复辟“火种”，必将在占90以上遭受剥削、压迫和穷困的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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