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奇人们
创刊于1977年7月的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是有大名的。大名鼎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先在这里发表后，再以《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的。
读到去年《理论动态》的一期，上有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的文章《耀邦同志“十年开拓”的起点——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华诞》，说到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有这样一段话：“在八百学员讨论的基础上，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思想，中央党校的理论工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着手撰写文章。胡耀邦同志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并拍板定稿。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他同意作为，从而引发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关于这篇文章的问世经过，2008年，王强华编的《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一书，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大致是：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王强华约请胡福明写稿，胡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一文投给光明日报，王加以修改后，拟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见到稿件的清样，决定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提出要作重大修改再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而后又进行了重要修改，然后把基本定稿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在《理论动态》上先行刊登，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沈文的描述则与光明日报基本无关，与杨西光无关，与原胡福明无关，在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已经公之于世的背景下，沈文在《理论动态》这样一个“品牌”内部刊物上继续用当年（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时）某南方报纸的歪曲事实的说法，是很不合适的。沈教授1997年出版了一部著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谈到这篇文章问世的经过，还是比较客观的；而去年的这篇纪念文章，不过是把他自己著作中的相关部分有选择地捏合了一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新意的话，不过是标题上的几个字。
表面上看起来，这不过是小事情，不会影响到这篇文章已经产生的历史影响；文章的问世，胡耀邦关注过，只是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这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一些与之相关的主张的提出，争议这一小事情也并不能给胡耀邦增添或者减少什么光环。那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某一时期以来，有些人就把胡耀邦作为推行其主张的一面旗帜，这不过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但是又是一个宏大布局中的一枚棋子。鼓噪一时的“普世价值论”，与有着特定含义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自2010年初开始就浮出水面。虽然中国南方大面积自2009年年底就出现了罕见的特大旱情，其未消停，又发生了玉树大地震等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迎来了胡耀邦去世纪念日，在两个奉十周年时都没有举行纪念活动，而2010年那般大灾难面前，却有个人名义的高调纪念。随后，以《炎黄春秋》为代表，持续将近一年的纪念。
不是说不能纪念胡耀邦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读过多篇文章之后，个人最大的一点感受就是，胡已经成为了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符号。在外人几乎难以看清的话语较量中，有人已经用了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词语，给人的印象是，中国这三十多年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我们认为的政治体制改革之种种，在他们看来，等于没有。因为他们认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现代民主政治”，隐含的“凡是论”是这样的：凡是不符合现代政治模式的，都是不合适的，都是需要改革的。说白了，就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党执政就是专制的，专制是要推翻的。文字游戏都会玩，言外之意其实谁都体会得出，意思不过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那段历史有着直接关系的沈宝祥教授，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也就很好理解了。
关注一些理论问题，关注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也就经常不期然地读到有着中央党校教授头衔的人们所写的文章、所发表的谈话。党校教授数百名，锋头很健、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论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就是这不多的几位，却让中央党校有了某种阵地的联想。这既公正又不公正。说不公正，是让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背了黑锅；说公正，因为党校毕竟不是高等学府，而是我们党的培训基地，有如是一帮人在那里说些与党校宗旨格格不入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
我没有去统计党校奇人有多少，至少沈宝祥算一个，而且应当属于“第一代”奇人之一。从他说起，还是读到2010年10月11日《学习时报》上的文章而起意的。
文章的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两个结合》。所谓两个结合，是说要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外，“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谈到第一个结合时，“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剥离了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错误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毫不言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基本前提的态度，直接把基本原理烩到教条主义中一锅煮了。
对于后一结合，其自视为理论提炼与创新，“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俨然一幅“普世价值”论发言人形象。
如是立论，言外之意呼之欲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不是国情问题，而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释市场经济体制，总有牵强之感。搞市场经济，既是客观规律的要求，不是国情要求，又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说不出的“理论制约”，结论其实很明确了。
遮遮掩掩之中，还是说出了借鉴（他用括号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强调：是借鉴，不是照搬。——世人何曾真的见过照搬这回事呢？）三权分立之语。再往后，就有些语无伦次了，贩卖恶货色，又要表清白，亦是一奇。
同期《学习时报》上还有石仲泉的文章《民主不可“大”，民主必须“化”》，略加评说。为某些人开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除危害国家安全的极个别言论外，还是应当按照十七大讲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双百方针，求同存异。”这里有一个重要混淆，混淆了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
民主为什么不能“大”呢？“10年‘文革’的浩劫证明（引者注：只有这么一句状语，一切认为不当或判为不当之论就可以方便地彻底反驳了），在中国绝对不能再搞这样的‘大民主’。”否则，就是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将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毁于一旦”。——极而言之，这是这类人的共同特色。
民主必须“化”，因为“这是治理腐败的唯一良方”。
对于孜孜以求的东西，他们一般会采用表面上似乎空泛的口号来展示：“只要善于汲取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民主的有益经验，只要决心创造根治腐败的有效范围的民主新路，这个既不能‘大’又必须‘化’的矛盾终究会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获得解决。”石仲泉也是党校奇人中的一位，属“第一代”之列。
也是在去年，有一位“新生代”的奇人受到了很大关注，那就是中央党校从事政党研究的教授王长江，他的惊人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是有自己的利益的。要说专门从事政党研究的人，连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区别都不知道，也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这位专家的立论，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到资产阶级政党范畴之内进行言说的，只能说是别有用意。
党校奇人还有几位，我没有新的话要说，这里就不介绍了，反正很多人清楚。
读到恩格斯的一段话：“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这简直就是在说党校奇人们。
说点题外话。翻读去年的《学习时报》，不时读到关于中央党校要创建“一流学府”的文字，我有点莫名其妙。党校不是一个如北大、清华之类的学府，是我们党培训领导干部的基地，何来几流“学府”之说。这一动议，与其说是为了给党校增光添彩，不如说是对党校地位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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