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造就了一批主流精英，他们掌控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话语权，左右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极大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快乐或痛苦、宽裕或艰辛。这几年，由于主流精英们主导下的改革让中国经济的主导权、控制权大面积沦丧于国际垄断资本之手，80%以上的老百姓相继坠入生存线上挣扎，民情民意开始觉悟、觉悟，越来越多的有良知、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顺应民意，站在风波诡异的改革大潮中发出了理性的呐喊，与主流精英形成了坚定有效的抗衡。　　

然而，主流媒体早已蜕化、异化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新兴权贵、美国强盗政治的代言平台；主流精英对政策的影响全面、深入而且彻底。良知知识分子和广大的民情民意，要想成为改革的政策，还有很难、很远的路要走，还要进行艰苦卓越、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主流精英们害怕斗争，所以取消斗争，甚至连争论、争鸣都不允许。这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是他们貌似强大、貌似风光而本质上极其虚弱的表现。　　

击垮主流精英们最有效的办法，是击中他们的要害：即揭穿他们的本来面目，让他们从自己所标榜的道德制高点上摔落下来。　　

揭穿他们的真面目，最有效的办法，是用第一手资料来抢救和还原他们的历史表现，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隐讳。　　

比如说　吴敬琏　先生，有人说他“在文革期间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 “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还说他“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治方的批判。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准”。这样说　吴　先生的话，言语可以理解，但缺乏“史料”。如果，能有当时的批判文章，有批判会发言的记录，有当时在场人的回忆，有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回忆，其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道德的力量，这也是历史的力量。人们可以掩饰、掩盖、隐讳、尘封历史，但无法改变历史。看一个人，看一件事，要历史的看，全面的看，辩证的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看历史，就无法全面、辩证地看。有了史料，才能还原人的真面目，才能分清人的善恶。对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人，以史料为鉴，才能知美丑。否则，猪八戒也会在坊间传为风情万种的绝代美人。　　

还有郑必坚、茅以轼、厉以宁、李锐、辛子陵、何方、贺卫方、张维迎、方舟子等等。吴敬琏、茅以轼、李锐、辛子陵等人都老了，知情人自然也老了。无论支持他们或反对他们，都应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之人，来抢救他们的“史料”。否则，支持他们的人，把他们修饰得光芒万丈，弄到普世价值的道德制高点上也站不住；而反对他们的人，如果缺乏了扎扎实实的史料，也会缺乏足够的道德力量。　　

比如对郑必坚，此人被称为中国高层文胆，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曾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中却披露，正是这个郑必坚和龚育之一起炮制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喻权域对此感叹道：“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 ’，写出‘两个凡是 ’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这么说，喻的这篇文章，引起我对郑必坚的再认识。这就是“史料”的作用、史料的力量。郑必坚，至少不像主流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光彩照人，也不像他自我表现得那样良好。所谓“改革理论家”疑似“政治投机家”。假设，华国锋体制不变，以后的郑必坚，将会说些什么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并且，历史也不能抹杀。　　

还有一个“改革理论家”，叫阮铭。和郑必坚一样，也曾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用、重用。此人后来投靠台湾间谍组织，成了“台独”分子。阮铭的历史史料，也有助于我们保持对主流精英真面目的清醒认识。　　

总之，揭穿主流精英们的真面目，才能看清他们的虚伪、虚弱，才能摧毁他们苦心营造的普世价值的道德制高点，才能认清他们那套华丽理论与说辞虚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推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健康前进。而揭穿主流精英的真面目，必须抢救他们的个人“史料”，用史料还原真实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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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

　　三十年前（1978年5月11日）全党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起了巨大作用。

　　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７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那场大讨论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成了为“天安门事件”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会议，从那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所以说，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意义非常重大。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唸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如果华国锋同志真的发过这样的牢骚，我认为是欠妥的。你是党中央主席，秘书班子给你起草的讲话稿，你应当仔细检查，该修改的要修改，该补充的要补充，该纠正的要纠正才对呀！你拿到党的会议上去照本宣科，以你的名义公开发表，你当然要负责任。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件事应当特别提一提。

　　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病逝。有人马上造谣，说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批评胡耀邦不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不认真清除精神污染，不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耀邦同志一气就气死在会场上。

　　这个谣言传播很快很广。中央党校有人贴出挽联，上写：“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前一句指邓小平，后一句指胡耀邦。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高狄同志马上予以制止，并在全校宣布了纪律。但是，这个谣言和这幅挽联很快就传遍北京的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

　　我当时在新华社担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我在新华社的编委扩大会议上说，这个谣言的危害性很大，建议派国内部中央采访组的记者前去采访、调查，弄清真相。新华社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派记者李尚志进中南海作了采访调查，又去医院和胡耀邦家里作了采访调查。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中央那次会议根本没有人批评胡耀邦，也没有涉及胡耀邦。耀邦同志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好多天，在医院里因为心脏破裂而去逝的。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写出了一篇记述胡耀邦同志生病、住院、去逝经过的通讯，报送中央分管思想、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审阅。他们俩人都不同意新华社公开播发，理由是：新华社出面辟谣，会使谣言扩散得更宽。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从那个谣言开始的。

　　在那关键时刻，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召开座谈会，以吊唁胡耀邦同志为名，攻击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12月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新观察》那次座谈会回来告诉我：龚育之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批评中央为胡耀邦同志去逝而发布的讣告不公平，对胡耀邦的评价太低了。他说，1976年毛主席去逝时，中央发的讣告用了“四个伟大”，其中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中央为胡耀邦去逝而发的讣告中，只说胡耀邦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讣告里只用了“三个伟大”，缺了一个“伟大”。

　　龚育之的理由是，马克思只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加了“唯一”这两个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所以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观察》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九风波”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刊登发言的那期《新观察》杂志虽然被查封了，但是，其中的许多错误言论并没有受到认真批判，至今还在一些人中流传。

　　三十年前，胡耀邦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组织和领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当年，对于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充分肯定。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具有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是不科学的。

　　多年的经验证明，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会谬以千里。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至今还在流传，有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仅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决策――错误的决策，带来恶劣后果；所以，有必要对这句话加以分析研究，作“再思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集，第16页）

　　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简化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恰当的。

　　但是，列宁说得好：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２１１页）

　　列宁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欧洲大陆的西海岸驾驶一条轮船，一直向西开。你每天站在轮船上看大海，今天看到的大海是平的，明天看到的大海也是平的。你驾的轮船向西开了一两个月，绕地球转了一圈，回到了出发的那个港口，你还会以为海洋是平的，不相信地球是个“圆球”。因为你每天看到的大海都是平的。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次看到、遇到。所以，过分夸大实践的作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使真理变成了错误。”

　　为什么不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列宁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3页）

　　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见《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

　　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是一个典型例子。

　　1980年、1981年，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大包干”——农民“交够国家的（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留够集体的（集体提留部分），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由于“大包干”打破了过去那种“大呼隆出工”、平均主义分配的“左”的体制束缚，农民又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连续几年，粮食年年增产。1984年，我国的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有的同志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认为“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体制是最好的农村经济体制，宣布“一定三十年不变”。

　　可是，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有些年份、有些地方还有所下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各级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大笔专款“反哺农村”，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方面支助农民。尽管如此，1985年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远低于1984年以前的那五年。绝大多数农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可惜，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部门，仍然固守1980——1984年的“实践经验”，坚持“土地分包到户”，一定几十年不变。

　　今日中国的“亿元村”、富裕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而最早被各报大力宣传的“包产到户的先行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小岗村的农民自我概括说：大包干后，三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入富裕门。

　　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其特殊规律（不同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特殊规律），一家一户承包四五亩（南方农村）、七八亩（北方农村）耕地，并以此为生，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难以实行“科学种田”，连农田水利建设、消除病虫害和土地改造也困难重重。无论农民多么勤劳，单凭那一小块农田是富裕不起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加以简单化、绝对化，不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和实践，单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判断，并把它奉为“绝对真理”，那是会犯错误的。

　　2008年5月1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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