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思想到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从毛泽东思想到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以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近一百年来在全世界又先后出现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这两个新的高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由于有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伟大导师的亲自指引，更是在全世界曾经得到过蓬勃地发展。列宁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首先在少数国家甚至在单独一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列宁主义，而且更是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贡献了在列宁主义的引导和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成果。与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相同，毛泽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主义和在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贡献了在毛泽东主义的引导和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有效方式，进行了如何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深入实践。　　

一，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和特点。

1，毛泽东主义的概念

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在世界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但修正主义却又开始猖獗的情况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有效探索。毛泽东主义分为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两大理论体系，是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创立的指导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巨大指导作用的理论体系。是指导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精神、道德、伦理等全面建设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总的路线和总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高度地概括和精辟地总结。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自创立的指导无产阶级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而战胜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指导整个人类世界如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高度实践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2，毛泽东主义特点。

毛泽东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强调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道构筑了毛泽东主义的主线，而且也是衡量阶级斗争的方向和真假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显著的标准。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有时表现得非常的复杂，那么是否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使人能够准确地认识并掌握它？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告诉人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真正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才会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为人民服务不只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确立的一条根本性的宗旨，也不只是毛泽东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名无产者提出的一种要求，而且更是毛泽东教给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名无产者如何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有效方法。为此，毛泽东还曾经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专门论述了如何才是为人民服务和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才能在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中跨过最难跨越的生死观的这个问题。所以，为人民服务不仅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道共同构成了一条始终贯穿于毛泽东主义全部内容中的一条非常清晰明确的主线，而且也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同时也更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毛泽东主义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而且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一致，毛泽东主义也具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和非常强烈的革命性，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主义，同时还更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实践性。毛泽东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且还是更为具体的方法论。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把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紧密地衔接在了一起。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毛泽东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主义的核心内容。

3，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毛泽东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主义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主义的两大理论体系之一。毛泽东主义中的这两大理论体系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最为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主义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不仅对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压迫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指导作用，而且还为其后的继续发展而形成毛泽东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主义早期的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虽然也十分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虽然也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并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但由于毛泽东思想在主要方面涉及到的只是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即使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斯大林才会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而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不是毛泽东主义中更重要的理论是对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有效探索，并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那么，毛泽东也许真的就不会是一位在全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之分，绝不仅仅是涉及到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问题。对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的承认与否认以及如何认识和理解，也绝不仅仅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关于对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释权的争夺，也绝不仅仅只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眼前利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正确与否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国家政权性质的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需不需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关系到全人类的根本命运的问题。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必须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对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4，为什么在我国，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竟然会出现有人只承认毛泽东思想而却不肯承认毛泽东主义的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为深重的时候传入我国的，我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在挽救民族危亡过程中四处碰壁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了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过程中凝聚人心的手段，却并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信仰和真正追求，所以也就只学习了一点共产主义ABC，而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懂得什么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从内心里就不想真正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所以这些人只不过就是毛泽东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因此当新民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危机解除了的时候，他们的革命也就到头了，也就是到了他们当初取而代之的“革命理想”即将实现而且也应该实现的时候了，故而这些人才反对毛泽东立即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而坚持新中国应该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因为新中国只有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他们当初取而代之的“革命理想”才能实现，才能使他们这些实现了“取而代之”目的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尤其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很快就从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阻力。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不仅立刻就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甚至已经倒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由于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这种认识不仅是在全中国，甚至就是在全世界都早已形成的一种共识，毛泽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就等于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继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形成了毛泽东主义，而且很快又在新中国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天敌，如果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那就必须抛弃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些人既想继承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却又想抛弃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继承新中国那就必须要承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于是这些人就采取了腰斩毛泽东主义的办法，一方面用承认毛泽东主义中的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以表白自己拥有继承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污蔑为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以成为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搞“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借口。这就是对这些人为什么只承认毛泽东思想而却不承认毛泽东主义，并且还把毛泽东主义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污蔑为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而且还拼命妖魔化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唯一解释。就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如此大篇幅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的真正目的。

二，毛泽东主义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相一致，而且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主义就像毛泽东总结自己的一生只做了“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大事那样也分为了两大理论体系。第一个理论体系就是毛泽东在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用来指导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人们所普遍熟悉的毛泽东思想；第二个理论体系就是至今仍然被主流学者们冠以“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而排除在“集体智慧结晶”以外的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出发，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独自创立的指导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以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高度实践性的完整地理论体系。由于毛泽东所创立的这个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高度实践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独创性内容，而且更是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无产阶级专政权以及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产生了巨大地指导作用，所以毛泽东思想也随之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的这个历史高度。尽管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立的这个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高度实践性的理论体系后来被人污蔑为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我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行了效果极其显著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更是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了有效地探索，并且还开辟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具体前进道路。因此，毛泽东主义是足以堪比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只是由于毛泽东主义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天敌这个缘故，所以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财富的毛泽东主义，才直到今天还不仅仍然被人用权力生生地割裂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而且毛泽东主义中最为精华的指导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以及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最终战胜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使人类社会最终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高度实践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却竟然还不能被中华民族自己所普遍承认。　　

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更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毛泽东由于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用来忙于繁重的国际国内的具体事务，故而很少能够象在建国之前那样，将他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进行的思考、研究、分析，特别是对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探索，写出专题性的长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地论述，而大多只能以讲话、批复、指示、通信、读书笔记等这样的形式加以阐述。但是，这却并不有碍于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和理论体系的完整，而且在许多的讲话提纲和指示、批复、通信以及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还是将他的这些思想完整地阐述了出来。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毛泽东还是想抽出时间，就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所必须面要对、所必须要解决的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地实际研究和进行专门地理论探索。为此，当一九五六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党的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退居国内日常工作的二线而只继续主持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作和外交政策工作的建议并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

毛泽东退居国内工作的二线之后，由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很快就在具体的工作中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地损失，因此不得不需要毛泽东重返一线并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予以纠正，从而使得毛泽东就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所必须要面对、所必须要解决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以及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写出深入探讨的专题性理论文章的打算才未能如愿。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不仅具有深厚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且更具有长期而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深厚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使毛泽东能够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具体前进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一切凶恶的敌人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长期而广泛的革命实践又为毛泽东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实践基础。因此，在深厚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长期而广泛的革命实践基础之上发展创新而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容，而且还更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实践性以及非常丰富的实践内容。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是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立的指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为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理论，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群众工作理论、政策与策略相统一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文化革命和建设工作的理论、道德和伦理改造与建设的理论等诸多方面的丰富而实际的内容。由于毛泽东思想不仅为绝大多数的人所熟知，不仅直到目前也仍然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而且对毛泽东思想更来自诸多方面的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并有浩如烟海的论述，故在此不为之做过多的讨论。

2，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之后，毛泽东思考的不仅是如何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党的团结和党的斗争，而且更多地是思考和探索怎样才能使党时刻处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如何才能使党虚心地接受批评和监督？怎样才能使党永远保持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对执政党形成有效地制约？

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参与的民主制度，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权利最好的保障，而且也能形成对执政党的有效制约，同时也是执政党进行自身建设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突出强调党的阶级性质，突出强调党员的阶级成分，是毛泽东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毛泽东始终强调要重视党员的阶级成分问题，就是为了从思想上、从组织上、从作风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为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委婉地拒绝了宋庆龄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入党要求。

对于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始终认为应该永远保持革命党的朝气。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讲到：“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一九五六年召开了党的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出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一线，刘少奇等人开始负责一线的工作。刘少奇在负责一线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大量出版他早年所写的提倡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一出，再加上刘少奇负责党的一线工作的实际权力和擅长党内斗争而形成的权威，因此立刻就在全党和全国和全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著名作家金敬迈在其于一九六三年创作的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中，还特意加进了欧阳海夜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这样一段情节。

中国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朝气，要有勇气，共产党员绝不能做驯服工具。对此，毛泽东有着独到的认识：“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每一名共产党员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归结出来的“造反有理”的这个真谛，体现在每一名党员的身上，就是要坚决服从真理，而绝不做驯服工具。　　

对于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也有着他的精辟见解：“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也是对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有效实践和有效检验。为此毛泽东才曾经这样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就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经过了这样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产生了源自于每一名普通党员身上的那种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因此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严重挫折，都一定能够自我纠正过来。今天，人民群众自发掀起的反对种植转基因主粮的斗争已经取得的初步胜利，红色大潮在中华大地上的重新涌起，社会主义复兴呈现出的万道霞光，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民族，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无论进行怎样的思想教育，无论进行怎样的思想斗争，想在短时期内实现整体素质的提高也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毛泽东认识得比任何人都深刻。但是一个民族不仅必须要有一种先进的文化以引领这个民族的发展方向，而且还必须还要拥有并永远保持一个高素质的群体以带动这个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这种先进文化，唯有毛泽东主义；中华民族的这个高素质的群体，只有中国共产党。为了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也就是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所以毛泽东才要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

3，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逐步限制直至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理论。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其晚年著名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一个用于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内和军内的那些曾经在苏联学习过，恨不能把苏联的一切都搬到中国来的同志就亟不可待地以建设正规化、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名义，要求仿照苏联设立并实行军衔制、行政干部级别制和工资制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由于这种想法以及按照这种想法而实施的那些做法，再加上当时在各级政府机构中还有许多担任了重要职务的民主人士，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带到了党内、军内和政府内来。对此，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自然有着他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既然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都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定权利，那么毫无等量交换因素的按军衔大小和行政干部级别高低而实行的工资制等，则纯属是封建时代的论功行赏了。但是由于一人难违众人意，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采取了暂时同意，然后再通过做思想工来进行改造的办法。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众人的意见，但毛泽东还是以当时就坚决不当大元帅和后来又带头降低工资的这种做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到了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用“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的这样一番讲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资产阶级法权要进行限制并直至彻底破除的思想。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当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提出了取消军衔制的建议之后，立即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于一九六五年在全军开始实施。在建国之后的许多讲话、批复和指示中，毛泽东都讲了如“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等这一类的内容。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的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还这样讲到：“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不仅是对千百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的极大侮辱，而且还更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温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直至彻底破除，那么，不仅共产主义理想永远不会实现，而且整个人类世界还必将陷入革命---复辟----再革命----再复辟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近三十年来我国所走过的历程，似乎就是为了验证这个规律。自一九七七年企事业单位开始恢复奖金制度开始，我国就是从逐步开始实施增加工资、包产到户、干部四化、恢复军衔制、重新确定并实行行政干部级别制、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的干部任期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承包制等等一系列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的做法，才一步一步地才走到了今天这种状态的。

当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会进行得如此地艰难，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不仅要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还更要同那些大量遗留下来的封建意识进行坚决的斗争。

4，反修防修的理论。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最为明目张胆地背叛，修正主义分子是马克思主义者最为阴险的敌人，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专门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的时代。马克思逝世之后，先后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开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地修正，他们不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且还反过来大肆攻击和恶毒污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此，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导师的列宁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在列宁的坚决斗争面前修正主义分子有所收敛，但是，修正主义思潮和修正主义分子却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钻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隐藏起来，准备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便以不同的面目立刻跳出来。

中国的修正主义是以篡改、歪曲、否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开始，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以复辟封建制度为终点的。就像毛泽东和马克思在如何认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毛泽东更多地是强调国际主义要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而马克思则更多地是强调国际主义这样微小的差异那样，我国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分子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分子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我国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卖国主义为主，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理论多以民主主义为主；不论是伯恩施坦，还是赫鲁晓夫，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大多都具有极其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当本民族的利益与其他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国际上的那些修正主义分子都会像他们的鼻祖伯恩施坦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之上。而我国的那些修正主义分子却由于是一种由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残余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实用主义分子以及卖国主义分子勾兑出来的混合体，所以他们才不仅恶毒地篡改、歪曲、否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非常下贱地出卖民族的利益，甚至还要毁灭生养培育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因此，在我国产生的修正主义理论是一种极其无耻的理论；在我国产生的那些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一群丧失了灵魂的人间败类，我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伦理意识，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约束的邪恶共同体。所以毛泽东才早有预料地说到：“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我国修正主义分子历来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因此识别修正主义分子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就是看他在帝国主义的面前如何表现。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才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害怕群众运动的，污蔑群众运动的人必是修正主义分子无疑。共产党是帝国主义天然的敌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更是在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之后，才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所以，投靠帝国主义的，那他一定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在我国的产生，既有着当时国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也更有着深厚的国际上的时代背景。修正主义是那些混进、钻进了党内的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残余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实用主义分子以及卖国主义分子在国际上的帝修反联合挑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时，为了联合起来从内部配合国际上的帝修反而举起的一面理论上的旗帜。　　

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不仅以秘密报告的形式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而且还公然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世界可以和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样一条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却是认为苏联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而且更拥有强大的国力，所以应该与美国拥有同等的国际地位并可以进行合作，从而重新共同主宰这个世界。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首，拥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强大物质力量的苏联如果背叛了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放弃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与帝国主义联手重新主宰这个世界，那么不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灭顶之灾，而且还必然会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给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且原本就承受着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的我国造成更加巨大的压力。为此，毛泽东一方面设想用对赫鲁晓夫进行“帮助教育”的方法使赫鲁晓夫放弃与美国的缓和。一方面决定加快国内的建设以增强实力，从而提高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的应对能力。　　

一九五八年，为了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从而增强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侵略战争的能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毛泽东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出现，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立刻就被点燃了，而且就连在建国初期还高声大喊地要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三年前还支持邓子恢大砍合作社的人都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了这场运动之中，而且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表现出了比毛泽东还要高涨，对这场运动的关注表现得比毛泽东还要热烈，对这场运动的支持表现出的比毛泽东还要积极的多，对这场运动的鼓励表现出的比毛泽东还要大胆的多，甚至是都已经到了怂恿的程度。全国人民思想觉悟的空前提高，建设捷报的雪片飞来，尤其是身边几位自己倚为国之干城的人的出色表现，令毛泽东不由得发出了“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的赞叹。于是将国内的一切工作放手交给了在一线工作的国之干城们，自己则去筹划反击国际上的帝修反去了。　　

当毛泽东用对赫鲁晓夫的“迎来送往”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的行动顺利完成了反击国际上帝修反的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急迫大事和履行完了支援中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入侵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之后，却才知道大跃进运动已被几个国之干城用“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这“五风”给刮偏了方向。当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之后，立即召开了多次高级别的干部会议予以纠正，但已经“刮风”成性或是有意“刮风”的国之干城们却就是置之不理，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借口和理由或是搪塞、敷衍，或是拒绝执行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纠“风”的指示，最后逼迫得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将指示以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写到农村生产小队这一级，才大体上止住了这场“风”。可是不管毛泽东采取了怎样的挽救措施，但是由于为时已晚再加上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是严重的经济灾害终于还是在所难免地形成了。　　

从以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来看，这场“风灾”并没有能够引起毛泽东的足够重视。可能是他主观地认为这场“风灾”只不过是国之干城们由于认识能力上的问题，或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以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才造成的，而根本没有去想几位国之干城是否会在立场上和思想上产生问题。于是在刹住了“风灾”之后，毛泽东继续去忙对赫鲁晓夫进行“帮助教育”这样的国际大事，而国内的所有工作也继续放手由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之干城们去做。可当毛泽东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和其他一系列工作做完了对赫鲁晓夫的“帮助教育”，而且赫鲁晓夫也开始了有所转化之后，却发现国内的风向再次改变了，又开始了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这“四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由于毛泽东的“帮助教育”都有所转化的情况下，国内却竟然出现了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为首的几个人提出的“与帝国主义要缓和、与修正主义要缓和、与国际反动派要缓和，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支援要少”的这样一种彻底背叛了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完全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一脉相承的修正主义主张。　　

问题的接连出现才使得毛泽东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已经不是国之干城们的认识能力和工作能力或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了，而是他们有意在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既有着历史上的深刻渊源，又有着现实上的紧密联系。这其中既有着这些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配合，也有着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遥相呼应。这些人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上的纲领和表现就是“三和一少”，在国内的纲领和表现就是“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为了刹住和反击 “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这两股歪风、妖风，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个概念，并认为同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重点批评了大刮俗称是“三自一包”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股“单干风”的邓子恢，批评了大刮“黑暗风”的刘少奇、 批评了大刮“翻案风”的邓小平、批评了大刮“投降风”的李维汉，并且还向全党、全国及全军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会后，中央撤销了农村工作部这个机构和邓子恢的农村工作部的部长职务。

修正主义思潮不仅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旗帜，而且也是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思想基础。就是在修正主义的这面旗帜下，党内不仅集结起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尽管修正主义的产生既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根源，也有着十分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但是，无论是修正主义分子还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产生的总的根源，还是人的私有意识。因此，毛泽东才号召“要斗私，批修”，把斗私当做是反修防修的主要武器。　　

5，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场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外有强敌威慑，内有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断进行捣乱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创造和开辟的以思想改造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农村实行合作化的这种方式和途径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条道路，却明显地温和了许多，从而极大程度地减少甚至是避免了因为革命而给民族本身造成的伤害。　　

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尽快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尽早地在我国确立起来，是中华民族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资本的高度集中以及与国家政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民族的意志力也是高度集中，国家的战略执行能力更是高度是集中，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特别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侵略的本性，并没有由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有丝毫的收敛和改变，反而就像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那样，更是变得越发地强烈。　　

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国际局势，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达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主义指引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终于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统治，迎来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翻身解放。但是，尽管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的真正独立，然而中华民族的危机却并没有真正过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了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的情况下，我国却连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整个国家在总体上却仍然还是处在农耕社会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有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战争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挨打的存在。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但在与帝国主义并存的世界上，绝不会因为爱好和平而和平就能自动到来。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拿起枪杆子，首先就必须要拥有枪杆子。拥有枪杆子就必须实现工业化，而且还必须要尽快地实现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不仅是解决中国人民挨饿的唯一途径，而且工业化也是解决中华民族挨打的唯一途径。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我国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才能集中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加强加快各项事业的建设，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推动我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只有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实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极大地增强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才能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侵略战争，才能有效地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完全符合绝大多数人真正的长远利益，但却未必能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人的与生俱来的占有欲再加上腐朽没落的儒家传统思想长期以来对中国人私有意识的有意纵容和故意放大以及恶意地搞乱强国与仁政、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并经过两千多年的鼓吹，从而使国家政权不干涉经济活动而任由民间自行发展就是行仁政，而任由民间自行发展必然会出现“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现象才是富民的这种反动腐朽思想在我国长久以来可谓是深入人心，因此造成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生产资料只能私人占有才能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富民”与生产资料只有社会主义公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但是，由于只有强国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减少中华民族的内耗并增强民族凝聚力，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不在挨打。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中华民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必然。就是由于我国当时这种特殊性质的社会矛盾，才注定了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才注定了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虽然新中国于一九四九年诞生了，但这时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还处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也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因素，但终究不属于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由于有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当时的社会矛盾才有了极大地缓解。特别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由于长期遭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遭受了军阀混战之苦，遭受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苦，特别是许多中国人还更是饱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蹂躏，因此痛苦感几乎丧失了，而对幸福的感觉却极其敏感，所以对随着帝国主义的彻底被赶走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统治的彻底被推翻而自己生活处境的稍微改善，都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尽管当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过来的中国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普遍都还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毛泽东却清楚地知道这种状况却不可能长期地持续下去。在城市，由于没有了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将会得到很快地发展。但是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促进民族资本的快速发展，却不能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的快速发展，更不会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自动消除；在广大的农村，土地改革之后才分得土地的贫雇农们由于家底薄，不仅难以抵御天灾人祸的冲击，而且更不具备与那些富裕农民进行自由竞争的能力，所以农村更是很快地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而产生的上层建筑，不仅不会具有太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就是目前仅有的这点社会主义因素也不仅不能长久地保持，而且还将很快地就会丧失。因此，如果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尽快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食言，而且中华民族也将很快进入下一轮的血泪循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但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却是工农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时候，就是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为号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可民族资产阶级却仍然还存在，仍然还在剥削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富裕农民剥削翻身的贫苦农民现象，更是普遍地存在。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阶级整体压迫被消灭了，阶级剥削也减轻了，但阶级剥削不仅还存在，而且还在进一步地扩大。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那么不仅新的阶级矛盾将会扩大并且激化，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将会走向反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使中国革命尽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铲除阶级剥削，彻底铲除阶级剥削产生的根源。　　

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是否也能够保障其他阶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回答是不容、而且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质疑的。　　

在中国，不仅只有无产阶级才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才真正在传承着中华民族善良的天性，也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才真正继承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优良的传统，而剥削阶级自古以来信奉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不杀穷人不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就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才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是人，而剥削阶级却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看成是人。就是由于剥削阶级从来就没有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看成是人，所以才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总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缘故。尽管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保证所有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却只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利益，而不能是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利益。　　

阶级斗争学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然后再到毛泽东主义都始终坚持的一个主线，也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思想、学说或理论的一个主要标志。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立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合理反抗，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摆脱受压迫、受奴役命运的唯一途径，阶级斗争不仅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唯一方式。只不过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夺取了政权之后，由于他们摆脱了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却继续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害怕无产阶级也效法自己造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那样起来对自己进行革命，因而才一方面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令一方面却大力宣扬和加强法制建设。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一方面为了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打造一个压迫和剥削有理而造反无理的思想牢笼，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加强法制建设以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抗。

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时的阶级斗争就像是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阶级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阶级的消亡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阶级的压迫和阶级的反抗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国家专政机器对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进行了残酷地镇压，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利用他们掌握的文化权力，为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打造了一个压迫有理而造反有罪的思想牢笼。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对压迫的反抗，不仅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而且主要的目的也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没有认识到对压迫的反抗中更包含了阶级整体的利益。因此尽管对压迫的反抗是人的本能，但却由于无法冲破思想的牢笼，所以人们对压迫的反抗才很少具有主动性，反抗多是在“等死”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不仅用从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中总结出来的“造反有理”这个真谛，将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从造反有罪的思想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毛泽东更是创立了毛泽东主义，从而把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从“造反有利”的歧途中，引领到了为人类求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上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立场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动。人的大脑既能接受客观事物的反应，又能对所接受的客观事物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得出自己的认识并支配人的行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民族取得了真正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真正解放，从此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与控制，为实现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虽然人们都知道“发展是个硬道理”，但是在如何才能实现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什么才算是真正地发展这个问题上，党内却出现了主要表现为两种观点的不同认识。一种观点就是毛泽东所认识的那样，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国为先。只有重工业取得了发展，才能为保证中华民族不再挨打的国防工业和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保证中华民族不再挨打，才最终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一个历史停留，形成生产资料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共同所有这种混合经济制度模式，使社会生产力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有一个自由发展的过程，依靠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来完成我国的工业革命，从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规律确实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确实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方式模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非常缓慢，而且促进的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促进不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发展，更促进不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快速发展。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如果仍然从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起步，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必将是下一次挨打。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换来的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许是唯一的发展机遇将就此彻底丧失。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早已证明了，导致许多中国人产生这种认识上根本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的故意和恶意地进行捣乱才造成的。为了纠正和改变这种错误认识，树立正确思想，那就只有实行“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挂帅就是要站稳立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去看问题和想问题，就是要站在发展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和想问题，就是要站在历史的深度上，站在世界的广度上，站在未来的高度上去看问题和想问题；思想领先就是要纠正思想上的错误和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就是为了理顺战备与民生，也就是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位中国人都具有自我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的能力，都具有能够自我理清战备与民生、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能力。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在我国这个经济、科技和文化全面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就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满足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够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住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捣乱破坏从而创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建设与发展的有利环境，才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才能够产生强劲的建设动力。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为了解决如何衡量一个人所站的阶级立场和如何使每一个人都能端正思想认识的这个问题。　　

立场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态度和行动，行动和态度表明立场。一个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金钱或是为反革命服务的关键就在这里。衡量一个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的首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衡量一个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的关键，不仅要看他所处的阶级地位，而且更要看他所站的阶级的立场，看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和思想立场既受他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又受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依据人也在这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教条主义者的理解是既然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人的正确思想也就自然来自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就清晰地解答了这个长久而普遍的疑问，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与科学实践中。　　

从人的心理因素，也就是从人的思想状态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去认识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独特视角。就像剥削阶级不会自动消亡一样，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也不会自动消亡。特别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不仅不会自动消亡，而且即使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之后，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也还会残存一定的阶段。尤其是由于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在某些方面更符合人的本能并且已经成为了社会文化而存在了几千年，所以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必然会随时随地的大量滋生并腐蚀人们原本健康的思想。思想状态和思想立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流氓无产者与真正无产者的区别最主要的并不在于其经济地位，而是在于思想状态和思想立场以及阶级觉悟。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改造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创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造我们这个世界，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也同样是为了能够改造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那就必须首先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开始，也就是要从改造人的世界观开始。以文化革命为主结合政治革命的方式开展思想领域（或曰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独特方式和主要表现。            　　

就像马克思所讲的：“革命是道德的净化器”那样，通过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任何人的思想都可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里，都会同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各种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那么不仅每个人的觉悟都能够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且就连每个人的灵魂也就会得到净化。从我国仅通过对资产阶级（当时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而不是肉体消灭的做法，就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来看，通过思想改造的办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特别是我国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更加证明了毛泽东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感召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暂时受挫之后有些人打着恢复经济的旗号而推行的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三和一少”等，不仅能够充分地暴露出这些人的思想，而且也能够充分表明这些人所站在的立场。毛泽东经过深入细致地分析思考之后，准确地找出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才又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一个人才会真正地找到自己的阶级归属，才能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亲不亲，阶级分。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两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始终都没有解决但又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今天正在面临着的挨饿，第二就是明天极有可能出现的再次挨打。而造成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昨天我们曾经的挨打。因此，解决挨饿的问题就必须要与解决挨打的问题结合起来。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迅速完成工业革命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国要迅速完成工业革命从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就除了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以外，还要首先从广大的农村实行合作化为开始。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不仅能将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工业建设进行必要的资金积累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农业合作化还有利于国家有效地控制农产品原料市场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从而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效地限制，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创造条件。因为只有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做到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决挨打与挨饿的问题，就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件头等大事。　　

近代以来，勤劳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挨饿，主要是由于挨打才造成的。在挨打的可能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决挨饿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必须解决如何才能防止挨打的问题。解决如何才能防止挨打问题，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优先发展重工业还不只是能够解决如何才能防止挨打的问题，只要重工业发展起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和农业才能很快地从根本上发展起来，从而顺带地就能解决挨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毛泽东由于从自己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因而过高地估计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党内那些高级别干部的思想觉悟。他想象着刚刚从抗日战争中过来不久的中国人必定都会深深地牢记着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并从中悟出深刻的道理；他想象着全党的同志必定都会从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凶残远远地超过了野兽的日本侵略者，英勇不屈的中国军人却只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样残酷的现实和斯大林在告诫反对他全力进行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的人时所说的：“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的这番极富哲理的话中体会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对于中华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毛泽东却估计错了，他的这个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观愿望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多个方面的反对和抵制，而且后来还成为了当他逝世后认定他犯了二十多年左倾错误的思想上的依据。　　

反对和抵制毛泽东在农村迅速实现合作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和做法的，在党内主要是邓子恢和刘少奇等人，在党外，则主要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由于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大力发展工业建设而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质疑并且提出了批判，由此还引发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两人之间就此问题发生了严重争论以及梁漱溟向毛泽东要“雅量”的一桩历史公案。共产党的高级领导邓子恢和刘少奇等人与一介腐儒梁漱溟在反对毛泽东在农村迅速实现合作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致，就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的腐朽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所致。尤其是梁漱溟，本身就是一位儒家思想的传人，其声望不仅在当时与熊十力和马一浮并列，而且后来这三人还被一些儒家传人并尊为了新儒家的“三圣”。　　

梁漱溟与毛泽东进行的这场争论很有代表意义，党外人士梁漱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邓子恢和刘少奇等人的观点。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不到十个月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梁漱溟在发言时指责共产党进城以后忘记了农民，认为由于国家的建设重点在工业，所以造成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生活在九地之下。希望共产党能够效法古代圣贤施仁政，体恤农民等。　　

不管梁漱溟的主观故意怎样，但是梁漱溟的这番发言，不仅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从而对巩固工农联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而且梁漱溟的这番话也并不只是梁漱溟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人内心中的疑虑，所以毛泽东不能不对此作出明确地回答。　　

在梁漱溟发表上述言论的第二天，在有全国政协常委参加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番讲话，算是对梁漱溟以及所有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质疑或是尚有疑虑的人的回答。　　

在讲话中毛泽东说到：“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在这次讲话中，除了上述这些，毛泽东还讲了许多批评梁漱溟的话，而且还很严厉，由此才引发了梁漱溟向毛泽东要“雅量”的事。毛泽东严厉批评梁漱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梁漱溟不仅没有看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而认为中国历经多年战乱，急需与民休养生息。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国家应实行轻徭薄赋，减少因实现工业化而必须从农业进行的积累，应多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另外针对还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可专门去搞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的分工合作，可以既利民又利国。这种观点尽管认识到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认识到重工业发展速度的重要性。在侵略战争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到中国人头上的情况下，只有集中全力而且还必须全速地发展重工业，才能避免再次挨打。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无不把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外来侵犯当作是第一大的仁政，无不把来能够保护自己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屠戮看成是第一大的仁政，而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是次要的，因此，毛泽东才把梁漱溟等人的那些观点称为是“小仁政”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会严厉地批评梁漱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梁漱溟的糊涂意识和冥顽不化。毛泽东与梁漱溟早已相识，而且私交还很好。尽管梁漱溟信儒又信佛，而毛泽东却笃信共产主义，但却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毛泽东走上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的武装革命道路的时候，梁漱溟也跑到了山东，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军阀韩复榘，搞起了乡村建设的实践。从一九三一年到抗日战争开始，梁漱溟与韩复榘的合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乡村建设也搞得卓有成效。可是日本人一打来，韩复榘就不战自退，而梁漱溟则更是一直跑到了重庆，倾注了他们多年心血的乡村建设成果也毁于了一旦。　　

毛泽东本以为梁漱溟能从残酷的日本侵华战争，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是能从倾注了自己多年心血的乡村建设的成果毁于侵略战争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工业化、尤其是认识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在中国如何才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但是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梁漱溟的认识不仅仍然是如此地糊涂，而且还更是如此地冥顽不化。　　

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既投资少、又见效快，而且还更能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机器制造的重工业，那就不会有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生产设备；如果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那就没有机械制造的原材料；如果没有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要实现工业化，要更好地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和农业，那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如果在重工业方面依赖于进口，那么不仅国家的长远利益将受到损失，而且还必将受制于人，特别是国家的安全无法得到真正地保障。因此列宁才曾说过，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大机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必要条件，而重工业则更是工业化的支柱。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挨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重工业。新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文化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重工业为主题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就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发展重工业和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发展重工业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从长计议，人民的眼前利益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出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梁漱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其愚昧腐朽的认识，一是由于他所站的阶级立场，二是由于他所极力推崇的那种极其腐朽的儒家思想使他在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　　

一九五三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之后，除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者之外，所有原先的贫雇农和中农包括那些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只有那些原来的封建地主和富农不仅由于土地、房屋和浮财被分掉，而且更由于失去了剥削的权力，所以才从土改前在九天之上的剥削生活，一下子跌落到了土改后只能靠自食其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九地之下。而在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的梁漱溟看来，只有封建地主阶级才能代表农民，所以在梁漱溟看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从土改前靠剥削生活在九天之上，跌落到了土改后只能自食其力的九地之下，也就代表了中国所有农民的生活也都跌落到了九地之下。因为在梁漱溟的眼中，那些世世代代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根本就不是人，他们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代表不了中国的农民。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施行仁政当然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政治选择。但是客观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的，特别是外部条件的变化往往又不是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所以我国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会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选择具体的施政措施。但是儒家传人在衡量统治者是否施行了仁政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标准却是绝对的，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极为顽固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人们才会不仅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腐朽的文化，而且在我国更是早就有腐儒一说。就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对我国所产生的影响极深极广，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才会出现那么多而且还那么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　　

梁漱溟反对农业生产合作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表现，第一是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的本性缺少足够地深刻认识；第二是过度地相信他为之痴迷的儒家文化所宣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感化能力；第三就是对什么是生产力没有必要地了解或是没有真正地弄懂。　　

在阶级社会的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生产力也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类自己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是保护财富与掠夺他人财富的能力。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所以遭受剥削和遭受奴役，主要就是由于生产力所具有的这两方面性质所导致的。　　

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力主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合作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不管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党和国家的宣传部门以及其他的中央领导，早已把理由讲清讲透。但却仍然还有许多人不理解，而思想认识上的不理解必然就会影响到具体的工作。为了打通多数人的思想，为了提高多数人的认识，那就只有进行思想革命。打通了一个人的思想，提高了一个人的认识，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一份力量。所以，只有通过抓革命，才能打通每一个人的思想，才能提高每一个人的认识，从而认清什么是强国，什么是仁政，什么是富民。从而理清强国与仁政，仁政与富民，战备与强国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生产的提高，促进各项工作的做好，促进战备工作的抓紧，以随时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捍卫国家的安全。因此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抓革命，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就是为了提高思想认识。　　

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对革命与生产力以及与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更有着精辟的认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讲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会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现代化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既主要靠生产关系的改善和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增强，同时也有赖于劳动者个人素质的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素质同样也分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想素质，也就是觉悟；另一个方面是科技文化素质，也就是劳动素质。在这两个方面中，思想素质又是主要的，只有思想素质的提高，才能充分发挥出其劳动素质，而劳动者个人思想素质的提高，同样也只能靠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因此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革命不仅能够促使人站稳立场、端正思想，而且革命还更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精神力量，从而促进人们将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从而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创造出种种的人间奇迹。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革命能改变一切”。而只有深入地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限制直至彻底消灭私有意识，才是最彻底的革命。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 　　

经济建设必然有它明确的根本目的，而要保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为《严重的教训》一文所写的按语中这样写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只有端正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够保住无产阶级的江山，否则经济等其他工作就是在为复辟了的资产阶级服务。 　　

从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到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仅仅只有十年的时间，期间虽然毛泽东没有在一线工作，但终究还有毛泽东在坐镇，而且在发现问题之后还能回到一线予以纠正，可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是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挫折。可见，与任何客观规律一样，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旦放弃了阶级斗争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只能接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中华民族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发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创造了那么多的物质财富。可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多的物质财富不仅真的成了资产阶级的“嫁衣”，甚至有的还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嫁衣”。不仅如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创造了那么多的物质财富之后，在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之后，不是被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一脚踢出了工厂或矿山的大门，就是被强行赶出了土地。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仅要清楚地了解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而且更要阶级斗争的这个有效手段，维护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当年才一再叮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告诉和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要明确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夺取政权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句话是毛泽东于一九二0年的时候，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出发点。毛泽东始终强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认为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够最终战胜反动派。而只有政权在手，改造社会并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才能够在事实上得以实现。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保住政权的唯一途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围绕着政权的争夺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只有保住了政权，才能保住自己所有的一切，失去政权，也将失去自己所有的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的一场争夺政权的生死大决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有时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打退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才能取得这场大决战的最后胜利，才能保住这场生死大决战的胜利成果。可惜的是，当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却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正意义，所以当历史走到今天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很多，而且将来还极有可能失去一切。　　

一九七五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我国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新诞生的《宪法》中，我国明确宣布了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当时为什么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妖魔化宣传和教育，特别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故意庸俗化地解读，因而使许多中国人凭空地想象出了革命和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恐怖、就是血腥。确实，只要是革命，只要是阶级斗争，就难免带有暴力、恐怖和血腥。可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还是八年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解放战争，乃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暴力、恐怖与血腥都是日本侵略者或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他们的汉奸走狗或是地主还乡团以及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挑起武斗的方式强加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在反抗而以。而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毛泽东所一再强调和主张的阶级斗争，却主要是在思想领域、甚至是在灵魂深处里进行的。这种斗争形式也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思想改造。通过思想改造达到思想转化，从而变消极为积极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模式，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首创。它为整个人类最终将以最小的代价而实现共产主义，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

6，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必须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创造全新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培养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劳动知识分子的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绝不仅仅是单纯地经济建设，更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是政治政权、经济民生、精神文化、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国防军事、对外交往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全面建设。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绝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改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也绝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而更是人们的精神蓬勃向上、思想觉悟高度自觉。　　

对上层建筑的占领和管理，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目的和主要表现。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所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的这场阶级斗争不仅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还必将是异常激烈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就是意味着长期占据和把持着上层建筑的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们将从上层建筑领域里退出来。而且即使不是全部退出，剩下的那些也是不屑与一直受他们鄙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为伍的。在反右斗争进行之前，很多部门里都有存在着党派到那里工作的“老革命”干部普遍受到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歧视这个问题，甚至有的文化教育部门竟公然拒绝党派去的党委书记。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老中青”组成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又普遍存在着那些已经退化为官僚集团的“老革命”歧视工农出身的中青年干部的现象。因此，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而不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变，那么普通工农出身的干部即使不被他们排斥开，也会被他们身上的那种朽思想所同化掉。当大部分干部或被同化，或被腐蚀的这个问题蔓延开了以后，整个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就将会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于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这个领域还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不仅需要开始从头认真刻苦地学习如何管理上层建筑，而且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必须加以改造。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提高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使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群众能够实现完美地结合，所以毛泽东才一面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另一方面要求“劳动人民知识化”，不仅创造了工农兵可以经过推荐上大学的制度，而且更是号召工农兵学要哲学，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学会管理上层建筑，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打下的江山，就一定会落入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反动阶级知识分子之手。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他的那篇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讲话中就讲到：“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似乎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什么必须要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有着这样深刻地认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保证，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权就会落空。”“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正是由于看清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只有占领和自己管理上层建筑，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切权利的根本保障这个问题的本质，所以毛泽东才不仅把鞍山钢铁公司首创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这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工矿企业管理模式，高度地誉为是《鞍钢宪法》。而且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创造了由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以及解放军代表组成的行使各级政府职能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模式，创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直接占领和管理各级教育部门的工宣队、贫宣队和军宣队和直接掌握无产阶级专政权力的群众专政等这种模式，创造了以普通工人、普通农民和普通解放军战士的身份直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这种模式。　　

无产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权，那就必须要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发议论，都是权利的问题。”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却并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特别是无产阶级也并不拥有多少属于自己阶级的劳动知识分子，所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由于不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因此这才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仍然可以通过文化、文艺、宣传和教育，在继续打造禁锢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牢笼的现象。　　

由于文化、文艺、宣传和教育的方式及内容不仅代表着文化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而且更是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的这种形式，能够继续打造禁锢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牢笼，也能够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也才是通过对所谓的新编历史剧的批判拉开的。特别是通过对反动腐朽的文化文艺作品的批判，从而不仅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天烈火，而且更是开启了创造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宏伟时代。于是，以革命样板戏为先导的一大批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能够鼓舞人们的斗志、能够激励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能够启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以表现工农兵形象为主的文学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崭新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劳动知识分子培养出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仅从此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而且从此还拥有了文化的主导权。

7，构建全新的国际政治伦理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理论。

现代国际社会所依然奉行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这种国际政治关系体系，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成了是天条的欧美帝国主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的。引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巴黎和会”与臭名昭著的“华盛顿九国公约”、“慕尼黑协定”以及“雅尔塔协定”等，都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因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若想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那么首先就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旗帜，从打破这种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政治关系体系为开始，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本身就打破了体现帝国主义大国霸权的“雅尔塔体系”的东方格局，特别是新中国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不承认以往中国历届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新中国的出现以及对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体系带来的冲击，招致了大国霸权主义者的忌恨和恐慌，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开始了对新中国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的威胁。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在后来被誉为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就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不得不接受了新中国存在的事实，而且抗美援朝战争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撬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雅尔塔格局”，在于它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时代的结束，在于它彻底颠覆了几百年来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的世界上的事务只能由少数几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来主宰的这种传统认识，在于它为全世界注入了小国要敢于反抗大国的欺凌、弱国能够战胜强国的压迫、各国的事务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的事务必须由世界人民共同来管、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而不是少数几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这样一种全新的理念，在于它开启了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而一律平等的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崭新时代，在于它彰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与强大。就像毛泽东于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

在国际斗争中，社会主义能否战胜帝国主义，不仅在于社会主义能否依靠自身的力量对原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打破，而更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对构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战略格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完整理论，从而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当年毛泽东就是不仅要用积极地进行抗美援朝这样的具体方式来彰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来打破旧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战略格局，而且更是要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样社会主义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全新国际政治伦理来引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潮流，来构建新的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利益需要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战略格局，从而开辟出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能够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并存的这个世界上，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是以国家之间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本质，却依然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而且更是为了彻底埋葬帝国主义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国际间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就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要与支援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千万不能陷入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单纯的民族斗争泥沼之中。 　　

在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超凡智慧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他在国内革命时期探索出来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拓展到了全世界，并创立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不仅分清了敌我友，而且更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旗帜下，团结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尤能凸显毛泽东超凡智慧的是，在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具体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攻武卫”的那种斗争方式，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自卫原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大公无私的高尚理论品质，去战胜修正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和虚假本质；用无产阶级团结友爱的和平文化，去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三个世界理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正义主张不仅削弱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力量，而且还壮大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自己的力量。

8，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彻底改造和对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进行全面建设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因此不仅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而且也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相对弱小。然而尽管中国无产阶级在队伍的规模上十分弱小，但是，就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就是由于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更用党指挥枪这种独特的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将产生于十分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了一支最为坚强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和创造如此辉煌的成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从此有了方向，使中国从此诞生了共产党，但是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那条具体的道路，却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并开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不仅是由于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从上海滩外国租界的书斋里领上了井冈山、不仅是由于毛泽东创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仅是由于毛泽东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更是由于毛泽东以自己的率先垂范，为从此拥有了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了以党指挥枪这条根本原则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政治伦理。

人民军队永远属于人民，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枪必须由党来指挥等，不仅是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伊始就为人民军队确立的一条牢不可破的最高准则，而且更是毛泽东从创建这支人民军队那天起，就深深地注入在了每一位指战员心中的政治伦理，从而使每一位指战员都产生了严格遵守这条准则的高度自觉。　　

学习过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大多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毛泽东既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建党时的十二名代表之一，而且更是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可为什么直到在一九三五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用说凭着建党的功绩和从建党伊始到一九二七年召开的“八七会议”期间为党做的大量工作并且还提出了许多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独到见解，毛泽东早就应该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了。哪怕就是从“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亲自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从亲自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创建第一支人民军队、从“三湾改编”创建第一支人民军到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到在闽赣粤三省创建了最大的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而且在此期间还更是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样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的独创性理论文章，也更应该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可是，就是在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而且更是在理论上创立了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不仅像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都曾经担任了中央的主要领导，而且就连像王明、博古和洛浦这样的后起之秀，也都曾牢牢地掌握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权。

当王明、博古和洛浦等人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租界里的洋面包再也吃不下去了的时候，这才想到还是毛泽东开辟出来的山沟里安全一些，于是这才纷纷跑到了中央苏区。谁知这些人跑到了中央苏区之后，不仅没有任何的一点赧然，反倒为从此躲开了租借里外国洋巡捕鄙夷的目光和国民党土侦探的密捕而无不沾沾自喜，并且还毫不犹豫地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对博古和洛浦等人的真正能力，毛泽东是非常了解的。对博古和洛浦等人的极左做法将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毛泽东也应该是大致有所预料的。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有着深厚的“恨人有，笑人无，越是身边人越嫉妒”传统的中国人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却就是不肯相信毛泽东，何况这次远来的还不仅仅只是海归的和尚，而且在这些远来的海归和尚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专门搞极左的洋和尚。可是在当时，不仅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是这样，而且就连革命理想崇高、意志坚强如钢、但是由于找不到方向、只能带领着南昌起义的余部四处游荡、最后到了井冈山毛泽东的“家里”才得以“安身立命”、所以理应无条件信赖毛泽东的朱德和陈毅却竟然也都是如此。事实果不出毛泽东所料，就是由于博古等人不仅极力推行极左路线，而且更加上他们自身的无能，所以很快地就葬送了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中央苏区，葬送了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于是这才引出了彭德怀著名的那句“崽卖爷田心不疼”的牢骚话。在广大的红军将士、特别是许多红军的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博古等人推行的路线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情况下，为了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为了坚决维护自己所开创的以党指挥枪这种准则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只得无可奈何地眼看着革命事业暂时遭受一定的损失，也要坚决执行党的集体决定。因为毛泽东更知道，如果自己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以创建中央苏区的功劳对抗中央，那么在大多数同志尚不能理解的情况下，就一定会产生枪指挥党的这种恶果。而中国共产党一旦丧失了以党指挥枪这条准则为代表的良好的政治伦理，那么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的“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逻辑必然就会从此在党内泛滥。而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要遭受一定的损失，而将是彻底地失败。中国革命过程中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真的就证明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逻辑在中国共产党内也确实是曾经存在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转战万里、精疲力竭的由党中央亲自统率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在四川的达维和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和了。两军会师后，当拥有八万多兵马的张国焘得知党中央亲率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的时候，便开始接连伸手向中央要权。周恩来事后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当党中央在张国焘以实力的威慑下部分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望之后，张国焘却仍不满足，并开始以武力胁迫党中央听其指挥。当党中央据理与其力争时，张国焘竟然命令部属以武力解决中央。幸亏毛泽东及时带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了张国焘的控制，否则，中国革命真的将不知会怎样。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回忆这段经历，说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认为这段经历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绝不会是因为张国焘的此举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博古等人推行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远比张国焘此举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得多，而毛泽东却都没有认为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张国焘的此举是他人生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就是因为张国焘把枪指挥党的这种流氓逻辑带进了高尚的中国共产党内，就是因为张国焘开了以军事力量介入党内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先河。

有人曾经猜测，如果把毛泽东换成是张国焘，那么情况可能就不知会是怎么样了。从张国焘对待曾中生和许继慎等许多参与创建红四方面的高级将领和欲图以武力解决党中央的手段上看，如果博古等人敢于到鄂豫皖苏区去夺张国焘的权，那么张国焘极就有可能敢将博古和李德等这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小崽子和洋崽子乘着月黑风高夜沉到河里去喂鱼。然而也就是由于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时还更是由于缺少一种纯真政治伦理，所以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不仅很快就南下失败，而且张国焘本人更是投奔了人民的公敌蒋介石。　　

由于不仅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由于不仅有为人民求解放这样明确的宗旨和坚定的政治追求，而且更是由于形成了党指挥枪这种良好的政治伦理，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人民军队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从红军时代起就成为了一支拖不跨、打不烂的坚强军队，所以才能成为一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钢铁队伍。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伦理，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拥有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强大理论力量，而且从此也更拥有了强大的道义力量，所以在中国才会人心向着共产党。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也才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量。　　

毛泽东身上的伟大之处有许多，而其中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创立了以党指挥枪这条准则为代表的一种良好的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以自己的忍辱负重和在任何情况下的绝不屈服，坚决地维护了这种良好的政治伦理。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我国现代历史上的两个最大的政党，而且更是都拥有军队并曾经掌握过全国政权的政党。国共两党的全部表现和最终归宿清晰地告诉了每一位中国人，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内，良好的政治伦理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中国国民党虽然成立比中国共产党早得多，可国民党在成立之初的时候却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战斗力，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之后，中国国民党才成为了一个真正拥有了一定战斗力的政党。可是，尽管国民党不仅也经过了按照列宁建党学说的改组，而且还设立了“蓝衣社”和军统、中统这样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以加强对党和军队的控制，然而就是由于国民党内不仅没有形成党指挥枪这样良好的政治伦理，而且后来还到处充斥着像蒋介石那样虽然三次下野、可却凭借掌握的军权而依旧垂帘听政的流氓逻辑，所以国民党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因此在后来国共两党的生死大对决中，尽管有美国的大力扶助，可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是仅仅过了三年的时间就被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人民给赶到台湾岛去了。

从创建和坚决维护以党指挥枪这条准则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到号召全体共产党员都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个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他，要消灭他；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系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从隆重悼念警卫战士张思德到号召全党全国和全体人民向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学习。毛泽东就是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标准和以党指挥枪这条根本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伦理，对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彻底地改造，对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进行全面地建设。

9，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革命，对传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改造的理论。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与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有着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因此无产阶级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后，还必须要对传统的文化教育、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深入持久地革命和进行全面地建设，这一切，不仅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需要，而且更是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继续前进的需要。

就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全世界所有的理论、思想、学说，包括文学文艺作品，都无不是在赞美和维护私有意识，在歌颂和维护私有制度，在确立和维护与私有意识和私有制度相符合的道德伦理观念。占有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所掌握着的文化权力，通过理论、思想、学说和文学艺术作品教育作用和道德伦理的约束作用，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打造了一个坚固的思想牢笼，从而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觉地锁定在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心甘情愿地接受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摆脱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绝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领域里的革命，而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道德伦理等所有领域里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那么就会像如今有人说的“政治体制不改革，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保不住”那样，即使已经取得的经济权利也会随时被剥夺。一九五六年，虽然在毛泽东的积极主张和坚决地坚持下，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按照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设计并安排的上层建筑却没有发生相应地改变，尤其是在文化、艺术、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依然还是旧的传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发展，而且更导致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权力无法得到真正地保障。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在他的有生之年，凭着他巨大的个人威望和对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深深地热爱，还能够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权利。而一旦当他离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必然要“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权利的这个问题？那就只有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从思想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形成并增强自觉维护本阶级权利的意识和勇气。毛泽东的创建全新的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种设想，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权利问题，而且也能够因此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根本性的制约，从而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党的维护，对全体领导干部的保护。因此，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仅仅半个月，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了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不仅又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而且还大力倡导要立“四新”。　　

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传统势力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进行的顽抗而不得不最终以“一场政治大革命”的形式出现，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巨大意义和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世界所产生的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是要远远地大于其政治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并且验证了在一定的历史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的思想加以改造，使人的思想能够得以转变，觉悟能够得以提高，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这样一条道路。

从中华民族在挽救民族危亡过程中彷徨无计的时候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历史过程上看，“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仅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摆脱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而且更是中华民族争取实现民主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创造全新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的原则和做法尽管简约，但却具有特别重要的实效，这个原则和做法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要对民族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方式，并在民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属于自己这个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林为什么必须要与批孔结合起来，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全新的属于自己阶级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和彻底铲除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因素的过程。

“洋为中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就是“洋为中用”这个原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全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过程中的最好的体现。

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且更是一个人人都具有高度觉悟的社会。人的觉悟的产生和提高，来自于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教育就必须要有教材，而只有文化才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最直接的教材。教育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素质，战争检验了一个民族的素质。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尊师重教不仅在中华民族早已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传统，而且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历史证明了，在非常重视教育的情况下还仍然挨打，那就只能说明是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出了问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那就必须要有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那就必须要宣扬符合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需要的文化。如果共产党的宣传和文化部门不去宣扬符合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需要的文化，那就表明它一定是出了问题。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对中宣部“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样的批评。而且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就两次批评过《戏剧报》和文化部：“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而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有着深深地热爱；对传统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也更有着深刻地了解。因此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也远比其他任何人看得更清楚。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本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没落因素过多才造成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仅传统的知识分子，而且就连像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那些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以及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都缺少真正地认识。这些人或是了解马列而不是真正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世界，或是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是真正地了解世界与马列。尤其是像李立三和王明等人，简直都已经幼稚到了可爱的程度，只知道把马列主义当圣经，把苏联的经验当圭臬，所以才空有一腔革命的热情，却总是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摇摆。与李立三和王明等人不同，刘少奇和邓小平包括林彪等人却是非常地了解中国，也非常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也更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真实追求和向往，所以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够非常地得心应手。特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就把中国从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才引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给拉了回来。可是邓小平虽然了解中国，虽然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却不仅不了解马列，而且还更不了解世界。所以中国在抛弃了毛泽东主义之后，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指引踉踉跄跄地走到现在，在耗光了毛泽东留下的巨额物质遗产之后，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不得不高声地公开宣布，“要转变发展方式”。幸亏我们至今还有毛泽东留下的毛泽东主义这笔强大的精神遗产作支撑，否则今天的中华民族将不知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内部状况，而且也更不知将要面对怎样的一种外部状况。

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承受压力最大的一年，形势真的就像是毛泽东在《冬云》这首七言律诗里所描述的那样，“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形势越是危急，就越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就越是要相信毛泽东，可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却不仅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而且还又犯了“越是身边人越嫉妒”的老毛病，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显示自己比毛泽东还要高超，比毛泽东还要有能力。

姑且不管“三和一少”是不是修正主义的纲领，也暂且不论“三和一少”是不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遥相呼应，在这一点上，也许是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仅从王稼祥等人观察和认识国际战略问题的视角与能力来分析和理解他们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和时代大背景下，在不仅仅只关系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更是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国际战略问题上，竟然能提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要缓和，与国际修正主的关系要缓和，与国际反动派的关系要缓和，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支援要减少”的这个如此愚蠢的主张出来。在美国已经把封锁线推进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在苏联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企图与美国联手重新控制世界、在美英苏三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勾结准备签订旨在专门限制新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爆炸实验的条约》情况下，示弱不仅无助于新中国国际处境的改善，而只能激起美苏更加强烈地扼杀新中国的欲望。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和时代大背景下，王稼祥等人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出来，根本的原因就是又犯了毛泽东为他们这些人诊断出的“进攻时表现出的是冒险主义，防守时表现出的是保守主义，退却时表现出的是逃跑主义”的这个左倾教条主义者常犯的老毛病。从这件事上就能够充分看出，这些人对国际战略问题的认识、分析和判断能力，也不过就是旧社会一个中等地主家里专事拨拉算盘珠子专门替地主算计长工与佃户的账房先生的水平；而这些人的胆魄，更是导致了他们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表现出来也只有惊慌失措。

暂且抛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问题，就只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只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也必须要和世界上的那些帝修反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毛泽东与帝修反的斗争，除了在一九六二年发起一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教训了一下印度这个国际反动派之外，其余再没有多放过一枪，也没有多打出一弹，只不过就是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在接见来访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大国压迫的武装力量、政治力量的代表时，做出一些指示或是发表了几篇谈话或声明。有时亲自动手，有时自己连手都不动，只是指挥写作班子写了几篇文章而已。不搞苏联那种方式的输出革命，不仅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个原则，而且即使是想搞苏联那种方式的输出革命，毛泽东也搞不起。但是不搞输出革命，却不是连革命真理的传播也要禁止。毛泽东就是要采用像当年用文房四宝打败了蒋介石的那种方式，通过传播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这个真理，以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悟，彻底打倒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彻底推翻全世界的殖民统治和大国压迫，从而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减少对世界人民革命的支援，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是道义上背信弃义的无耻行为，而且更是对当时的国际战略问题在认识上的一种极端幼稚的表现。抛开对世界人民革命的支援，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就需要更为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需要更为广阔的安全空间及战略缓冲地带。毛泽东不仅是要用坚决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这种战略实际行动拓展中华民族的安全空间和建立战略缓冲地带，而且更是要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其他一些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进行理论上的指导和给予物质上的坚决支援，在全世界到处开辟广泛的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霸权的“敌后战场”，从而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对世界人民革命的坚决支援，就是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行动，告诉包括帝国主义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弱国可以战胜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垄断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不仅是弱国和小国能够打败它，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能够通过革命推翻它。在毛泽东主义这个真理的引导下，在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被新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弱国和小国打败的这个事实的启发下，不仅全世界到处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摆脱大国控制的独立运动，就连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反抗运动也都形成了高潮。借助美国反动政府在侵略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机会，美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战高潮和在几十个城市里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黑人反抗运动；由于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影响，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几个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抗运动。法国的大学生占据了校园，日本的学生组建了“赤军”。尤其是意大利由大学生为主组成的“红色旅”，表现得更为勇敢和机智，直接将意大利反动政府的总理莫罗擒获，经过了审判之后，就在罗马的街头执行了枪决。就是因为被当时全世界高涨的革命形势、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反抗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尼克松才不得不跑到中南海的书房里来拜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表白了美国坚决要从我国的台湾及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撤军和从此以后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抛弃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的决心。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看似极为简单的做法，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且更是引领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世界潮流，从根本上制止了侵略战争的发生。

在毛泽东主义的这个真理面前，苏联为了表白自己没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而向世界上几十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巨额援助，几乎就是打了水漂。许多接受了苏联巨额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了毛泽东主义之后，却把苏联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了联合国。对世界人民革命的支援，虽然也使中华民族付出了一些民族牺牲。但是这些民族牺牲与道义上的巨大收获以及长远利益上的巨大收获比起来，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支援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而付出的那二百多亿人民币与货轮被扣、大使馆被炸、外交官被打、渔民被抓以及从利比亚被赶回来相比，相信任何一个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

作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集团曾经的骨干，作为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中的重要成员，几个人捆在一起连毛泽东的手下败将蒋介石都斗不过，指望王稼祥一人去理解毛泽东，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但是当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面对蒋介石这个家贼都把“据敌人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王稼祥，如今当中华民族的外鬼真的迫近了国门的时候，而却高唱起了“三和一少”的论调。这样的极端反常举措，也确实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由于不同的文化造成了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民族的痛苦感、良知和民族尊严意识、个人尊严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民族对剥削、压迫和痛苦的感受也就会不同，对剥削、压迫和痛苦的反应与表现也会不同。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华民族采取的是坚决地暴力反抗，从而争取到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同样是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而且比我国所遭受的侵略与压迫还更为深重，彻底沦为了殖民地，可印度却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去争取民族的独立。尽管印度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最后也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可直到今天却还仍然留在英联邦之内。而且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大英帝国打成了残废，如果不是受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所掀起的风起云涌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刻影响，那么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想实现民族的独立，就只能是一场风花雪月的美丽故事。

人的不同的痛苦感、良知和民族尊严意识、个人尊严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等，不仅要受其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影响，而且也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电影《大浪淘沙》就是围绕着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杨如宽这四个结拜兄弟因为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竟恩断义绝的这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像几个结义兄弟由于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会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的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只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即使是在社会现实中，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而且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在同一个家庭和同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亲兄弟，而后来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的，也绝不仅仅是特例。因此，每个人的痛苦感、良知和尊严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等除了受阶级地位和社会文化以及所接触的人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一定在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到底还有那些因素在决定着每个人会对人生做出不同的选择？是体力体质？是荷尔蒙？是蛋白质？还是基因变异？看来，社会科学范畴的问题，还有待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去揭示。但是尽管如此，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却依然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始终认为人的世界观能够改造，而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就必须要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改造。世界观的改造就是思想改造，改造思想就只能靠文化，就只能靠进行教育，而进行教育则离不开文化这部教材。所以，是文化在引领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战略，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意志品质，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反之，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腐朽堕落，那么一切也就必然会随之腐朽堕落。文化有无高尚先进与腐朽落后之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以毛泽东主义为核心内容而构成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文化，就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对人的思想改造就具有超凡的功效。当年，在学习了毛泽东主义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敲锣打鼓地将凝结着自己家族几代人心血的资产交到了人民的手中；如今，自从有了“理论”之后，无数的大官小吏又悄悄地把蕴含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无数血汗的国有资财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种反差如此巨大的现象，就是高尚先进文化与腐朽落后文化之间的云泥之别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思想改造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进行思想教育方式是否先进，而且更在于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的优劣。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头号女汉奸陈壁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政权逮捕并判处了无期徒刑。当听到蒋介石政权的法庭宣布判决自己无期徒刑的时候，陈璧君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还竟然这样说到：“老娘有赴死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心。”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逃亡台湾的时候，故意把陈璧君丢给了共产党，想要看共产党的笑话。如果共产党处决了陈璧君，那么就证明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政策是虚假的；如果共产党改造不了陈璧君，那就证明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政策是虚弱的。但是事实证明了，蒋介石的所想只能是幻想，所以也就必然是徒劳的。

当得知蒋介石将陈璧君留在了大陆的消息之后，宋庆龄与何香凝考虑到陈璧君早年追随孙中山矢志推翻满清，曾经为辛亥革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当年汪精卫决定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的动身前夜，陈璧君为汪精卫的豪情所感动，决定以身相许，慰壮士的勇气。于是宋庆龄与何香凝一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希望释放陈璧君。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即允诺，只要陈璧君承认自己犯了罪，立即就释放她。可是当宋庆龄与何香凝将这个条件转告了陈璧君之后，陈璧君却宁可继续坐牢而也仍然拒不认罪。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如此顽固的人，后来在无意之间看过了毛泽东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之后，马上就幡然悔悟，认识并交代了自己和丈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正是由于有了陈璧君实现了思想转化在先，所以才有了李宗仁最终抛弃了国民党而投向了共产党在后。

不用说终究还是中国人的陈璧君，就连凶残程度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野兽而毫无任何人性的那些日本战犯，在经过了毛泽东主义的教育之后，都个个能够认识到自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从而实现了转化并还原成为了人。通过对汉奸卖国贼和封建皇帝以及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确实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最为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最令人、尤其是最令中国人感到不解的是，毛泽东主义都能将禽兽不如的日本战犯改造成为了人，可为什么就是改造不了一个还是长期处在自己身边的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根本就不是人。

教条主义者们尽管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条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真谛。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告诉了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在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唯物，而且更在于辩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但是由于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后人所面对的客观存在，往往都是经过了前人改造过了的客观存在。而前人在改造他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时侯，却必然要经过他的主观意识。而能够决定人他的这个主观意识的，就是他所接受的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尽管人的阶级地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但是人的阶级觉悟和正确思想却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每个人的阶级觉悟和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社会实践，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项中来。当年日本侵略我国的时候，由日本的贫雇农组成的“开拓团”到我国的东北来抢夺中国贫雇农土地的时候，可是毫不留情；日本的工人到我国的工厂矿山里当监工鞭打杀害中国工人的时候，更是绝不手软。甚至有些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的贫苦农民在向同一个阶级的解放军战士开枪的时候，也未曾产生过丝毫的犹豫。阶级的觉悟必须靠阶级的文化去启发，正确地思想只能来自正确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阶级的地位和阶级的烙印是接受阶级文化并产生阶级觉悟的一个有力的先决条件。　　

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和腐朽的儒家思想，是造成中华民族所有苦难的总根源。就是由于这种缺乏战略智慧和长远视角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和腐朽的儒家思想，才造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们普遍地短视；才造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们极度地自私；才造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们不仅普遍地缺乏坚强的意志，而且还多了几分的媚骨；才造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们不仅很容易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而且还更是“记吃不记打”；才导致了那些文化精英和官僚精英们虽然身为民族精英，但却未能完成引领民族走向强盛、走向未来的历史责任；才导致了中华民族尽管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但却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精英集团因而才屡屡挨打。因此，毛泽东才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要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革命，才要对传统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才要培养大批的无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才要铲除国家政权中的官僚集权体制，才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占领和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这种政权模式。

10，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磨砺中华民族的意志，改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的理论。

英国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性格决定命运”。确实，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也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甚至还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决定着其他民族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在意大利法西斯已经投降，德国法西斯也行将覆灭的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却不仅拒不投降，甚至还宁可“一亿玉碎”，也要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从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先后发起了塔拉瓦战役、硫磺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冲绳群岛战役等一系列夺岛战役。上述几个岛屿的守岛日军在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几个岛屿彻底成为了孤岛、断绝了一切外援可能的情况下，不仅死战不降，而且还斗志昂扬，毫无怯意。结果几场战役打下来，美军虽然将上述几个岛屿全部攻取并全歼了守岛的日军，可结果却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由于武士道的疯狂性格而选择拒不轻易投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而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然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却竟然是由我国这个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而且对日本作战的时间最长、并且受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伤害最大、尤其还是战胜国的国家来承担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即将打败日本的时候，苏联不仅一手操纵了外蒙古的独立并逼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承认了外蒙古从我国分离出去的事实，而且还基本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早年曾经在我国东北所掠取到的，后来又因为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而失去了的大多数权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还被美国抬举为了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国之一、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却不得不吞下了因为日本人死战不降而结出的这枚损害远远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战败国的苦果。

能够充分展示日本人性格的，当属是塔拉瓦战役中的贝蒂欧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登陆战中的这两场攻坚战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军对贝蒂欧岛发起了强攻。当时日军在贝蒂欧岛上驻有大约三千五百人的防守部队和一千人左右的朝鲜劳工。美军在发起攻击前，先进行了八十分钟的火力准备，向面积仅有一点一八平方公里的贝蒂欧岛共计发射和投掷了三千吨的炮弹和航空炸弹。火力准备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几千名军官和士兵乘坐着两栖攻击车和坦克登陆艇扑向了贝蒂欧岛。但是令美军官兵意想不到的是，日军的顽强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在毫无胜利和生还希望的情况下，日军不仅没有一人选择投降，而是全部血战到底。在人员及火力装备占有绝对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美军攻占这个真正是弹丸之地的小岛，却竟然耗费了整整五天的时间，而且还付出了一千0九人阵亡，二千一百0一人负伤的高昂代价。　　

尽管美国陆海军最后攻占了贝蒂欧岛并全歼了守岛的日军，但是作为一场彻底的海岛围歼战，却只生俘了一百四十六人。这些被俘的人员中，大部分还是朝鲜劳工，真正的日军官兵只有十二人。而且这被俘的十二名日军官兵，也都是连自杀的能力都失去了才被俘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美军发起了塞班岛登陆战。在美军即将对塞班岛发起进攻之前，为了不影响守岛日军的作战士气和落在美军手里受辱，塞班岛上的日本平民就有人开始自杀。在美军攻陷塞班岛之前，共有八千多名日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从后来被称为是“自杀崖”的三十多米高的莫鲁比岩上跳入大海。　　

塞班岛战役，四万三千人的守岛日军，共有四万一千多人战死，守岛的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南云忠一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斋藤义次都选择了自杀。而美军尽管最后攻陷了塞班岛，但是也付出了阵亡三千四百多人和一万三千多人负伤的惨重代价。

战争不仅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及性格的最好的检验，而且也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及性格最好的磨练。战争有正义的革命战争和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之分，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切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的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与压迫的任何战争，就是正义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就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把革命战争与把他一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战争，通过战争组织、教育和锻炼了人民群众，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一往无前的精神，磨砺出了人民群众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培育出了人民群众的顽强不屈的性格。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由于有了组织并且精神得到了增强，意志经受了磨砺并一扫过去的柔弱性格，因此无论男女老幼才人人都成为了意志格外坚强的革命战士，因而才能创造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这样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才能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坚持战斗下去，才能战胜那些性格极其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才能取得长期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　　

军人的精神和性格不仅来自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而且也最能代表民族的精神与性格。正是因为有了“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信心和勇气的中华民族，所以也就有了“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人民军队。正是由于在毛泽东主义的教导下产生了这样必胜的信心和无畏的勇气，因此在毛泽东所亲手缔造的这支人民军队中，像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庆阳、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等珍宝岛十英雄这样的英雄群体和个人才会层出不穷；正是由于在毛泽东主义的教导下拥有了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与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因而在强敌压境面前，七亿人民的中华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才会出现“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样足可震撼任何敌胆的雄壮场景。

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也曾经在敌后留下了几十万官兵，准备效法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样，在敌后进行进行抗战。为此，国民党还特意邀请共产党派出了叶剑英等人帮助其开办了南岳游击训练班。尽管国民党军官兵从共产党人那里学会了游击战术，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培养出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没有磨砺出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没有形成百折不饶的坚韧性格，所以，仍旧是“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二”这种性格和胆量的几十万留在敌后准备坚持长期抗战的国民党军官兵，敌后抗战坚持了没有几天，就或者是被汪精卫收编，或者成为了胡传魁队伍那样的“忠义救国军”了。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性格的改变，最难跨越的就是生死观。尽管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极其重视和强调“舍生取义”，但是由于不仅“舍生取义”的概念不是十分地清晰、标准也非常地不一，而且长久以来更是由于没有为民族主流所做到，所以“舍生取义”也就成为了一种空洞的说教。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生死的这个问题，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给出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就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样的答案，而且在行动上，毛泽东同样也是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九死一生和七位亲人的生命。

一往无前的精神，宁折不弯的性格，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可以称得起是一种极其优秀的品质。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却总是一再宣扬“齿以刚则亡，舌以柔则存”，“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这种变通思想。就是由于这种变通思想，才给中国人性格的形成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性格是原则，与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变通的做法不同，在原则的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讲求变通的。许多中国人养成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种市侩性格，就是源于这种变通的思想。为了改变这种变通的思想和彻底铲除这种变通思想产生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才大力提倡要发扬一往无前的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百折不饶、坚韧不拔的气节，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意志，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抗日战争时期，几百万的汉奸伪军像汪精卫那样心甘情愿地主动投敌当汉奸的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当汉奸的原因都是由于对民族丧失了信心，由于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对民族丧失了信心，对前途丧失了信心，首先就是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丧失了百折不饶、坚韧不拔的气节和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意志。因而，毛泽东才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妇女的价值取向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母亲的性格会给孩子性格的养成起到什么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都知道得非常清楚。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毛泽东也有着深刻地了解。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要提高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就是为了通过妇女的价值取向和母亲的性格的改变，进而来改造民族的性格。　　

据社会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等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人的性格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于先天的遗传基因之外，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古老的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的那句成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据专业研究人员的调查和研究，人的性格，主要是形成于人的幼儿和少儿时期。而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人与母亲接触的时间，平均要长于与父亲接触时间的五倍以上。因此，人的性格、乃至是生活习惯的形成和养成，更主要是取决于他的母亲。像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爹爹的胆量传给我，儿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爹爹的品德传给我，儿脚跟站稳，如磐石坚”那样，只能是特例。只有性格刚韧坚强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性格刚韧坚强的孩子。在当下的中国，广泛流传这这样的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一定会站着一位坚强的女性。”这句话，不知有多少普遍性和权威性。但是，不管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肯定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伟大的母亲、英雄的母亲、慈爱的母亲的故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都比比皆是。母亲不仅孕育了人的自然生命，而且更赋予了人的性格和生活的习惯。古今中外的许多名人和文章大家都纷纷写文章回忆自己的母亲或是追忆名人的母亲，如朱德写过《母亲的回忆》，著名作家冰心写过《忆母亲》。还有许多文章大家也都曾经写过对毛泽东的母亲、对列宁的母亲、对爱迪生的母亲等许多名人母亲的追忆文章，　　

改革开放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性格，才千方百计地将上千万、而且今后还一定会将更多的身为母亲或准母亲的中国妇女逼迫成为靠出卖肉体为生、靠出卖肉体来养家的娼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想以此方式来打掉中国人的自尊心，进而造成中国人性格的改变，从而达到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如今，经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果真已经发生了改变。一盘散沙、麻木不仁、昏睡不醒、怯懦卑微，确已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的主要表象。　　

妇女的价值取向对一个民族会形成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当年，对于动员那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几代人都是不识字的“睁眼瞎”、连中国处在世界的什么位置都不清楚、连黄河在哪里都不知道、更没有亲眼看见过黄河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去抗击日寇，保护母亲、保护孩子、保护老婆，远比“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实在得多。“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一下子就激起了无数中华男儿的雄心万丈；“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中华女儿，又使多少中华男儿奔赴军营拿起了枪。而到了目前就连有些女大学生都以当“二奶”为时髦、以当“小三”为光荣的时代，中华男儿的雄风，也就不知到应该去哪里如何进行展示了。

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的民族，不仅需要拥有能够实现民族自立的物质力量作保障，而且还必须要有能够实现民族自立的精神力量和国际战略意识作支撑。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原因，缺少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缺乏精神力量和国际战略意识才是主要的。北洋水师在军舰对军舰、大炮对大炮的情况下被日本人打得如落花流水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北洋水师缺乏精神力量而不是缺少物质力量；八路军战士挥舞着大刀长矛、端起了土枪土炮，照样将拥有飞机坦克大炮重机枪的日本鬼子打回了老家，就是因为八路军战士拥有了能够压倒一切敌人的那种精神力量而不是由于具有比侵略者更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那种“革命战士意志坚，泰山压顶不弯腰”、“冻死迎风站，饿死腰不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能丢”、“站在西下洼，看到亚非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顽强意志和高尚气节等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意识，不仅早就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而被当做是“假大空”并遭到了彻底地“批倒批臭”，而且更是在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而被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所彻底地抛弃了。

11，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俭建国的理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地犯罪”，“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只有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而要贯彻和坚持这样的方针，养成厉行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形成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杜绝大吃大喝的思想自觉，那就只有移风易俗，从改变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开始。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厉行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艰苦奋斗过程，首先就是一个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过程，进而又是一个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改造了中国的人性格和不良传统习惯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坚持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良好生活作风，始终保持着与普通士兵一样的节俭的生活方式，从而在革命队伍中形成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政治伦理以及良好的生活伦理。革命队伍中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节俭的生活方式，不仅使革命队伍产生了高昂的激情、激发了革命战士高昂的斗志、磨砺了革命战士坚韧的性格、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而且也深深地感染、教育和影响了根据地的广大人民，从而不仅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建设根据地的实际行动中来，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伦理，促使个人的性格也发生了深刻地改变。为了保卫根据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无数的母亲亲手将儿子送上了抗日的战场；为了争取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又有许多的妻子亲自将新婚的丈夫送到了解放战争的前线。在暴虐的敌人面前，他们绝少屈服。为了拯救受伤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或是革命战士的后代，许许多多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交出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以换回那个他们并不认识的革命战士或是革命战士后代的生命。就连只有十三岁的王二小为了掩护“后方的机关和几千的老乡”，都能视死如归般的毅然将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华民族暂时站起来了，但是毛泽东却清楚地知道，由于百余年来的挨打而造成的积贫积弱，使此时的中华民族还没有彻底摆脱危机。为了彻底摆脱危机，避免再次挨打，那就必须在彻底改变中国人性格的同时，竭尽全力发展生产力。对于生产力的双重含义，毛泽东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清醒与深刻地认识，在不得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在人类之间的杀戮还还不得不要靠战争来制止的情况下，在战争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高悬在中华民族的头上的时候，在和平与安全还不能靠老天爷赐予的时候，生产力不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掠夺财富和防止掠夺的能力。因此，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民族尊严比改善人民生活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情况下，只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才能真正地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重工业是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以及军事工业的基础，军事工业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但是由于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仅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而且在短期内还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所以毛泽东才向全党的干部和全军指战员发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这样的号召。　　

古往今来，人类所有的重大发明，无不是与战争有关。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高科技，无一不是能够直接地应用于战争，而且许多高科技的东西，就是为了战争才发明的。自古以来，最好的钢铁总是用来打造刀剑而不是用来制造犁锄。我国那句“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古话，就将生产力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解释得非常地明白。　　

当年，新中国从旧中国继承的工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因此，一心一意为了中华民族生存、一心一意为了中华民族安全、一心一意为了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便力排众议，宁可让人民过几天艰苦的日子，也要限制消费工业的发展而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且为了能够确保这一战略能够得以顺利地实施，毛泽东大力提倡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要勤俭过日子。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却还依然十分的贫困，特别是由于在当时还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特殊历史情况下，提倡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养成勤俭过日子的良好习惯，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消除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差距，而且更能为重工业发展和军事工业发展筹措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同时又能促进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发生改变。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为经济建设筹措了更多的资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推动了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扫百余年来由于落后挨打而造成的颓势，以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风貌、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重新展现在了世界的面前。新中国一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的感召下，在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不良传统和不良习惯几乎一夜之间被尽数扫光，古老的中华民族呈现出了民族空前地团结，国家意志力高度地集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朝气。特别是广大的劳动妇女从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中挣脱了出来，从以往的那些只是供人奴役与玩乐的只会吟唱《玉树后庭花》的弱不禁风的商女，变成了如今能够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铁姑娘。而好男儿更是志在四方，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任何地方去。在艰苦卓绝的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过程中，“雷锋精神”、“大寨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精神等以及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强烈地震撼了敌胆，中华民族从此昂然挺立在了世界的民族之林。　　

当毛泽东逝世之后，我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急遽的改变。后来者为了证明自己比毛泽东还伟大、还英明，为了证明自己当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与压制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或是还有其他的企图，于是便亟不可待地否定毛泽东勤俭建国和勤俭节约的思想，坚决否定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本人。为了减少因为否定毛泽东和否定毛泽东主义而必然会遭到的阻力，这家伙采取悄然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手段，打着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幌子，以争取劳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并改变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选择。于是，城市里的工厂恢复了奖金制度。农村更是解散了人民公社，全面推行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以及奖金制度的实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短暂的提高。领导干部更是带头开始追求与“少数人先富起来”相适应的奢华的生活方式，胡耀邦更是第一个将西服穿进了中南海，切实地起到了“最高领导”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从此，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贪污浪费为耻的价值观念和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被悄然无息地改变了。对妇女的价值取向能够极大地影响整个民族的价值观以及对后代性格的形成所能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样也有着深刻地认识。为了改变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改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从中国妇女的身上开始下手，先是把对广大中国妇女的培养和要求标准，从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改变为“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然后从“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再到后来普遍开设“淑女培训班”，从而专门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培养可充陈卧室的娇妻。　　

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更是严重地侵蚀了人们的思想、消磨掉了人们的意志、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更是当今中国已经无法遏制的贪污腐败问题的产生根源，因而也就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贪官、裸官和污吏。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造成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也造成了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的改变。尤其是为了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而对生活方式刻意制造的这种改变，其对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所带来的改变还会更加巨大。于是，“运十”飞机和青藏铁路等一大批毛泽东时代开始兴建的重工业项目和军事工业项目被搁置了起来，以便为引进外国高档消费经济项目建设筹集资金。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现代世界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只有能够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安全，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消费经济，才能有效地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人们也才能有效地享用到自己的消费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成果。对于这一点，曾经挨了一百多年打的中国人应该理解得最为深刻。可惭愧加残酷的是，曾经挨了一百多年打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对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才把新中国领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并不是真正地认可。因此在放弃了毛泽东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压缩消费经济工业、强国为先的战略之后，就坚决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以消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一心一意地谋求消费经济的发展，开始全力以赴地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勤俭节约的思想统统抛得不知了去向，只把眼睛盯在饭桌子、菜篮子、钱袋子、婊子和戏子上，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会是怎样，此时已经根本无人去顾及，也无暇去顾及。凭借毛泽东的巨大余荫，“只顾埋头吃肉，不顾抬头看路”的中国人在以消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三十年之后，却才发现这条路已经无法再走下去了，于是这才想到要“转变发展方式”。在今天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转变发展方式确实是一种正确地选择，但只是不知还能否转变得过来？目前美国用在我国周边建立的十大军事基地，已经形成了对我国“半月”型军事的包围。此举不仅对我国的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极大地压缩了我国的发展与生存空间，而且还堵死了我国向外发展的所有通道。我国周边的邻国，不是美国的军事政治同盟，就是对我国抱有深深的敌意且有与我国有着领土、领海和资源等根本利益纠纷并有投靠了美国的国家。而今年美国和北约国家抓住利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发生动乱的机会，又把我国从仅存的非洲这点外部空间赶了回来。而最为危险的是目前我们自己不仅重新又变成了一盘散沙，而且民族性格的改变又丧失了曾经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导致的几十年来生产方式的改变，又使我们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落后，重新拉大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从而又使我们目前更缺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正面抗衡的物质力量。背信弃义，抛弃第三世界的朋友，卖身投靠发达国家的无耻做法，不仅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早已声名狼藉，变成了真正地孤家寡人，而且又丧失了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还丧失了自身的道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转变发展方式，改变目前极端的不利局面，不仅需要聪明的智慧，而且更需要超人的胆量。所以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确实是对今天中华民族智慧与勇气的一场真正考验。　　

在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什么才是真正的生产力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贯聪明智慧而且还十分具有理性的中国人却偏偏没有表现出多少应该具有的智慧和理性，似乎忘记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生产力不仅是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生产力更是掠夺与保护财富的能力，因此生产力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对生产方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会给一个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就一直缺少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手的认识却似乎比我们深刻了许多。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著名的搞垮中国的《十条诫令》中的第二条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的：“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宗教的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从港台和国外传入的体恤衫、喇叭裤和靡靡之音、录像片等，确实“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体恤衫和喇叭裤虽然把我们的男女青年装扮得靓丽了起来，但也使得他们对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加向往；靡靡之音和录像片虽然愉悦了我们的视听，可也摧垮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献身祖国和建设“四化”的那种理想和激情，再也找不到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那种保卫祖国的牺牲和英勇。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就只能变成奔小康了。尽管当时以中宣部长邓力群为首的后来被称为是官僚主义集团内部的老左派的那些人由于在当时就看到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将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其可怕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把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认为是精神污染，不仅力主要清除，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具体措施与之抗衡。但是，由于最大的精神污染以及精神污染的源头就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否定，就是对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妖魔化，而由于这些不是邓力群等那些官僚主义集团内部的老左派所能左右的。所以，精神污染不仅没有被清除掉，而且还愈演愈烈。最后，连清除精神污染提法的本身都反被清除了，而“五讲四美三热爱”也就成了官僚主义集团内部的老左派的回光返照。到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仅污染了，而且还已经彻底地垮掉了。随着民族精神的垮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而随着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的改变，我国也再一次走上了经济殖民化的道路。只不过与前一次是在被人打怕了之后才被动地走上了殖民化的道路不同，这一次却是中华民族自动走上的殖民化的道路，也算是以一个好的“态度”而争取到了“主动”。　　

对于生活方式的奢侈腐朽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这一结论，有些人不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不是比我们更为奢侈腐朽吗？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挨打了吗？还有些人就对资本主义国家以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这一说法也极为反对。这些人的认为是，既然资本主义国家能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认识上是极为糊涂的，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美国曾经猖獗达五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和美国积极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行为，就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蔓延、就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可见，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对其进行的 “和平演变”，还是具有相当的警惕的。　　

当年，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国家从生活方式入手对自己进行和平演变，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思想观念转变对其进行“和平演变”，确实是更为重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许多的。因此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为了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想用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来完成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弥补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欠账。而今天我们这种超前消费式的生活方式、奢侈腐朽式的生活方式、极端浪费式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演变了自己，所以才不仅轻易地就葬送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经过辛勤努力、流血流汗才创造出来的巨大成果，而且还严重地透支了未来，危及了子孙。苍天保佑，如果中华民族有幸还有未来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就还得需要艰苦努力。而那时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艰苦努力就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存，同时也是在为今天的我们还账，而更是在为我们今天这种断子绝孙式的生活方式赎罪了。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节俭败由奢”。“万门千户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生活方式这个尽管常见但却意义深远且关系重大的问题，我国的古人早就有了深刻地认识。对选择勤俭艰苦还是选择奢华腐朽的生活方式能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决定性影响，华夏的先民们也曾经做出过精辟而深刻地总结。纵观我国的历史，就是这个看起来极其普通的生活方式问题，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竟然是如此惨烈且永远都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　　

三，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

毛泽东主义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开始产生，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帝国主义依旧猖獗而修正主义却又开始泛滥时最终形成了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最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理论体系。毛泽东主义的产生不仅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且还更是时代发展的强烈要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与帝国主义猖獗以及修正主义泛滥这样的历史条件，不仅造成了对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强烈地时代要求，而且也为毛泽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1，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国内历史条件。

从一八四0年开始，我国逐渐沦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由于受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压榨这个外部条件的限制和内部封建势力强大这种实际情况的制约，我国始终未能完成资工业革命，因而导致中华民族越来越衰落，几度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

长期挨打，长期抗争，长期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强悍的西方文化面前，在野蛮的帝国主义面前，已经无力完成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历史责任，因此迫切地需要产生一种新的思想，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以指导中国人民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以拯救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客观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开始产生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建立了，中国人民虽然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这时的我国却仍然处于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如何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尽早尽快地实现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过渡？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列宁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个时代，因而奠定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也必须由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自己去准备。　　

在这样的客观实际下，我国的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要在理论上加以解决。毛泽东没有选择苏联那种如疾风暴雨般的方式，而是把他所创造的团结---批评----团结的理论和成功经验，运用到了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那种如疾风暴雨般模式的渐进式的革命道路，就是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来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得以全面确立起来。毛泽东所开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渐进式的道路，对于像我国这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实际的效果要好得多。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肉体消灭，而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之后重新使用的做法，不仅使许多黑心的资本家转化为了红色资本家，从而化消极因素成为了积极因素，减少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阻力并增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主义所具有的优秀理论品质和强大的道义感召力量。　　

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存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随时可能复辟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也始终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分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始终存在，广泛存在的小生产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还在时刻地侵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还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上的民族，一个地域概念上的民族，因而迫切地需要有一种能够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形成一个血脉相连的文化概念上的民族。这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内社会现状，迫切地需要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主义的历史高度上发展。　　

2，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国际历史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世界上的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资本高度地集中，而且民族的意志力也更是高度地集中，因此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才有能力接连发动了两次将全世界人民推入到了战火，尤其是不仅将中国人民推入到了战火，而且更是推入到了血海之中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又出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局面。可是好景不长，就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和被压迫人民以及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却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不仅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这样一条称为是“三和理论”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还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始重新推行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并要在国际战略上与美国重新共同主宰这个世界，从而堕落为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一方面主动地向帝国主义投怀送抱，另一方面又企图加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当我国戳穿了赫鲁晓夫的阴谋并拒绝了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控制的要挟之后，赫鲁晓夫恼羞成怒，不仅断绝了对我国进行的一切经济军事援助，而且还和美英帝国主义联手，向坚定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压力。　　

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在它产生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有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有着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由于苏联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先例和失败教训可以借鉴，而斯大林时代又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所以才导致了苏联迅速地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特权集团，从而奠定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条件。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长期以来苏联就一直以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统地位自居。但是在无力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下，苏联又不愿承认而且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也就不知道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因而也就对共产主义从开始产生迷惘到最终放弃，并直至彻底走上了被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

在世界进入了核武器时代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被美帝国主义的庞大军力和猖狂的战争叫嚣所吓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暴力革命而夺取政权的理论已经过时，因此才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底蕴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因素，是修正主义能够在苏联迅速出现的思想基础。因此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出于赫鲁晓夫严重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赫鲁晓夫找不到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所以是在一时无法战胜帝国主义而又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叫嚣所吓到的情况下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就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而世界上又同时存在着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严重危险以及“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样的历史潮流，所以才一方面迫切地需要毛泽东思想必须继续向毛泽东主义的高度上发展，以便能够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从理论上加以引导。而另一方面也为毛泽东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3，毛泽东主义产生的时代要求。

毛泽东主义的产生不仅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强烈要求，而且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强烈要求，是没有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国家政权和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怎样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而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以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要求。

自从俄国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特别是按照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可以在少数国家甚至是在单独一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学说的指引，在俄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一刻起，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时刻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的威胁以及思想上、文化上的侵蚀和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世界上又相继诞生了东欧、蒙古、朝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我国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像当初的苏联如同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那样形单影只，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处于少数，同样还要承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的威胁以及思想上、文化上的侵蚀和渗透。　　

与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层层包围之中一样，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之后的无产阶级也随时处在那些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层层包围之中。因此，无产阶级要突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双重包围，要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的威胁以及思想上、文化上的侵蚀和渗透并最终彻底埋葬资本主义，那么不仅仅需要革命理论上的指引，而且还更需要开辟出一条具体的革命道路。　　

怎样才能保证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国家？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思想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并时刻地侵蚀下而永不变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人类社会赋予那些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而艰巨的历史重任，列宁没有完成。列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之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方面的有效探索，就过早地去世了。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承担起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责任。为了消除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斯大林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上，也没有进行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并时刻地侵蚀下而永不变色和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方面的有效探索。特别是在率领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从而消除了国家的外来威胁之后，斯大林拔剑四顾心茫然，更找不到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具体对象到底在哪里。尽管人类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人类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道路却必定是艰难曲折的。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生存下来，为了能够战胜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为了给人类世界探求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坦途，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一人类世界巨大的历史责任。经过长时间的艰难探索，毛泽东准确找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是那些混进了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就是时刻在腐蚀着每个人灵魂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是潜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里的私有意识。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毛泽东才不仅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能够牢牢地巩固政权和指导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还开辟出了无产阶级如何能够牢牢地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最终如何战胜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条具体的革命路径。

四，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主义不是毛泽东坐在韶山冲的农舍或是中南海的书房里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在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在指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大国压迫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毛泽东主义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还更具有高度的实践性。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对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是毛泽东发挥其聪明才智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创立的、用以指导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毛泽东长达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我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主义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产生过程。　　

1，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屠杀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地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与奴役的过程，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挑衅、威胁和武力入侵，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有效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有力地支援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过程。　　

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欺侮过我们中华民族。尽管中华民族天性善良爱好和平，但是自从有了毛泽东，自从有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华民族也更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格和精神。从天平天国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义和团运动，从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始终坚持着顽强地抗争。而且自从有了毛泽东主义之后，中国人民的精神更是为之振奋，增添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企图灭亡朝鲜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我国产生了严重威胁的时候，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经过了三年的浴血苦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赶回了三八线，挽救了濒临亡国边缘的朝鲜人民，从而不仅真正地体现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而且还真正地做到了“据敌人于国门之外”。　　

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国仍然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在总体上基本还处在农耕社会的时代。因此中华民族的国号不论是大清王朝也好，还是变成中华民国也罢，即使是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实际上无论是在美国人的眼中，还是在苏联人的习惯意识里，都感到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美国人及苏联人既不肯相信百余年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人欺凌的中华民族真的能够站起来，而且更怕中华民族崛起，所以也充分地发扬了一次阿Q的精神，把毛泽东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名言当成了是笑话与大话。美国人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强大威力；苏联人也要这样想，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但是不管是美国人也好还是苏联人也罢，他们其实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事实，因而才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华民族的崛起。因为中华民族一旦崛起，势必要改变原有的世界格局。且不用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改变世界格局而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就是由于中华民族自身所取得的真正的民族独立，使失去了中国这块巨大的肥肉，从而都令他们痛悔不已。因此还未等新中国成立，美国就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统一战线，开始了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妄图压垮毛泽东和共产党。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找到了挑战新中国的合理借口，立即组织起十六国联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朝鲜，企图把封锁线建在新中国的家门口。但是令美国人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美国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而且还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得丢盔弃甲并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不得不被迫与中朝两国签订了美国自立国以来第一次没有获胜的停战协定。于是，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取得了最后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在东北方向的朝鲜挑战新中国失败之后，美国及时调整了战略，又从中国南方的印度支那卷土重来，继续发起对新中国的挑战。但是不管美国如何调整它的战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新中国坚决地抗美援越面前，美国仍然再次遭到了惨败，于是不得不接受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事实。　　

由于与中国大面积接壤，特别是由于中苏两国复杂的历史关系，造成了苏联人在对待中华民族崛起的这个问题上，比美国人的心理还要复杂得多，因而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新中国的政策，才经历了几度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不仅与苏联共产党同样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并在苏联共产党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并长期属于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因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才会出现像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人那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或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或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这种现象。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了起来、开始更加具有了战斗力、开始更加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成熟起来了，但仍然还保持着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的密切配合。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的政权，对新中国即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按理苏联人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可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苏联人却以避免中华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名义，劝阻毛泽东不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而应该与国民党搞划江而治。　　

苏联人内心的真正意图，早已被毛泽东洞悉。因此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人的建议，毫不犹豫地打过了长江，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由于自己的意图被毛泽东看穿并遭到了断然拒绝，特别是自己的意图没有达到，于是苏联人才给毛泽东扣上一顶民族主义者的大帽子，以掩饰自己面子上的尴尬和内心的酸楚。　　

苏联人劝阻毛泽东与国民党搞划江而治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一旦崛起，就极有可能与苏联清算领土问题的历史旧账。因此阻止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如果与国民党搞划江而治，不仅必然会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而且更将导致中华民族将长期陷于内战的状态。而国共两党一旦陷入长期的内战之中，必然就会各自去寻求自己的外援，也就是共产党去寻求苏联人的支持，国民党去寻求美国人的帮助。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中华民族不用说实现崛起，就连民族独立都实现不了。　　

毛泽东拒绝了苏联人的建议统一了中国大陆的做法，不仅造成了苏联人面子上的尴尬，而且更导致苏联人在心理产生了无法说出的酸楚。苏联人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出现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从而给了与美国正处在冷战中的苏联以强有力地支持而感到高兴，一方面又为中华民族崛起之后必然会与之清算领土旧账而感到担忧。因而当毛泽东满怀希望地平生第一次出国便到苏联进行访问，向苏联寻求经济援助并协商解决旅大和中长铁路以及外蒙古回归的问题时，却遭到了苏联人的冷遇。对毛泽东提出的进行经济建设帮助的要求，苏联人从于己有利的目的考虑，认为应该给予新中国一定的经济援助，从而使新中国增加一些有限的实力，以便能够帮助自己抗衡美国，但重要的是这种援助必须是有限的，使新中国必须要依赖于自己，必须要时刻能够处在自己的控制下。对毛泽东提出的协商解决旅大地区和中长铁路以及外蒙古回归的问题，苏联人虽然痛快地将旅大地区和中长铁路交还给了新中国，但却毫不留情地以实力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借口压迫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收回外蒙古的打算。从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可却只得到了不及苏联提供给波兰的十分之一的三亿美元贷款以及苏联人以实力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借口压迫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收回外蒙古的打算这些事来看，苏联同样也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崛起的。在有着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扩张基因的苏联人看来，国家、民族间的利益之争，是要远远地大于共同的政治信仰的。

一九六九年，中国和苏联因为领土问题在中国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本是一个位于中苏两国之间的乌苏里江之中、面积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且无人居住的小小荒岛。小小的珍宝岛对于各自拥有九百六十万和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苏两国来说，真的是一块小小的弹丸之地。但是，就是这块小小的弹丸之地，对于中苏两国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乘满清王朝之危，趁火打劫，从满清王朝手中割去了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王朝的领土。从那时往后，俄罗斯帝国又通过以武力威胁的方式，逼迫满清王朝与其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总共强占了满清王朝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立即就发表了声明，不承认以往历届中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声明，也包含了不承认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两国之间的领土条约。后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是继承了满清王朝和俄罗斯帝国，所以，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就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国关系又十分友好，特别重要的是两国还要面对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因此在国家关系之间本是十分敏感的领土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中苏两国之间也未划定正式的边界，更主要的是由于丢失了国土的新中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与苏联进行讨论领土问题的实力，因此也就没有主动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之间领土问题的要求。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不仅要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要与美国联手企图重新控制整个世界，而且还开始了在全世界到处建立与新中国所主张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政治伦理截然相反的霸权。赫鲁晓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造成了中苏两国反目成仇并发生了公开的论战，而且更导致了新中国从此脱离了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脱离了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苏联进行了公开的论战，不仅使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面临解体，而且更使苏联丧失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义上的力量。苏联为了压迫中国重返以他为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社会主义阵营，以便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同时更是为了压迫新中国能够接受大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签订的领土条约，从而永久地霸占这些土地，于是便像中国古代寓言《黔之驴》里的那只小老虎那样，利用珍宝岛领土之争的问题挑起武装冲突，向新中国施加压力并试探新中国的反应。

对苏联险恶的用心，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如果新中国只是像“黔之驴”那样嗷嗷地叫上几声，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或者是表示一下“严重关切”，那么新中国就不仅要承认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法理上和道义上失去讨还失地的理由，而且由于示弱，还早晚要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只有拿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全民族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苏联进行决一死战，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珍宝岛一战打下来，新中国不仅没有丢失一寸国土，不仅没有丧失一丝一毫的民族尊严，不仅没有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反而还将苏联这只所谓的小老虎打出了其纸老虎的真身。

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苏珍宝岛之战、西沙海战等，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打掉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东亚病夫”这样的百年羞辱，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应有的尊严和全新的风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打出了新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打出了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空间，打出了美苏霸权主义者纸老虎的真身，打得世界格局就此发生了改变，打出了国际上的和平与正义，打出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政治新伦理。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的胜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走向，使一百多年来始终处在沉沦之中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重新崛起，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命运。虽然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与面对强权不敢反抗而只得任人宰割比起来，这还是值得的。这样的付出，是一个曾经被压迫被奴役的衰弱民族走向崛起，走向强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样的付出，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收获，则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才能做到的。

假使当年毛泽东被张牙舞爪的美苏霸权主义者所吓倒，匍匐在美苏霸权主义者的脚下，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今将会怎样呢？现实社会中，受害人的软弱，往往更能激起犯罪人的犯罪欲望，从而导致犯罪后果的扩大。但是如果受害人敢于进行殊死的反抗，那么犯罪人往往因为会要为此增加犯罪的代价而放弃犯罪。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的结局，就为这种现象做了最好的诠释。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人能比的；毛泽东为全人类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是人类世界有史以来是无人能及的。丘吉尔曾经这样极具夸张地评价斯大林为苏联所立下的巨大功绩：“他接过的是木犁，留下的却是原子弹”。如果说斯大林接过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家，那么毛泽东接过的就是连制造“木犁”的木头都没有的一份破烂家当；而且与斯大林接过的仅仅是“木犁”不同，毛泽东接过的不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而且更是一个挨了一百多年的打、饱受了帝国主义的蹂躏、仍然还受着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的国家。但是当毛泽东离去的时候，却为中华民族不仅留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留下了以大型通用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体系与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不仅留下了完整的科研教学体系，而且更是为全人类留下了毛泽东主义这份最为强大的精神财富和最为宝贵的理论财富。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不仅足以彪炳千秋，而且更是可昭日月，由于实在是无法用谎言和无耻就能加以掩盖和抹杀的，所以才不得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长时间错误的得意之处，只好令人莫名其妙地突然插进了一段“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凡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够看得出，“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这句话不仅卑鄙，而且都已经到了远远地超过了无耻的无耻加无赖的程度。毛泽东当年顶住的可不只是来自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而且更有来自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以假意颂扬毛泽东“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方式以欺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忽略美帝国主义曾经对我国施加巨大压力的丑恶行径来讨好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无耻加无赖的行为，不仅彻底暴露出了修正主义分子一副完全的骗子模样，而且更是充分地显露出了他们的那一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的恬不知耻的嘴脸。　　

凡是看过当年的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人，都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不解。既然是名曰建国以来，但是在《决议》中又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篇幅对毛泽东建国以前的功绩大加罗列，而对毛泽东建国后的功绩只是轻描淡写但却无中生有地给毛泽东强加了大量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执掌了新中国最高权力长达二十七年，在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没有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如果真的犯了长达二十年的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决议》却只是突出地肯定毛泽东建国前的功绩，而对毛泽东建国后的“错误”大书特书，而对功绩却只是轻描淡写。有肯定也有否定，这本是正常现象，但只是把建国前的功绩突出写在建国后的《决议》里，不知一个如此重要和严肃的由党中央亲自作出的《决议》的时空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地错乱？直到后来看到了公开出版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才总算知道了这个《决议》出台的一些真正目的和这个《决议》出台的一点真相。　　

关于这个《决议》出台的过程，刊载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标题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百九十八页至二百九十九页）的这篇讲话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只有看过邓小平的这个《意见》的人才会明白，这个有二十多人参与起草，历时一年多还没有完成的《决议》，其真正地目的是为了否定毛泽东，而这个《决议》之所以难以完成，就是由于怕“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那么如何既能让这个《决议》获得老工人、土改时的贫下中农以及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的通过，又能达到否定和丑化毛泽东的目的，就在《决议》的决策者和起草者左右为难的时候，老谋深算的陈云出了一个主意。一九八一年三月，陈云同《决议》的主要执笔人邓力群进行了四次谈话（注，此次谈话的内容已收录在《陈云文选》（三）之中）。在第二次谈话时陈云这样讲到：“《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　　

2，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过程。　　

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此必须单独地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调动，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革命道路，他对打算调动他工作的领导同志这样说到：“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山上结交绿林朋友。”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不仅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语言，而且也是毛泽东独立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开始。从“秋收起义”之后按照中央的命令攻打中心城市失利，到“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毛泽东不仅用艰苦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道路，而且更是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革命的鸿篇巨著，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沿着毛泽东开辟出来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达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迎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　　

毛泽东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其根本就在于毛泽东不仅不局限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且更是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找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才成功地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革命道路。　　

3，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分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过程。　　

近代以来的我国社会情况异常地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加上外部又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由此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发展。在这种异常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再加上受我国传统文化腐朽堕落因素的影响，所以才造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几度猖獗。在中国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与以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从未停息过。毛泽东主义不仅是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而且更是接受了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的检验。因此毛泽东主义才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更具有高度的实践性。　　

 一九二七年，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大众举起的屠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分子放弃了武装抵抗，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自建党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主张，从此拉开了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之后，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太深，因而不顾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而且还远远没有冲破“造反有罪”的思想牢笼等这些实际情况，迷信中心城市革命论，热衷于搞城市暴动，而看不到、甚至是畏惧广大农村所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先后出现了瞿秋白和李立三两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此，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长期坚持斗争并开辟了广袤的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就在毛泽东同以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不断斗争且不断胜利，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刚刚呈现出一点胜利曙光的时候，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灾难的比瞿秋白和李立三推行的左倾路线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又开始在全党推行了。　　

一九三0年九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控制，决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分别设立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到任前，曾经由毛泽东和项英先后代理），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自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后，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及一九三三年六月召开的两次“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理排斥和无情地批判，其长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也随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个编制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个机构的被取消而一同被撤销，不仅从此彻底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而且“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上山主义”、“等敌深入”等等一顶顶的大帽子也被戴在了头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昌、李维汉、余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郁、周恩来，候补中央委员袁炳辉、陈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顾作霖、夏曦、陈原道、王稼祥、陈绍禹、秦邦宪、沈先定、何孟雄、沈泽民、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未曾出席党于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而被选举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由于此时远在赣东南和闽西等地领导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因而未能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推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五人组成了主席团，由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了结论报告。 　　

六届四中全会不仅确立了一整套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而且还对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大幅度地改组，以保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贯彻实施。会议撤销了李维汉、贺昌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了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刘少奇、夏曦、陈绍禹（王明）、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九人为中央委员。会以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九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继续任总书记。全会选举的结果使以王明为首的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的成员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或是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从而达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企图。 　　

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的领导权完全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的成员及其追随者所把持，尽管这些人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方式的党内思想斗争来个个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在与蒋介石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却个个都变成了松包软蛋，从而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租界里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不得不迁往了中央苏区。而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的头子王明更是由于惧怕地下斗争的危险，早就自己给自己任命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位，躲到莫斯科一边啃着洋面包，一边通过博古和洛浦等人遥控着中国共产党去了。　　

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之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与无耻，不仅疯狂地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而且还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尽管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挟共产国际之威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节节的胜利，但是在与蒋介石反动派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却是遭到了步步的失败。最后在蒋介石的重重军事围剿之下，不得不走上了大搬家式的集体逃亡之路。　　

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极力推行的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肆虐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很早就有了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并且也与疯狂地推行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左倾教条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几乎没有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所以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的斗争只得以失败告终。直到在逃亡的路上由于实在无法摆脱蒋介石穷追不舍的追剿，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才在不承认自己失败而又不得不请毛泽东出山挽救危局的情况下，于是才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毛泽东在遭受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时候，不仅几乎没有一个支持者，而且就连同情者都少有。在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近三年时间里，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呦!”如果不是后来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不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而且还实在是找不到出路。如果不是数万名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教育的全党，如果不是有毛泽东的力挽狂澜，那么，中华民族的历史必定会因此改写。　　

对教条主义，毛泽东不仅曾经形象地把它称之为是“本本主义”，而且还对教条主义者做了生动而形象地刻画，那就是“进攻时表现出的是冒险主义，防守时表现出的是保守主义，退却时表现出的是逃跑主义”。教条主义这种现象不仅早已有之，而且目前也依然十分猖獗，而且还极有可能在今后继续猖獗下去。教条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就是不顾矛盾会随着客观时空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个客观规律，一切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是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教条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就是坚持理论至上，不管客观情况如何变化，仍然顽固地坚持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确实是目前我国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修正主义只是一种思潮，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表现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当初有人之所以要修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其真实的目的是在于否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最终就是为了完成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当完成了这个转化过程之后，修正主义也就成了过往的烟云，成了白骨精留在唐僧面前的那具皮囊，而真身却早已变成了资本主义。当初的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今天绝不会再搞修正了，再搞修正那就要“修正”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了。当初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修正主义，使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当苏联变为了俄罗斯之后，社会这两个字也就由于失去了意义而被去掉，而社会之国主义国家也就直接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　　

4，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以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在进行艰难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我国就迅速地医治好了由于遭受长期的侵略战争而留下的巨大创伤。一九五二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就恢复到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一九五二年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建议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总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的过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开始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开始的过程，更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过程。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了我国在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一九五八年，按照在当年五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确定的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开始实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一九五六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尽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受到了某些党内高级干部使用极其恶毒的手段进行有意识地破坏和一些思想落后的普通人民群众的自发抵制，而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共计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八。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是主要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我国的重工业生产增长了二点三倍，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其后的国防工业和消费品生产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二年，在毛泽东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之后，由于刘少奇等人在此之前大力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受到了有力地限制，于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开始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尽管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而挑起的武斗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出现了短暂的停滞甚至是出现了倒退，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斩断了那只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进行暗中破坏、曾经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极大损失的黑手，而且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唤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那些又红又专的劳动知识分子更高的觉悟，从而发挥出了他们冲天的干劲，所以不仅把被武斗耽误的时间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夺了回来，而且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建设的人间奇迹，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出现了质的飞跃，再一次“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不仅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感受到我国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艰辛，而且还更能使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主义的伟大。　　

一九五三年，我国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在“一五”期间，国家共在基础建设项目上投资了588、7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18多亿元，建成了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主的694个大中型项目，其中著名的项目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四川绵阳长虹机器厂、南昌飞机制造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制造厂、鞍钢无缝钢管厂、鞍钢大型轧钢厂、鞍钢三号高炉、首都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和改建、扩建了的大连造船厂、上海造船厂、芜湖造船厂以及克拉玛依油田等。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实施期间，也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期间，国家在基本建设项目上共计投资了1206、0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建成投产了581个大中型项目，其中著名的项目有西安飞机制造厂、包头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新厂、大连机车厂、上海沪东造船厂、洛阳柴油机厂、大庆油田、包头第一机械厂、包头第二机械厂、洛阳轴承厂和洛阳拖拉机厂等。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三五”、“四五”、“五五”期间，国家在基本建设项目上共计投资了3116、4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157、46亿元，全部建成投产了1691个大中型项目，并且还有许多重大的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其中建成投产的著名项目有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长庆油气田、四川油田、江汉油田、中原油田、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水城钢铁厂、金川有色金属冶炼公司，贵阳铝厂、黎阳机械厂、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枫树坝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陕西飞机制造厂、湖北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德阳第二机器厂、重庆兵器基地（嘉陵摩托车集团前身）、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北京化工总厂、南京石油化工厂、辽阳石油化工厂、天津新河造船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芜湖无缝钢管厂等。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共计建成三十四万八千个各类的大、中、小型工矿企业，其中大型工矿企业有四千个，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上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大批现代化的工矿企业的建成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不仅对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遏制侵略战争的爆发，保障我国的安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同时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消费经济发展。为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战略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以消费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当时采取的许多促进消费经济发展的措施中，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军转民”，原军工企业转产生产民用消费品。这其中就有原先制造坦克的包头第一、第二机械厂转产生产载重卡车，为消费经济的建设出力；有原先制造机载火控雷达、军用通讯设备的四川绵阳长虹机器厂转产生产电视机，为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说是改革开放才使我们富起来，但是不要忘了，改革开放是在前人通过艰苦奋斗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当年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创造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军”，怎么能“转”出今天改革开放实现生活富裕的“民”？没有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奠定的坚实的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和科研基础，何尝会有今天改革的巨大成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打下的强大的国防基础，何尝会有今天稳固的国家安全？人们在吃了第三个馒头才感觉到饱了的时候，应该知道，先前吃下去的第一、第二个馒头的作用是更大的。没有前人艰苦奋斗创建的那些现代化的工矿企业和奠定的现代农业基础，何谈改革？那就只能还得进行艰苦创业，只能还得从头再来；没有前人勒紧裤带研制出的“两弹一星”，何需用你来开放，你想关起国门都关不上，你想不开放都不做不到。大清帝国的国门原先倒是关得很紧，后来还是让侵略者的利炮给轰开了。打开国门和闭关锁国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能够掌握开放和锁国的决定权，关键在于哪种方式于国于民有利还是于少数人有利而已。当我们有能力用经济手段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并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时候，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促进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占领自己国内的市场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时候，关闭国门守护住自己国内的市场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是正确的决断。开放必须是在通过艰苦奋斗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国防基础和科研基础之后才能进行的，所以不应一面无限地放大当前自己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拼命地抹煞当年前人艰苦奋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行为就是“贪天功为己有”，将剽窃来的他人的创造成果算作是自己的功劳，并妄图以此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从一九五0年开始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起到一九七八年，新中国共计新建了铁路二万八千多公里（还不包括一万多公里的军用铁路和专用铁路），其中著名的铁路线路有成渝铁路、鹰厦铁路、宝成铁路、宝兰铁路、兰新铁路、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阳安铁路、焦枝铁路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在铁路建设取得如此显著成果的同时，我国的公路建设也有显著的进展，共计新修公路八十多万公里，其中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最为著名。　　

一九五一年，新中国的远洋运输业也开始了起步。而在解放前，我国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远洋运输业。一九五一年，我国与波兰成立了合资的中波轮船股份公司，迈出了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的第一步。一九六一年，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正式成立。我国的远洋船队在初建时，只有船舶20艘，19万载重吨。以后由于逐年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国的远洋运输业已拥有了船舶近300艘，接近710万的载重吨。中国的远洋商船航行于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6个港口。我国远洋运输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为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航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国内航线从建国初期的10条发展到一九七八年的162条，航行里程也从建国初期的1、13万公里增加到一九七八年14、89万公里。　　

强大的工业基础有力的支撑起了我国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强大的国防工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足够的新式武器装备，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国家的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将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不到二十年的短短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一支建国初期由步兵和一些少量炮兵、骑兵组成的军队，发展到了拥有陆、海、空、第二炮兵四大军种和炮兵、装甲兵、防化兵、通讯兵、航空兵、空降兵等诸多兵种所组成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由于国防工业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地改善。一九五六年以后，随着“五六”式系列步兵武器投入使用和其他大量的新式武器装备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万国牌”武器和苏制武器的尴尬局面就成了历史。中国的现代军事工业从仿制苏式武器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广大科技工和干部职工发扬努力学习，积极的探索的精神，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走完了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历程。陆海空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一九五四年以后到一九七八年，我国仿制、研制成功并装备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有：　　

陆军的部分主要装备：　　

一九五四年，仿制苏联式的重机枪开始生产并装备部队。　　

一九五六年，仿制苏联AK系列装备的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班用机枪开始大量装备部队。　　

一九五四年，仿制苏联的54式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六年，改进后的54—1式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九年，仿制苏联的D—30式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三年，改进后的59---1式130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三年，自主研制的63式107毫米口径火箭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　　

一九六五年，自主研制的63—1式107毫米口径火箭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仿制苏联的66式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0 年，自主研制的70式130毫米口径火箭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四年，自主研制的74式火箭布雷车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五年，仿制苏联的55式37毫米口径单管高射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二年，仿制苏联的59 式57毫米口径高射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三年，仿制苏联的59式100毫米口径高射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九年，自主研制的   式37毫米口径双管高射炮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仿制苏联的红旗---2型防空导弹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八年，自主研制的红旗---8型防空导弹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五六年，仿制苏联的56式40火箭筒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40火箭筒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五九年，仿制苏联的59式中型坦克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主战坦克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水陆两用坦克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海军的部分主要装备：　　

一九五五年，我国开始生产由苏联提供技术的鱼雷艇并装备部队。　　

一九五八年，仿苏的6603型常规动力鱼雷潜艇入役。　　

一九六三年，我国开始自主研制生产300吨级猎潜艇。　　

一九六五年，我国首型鱼雷研制成功。　　

一九六五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火炮护卫舰开始批量制造，六六年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五年，仿苏的6633型常规动力鱼雷潜艇入役　　

一九六五年，仿制的上游1型舰对舰导弹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仿制苏联的导弹艇入役。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导弹驱逐舰---105舰入役。　　

一九七三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型反舰导弹，鹰击1号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中型常规动力鱼雷攻击潜艇035型入役。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攻击核潜艇长征1号入役。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水上轰炸机，水轰5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反舰导弹，海鹰1号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我国的第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水艇也完成研制工作并开工建造，于其后不久的一九八一年入役。　　

空军的部分主要装备：　　

一九五一年，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国以从苏联购买的装备组建起了强大的空军。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国的空军装备就以仿制和自研为主。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歼5战斗机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歼6战斗机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九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飞机歼教1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三年，仿制的直升机直5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四年，我国的第一型空对空导弹，霹雳1号仿制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四年，仿制的红旗1型地对空导弹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歼7战斗机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型轰炸机，轰5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型地空导弹，红旗2号导弹研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八年，我国的第一型中型轰炸机，轰6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歼8战斗机首飞成功，并于七十年代末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强5型强击机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二年，强5核武器运载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五年，歼侦6型飞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六年，歼教6型飞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七年，直6型直升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七年，运11型运输机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八年，“长空1号”无人机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　　

第二炮兵：　　

一九六0年，我国的第一型近程地对地导弹仿制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近程地对地导弹制造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次核导弹试验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第一型机动弹道导弹东风22型远程弹道导弹研制成功。　　

（以上资料来源为《兵器知识》、《将船知识》、《现代舰船》、《航空知识》、《坦克装甲车辆》等杂志和国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以及其他杂志。）　　

强大的国防力量为有效地捍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挨了一百多年打中国人终于再也不用终日担心再敢有人上门来打我们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终日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时代结束了。　　

上述的这些成就，依今天洋奴买办汉奸们和那些“记吃不记打”的人来看，不但没有为GDP的增长做出贡献，没有为改善人民的眼前生活做出贡献，而且还因为挤占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因此阻碍了消费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人民眼前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知道，这些成就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首要和必要的条件，是远比改善眼前生活更为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成就，中华民族不仅永远也站不起来，而且人民的生活也永远得不到改善和提高。　　

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不仅为国防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且工业发展也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基本上是处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没有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和机械设施，几乎没有使用过化肥和农药，完全是靠天吃饭。一九四九年，全国的粮食产量仅为1、1亿吨，棉花产量只有44、43万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不仅就农业生产的问题多次发出了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等这样的指示，而且更是亲自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制定了内容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样的“农业八字宪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建国初期生产技术暂时还不能得到快速的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以支援工业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农村逐步广泛的实行“互助组”、“合作社”的做法，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既增强了广大农民抵御天灾的能力，又避免了因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农民破产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问题这样的“人祸”。同时将各家分散的土地归为集体所有，有利于进行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从而实现大幅度的增产增收，在既能够改善个人生活的同时，又能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资本积累，而且合作化还实现了在各家各户购买力极弱的情况下，能够大规模地接受工业品下乡，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建国初期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共修建大中型水库二千五百多座，小型水库近十万座，水浇地面积从解放初期的占全国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占全国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化肥的施用量从一九五二年的每亩的零点二公斤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每亩十九点四公斤，用电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平均每亩零点一千瓦时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平均每亩十三点七千瓦时。拖拉机、抽水机、刨茬机、插秧机、收割机、打谷机、脱粒机、碾米机的大量使用使广大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喷雾器和农药的广泛使用使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科学种田、优良品种得到普及和推广。到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达到了三亿多吨，完全满足了国内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见过之后毛泽东就一再强调，医疗卫生事业要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医护人员要转变观念，要把为金钱服务转变为为人民服务，并发出了“要把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到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极大地发展，从事医疗卫生技术的人员增长到127.6万人，是建国初期的四倍，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二十一倍，广大农村中还培养了赤脚医生100余万人。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常见病、多发病、恶性传染病得到了积极的治疗预防和有效的控制，人均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开始逐步降低，人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前的三十五岁到五十年代就提高到了六十五岁，到了七十年代更是提高到了七十二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党和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扫盲运动和普及义务教育，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极快的发展，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城市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个别地区还普及了初中教育。大学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5、3倍。科研院所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四百多倍，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研究人员从建国初期的2万多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400多万人，其中有工程技术人员190、87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127、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2、3万人，教学人员89、47万人。另外在集体企业中，还有33万从事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以上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卓越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风尚、无私的共产主义奉献精神、良好的科研氛围、强有力的物质保证等不仅培养教育出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知识分子队伍，而且更是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从而使他们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共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忘我地进行着科学技术的创造。在他们的手中，无数个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第一诞生了，这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八年，新中国主要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有：　　

一九五二年，我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研制成功。　　

一九五四年，我国的第一批飞机及飞机发动机仿制成功。　　

一九五五年，我国的第一辆拖拉机制造成功。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汽车开始批量生产。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五战斗机仿制成功。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第一架运输机，运五仿制成功。　　

一九五七年，我国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第一架直升机，直五仿制成功　　

.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第一台小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103机研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第一台军用电子管计算机，331机研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研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同年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建成并投入使用。　　

一九五八年，我国第一台交流干线电力机车研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仿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第一型坦克五九式坦克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五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飞机，歼教1研制成功。　　

一九六0年，我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研制成功。　　

一九六0年，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仿制成功。　　

一九六一年，我国的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研制。　　

一九六三年，世界上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在我国进行成功。　　

一九六四年，杂交小麦培育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四年，中国仿制的歼六喷气式战斗机大量投产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四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我国的第一型空对空导弹霹雳1型仿制成功。　　

一九六五年，我国用人工合成方法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结晶牛胰岛素。             　　

一九六五年，我国的第一艘气垫船研制成功。　　

一九六五年，我国的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2200马力的柴油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红旗轿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艘自行设计的海洋科学考察船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3.2毫米波段的太阳射电望远镜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枚地对空导弹红旗2号导弹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架轰炸机轰5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无线电望远镜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自主研制的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开始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640工程开始建设。　　

一九六八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一九六八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八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架中型轰炸机，轰6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架强击机，强5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爆炸。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坦克69式坦克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研制成功了抗菌新药庆大霉素。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12、5千瓦双水内冷式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 我国的第一台五千马力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万吨级油轮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中我国自行设计的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煤气化溶渣炉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条地下铁路建成并投入使用。　　

一九七0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一九七0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一步法”染印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0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40万倍的大型电子显微镜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并成功发射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旅大级”导弹驱逐舰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容量为七点四兆字节的磁盘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组合式机床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研制出第一颗新型氢弹。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自升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渤海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国的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三年，世界上首株杂交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国的第一型反舰导弹，鹰击1号仿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硒静电复印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DJS—130小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2.5万级油轮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2.5万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500吨级起重船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4000马力的交直流电传动的内燃机车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视网膜激光凝固器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国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一九七五年，我国的第一颗技术试验卫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台大型通用集成电路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海底布缆船，“邮电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仿制的第一型水上轰炸机，水轰5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制的第一枚反舰导弹海鹰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第一台30万千瓦双水内冷式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七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七年，我国自主的第一架直升机直6制造成功。　　

一九七八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机动弹道导弹东风22型远程弹道导弹制造成功。　　

一九七八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大型飞机“运十”，完成全部图纸设计并制造出第一架原型机。　　

一九七八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重型直升机直7完成设计并制造出两架原型机。　　

从建国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之后仅仅两年的一九七八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一九五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一九七八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是：　　　　   

（以上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要用实物数字统计的方式来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而不用当今流行的GDP数字统计的方式来表示，就是因为GDP数字统计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当时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更无法反映当时的工农业生产结构。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生产总值如果按GDP数字统计的方式来反映那将是惊人的，因为当时的物价是以万为计算单位的；今天，由于与国际接轨和物价上涨的因素，人民币中的“分”的概念也几乎消失了。而且规模庞大的GDP数字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虚拟经济和第三产业创造的。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了三千六百二十四多亿元。而且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并不能真正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规模，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为了扩大积累而实行的是“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所以极大地压低了当时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生产活动反映在经济数字上的规模。尤其是许多像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三战狼窝掌”、河北遵化县沙石峪大队的“百里万担一亩田”、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河南省辉县的郭亮洞、成昆铁路等许多艰难程度令如今的人都难以想象的工程，都是靠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工人阶级干部及解放军中铁道兵、工程兵的广大指战员发扬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完成的，劳动力的成本几乎就没用国家的投入。还有更多的如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治理大江大河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的巨大工程，也都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完成的，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成本。抛开当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无私奉献所产生的精神价值不算，只是按照目前我国的平均工资大约只占年GDP比重的百分之十五这样远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对劳动力的压榨还要血腥的程度去计算当年的经济活动，那么GDP的数字一定也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按现在的经济规则去支付当年的劳动力成本，当时国家的经济能力是根本就承受不起的。　　　　

随着毛泽东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所发挥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巨大。在不断完善的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显著。　　

在对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之后的地震发生情况的新闻报道中，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都曾经多次报道过位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的位居全国机械工业一百强以内和三大汽轮机制造基地之一、曾经为三峡右岸电厂生产了水轮机转轮的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的有关情况。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东方汽轮机厂，该厂于一九六六年开工建设，一九七四年建成投产，曾经为我国的军用舰艇、民用船舶和发电厂站生产了大量的汽轮机和水轮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真得感谢中央电视台等有关主流媒体，感谢他们借助报道这次地震灾情的机会，冲破了三十多年来由谎言编造的天罗地网，客观地报道了一直养在“深闺”之中的当年毛泽东亲自决定的“三线建设”的有关情况，使更多的中国人从此对“三线建设”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当年毛泽东把“三线建设”养在“深闺”之中秘而不宣，是为了战备的需要，是怕美国人或是苏联人给毁了；后来有人照样也将“三线建设”养在“深闺”之中不声不响，可那是为了冒领的需要，是想贪毛泽东之功以便给自己树碑立传。　　

有人说：毛泽东关起门来搞建设其实是为了关起门来搞极左，说出这样话的人那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并贪毛泽东进行经济建设之功为己有而故意瞪着眼睛编瞎话；有人相信毛泽东关起门来搞建设其实是为了关起门来搞极左，那是由于是在用肚子而不是用脑子思考因此造成了认识问题的能力极差，所以才闭着眼睛听瞎话、信瞎话、传瞎话。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以及经过美国允许是日本、英国、法国、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部分解除了对新中国民用物品出口的限制。毛泽东及时地抓住了这有利的时机，决定大量地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的工业生产先进设备。国务院等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了详细地考察和科学论证，决定从美国以及日本、英国、法国、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进口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大型工业生产成套设备。因此这次集中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的工业生产先进设备的方案，根据其所需资金总额的数字，就被称为了是“四三方案”。一九七四年，在经过了两年的详细考察和科学论证之后，“四三方案”开始全面实施。根据“四三方案”，新中国总计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西德、荷兰、意大利等国共进口了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先进的生产设备。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所引进的所有生产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陆续建成投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仅以根据“四三方案”所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成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位于辽宁省辽阳市）、上海石油化纤厂、四川维尼纶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的生产能力计算。四套大型化纤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的年生产能力为化纤产成二十四万吨，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尽管这二十四万吨化纤品在纺织量上只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但是化纤品的耐磨程度却不是棉纺织品能够相比的。所以一九八一年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一九八三年国家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实施的长达二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措施，从而不仅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还更满足了人们追求美观的心理。

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根据“四三方案”所引进的和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建成的沧州化肥厂（位于河北省沧州市）、辽河化肥厂（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大庆化肥厂（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等十三座大型化肥厂和同期由国产设备自建的十九座年产能力为十万吨的中型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使我国的化肥年产量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根据农业部长期观测研究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便可提高粮食产量四至五公斤。单是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二年我国自建的十九座中型化肥厂和根据“四三方案”所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所生产的化肥，就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平均年增加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从此中国人不仅彻底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且生活的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二00六年，当年改革的风云人物，以摁下血手印而闻名于世的大包干带头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俊昌在接受《南方周末》报的记者徐楠采访时坦率地承认：“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

与当年的“三线建设”一样，毛泽东留下的“四三方案”这笔巨大的物质遗产，后来也被人悄悄地据为了己有。这种人一方面窃取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创下的巨大功绩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方面还无耻地污蔑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经济建设，看似轻描淡写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样一句话，实际上却不仅是窃取了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的建设成就，而且更是篡改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发扬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更是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大寨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红旗渠精神”的产生与出现，不仅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力，而且更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在奉行GDP至上和少数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看来，民族精神及民族精神所蕴含的精神财富价值或许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许是毫无价值的。其实，中华民族是否需要民族精神？需要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只有美国人、日本人和苏联人这些中华民族曾经的公开敌人才能认识到；中华民族需要具有什么样价值的民族精神财富？或许只有当年“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二”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才能体会得出来。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由于缺乏精神上的信仰，才导致了过度地讲究追求物质财富并造成了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度地扭曲。而中华民族之所以缺乏精神信仰，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缺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帝”。为了统一和增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并矫正极度扭曲的价值观，毛泽东曾经为中华民族，首先就是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大众。只不过这个“上帝”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简直就是无能的，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就被人轻轻松松地从被毛泽东托举到了“神坛”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并重新推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惨痛的教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仅千万要牢记在心，而且还必须保证今后永不再犯此类的错误。　　

5，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同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概念，是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和政府机构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　　

党内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个分歧和争论，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出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性提法，就是“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在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三年春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之后，党内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歧与争论就开始围绕着农村合作化的问题展开了。是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走合作化的道路？还是放任广大农民继续沿着个体化的道路走下去？这个问题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为新中国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子恢以及邓子恢背后的刘少奇等人与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和争论，表面上看是认识能力上的问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立场上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他们这时还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只能是以认识问题的能力或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出来。虽然一开始支持毛泽东主张的人在当时党内的高层中并不占多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农村合作化运动还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尽管邓子恢等人在工作中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但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却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因此在工作中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是积极主动地去想方设法予以如何进行解决，而是立刻要求返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张上去，所以逼迫得毛泽东不得不就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一再发出指示甚至是接连写出了几篇专题性的文章，一方面论证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为何能够在我国走下去的原因、理由和发展前景以及我国只能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一方面也是在做邓子恢等人的思想工作。但不曾料想，邓子恢等人不仅没有因此打通了自己的思想，反而是受到了启发。在以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邓子恢等人就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出现以表明农业合作化道路在我国走不通，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故意进行破坏，以证明毛泽东的错误。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介绍一个合作社》等一系列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在积极支持鼓励合作化的同时，又批评了邓子恢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即将到来”，而邓子恢的思想却是“象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　　

毛泽东与邓子恢以及邓子恢背后的刘少奇等人围绕着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实质上就是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我国同时展开，大跃进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对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效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公社制度一旦建立并得到巩固，那么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希望将彻底破灭。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这样的发展过程。在初级社阶段，经济分配总基本上实行的是土地和劳动各占百分之五十比例的分红制度。由于入社的中农投入的土地比贫雇农要多，所以初级社阶段的这种分配制度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严重的中农剥削贫雇农的问题。不仅如此，除了在经济分配制度上存在着严重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外，在初级社阶段还存在着一个比经济分配制度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在初级社阶段主要是实行自愿入社的原则，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对中农封官许愿的办法拉中农入社，所以很多农业社的领导权基本上都被中农把持了。　　

一九五五年之后，全国农业合作化逐步由初级社转向高级社。随着由初级社转向了高级社，不仅分配制度做了相应的调整，取消了土地参与分红的制度，而且大部分高级社的领导权，也都牢牢地掌握在了贫下中农的手中。　　

初级社转为了高级社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全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普遍地受到了极大地限制，而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却明显地越来越强了。这一的结果，使党内高层中的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希望借助所谓民间存在着的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求和力量的事实，来胁迫毛泽东放弃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落空了。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开始之后，这种与农业社作为单一的经济组织有着根本不同的政社合一体制，预示着人民公社的领导权必将牢牢地掌握在贫下中农的手中。因此人民公社化完成之后，将会彻底挤压掉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广大农村产生的空间。　　

为了从根本阻止新中国彻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只有从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由于吸取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与毛泽东公开进行争论而遭到失败的教训，于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等人不仅不再与毛泽东发生表面上的分歧，而且还表现出了在思想上要紧跟毛泽东，在工作中要超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摘取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本人在一些特定时期、针对一些特定问题的讲话，采取了在理论上修正、篡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取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办法，从而将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描述成了是一种比太平天国的男女分营与蒋介石污蔑共产党搞“共产共妻”还可怕的社会形态而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在具体的实际工作，刘少奇等人则是采取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紧跟并超越毛泽东的做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破坏。刘少奇等人的这种手法不仅是极其毒辣的，而且更是特殊地狡猾并极其巧妙的，因此不仅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从而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感到恐慌，而且还成功地嫁祸了毛泽东。你毛泽东说将来要建成共产主义，我现在就给你搞一平二调；你毛泽东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必须要让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我现在就给你来个瞎指挥，从而造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具备占领和管理上层建筑能力的恶劣影响；你毛泽东说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我现在就给你来一个搞浮夸，火上浇油，用放大你点燃的热情的手段烧死你。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二十七岁（一说二十五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刘少奇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似乎含着一股怨气和怒气。如果不是对党和国家的这段历史有所了解，那就不会知道刘少奇的这种怨气和怒气源自于哪里。尤其是刘少奇在这段讲话中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等同了起来，而且似乎还把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中排除了开来，而在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好像是另有其人。特别是“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这句话，更让人感到刘少奇实际上是在讽刺和挖苦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一种空想。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一百二十万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等人这一手的毒辣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布置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故意将毛泽东的部署放大，将各项工作的指标拔高，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战略部署的名义，利诱、胁迫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地、县、公社的各级领导在根本做不到的情况下，不得不去瞎指挥和搞浮夸，从而给经济建设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在损失造成之后，刘少奇等人又以这个他们故意地人为制造出来的“客观实际”，来证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实际的判断和战略部署的错误，从而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走不通并以此来逼迫毛泽东接受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　　

刘少奇等人这一手的狡猾和巧妙之处，就在于刘少奇等人故意用放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方法彻底搞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的同时，还掩盖了自己的阴谋。从而不仅使毛泽东非常难堪，证明了社会主义不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而且即使是当毛泽东发现了问题后，想予以纠正都很难下手，特别是想追究责任都找不到明确的追究的对象。事实也果然如此，当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后，为了纠正刘少奇等人的这种做法，毛泽东接连召开了多次高级干部会议都无法制止，最后不得不用将自己的指示以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发到农村生产小队这一级，才算大体上制止了刘少奇等人的这种错误做法，勉强挽回了一些损失，而自己也只得在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作出检讨并承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挫折的全部责任。为了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以批评和警告刘少奇等人。　　

尽管毛泽东能够洞悉刘少奇其奸，但是在当时无人能够取代刘少奇这一批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违心地暂时后退。因为毛泽东更清楚，如果强令刘少奇等人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那么刘少奇等人一定会再次玩弄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因此也必将给中华民族造成更大地灾难。　　

在刘少奇采用这种极其阴险毒辣手段制造的灾难逼迫得毛泽东不得不后退，从而掌握了经济建设的主导权之后，立即在全国农村大肆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在工厂矿山大肆推行苏联的那种“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一整套的“管、卡、压”式的管理制度。在刘少奇等人掌管全国经济建设主导权之后的短短几年，资本主义思想便在全国出现了大肆泛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开始越发地猖獗并在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聚集了起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陈正人蹲点的洛阳拖拉机厂的报告上批示到：“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尽管毛泽东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实际局面却并没有得到改变。刘少奇等人由于已经尝到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甜头，于是继续利用掌握一线工作的实际权力，与毛泽东“玩太极”，借力打力地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后来毛泽东部署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照样被刘少奇等人用这种手法领偏了方向。在通过常规的思想教育方式实在难以做到促进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转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选择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方式，来做刘少奇等人的思想工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并没有想彻底打倒刘少奇，而且还像“八大”召开时通过做大多数人的思想工作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那样，给一些人做了工作，希望能在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中央委员。但是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群众发现了刘少奇在历史上叛党的证据，于是只得作罢，同时也无法阻止人民群众将刘少奇批倒批臭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有人对毛泽东为什么会长期不了解刘少奇叛变的历史这件事感到怀疑。这种怀疑的，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非常特殊、非常艰难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不了解才会产生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地下的状态下诞生的，自诞生之日起直到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为止，各地区的党组织不仅深藏于地下，而且更是高度地分散。在当时的通讯主要还是靠鸡毛信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即使是党中央也很难及时地掌握各地区党组织的详细组织情况和有关活动情况。一九二七年以后，毛泽东就上了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而刘少奇却仍然留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由于毛泽东当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麾下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也不是党中央，因此不可能掌握党在白区工作的有关情况，更不会得知刘少奇曾经被捕过的经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步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而这时刘少奇也成为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对刘少奇这样的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一般不会有人去怀疑他过去的经历，可能更没有人敢去怀疑他过去的经历。党在地下活动期间，对许多重要干部的重大问题不掌握的情况实属正常，像潘汉年就长期向党隐瞒了他在抗战期间曾经与汪精卫有过秘密接触的情况。对潘汉年与汪精卫秘密接触的情况，当年国民党的军统部门倒是及时地发现了，并就利用这一事件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过分地信任了党的干部，所以不仅不相信在潘汉年的身上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反而还主观地认为是国民党方面在造谣。潘汉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事前不向上级请示，事后又不向上级汇报，造成了恶劣影响之后又长期对党隐瞒，使党未能及时地采取有效地补救措施予以补救，从而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党于被动。　　

邓子恢以及邓子恢背后的刘少奇等人之所以要反对农业合作化并坚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就像是毛泽东所讲的那样：“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认为农业合作化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办合作社是“中农去投资、贫农要预支”。就是由于所处的阶级立场的原因，所以邓子恢和他背后的刘少奇等人才会只为中农打主意而不为贫农去设想，不去为中华民族去设想。特别是他们只为中农打主意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在为如何才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打主意，是在为如何才能使自己这些少数人先富起来打主意。　　

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而且更是我国社会主义一切事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农业合作化即使真的是暂时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也应该坚决地走下去。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了井冈山，在五月二十五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张平化：“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从这段话的内容和语境上能够看得出，应该是在此之前不久的某个时候，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张平化曾经询问毛泽东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的原因，毛泽东或是没有考虑好应该如何回答，或是让张平化自己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加深理解，所以没有当即回答张平化，而是允诺在之后的某个时候回答他。毛泽东回答张平化的这段话，其实就是毛泽东对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及理由的最深刻地解答。对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真的是由于认识问题的能力或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造成的对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的不理解，那么由于经过毛泽东十几年耐心地说服教育，因此即便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他的认识问题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的，思想认识也会有所转化，何况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那些高级干部不仅除了传统的饱学之士，就是留过苏、留过法、留过日、留过德的海龟，而且还更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因而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分析和认识上的争论之后，毛泽东清晰地看出了这些人之所以要反对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真正的原因不是出在认识能力上，也不是出在思想认识上，而是出在根本的立场上。这些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是坚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人就是混进了共产党内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就是为了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才大肆修正马列主义。因此后来毛主席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宁可与自己几十年的战友决裂，宁可自己被“打得粉碎”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我国除了选择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任何道路可走。如果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如果从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与民族整体利益、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去考虑，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根本就走不通。对于这一认识和结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从“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实践，都完全能够给予证实。但是如果站在某些人个人的立场上，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角度来认识，那么也就无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才有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猫论”。根据“猫论”原理，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作一个中国人，还是作一个寄人篱下的二等公民，只要能够实现先富起来，那就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中，只有毛泽东才真正地做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讲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迟早就会滚落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毛泽东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毛泽东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依据，就是当时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必将还要进行多次。　　

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曲否定上，还是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国社会所存在的事实的狡辩抵赖上，由于无不都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因此形成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否定和妖魔化的狂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一致通过的、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起草的、历时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的否定，又造成了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全面陷入了低潮。今天那些捍卫毛泽东主义，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已经根本不用在理论上与那些歪曲、否定和妖魔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还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社会现实上，以唤醒那些至今还沉溺于谎言中的人。在传播毛泽东主义的这个问题上，坚决捍卫毛泽东主义的同志在憎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也应该报以一定的“感激”。因为他们尽管用谎言和歪理邪说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无耻地歪曲、否定和妖魔化，然而也正是他们又用自己所制造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充分地否定了他们自己。他们就是用自己戳破自己编造的谎言和制造残酷的社会现实的这种方式，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　　

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不同于人类世界历史上以往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人类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实现共产主义才要必须经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阶段，所以才要必须不断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社会，因而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过程中，就不仅需要建立一种与以往人类世界的那些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且更需要形成一种与以往人类世界的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文化根本不同的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文化。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由少数有觉悟的人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建立起来，那么实现共产主义，就绝不是少数有觉悟的人进行包办代替式的革命就能够完成的，而必须是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人人参与。　　

人类世界越是向前发展，人的思想觉悟就会越来越高，意识对物质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会越来越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会越来越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反作用也就会越来越大。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曾经建立起来过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生产关系的束缚才造成的，而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已经发展到了要摆脱压迫，要摆脱剥削，要追求平等的历史阶段才引起的。所以，尽管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一种客观规律，但是社会发展规律绝不是像自然发展规律那样是自然而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世界的向前发展必须要靠那些先知先觉的人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推动。毛泽东和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的那些成千成万的先烈，就是这样先知先觉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成千成万的先烈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鲜血与生命，才推动我国实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跨越式的发展。　　

我国于一九五六年完成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但绝不等于是也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全部革命。当时我国无论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阶段设计并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还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文化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都相距甚远，因此必须要进行彻底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一九五六年完成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加上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构成了我国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要触及到全国的每一个领域、触及到每一个角落、触及到每一个人、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从而形成了一场涵盖了一切的彻底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要号召和动员全体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参与，从而形成了一场不同于以往那种由少数人包办代替的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使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觉悟都能够达到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程度，就是为了能够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文化，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因此，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发明并受到了毛泽东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的的大串联、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和“破四旧”、“立四新”、“一斗、二批、三改”这样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式，不仅对我国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彻底改造而非肉体消灭、实现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因素的彻底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创立、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和彻底巩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做充分准备而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任何一场革命都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是林彪在当时所说的那样：“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当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属于负面的东西，像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邵阳县以及广西宾阳县等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借机对造反群众和黑五类制造的大屠杀和全国大范围的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武斗以及体罚虐待批判和专政对象与唯成分论等。但是造成这些负面东西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却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堕落的因素造成的，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里原来就固有的，只不过是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机会释放了出来而已。这些负面东西的出现，不仅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和“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无耻的流氓逻辑的集中体现，是造反有利的实用主义哲学披着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外衣的总爆发，而且也暴露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狡猾、凶残和无耻。然而也正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狡猾、凶残和无耻，所以他们才构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同时也证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如果不将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那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早晚就会有受害的那一天。如果不将这些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的因素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里彻底铲除掉，那么它就终归会有爆发的时候。　　

当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挑起的武斗和对造反群众及黑五类进行的屠杀等，是历史上的地主还乡团、军阀、流氓土匪和江湖黑社会，包括官府、衙役残害善良百姓惯用手法的继续。后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被彻底否定并且还遭到了妖魔化的改革开放年代，将几千万的工人赶出工厂矿山，将几千万的农民赶出土地，将上千万的妇女逼成娼妓，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残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变本加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每一位中国人充分暴露自己思想和灵魂的一次机会，而且更是整个民族充分展示人性善恶的一个舞台。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暴露并产生的负面东西太多，所以也证明了人性中的邪恶因素太多，所以也证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及时。同时也正是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并产生负面的东西太多，所以才无法避免地使一些善良和无辜的人在这场革命中会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伤害。但是由于任何一场革命都无不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那些善良和无辜的人所受到的伤害，就是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付出的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与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为改革开放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这些代价也就微乎其微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次有效尝试，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限制、约束修正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官僚主义集团的形成并直至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思想产生和官僚主义集团形成的土壤的一次有效尝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证明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可行的，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样的方式来限制、约束修正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官僚主义集团的形成并直至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思想产生和官僚主义集团形成的土壤是可能的。　　

不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一九六六年，而且即使是在作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九八一年，由于我国的社会状况还没有倒退回今天的这种状况，所以许多人难免会对毛泽东当年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判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但是，伟人毕竟不同于凡人，伟大领袖毕竟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伟人就是由于能够见微知著才成其为伟人，伟大领袖就是因为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才不同于一般的领导人。就像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之所以高瞻远瞩，就是由于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通过党内存在的一些现象上，就看出了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看出了党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如果不及时采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断然措施，那么修正主义早晚在我国就会上台，那么劳动人民群众早晚也就会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尽管人们不得不面对今天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然而如果从善良的主管愿望出发去想象，邓小平当年启动的改革开放，绝不可能是为了从另一个侧面来证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绝不可能是用故意把中国搞成今天这种样子的方式来证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也更不会用专门把中国搞成今天这种样子的方式向全世界来证明自己确实是“死不悔改”。但是，当被毛泽东用大公无私的思想有力地束缚起来而且又经过长时间的斗私批修因此而开始枯萎的私有意识，不仅被邓小平用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释放出来，并且还为之注入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剂强心剂和催化剂之后，罪恶也就开始随着私欲的无限膨胀而开始肆虐起来。在罪恶随着私欲的膨胀开始肆虐之后，局势也就不再是能够为少数人所左右的了，于是我国社会的发展只能按照所谓的客观发展规律去自然运行，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的时代也随之开始了。人类世界的发展规律早已告诉了人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如果不去推动人类世界的发展，那么人类世界的发展必然就会反过来“推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今天我国的社会现状，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确实是失败了。然而也正是由于今天这样残酷的社会现状，才不仅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而且也更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确实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7，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指引和支援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控制，以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过程。　　

指引和支援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以争取民族解放和反抗大国控制以实现民族独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怕付出任何民族牺牲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极其一切走狗”的正义号召，不仅为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以争取民族解放和反抗大国控制以实现民族独立指明了道路，而且更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开辟了广阔的反美抗苏的“敌后战场”；宁可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要坚决地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也要坚决支持和支援印度支那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大国霸权以及强权政治的正义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豪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气概。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这段话，详细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等豪言壮语，不仅极大地振奋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勇气和必胜信心，而且更让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看到了反抗的希望，看到了反抗胜利的曙光。　　

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援下，不仅全世界的旧的殖民统治体系被彻底推翻了，而且新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体系也被以“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伦理所取代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控制所取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伟大；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控制所取得的胜利，就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推翻殖民统治和反抗大国控制所取得胜利的过程，就是毛泽东主义战胜西方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的过程　　

8，毛泽东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在运用政治斗争改变了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同时，也是运用毛泽东主义对西方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　　

发源于西方欧洲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社会制度，它除了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血泪为代价奠定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之外，没有再产生其他任何的积极意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充满了邪恶与肮脏。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血腥与残暴的历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的历史，就是强国掠夺弱国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历史。这种残酷剥夺和血腥掠夺的历史，早已被正义用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血与泪而写入了人类的历史，而绝不是无耻的资产阶级政客用谎言所能够掩盖和抹煞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内到处霸占殖民地，进行残暴无耻地种族灭绝、贩卖奴隶、贩卖鸦片，依靠殖民战争和掠夺式的殖民地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当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奴役世界人民更是接连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将整个人类推进了血与火的巨大灾难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源于西方社会的那种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西方资本主义罪恶的发展历史，就是西方那种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罪恶的扩张历史，就是西方那种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灭绝其他种族文化的罪恶历史，而绝不是无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客所自我标榜的文明传播的历史。　　

毛泽东用“文攻武卫”的这种斗争方式打破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这种国际政治关系的过程，也是创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这种全新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政治伦理的过程，同时也更是用毛泽东主义对西方弱肉强食的那种邪恶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的过程。毛泽东主义对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在为包括中华民族自己在内的全世界所有民族争取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的过程，同时就是在为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过程。毛泽东对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的改造，就是为了是这个世界能够达到像我国和美国联合签署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我国方面声明所阐述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在毛泽东的坚决斗争面前和在毛泽东主义的感召下，就连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霸主、立国以来就一直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并将其推到了极端的美国都终于认识到了，如果继续按照西方的这种弱肉强食的邪恶文化走下去，那么不仅是对人间正义的粗暴践踏，而且最终还将导致整个人类走向毁灭。于是，美国就像在与新中国共同签署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国方面所阐述的那样，明确地表示要用与新中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这种方式，不仅表达自己接受了国际政治关系已经按照毛泽东主义的国际政治主张而发生了改变的这个现实，而且更是以接受了新中国所大力倡导的国际政治关系新主张的方式，表示自己开始了对毛泽东主义的接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打破了美国总统从未到过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惯例，跨越了太平洋到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二月二十八日，中美两国联合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公报中这样写道：“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立国之后不久，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了“门罗宣言”，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而决不许他人染指；一八四四年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一八五四年又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神奈川条约》；一八九八年制造了“缅因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西班牙宣战，占领古巴、菲律宾，吞并了夏威夷；一九00年积极参与组织八国联军野蛮侵略我国；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先宣布中立并同时与交战双方保持贸易关系而从中大发战争的横财，等到交战双方几乎耗光了自己国力的时候，再制造借口参战并选择自己的主要对手或是潜在的主要对手进行打击。就是这个把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推向极端的美国能够接受毛泽东主义，不仅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而且更是在用“以身说法”的方式来证明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的确邪恶的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不仅具有非常优秀的理论品质，而且还更具有强大的道义上的感召力。在美国以身作则的影响和带动下，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等都纷纷表示接受毛泽东主义的国际政治关系新主张。就连日本这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国家，也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后，随着我国自己对毛泽东的否定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不仅中国找不到了前进的方向，美国找不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也都找不到了前进的方向，于是伴随着对毛泽东的否定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以当今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又回来了，人类世界也只能又倒退回了丛林文化的兽性时代。毛泽东对整个人类意味着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都并不深刻。只有从今天整个人类世界所出现的这种共同返祖的现象中，人们才能理解并感受到当年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得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所说的“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他在说这句话时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沮丧与绝望了。　　

新中国从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二十多年的历程，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失败这两次根本性的转折之外，还有五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这五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无疑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五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就是：　　

第一，   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展的第一场包括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群众普遍参与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反右斗争是由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的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引发的，主要是在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些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及高等学校的部分师生之间进行的，它对新中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动员人民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以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力主发动的这场动员人民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的目的，第一是为加强党的建设，使取得了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一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二要能够虚心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第二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但是还未等人民群众站起来给共产党提意见，许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文化教育新闻界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倒是闻风而动，打着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旗号，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向共产党发起了疯狂地进攻。对待善意的批评，共产党必须要虚心地接受。但是对待恶毒的攻击，如果共产党还不进行反击的话，那共产党人就要变成东郭先生了。因此，面对这种疯狂地进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和股改两大劳动人民群众不得不进行反击，于是整风运动也就变成了反右斗争。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主要是在城市里的教育文化新闻部门、社会团体、其他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以及街道居民中进行的。有人认为反右斗争并不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一场“阳谋”，而是一场毛泽东故意搞的阴谋，是为了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不管当时毛泽东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的主观故意怎样，反右斗争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和土改过程中翻身农民与封建地主进行的说理斗争相同的作用。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翻身农民与封建地主进行的说理斗争，是结合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摧毁而对我国三亿多农民所进行的一场广泛深入地思想解放和阶级觉悟提高的教育运动。因而土改运动与伴随土改运动进行的说理斗争不仅彻底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也挖掉了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源。全国解放之后，虽然在城市里也开展过动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和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效果却并不明显。特别是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经过长期持久深入地进行才能完成。而反右斗争这场全国解放以来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的第一次解放思想和提高阶级觉悟的教育运动，也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的又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反右斗争和土改斗争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历史作用，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及唤醒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的一个重要过程。因此，如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做的组织准备，那么反右斗争就是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做的思想和觉悟上的准备。　　

借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疯狂进攻的那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教学人员和作家、艺术家、新闻出版界人士等这样一些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还在学校读书的文科大学生。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当时的那一代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家庭出身难免不给他们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严重的不满，以至于滑落到右派的深渊，不仅有他们的阶级立场问题，而且还有出自思想立场上的问题和认识能力上的问题。而这些人之所以会在思想立场上和认识能力上产生问题，就是由于受传统腐朽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毒害太深才造成的，从而导致在思想立场上和认识能力上跟不上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而不了解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就必然不理解共产党和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像中国第一号大右派、曾经留学德国学习哲学、时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就曾这样说过：“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抛开章伯钧的阶级立场和思想立场，仅从章伯钧的认识能力上，就能看出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外面的生活比中国老百姓的好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是因为长期挨外人的打才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责任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安全与尊严，就是保护全体中国人民，就是能够保证中华民族不再挨打。中国共产党不是满清王朝，不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能够做出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无耻之事。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历史遗留的，不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的老百姓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勒紧裤带搞建设就是在为祖宗还账，就是在为子孙造福。中国的老百姓也绝不会像章伯钧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想象的那样，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外面的生活为什么比自己好的原因，所以才会一心一意地听中国共产党的话，才要勒紧裤带跟随中国共产党建设自己的国家。作为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否认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需要而且更不会强迫他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但他最起码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要做到知道并找出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然后以自己的所学去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绝不应该把祖宗留下的历史欠账算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并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　　

就是由于章伯钧的所作所为过于地无知无耻，所以就连胡耀邦那样的无耻之人在掌权之后急于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而给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彻底分子平反的情况下，都没有给他进行平反。　　

在当时全国划定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中，除了束星北和钱伟长等少数几人之外，很少有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真正知识分子。尤其是同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很多都被定为了为右派分子，而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却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既与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范围有关，也可能是个人认识问题的视角和能力不同所致，所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不同。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由于更了解物质基础建设的艰难程度和过程，所以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勒紧裤带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导致人民生活暂时困难能够理解得多一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得也多一些。而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由于对物质基础建设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认识得较浅，所以在认识问题时更多地是从所谓的社会制度这个浅表的层面上去理解。因此才把当时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归咎于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所以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才会无限向往。　　

据改革开放之后陈仁炳的学生回忆，一九八0年全国右派大平反之后仍然保留的五个国家级右派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博士陈仁炳在给上课时，曾经突然离题万里地谈起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特别是在谈到美国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的故事时，素无什么表情的陈仁炳，竟会突然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如同是换了一个人。　　

像章伯钧和陈仁炳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即使有再多的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也无损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挨打，之所以贫穷落后，就是由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多才造成的。对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进行思想改造，拒绝改造的，那就只能进行整肃了。而且不仅要整肃这样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而且对教育出来这样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文化，还必须进行彻底地革命。　　

反右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登上上层建筑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开始。当初将五十五万多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定为右派，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当年给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平反并正式命名为知识分子，是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所以，随着右派的被平反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该失去的，也就全都失去了。模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右派分子开心之日，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难受之时。右派分子张贤亮成了亿万富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就穷得光了腚。　　

第二，炮击金门和中苏论战以及对仍在遭受殖民统治和大国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在物质上的支援和道义上的声援。　　

以苏共的“二十大”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彻底背叛了列宁主义，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路线和对外政策，主张与美国搞缓和。一九五七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遂认为苏联的科技和工业制造能力在一定的领域已经赶上或超过了美国，因而提出了可以美国和平共处并准备与美国重新共同主宰这个世界。如果世界再次形成了像“雅尔塔体系”那样美苏共同主宰的格局，那么对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十分不利的，甚至是灾难。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又用组建中苏联合舰队、苏联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等建议，暴露出了要控制我国的企图。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在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组建中苏联合舰队和苏联建立长波电台的建议的同时，为了改变对我国严重不利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又采取了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从而打破了赫鲁晓夫与美国搞缓和并意在重新联手控制世界的企图。

一九五八年，美国一再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便就此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进而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妄图永久分裂中华民族。为了挫败美国的企图，毛泽东以支援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入侵的名义，在事先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令炮击金门、马祖。炮击金门的行动，给了蒋介石以内战尚在进行，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的借口。由于此时中苏两国之间不仅签有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且表面上又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特别是在炮击金门之前的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又邀请赫鲁晓夫秘密来我国进行访问，八月三日，当赫鲁晓夫结束访问返回的时后，毛泽东却是让他公开走的，并亲自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而且两国还联合发表了一份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会谈公报。这一切足以使美国人新我国炮击金门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因此开始怀疑苏联提出缓和这个问题的诚意。所以后来对赫鲁晓夫一再提出的缓和建议，均报以冷淡。毛泽东炮击金门，表面上看是国内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一次重大的国际战略行动，并且达到了多种战略目的：一是与蒋介石互相配合，制造内战还在继续的假象，挫败了美国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意在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创造了条件；二是在美苏的缓和进程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使美国由此怀疑赫鲁晓夫搞缓和的诚意，所以美苏非但没有实现缓和，而且后来还加剧了对抗；三是在世界上为新中国树立了主持正义，支援弱小国家反抗大国霸权的良好形象，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夯实了毛泽东打破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建立以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伦理的基础。

新中国要想实现发展，那必须要有一定的国际空间。但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还仍在继续，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不仅开始了在经济上卡新中国的脖子，而且还对新中国产生严重的军事威胁。印度这个原本善良平和的民族，在经过英国殖民者三百年的统治之后，也在基因上发生了变异，不仅变得无赖，而且还陷入到了狂妄的自大之中，幻想着建立以他为主导的“大印度联邦”。于是不仅开始了有计划地进行领土扩张，而且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我国。为了蚕食我国的领土，印度就像是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里《车夫》一章中所描写的那只狡黠的狼那样，利用我国只身力抗美苏两个大国无力分身的机会，不时地扑上来咬一口。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国际处境，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美苏进行对抗。只要美苏发生对抗，不仅就能减轻他们施加给我国的压力，而且还能为我国制造一个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进行围堵的机会，从而扩大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毛泽东制造美苏对抗的办法十分简单，就是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逼他继续与美国进行对抗。别看赫鲁晓夫身体强壮，脑袋锃亮，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他也顶不起来，他更不敢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一旦苏联戴上了修正主义的这顶帽子，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苏联国家政权就失去了历史的合法性。苏联是在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国从十六世纪起，经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服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俄国征服扩张的过程，就是对其他民族残酷镇压的过程。列宁曾经说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了新的民族政策，表面上由各主要民族组成共和国，然后自愿加入苏联，但实际上仍然是用强力把各民族捆在了一起。最为典型的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波罗的海三国。这三个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在达成了瓜分欧洲的协议之后，才由苏联强行吞并的。但是，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苏联各民族至少在表面上还有共产主义理论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如果苏联自己承认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搞修正主义，那么，不用说苏联拼凑起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就是由一百多个民族、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本身就会立即解体。后来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实行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没有多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就垮掉了，随后苏联也解体了。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确实比戈尔巴乔夫看得远一些，赫鲁晓夫明白，修正主义的帽子是千万戴不得的。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不是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只好重新选择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重新开始了与美国进行对抗。

一九六二年，苏联为了能够近距离威胁美国，将中程核导弹秘密运进了古巴，从而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危机发生的一开始，赫鲁晓夫表现得态度极为强硬，但是在美国更为强硬的态度面前，赫鲁晓夫退缩了，从而使历时一个多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屈服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屈膝投降，不仅使他个人受到了极大地羞辱，更使苏联整个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也使苏联与美国结下了难解的冤仇。“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不到两年，赫鲁晓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了一雪前耻，拼命扩军备战，在全球到处推行霸权，与美国展开激烈地争夺。这一比赫鲁晓夫更加愚蠢的做法，不仅改变了日后的世界格局，并且还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就用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和“一评”、“二评”到“九评”，直到将苏联评得解了体，从而不仅减轻了新中国的压力，而且更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就在美苏之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抓紧时机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印度。这一战不仅打得印度心服口服，而且还一下子打出了五十年的“西线无战事”。　　

在与苏修叛徒集团不断进行论战并力抗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同时还不忘忙里偷休地教训了一下印度这个反动派的同时，新中国又对世界上那些仍在遭受殖民统治和大国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给予了强有力地物质支援和坚决的道义上的声援，给予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上的巨大指导，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广阔的反抗美帝和苏修到处推行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敌后战场”，将美帝和苏修陷于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被毛泽东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搞得焦头烂额，尤其是更为毛泽东主义所感召，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打破了美国总统从未到过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的惯例，跨越了太平洋到中南海的书房里拜见了毛泽东，公开地表示了美国从此接受新中国所倡导的国际政治关系的主张。　　

当年，毛泽东在国际帝修反联手掀起的滔天反华恶浪面前，不仅犹如“闲庭信步”，而且更是谈笑间就使“强虏灰飞烟灭”。从此新中国不仅被亚非拉的穷朋友们抬着进入了联合国，而且更是手握“三个世界理论”在国际上纵横驰骋。由于有了雄才伟略的毛泽东，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才能够被打破；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所以才能为中华民族拓展出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新中国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发展与强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力量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地成长与壮大，不仅彻底颠覆了原来世界按照西方邪恶文化而确立起来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政治秩序，而且还建立起了以“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关系新伦理，从而不仅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创造了相同的发展机会，而且更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无数的有利条件，使全世界再一次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第三，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的批判和组织处理。　　

庐山会议通常是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召开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近尾声的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哪些问题的看法，并且流露出了应该追求刘少奇等人责任的想法。刘少奇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时还只是表现在认识问题的能力上，而并没有反映在思想立场和阶级立场上。因此即使毛泽东和彭德怀看透了刘少奇等人问题的实质，但是全党的同志却未必能够认识到，过早地揭开这个问题的盖子，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只能是破坏全党的团结，甚至是造成全党的分裂。　　

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问题进行批评的内容不能说不正确，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存在问题的批评也未必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毛泽东，但是彭德怀的这种批评本身却有着极大地不妥。他选择在这种时机对某些同志进行批评，不仅彻底打乱了毛泽东对那些一时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深入思想教育和组织帮助的部署，不仅给毛泽东制造了很大地麻烦，而且更造成了毛泽东一旦选择错误，将会把这些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彻底推向反面，从而给全党、全国、甚至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这个极其可怕的后果可能就是造成全党的分裂。　　

直到今天庐山会议的有关档案材料也没有解密，所以才越发地引起了人们对批判和组织处理彭德怀集团的真正原因不断地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分析与猜测。在分析和猜测彭德怀集团受到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原因时，不仅要从彭德怀集团中的那些人的身上去找原因，而且也要从批判和处理彭德怀集团的那些人的思想深处去找原因，从我国当时的客观环境去找原因。能够给人以深刻启发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六十六岁了，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所说的这番话，极有可能就是批判并彻底清除彭德怀集团的真正原因。　　

在我国不仅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而且还普遍长期地存在着“有枪就是草头王”这样的流氓逻辑，因而在我国的历史上才会经常出现军阀混战。特别是十分惧怕暴力但又非常崇尚暴力的中国人，对军人干政的这种做法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这种流氓逻辑却又十分地认同。在中国共产党内，彭德怀常常会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身为一位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具体负责全党和全国的军事工作，但是彭德怀却又十分地热衷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还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彭德怀又与张闻天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彭德怀与张闻天平素没有过多的接触和来往，但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他们的思想却是表现出了非常惊人地一致。张闻天曾经担任过党的最高负责人，在历史上与苏联人就有很深的渊源并十分听命于苏联人，而当时彭德怀又与苏联人打得火热，访苏回来一上庐山便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指责，并且还流露出了要追究刘少奇等人责任的想法。只要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那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还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自己，而且他们也不具备反对自己的能力。但是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而自己一旦离去，留下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这个接班集体将根本不是彭德怀与张闻天集团的对手。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历史及现实表现看，虽然他们并不具备接替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但是他们却又明显地表露出了不愿服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意图。因此当自己一旦离去，不仅刘少奇和邓小平由于无力领导彭德怀等人而无法掌控全局，而且还极有出现彭德怀拉起一只山头与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对抗的情况。而一旦出现了那样的情况，中华民族就不仅是将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血雨腥风之中了，而且最后等待中华民族的，极有可能就是彻底地毁灭。与不仅是纯正的军人，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还有着深厚的人际基础和在全党、全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威望、独自拉过山头发动了平江起义，甚至还够得上是军人中的政治家彭德怀相类似，邓小平也算得上是政治家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政治家，虽然其战功和武略以及在军中的资历和威望远远地不及彭德怀，但是其计谋与文韬却有胜过了彭德怀。至于刘少奇，虽然其在遵义会议之后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当过几天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和在“皖南事变”之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新四军政委，但是仍然却连个半吊子军人也算不上。尽管刘少奇在党内斗争中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那只不过是在有毛泽东坐镇的情况下狐假虎威地耍耍嘴皮子而以。而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凭彭德怀的文韬武略、赫赫战功、巨大威望再加上张闻天曾经担任过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这杆旗子，如果外部再有苏联人的支持，那么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是根本无力与之抗衡的。从彭德怀一贯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一年前借反对军中的教条主义之机，不仅二野的刘伯承、三野的粟裕、四野的肖克均遭到了彭德怀的整肃，而且其手下的一员干将张宗逊大出了风头，另一员大将黄克诚还因彭德怀的力荐而接替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的这种现象看，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彭德怀的个人性格决定了他在今后不仅将很难与刘少奇等人进行合作，而且还更有着强烈的不甘屈居人下的领袖欲望，以往的很多时候甚至在毛泽东的面前都敢表现出桀骜不驯，何况毛泽东不在了的时候。因此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才会对彭德怀说出了“我六十六岁了，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的这番话。　　

从庐山会议召开时的情况看，彭德怀与张闻天等人似乎还没有形成一条清晰的组织路线。然而尽管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条组织路线，但是却有着一条十分清晰的思想路线。在有了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形成一条组织路线那是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对任何有可能出现的枪指挥党的现象，毛泽东历来都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所进行的组织处理以及其后当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形势安定下来以后，大批的老干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又都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工作岗位之后。大批的工农群众干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也开始成熟起来之后。毛泽东立即就命令结束军管，所有的军代表除转业留在了地方的之外，其余的全部从全国所有地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退出返回部队。毛泽东可能就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示那些军事将领，必须要永远牢记和遵守中国共产党的党指挥枪的这条政治伦理。　　

毛泽东也知道不论是按照党的原则，还是遵循传统的习惯，或许不应该对彭德怀进行如此严重的批判和组织处理。但是为了对中国共产党负责，为了对新中国负责，为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毛泽东却又必须忍痛处理彭德怀，是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不允许毛泽东沽名钓誉。从毛泽东撤销了彭德怀的一切职务却保留了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种处理情况看，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这样的处理，应该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将那些老干部置于人民群众大批判的烈火中烧掉身上的坏毛病并重新炼就一颗红心，具有同样的目的。因此一直到了一九六五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才在分别六年之后，再次与彭德怀见了面并重新安排了彭德怀的工作。在重新安排彭德怀工作的时候，或是为了鼓励彭德怀不要因曾经犯过错误而丧失了工作的信心，或是为了提示彭德怀，所以毛泽东才会在对彭德怀说完：“真理也许在你那一边”之后又这样问彭德怀：“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在党的八大上所产生的那一代党的领袖人物，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精华。但是虽然每个人都是全党中的精华，然而如果从能力、魄力、资历等几个方面去综合衡量，那么无论是周恩来、陈云，还是朱德，作为接班人不仅都不及刘少奇，而且更是都不及邓小平。尤其是朱德，年龄比毛泽东还长了七岁。所以毛泽东只能选择刘少奇和邓小平来培养，由他俩来主持一线的工作从而培养锻炼他俩的实际工作能力并树立威信以备接班。特别是邓小平，无论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是第二号走资派，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定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泽东都始终对他难以割舍。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难以割舍的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非常理想的接班人。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殊历史和我国的传统习惯故，故而才形成了当时那样一种极为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就是这个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对接班人的特殊的要求，而邓小平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论年龄、能力、资历和魄力等综合条件，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威望，确实是接班人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第四，原子弹的研制成功。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遏制战争必须要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拥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核武器的时代。不用说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仅有步枪机枪手榴弹的时候，中华民族就挨了一百多年的打。因此中华民族若想不再挨打，那就必须也要拥有原子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我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拥有了核武器的国家。在帝国主义还依然存在的时代，在战争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时候，原子弹对于我们这个曾经挨了一百多年打的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赞誉，也都不过分。　　

拥有了原子弹，中华民族不仅从此拥有了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由于有了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援，新中国在同国际上的那些帝修反做斗争的时候，一手握着原子弹，一手高举着毛泽东主义，所以才能更加发挥出“文攻武卫”的巨大效应，所以才能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原子弹对于中华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在当初研制的过程中还是在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不仅一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且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面临亡国灭种的今天，国内却竟然出现了要放弃原子弹的超级汉奸言论。在美帝国主义绞尽脑汁地想如何灭绝中华民族的今天，中国如果敢在今天放弃原子弹，等不到明天美国人就敢将原子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尽管中华民族从一进入近代以来就开始挨打，而且还挨了长达一百多年时间的打，期间还经历了惨痛的旅顺大屠杀、京津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但是，如此惨痛的挨打还是没有打醒某些沉睡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经历了反右斗争，尽管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和腐朽的儒家思想还是没有被彻底铲除。可见，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腐朽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根扎得实在是深了，以至于不经过几代人都无法彻底铲除。就是在长期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浸蚀下，所以才造成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而就怕吃的差。生活方式的极端腐朽和极端地缺少精神追求，使中国人连死都怕做个饿死鬼。因此就连看守所和班房，不管平常是怎样虐待那些在押的囚犯，但是给死刑犯临执行死刑之前吃的断头饭，还是全都要做得好一点。就是由于过度地重视吃，所以一个很有些名气的汉奸文人才会认为原子弹既不如茶叶蛋有用，也没有茶叶蛋好吃。的确，在充饥方面，尤其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原子弹确实不如茶叶蛋。但是中华民族挨打的历史也早已告诉了除那些汉奸之外的每一个中国人，没有原子弹，就不会有茶叶蛋。　　

第五，批林批孔。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林彪背叛了对他有教育、培养和提拔之恩与信赖、倚重和寄托之情的毛泽东叛逃了。自从在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公开的分歧以后，林彪便开始了密谋抢班夺权，当阴谋被毛泽东挫败之后，林彪只得怆惶出逃，并且在出逃的途中摔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　　

一生都表现出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为什么会在晚年并在还在已经成为了被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的情况下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林彪与毛泽东残生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那些问题上？分歧产生之后，双方又都采取了那些后续措施？林彪为什么会与毛泽东产生如此根本性的分歧？林彪最终又为什么要走上叛逃这样极端的道路？林彪事件留下了太多的历史谜团，这些历史的谜团，直到今天还在引发着无数中国人在进行猜测。　　

历史问题看似神秘，其实只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并且稍具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看似神秘的历史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造成的。毛泽东毕生追求的就是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林彪却是想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由官僚主义者集团替人民当家作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林彪与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党的九大要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九大之后中国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进行的。　　

无论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期间，林彪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表现得都还是紧跟毛泽东的。因此在决定召开党的九大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按八大的方式，由林彪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在会前领导陈伯达等人负责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毛泽东以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方式，实际上是已经明确地宣布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林彪和陈伯达经过了精心准备，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但是林彪负责起草的这份放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始终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政治路线、仍然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做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主张九大之后要大力发展生产的以修正主义谬论为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报告，几乎就是刘少奇和陈伯达所共同炮制的八大政治报告的翻版，因而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在否决了林彪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不得不亲自领导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起草了一份后来在九大上通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报告。然而对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这份九大政治报告，林彪先是暗中支持鼓动陈伯达进行反对，但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坚持下，林彪最后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了这份政治报告。围绕着九大政治报告的这个问题，不仅是林彪与毛泽东发生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且也是林彪第一次真正地暴露自己真实的思想。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全会的内容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国家体制并且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讨论和修改向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提交的宪法草案和讨论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以及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计划。但是在大会开幕之后，林彪却在讲话中不顾毛泽东此前多次表示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意见，表示要继续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后来有许多人都认为林彪之所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是为了给自己争夺权力。然而，林彪坚持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行为虽然存在着为自己争取更大权力目的，但同时也更存在着林彪在用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方式，来表示自己要坚定地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政权中的那种官僚集权体制的极大可能。林彪的这个讲话及其同党的积极响应与一系列有组织地活动，不仅打乱了全会原定的会议议程，造成了全会的前期偏离了原定的正确方向，而且还严重误导了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幸亏毛泽东及时地采取了有力地措施，才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个讲话，不仅是他与毛泽东发生的第二次公开分歧，而且也是他要坚决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政权中的那种官僚集权体制的真实想法的彻底暴露。　　

在围绕着确立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的争夺中失败之后，林彪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改弦更张，而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并试探毛泽东对自己的容忍底线。　　

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的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和三月十五日，苏联为了压迫我国屈服，以领土问题为借口，接连在我国的珍宝岛地区挑起了两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在敌强我弱并且苏联还暴露出将对我国施加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我国的战争准备工作进行得极为紧张。在确立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上遭到挫败之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在苏州疗养的林彪不仅事前不向毛泽东请示，而且事后也不下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而是私下里通过自己的死党、把持军权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擅自下达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在此之前一生都表现出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把党指挥枪的这种政治伦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而且林彪这种公然违背党指挥枪政治伦理的做法，还不是在事先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林彪此举的真正用意其实不过就是在试探自己这个接班人的分量在毛泽东的心中到底有多重？在全党全国全军中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大？另外可能也存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的想法，并且更可能还怀有以自己已经是党章所确定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要挟毛泽东的用意。　　

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坚持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方式来继续维护官僚集权体制的主张再次被毛泽东挫败之后，林彪放弃了毛泽东对其所进行的一切挽救，并在一九七一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以在公开场合与毛泽东见面之后不交谈，不问候的强硬方式和态度，公开宣布了与毛泽东的决裂。在公开宣布了与毛泽东决裂之后，林彪便开始了紧锣密鼓地谋害毛泽东并发动政变的准备工作。然而当毛泽东洞悉并挫败了其政变的阴谋活动之后，心高气傲的林彪元帅也就只剩下叛逃的这条路了。　　

尽管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这个问题上，一贯紧跟自己的林彪却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与自己如此严重的分歧，但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可能还只是把林彪与自己产生的分歧认为是由于林彪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才造成，因此才在九大制定的新党章中仍然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用写进党章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特别是在接到总参谋长黄永胜送来的林彪严重地违背了党内政治伦理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之后，毛泽东也只是以烧掉文件的举动表示了一下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再没有了其他的表示。　　

九届二中全会发生了关于国家体制问题的严重分歧与争论之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可能是由于受了陈伯达的欺骗所致，所以只是对陈伯达进行了组织处理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而丝毫没有去触动林彪，仍然在给林彪留下一个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林彪却接连拒绝了毛泽东的一再教育挽救，直至最终走上了自我爆炸的绝路。　　

以上应该是林彪与毛泽东产生分歧的主要标志和大致过程，分歧的产生首先就是林彪不仅背叛了自己几十年的光荣的革命经历，而且还背叛了自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背叛了自己曾经作出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庄重的承诺。从分歧产生的几点主要标志和大致的过程来分析，相信任何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分歧不仅是林彪主动挑起的，而且通过分歧产生的过程，更是暴露出了林彪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藏了几十年的骗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林彪与毛泽东之所以会在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根本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不是双方认识能力上的问题，而是阶级立场上的问题，因此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林彪却与刘少奇相同，代表的却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官僚主义集团的利益。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林彪看来，只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进行的一场权力斗争。林彪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这样说到：“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因而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林彪当然希望能由自己取而代之。林彪与刘少奇两个官僚主义集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是没有根本的阶级利益冲突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林彪才会想当然地认为在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之后，党的九大就是为了解决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决定继续革命的问题。然而毛泽东却不仅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而且在九大上也确实搞了权力再分配，只不过这种权利再分配却不是林彪所想象的那种权利再分配，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直接占领和管理国家的上层建筑，这种国家政权体制对急于恢复官僚集权体制的林彪不啻于是一次沉重地打击，而且也是林彪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把这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泽东为了将权力从刘少奇手中夺回来的一场权力斗争的，在当时还绝不仅仅是林彪一个人。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毛泽东在讲话中讲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路线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的过程以及自己的责任：“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时，经邓小平的力荐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才接替陆定一到中宣部工作、当年八月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第四位常委、而且也算得上是林彪的老部下陶铸就插言说：“大权旁落”。　　

陶铸之所以会把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看成是“大权旁落”，就是由于他丝毫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只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庸俗地看成是毛泽东把权力从刘少奇手里夺回来的一场权力斗争，所以陶铸才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而且还很快就滚落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那个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了。　　

林彪和陶铸以及包括刘少奇及邓小平等人与毛泽东的分歧，就是在于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分歧。毛泽东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林彪和刘少奇等人却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群众当牛做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是苏联那种模式的官僚集权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甚至还可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只能仰帝国主义鼻息才能生存下去的依附型国家。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和从表面的现象来看，这是因为他们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造成的。然而在实质上，却是由于他们阶级本性和内心深处的强烈地私有意识才导致的。而不论是他们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还是阶级本性和内心深处的强烈地私有意识，在参加革命几十年、入党几十年、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上能够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由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太少而受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才造成的。特别是刘少奇和陶铸，作为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假意宣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却一直真心兜售封建士大夫式的自身修养；一个在庐山会议之后给犯了错误的黄克诚做思想工作时，不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帮助同志提高思想认识，而是以“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来开导犯了错误的同志。由此可见，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的广泛存在，不仅是修正主义在我国能够极易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根源，而且使用结合传统文化的办法来修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还更容易欺骗善良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掩护自己，同时也使受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　　

由于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所以才不仅导致了许多人在认识问题的时候往往要受到它的强烈左右，而且还更使不少的人对它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不仅林彪的思想要受其影响，也不止陶铸和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等人的思想要受其影响，而且就连被它残害了两千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也同样要受其影响。我国民间流传很广且尤为当今社会草根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许世友上将拒绝在党中央提出的死后火葬的建议上签字时所说的：“活着尽忠，终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母亲守墓”和政治局开会的时候王洪文点名点不动许世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意义。　　

不管是革命的政党还是反革命的集团，不仅都必须要有其社会基础，而且还必须要有其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都是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修正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上，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却又有着一定的不同。刘少奇集团的组织基础主要是以文官集团和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为主，而林彪集团的组织基础却主要是那些迅速蜕化为官僚主义集团的以军队干部为代表的老革命；刘少奇集团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思想，而林彪集团的思想基础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就是由于受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的毒害太深，所以就像林彪污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那样，林彪自己却是个假马克思主义加真的孔老二。　　

林彪的叛逃，给毛泽东带来的震动是极大的，因而也引发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未来进行了更多更深地思考。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在官僚主义集团的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而官僚主义集团又是在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修正主义在我国的产生，为了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仅仅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必须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在我国产生的土壤，所以，批判林彪必须与批判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只有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才不仅能够彻底肃清林彪集团的余毒，才不仅能够彻底防止有人再步林彪的后尘以为害人民、为害党，而且还能够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以提高识别林彪一类骗子的能力，从而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因此，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推进下去的有力措施。　　

无论是从现在的标准还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上来看，儒家思想都算得上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而儒家思想的腐朽没落之处，主要就是在于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的故意捣乱以及对中国人性格的弱化这两个问题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就是仁，这种思想引伸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仁政。追求建立仁政和能够由自己来施行仁政，自古以来就是大多数有抱负的儒家传人毕生的政治追求。儒家思想所认为的仁政就是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活动，而任由民间自行发展。因此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变法活动，尤其是像王安石那样主要涉及经济问题的变法，大多数在当时就都遭到了儒家传人的批评、指责和抵制。　　

根据儒家思想衡量仁政的绝对化标准，按照儒家思想判断问题的绝对化方法，儒家传人把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在我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两个帝王，一并认作是暴君，把他们一生的作为一概认作是不行仁政行暴政。而他们所依据的事实就是秦始皇的修长城及“焚书坑儒”和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自卫反击战。　　

秦始皇修筑长城可不是为了玩，更不是要用修长城的办法折磨治下的百姓取乐；长城也不是农家茅舍外面的那道篱笆墙，以区分与邻家的利益范围。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道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工事，是中原汉民族抵御匈奴军事掠夺的一道安全屏障。修长城实在是秦始皇在匈奴严重的军事威胁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而且还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无奈之举，甚至是整个中原汉民族的无奈之举。由于长城既然是一道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工事，因此修筑完之后，必须还要征调大量的壮丁组建军队前去驻守以防御匈奴。但是埋葬秦王朝的农民起义的这把大火，却正是由准备开赴长城戍边的军人点燃的。就是由戍边军人点燃的这把烧毁了秦王朝的农民起义大火，不仅给儒家传人编造秦始皇不行仁政行暴政的历史提供了所谓的事实上的依据，而且还顺势搞乱了个人与民族这个整体之间的关系。　　

两千多年来，儒家传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主导权，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不仅总是极力地在篡改和伪造我国的历史。而且为了增加感染力，儒家传人们不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了“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的动人故事，甚至还信口雌黄地编造出了“焚书坑儒”这样一出活生生的历史。　　

今天，据许多正直且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之后认定，当年秦始皇坑杀的四百多人不是儒士而是方士，而且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原因也不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是在进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当时，这些方士整日不务正业，专门从事坑崩拐骗活动，最后竟然都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从而引起了秦始皇的震怒，于是下令对全国所有有违法劣迹的方士进行集中搜捕，然后押到首都咸阳予以坑杀。在我国流传久远的徐福以能够找到长生不死仙药的名义欺骗秦始皇，带着五百童男童女东渡出海的故事，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秦始皇坑杀的确实不过就是一些坑崩拐骗的方士的真实性。据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透漏，前几年在日本就已经找到了徐福的墓葬，看来徐福东渡的这件事可能是确实存在的。　　

如果说在“五胡乱华”这段对于中原汉民族惨痛得都不忍回忆的历史发生之前，儒家传人把秦始皇大规模修筑长城和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反击认为是行暴政和穷兵黩武，是由于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所以对异族入侵将会自己这个民族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而没有应有的认识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已经发生了匈奴、鲜卑、羌、羯、氐等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差点就将中原的汉族人杀光，甚至将几万名汉族妇女掠入军营，夜晚奸淫，白天杀死充作军粮的这样惨痛的事实之后，儒家传人却仍然还把秦始皇大规模修筑长城和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反击认为是行暴政和穷兵黩武，那就纯粹是在强国与仁政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在进行故意和恶意地捣乱了。　　

国家政权只有能够有效地抵御异族的入侵而保护百姓的生存和免遭侵略者的蹂躏，才是行最大的仁政，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次要的。国家政权如果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以保护自己的人民，那么不管它在维护内部稳定方面做得多么出色，它也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其实，儒家传人攻击和污蔑秦始皇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秦始皇大规模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等所谓的不行仁政行暴政的行为，而是因为秦王朝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给那些专门靠骗人混饭吃的儒家传人提供政治上晋身和留下经济上骗人混饭吃的机会。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开始实行奖励军功的制度。这项制度不仅堵死了那些专门靠骗人混饭吃的儒家传人实现自己在政治上晋身和在经济上发财的路，而且更由于接连几代的秦国统治者也察觉到了儒家传人除了空谈之外，再无其他长技，与富国强兵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接连几代的秦国最高统治者才在以极其优厚的条件大量招募六国的人士入秦的时候，却唯独不准儒家传人入秦。然而在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尽管秦国不给儒家传人提供政治上晋身和留下经济上骗人混饭吃的机会，但是由于还有其他六国可以去施展政治上晋身和经济上骗人混饭吃的广阔天地，所以秦国行不行暴政，与儒家传人也就没有了多大的关系。但是后来由于儒家传人把六国都给混倒了，天下归为了秦王朝一统，于是儒家传人就再也找不到政治上晋身的机会和经济上骗人混饭吃的去处了。儒家传人编造历史恶毒地攻击和污蔑秦始皇最重要的一点，绝不仅仅是在于泄愤，而是为了警告后世的帝王，怕后世的帝王效法秦始皇，也断了他们政治上晋身的机会和经济上骗人混饭吃的财路。儒家传人们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颠倒黑白地编造和歪曲历史，所以才故意和恶意地搞乱了强国与仁政、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为害中华两千年而且还贻害至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按道理应该是令儒家传人们永远感恩戴德的一位封建帝王，但是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还由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因而影响了儒家传人实现他们的“少数人先富起来”，所以，儒家传人们照旧也给汉武帝扣上了一顶“穷兵黩武”而不行仁政行暴政的大帽子。　　

汉武帝时期，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威胁并一雪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启的靠和亲的屈辱政策才勉强保全国家平安的民族之耻。汉武帝发起了几次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作战。在冷兵器的时代，发动战争就需要征发大量的士兵，而征发士兵就必须要清查国内的人口。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为了逃避国家的徭役并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向国家隐瞒了大量的那些依附于自己为生的人口。所以汉武帝为了发起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而清查全国人口的行为，就极大地损害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另外为了支撑战争时期的国家财政，汉武帝又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的盐铁官营和酒榷、平准、均输等项措施，同样也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而这些大地主和大商人却又大多是儒家传人，所以损害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也就是在损害儒家传人的利益。因此，儒家传人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才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才会反对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儒家传人反对汉武帝发动对匈奴进行自卫反击战的做法十分巧妙，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文化的主导权，打着关注民生的幌子，只是给汉武帝扣上了一顶穷兵黩武的大帽子，就挑动起了大多数百姓对汉武帝的不满，于是掀起了纷纷的造反运动。对于中原汉民族的老百姓来说，主动地参与国家对匈奴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可能要面对死亡，都不参加对匈奴进行自卫反击战而等匈奴人打来时却必然要面对死亡；为了抗拒国家的强令征兵必然就得造反，而造反就必然会遭到国家的镇压，因而同样也必然要面对死亡。因此，主动地参与国家对匈奴的反击作战和被动地等待匈奴人打来以及为了抗拒国家主动反击匈奴而不得不进行的造反既然是“等死”，然而却只有主动参与国家对匈奴进行的自卫反击的死才是为国而死。这样的死，尽管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但最起码在客观上也是为了民族，也为了人民，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妻子。但是，由于儒家传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主导权而在强国与仁政和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上所进行的故意和恶意地捣乱，造成了大多数老百姓对强国与仁政和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错乱，因而才宁可死于对国家“暴政”的反抗而也不肯死于对侵略者入侵的反抗。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最后逼迫得汉武帝不仅停止了对匈奴的继续反击并废除了许多为反击匈奴而实行的正确做法，而且还亲自写了检讨书。尽管如此，儒家传人们却仍不满足，继续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除恶务尽精神，在汉武帝死后，又组织召开了一场与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相类似的“盐铁会议”。来自民间的儒家传人在与他们的立场观点利益相一致的权臣霍光等人的支持下，对坚持执行汉武帝时期保留下来一些政策的政府代表桑弘羊进行了口诛笔伐，首先从“理论”上取得了胜利，继而便开始了对桑弘羊的妖魔化，最后又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桑弘羊直接杀掉了。　　

儒家思想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不顾国家和民族所面对的外来威胁，只知教条地强调仁政，甚至把仁政上升为了“天道”，从而形成了有条件爱国的这样一种观念。而也就是这个观念，才成了后来许多中国人投敌当汉奸的理论依据和心理安慰。　　

儒家传人在“盐铁会议”上进行的这场关于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关系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以故意和恶意搞乱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关系的手段，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后来为了巩固这个“胜利”的成果，汉宣帝又命令儒生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内容和过程，整理成了《盐铁论》一书并流传了下来。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结合对林彪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放松战备而重点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的批判，有关部门还于一九七四年专门重新印制了《盐铁论》一书，以便人民群众能够从惨痛的历史中接受教训。　　

儒家传人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不仅放弃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且还故意和恶意搞乱了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文化，“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种极其无耻的腐朽思想也开始深入人心。由于强国与仁政和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被儒家传人的故意和恶意搞得越来越乱，随着“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极其无耻的腐朽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也越来越坠入了挨打的深渊。　　

中国历史的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哪一代王朝，也不论是哪一位最高统治者，只要没有满足儒家传人的利益要求，就会一律被污蔑为是暴秦，是秦始皇。而儒家传人污蔑秦始皇时能够说得出口的理由也只不过就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修了长城。秦始皇既不是我国第一个修长城的帝王，更不是唯一修长城的帝王。自秦代以后，在我国历史上，除了蒙元和满清这两个游牧渔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之外，凡是统一的中原汉民族王朝，都曾经大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就连北宋这个只能算是个稍大一点的割据王朝，即使是在失去了依靠崇山峻岭而修筑长城的地利的情况下，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冲击，也曾经修建过大规模的地下长城和水上长城。在儒家思想不仅将强国与仁政之间的关系故意和恶意搞乱，尤其是中原农耕民族的性格在经过儒家思想的长期极度地弱化之后而很少敢与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野战的情况下，修筑长城也就成了中原农耕民族唯一的防御措施。而且尽管儒家传人都是些“记吃不记打”、为吃不怕打、为吃不怕羞的人，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却由于从惨痛的历史中记取了深刻地教训，所以还是越来越明白了强国与仁政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越来越强化了民族的整体意识。因此后来的许多王朝在修筑长城的时候，都顺利了许多，特别是明王朝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秦汉隋唐时的夯土长城改造成砖石长城的过程中，就连江南地区的百姓都能够不远千里地将在当地烧制或采制的砖石运往北方的长城一线，而且也再没有发生过驻守长城的戍卒发生起义的事。尽管长城终究也有过没有挡住蒙元和满清这两个游牧渔猎民族的铁蹄而造成蒙古和满洲两次入主中原的惨痛经历，但在大多数的时候长城还是起到了防御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侵扰的重要作用，有效地保护了长城以南农耕民族的安全。　　

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长城的保护，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所以，长城不仅给非常渴望安全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精神上的抚慰，而且更成为了中华民族安全屏障的象征。当敌寇侵入国土，人民惨遭蹂躏的时候，不屈的中华民族儿女由于赤手空拳，于是只好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手握毛泽东留下的原子弹从而有效地保卫了中华民族安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被誉为了是钢铁长城。　　

儒家思想由于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因而中国人才往往又把儒家思想习惯性称之为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之所以又能够等同于儒家思想，那是因为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主张。而也正是因为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主张，所以儒家传人才普遍都养成了强烈地政治欲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儒家传人的人生信条和毕生追求。只是由于儒家思想自己搞乱了强国与仁政、仁政与富民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儒家思想在弱化人的性格方面的强劲功能和偏偏缺少对战略问题的观察及分析的功效，因此，不仅作为两千多年来始终是我国一贯政治主张的儒家思想没有留下什么作为，甚至就连所有的民族一旦儒化了之后，不仅就都再也难以有什么作为，而且还一定会招致屡屡挨打。儒化后的汉民族是这样，儒化后的鲜卑民族是这样，儒化后的契丹、儒化后的女真、儒化后的蒙古，也都莫不如此。所以，由于儒家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且还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国所有的封建王朝始终都尊崇的政治主张，因此儒家思想在承受了封建帝王所赏赐的无数荣耀的同时，也必须要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所蒙受的所有屈辱与苦难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当然，儒家思想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优点与长处，否则也就不可能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成为我国的统治思想，而且还为那么多的民族所接受。儒家思想最大的优点与长处，就是有利于巩固封建皇权和利于官僚集团的统治。所以两千多年来，拼命鼓吹儒家思想的，莫不是那些官僚精英和文匪精英；而只要是官僚精英和文匪精英，就没有不拼命鼓吹儒家思想的。就是这种寄生在国家政治体制内的儒家思想和小农经济体制，才共同导致了所有儒化后的民族的民族性格出现弱化，才导致了中国人形成内战凶残，外战懦弱的这样一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才导致了所有的民族一旦儒化后就一定要屡屡挨打。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人民群众的反孔批孔，主要就是针对儒家思想对国家政权的这种依赖性和寄生性以及国家政权由于接受儒家思想而必然产生的懦弱性和腐朽性。因此，中华民族不仅为了实现复兴必须要在国家政治思想中彻底铲除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就是为了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也一定要彻底摆脱儒家思想对国家政治的控制。　　

今天，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定要警惕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所导致的国家政权对外功能的丧失和由此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知，因此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也越来越遭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唾弃。为了能够借助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继续欺骗和麻醉中国人，于是，那些官僚精英和文匪精英又开始了在儒家思想的文化功能上做文章，又玩弄起了把儒家思想还原成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尤其是把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从政治孔子还原成文化孔子的阴谋勾当，以便实现儒家思想能够曲线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罪恶目的。确实，孔子以及他所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确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性质。儒家思想原本是孔子的一种政治主张，孔子就曾经带着它周游列国十四年，向各国统治者极力兜售。但是在四处碰壁之后，孔子才不得不回到故乡，退而求其次地潜心研究起学术和教育来。尽管孔子生前想凭着儒家学说实现他能够当上一个政治爬虫的理想未能如愿。但是，几百年之后，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了儒家传人在政治上能够得以晋身的敲门砖。但是，不管是作为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也好，还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罢，儒家思想都未能起到引领中华民族发展，未能起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历史作用。儒家传人的一个最不要脸之处，就在于每当发生外敌入侵，整个民族都陷入血海之中，人民惨遭蹂躏的时候，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他们，却总是束手无策。而一旦有人将民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挽救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治国高论。在这一点上，被今天的那些死不要脸的儒家传人吹捧为是“否定文革第一人”、“最后的儒者”和“中国的脊梁”的梁漱溟就非常典型。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他比兔子跑得还快。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挽救了中华民族之后，梁漱溟马上又开始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像这种情况，当今比过去尤甚。今天的那些文匪精英就一边躲在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打造的核保护伞下高谈阔论着孔孟之道骗人混饭吃，一边还诬蔑着毛泽东。一八四0年以前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仅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在被西方及日本侵略者杀得血流成河，差点就亡国灭种了的时候，儒家思想又为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日本侵略者打来的时候，儒家传人不是在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新儒家“三圣”的带领下跑得比兔子还快，就是甘当了顺民，还有些干脆就投敌当了汉奸。而选择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群众一道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的，却实在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孔子嫡派传人“衍圣公”的无耻表现，如果孔老夫子真的是在地下有知，都会令孔老夫子在地下痛骂其不肖。血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了，儒家思想支撑不起中华民族伟岸的身躯；儒家传人无论是多么地巧舌如簧，也翻转不了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时的无耻。　　

与后来的官僚精英和文匪精英把毛泽东直接等同于秦始皇相比，当年林彪污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还算是“客气”的，而且毛泽东与秦始皇也确实有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为了抵御来自匈奴骑兵的侵略以维护王朝的统治，秦始皇没有送上金帛美女，而是选择了修筑长城以进行坚决地抵抗；为了反抗来自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以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毛泽东没有以欺负弱小邻国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方式向美帝国主义交上投名状，而是深挖了地洞并且依靠自力更生、勒紧裤带还制造出了原子弹。　　

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在一路挨打的痛苦和屈辱中能够走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地传承至今，完全是有赖于一种历史的侥幸和因为有了毛泽东。　　

上天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真是眷顾有加，赐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黄河与长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又极适于农耕的两河流域周围，除了高山和荒漠，便是大海。高山和荒漠的恶劣条件不仅使其他文明难以在中华民族的周围产生，而且更为中华民族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从而成功地挡住了远方文明的入侵，才使得中华文化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得以悠然自得地传承了几千年。虽然几千年来不断地发生游牧民族与农耕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战争，但这些都属于是同一个文化圈之内的“兄弟阋于墙”。不论是契丹女真蒙元满清入主中原，还是北宋大明进行的北伐北征，都属于这类的性质。所以虽然中国古代不断地改朝换代，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在不间断地传承着。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少了一种忧患意识，而却多了几分侥幸的心理。

到了英法德俄美日等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近代之后，这种历史的侥幸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也就不再存在了，大海再也挡不住坚船，长城再也难以抵挡利炮。面对伴随着西方强劲工业文明汹涌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不仅我国的传统文化险些遭到灭顶之灾，而且就连我们中华民族都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幸亏在中华民族沉沦到了最底层深渊的时候，上天又给中华民族降下了毛泽东。

近二十年来，随着对毛泽东的否定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我国又有人掀起了一股股的为汉奸卖国贼翻案和美化蒋介石以及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逆流，掀起了一股股的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逆流，掀起了一股股的否定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逆流，甚至还有些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假设：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中华民族早就能够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这些人所做出这种历史假设的依据，就是所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的时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和美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废除了以往与美英两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的外国租界，因而当日本投降之后，中华民族就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得到了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当时主政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发展路线和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还基本上是一致的，既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这条发展路线是可行的，是正确的。那么，如果不是当初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了一党之私、甚至是为了一人之私而拒不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中国就不会出现三年的内战，国民党和蒋介石也就不会因失败而逃往台湾，因此中国就会提前三十年实现改革开放，所以中华民族也早就发展强大起来了。　　

能够做出这样的历史假设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那就是一个白痴。一九四三年，美国为了拉住在对日作战中始终摇摆不定的蒋介石继续坚持对日作战，所以不仅自己答应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废除中美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而且还说服了英国也答应了废除中英不平等条约，并重新签订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在表面上看来是使中华民国收回了自己的主权，然而实际上即使美国和英国不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也因为我国的国土大片沦陷于日寇之手而早已失去了实际上的功效。例如中美新约的第三款规定：“美国同意终止在上海、厦门租界特权。美国愿意协助中国与其它有关各国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官有资产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历史早就告诉了每一个中国人，美国在厦门以及上海的租界早在就在一九四一年日本对美国宣战之后，就落入到了日寇之手。所以，美国人在中美新约中只不过是给蒋介石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那些崇拜美国的中国人仅仅带来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可就是这样仅仅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也没有持续多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这样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将除了东北之外的全中国都变成了美国的租借地。不止如此，在对日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仅英国立即就恢复了对香港的统治和对西藏的控制以及在我国大陆的诸多特权、包括其军用船舶在我国内河的航行权，所以也才有了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中的“紫石英号事件”。而且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又根据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根据这份条约，苏联不仅从法理上和事实上成功地将外蒙古从我国分割了出去，而且还强租了旅顺和大连地区，接管了长春铁路。从而基本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曾经取得的而又因为日俄战争战败失去的在我国东北的一切权益，特别是在旅顺和大连地区驻军的权力。　　

上述这些，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华民族争取实现的民族独立，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华民族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难能够想象出，在由于被三个大国分割而实际上处于分裂的一种状态下，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所以，中华民族在沉沦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的时候如果不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是走不到今天的。　　

毛泽东逝世之后，“文革十年浩劫”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说法便开始甚嚣尘上。但是如果站在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立场上去看待文革，那么“文革十年浩劫”的说法也就毫不奇怪；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好事”的教导去分析，那么他们将毛泽东主义中最辉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就不难理解。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否定，才造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深陷三十多年的浩劫之中，因此也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毛泽东主义的伟大。　　

五，毛泽东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

理论的强大力量在于它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在于它是否能够准确地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本质，在于它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结局问题的具体方法，因此马克思才会这样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毛泽东主义就是这样一部完整的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准确地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本质，而且更为人们提供了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主义由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两大体系所组成，毛泽东主义科学体系所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常深刻、非常丰富，毛泽东主义对世界观的认识目前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而且就是在全人类所有的理论体系中，也是认识得最深刻、最彻底、最科学的。毛泽东主义理论体系中主要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反修防修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外交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构建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伦理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理论、对传统的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进行彻底革命和全面建设的理论、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革命，创建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全新文化的理论等，毛泽东主义中的这些主要内容，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又有相互之间紧密地科学联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主义不只具有许多完整的重要内容，而且毛泽东主义还更具有完整清晰的产生过程和始终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为人民服务和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始终完全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去认识和观察世界，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义不仅具有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而且毛泽东主义更具有活的灵魂。这个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由完整的紧密联系的重要内容、清晰地产生过程、始终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一条主线以及活的灵魂，构成了毛泽东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　　

六，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基础上发展、创立的毛泽东主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以及在将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都产生了而且还必将继续产生的巨大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入侵南斯拉夫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全世界又回到了帝国主义野蛮时代的情况下，毛泽东主义更是凸显了它极其伟大的时代意义和极其巨大的现实作用。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世界上就已经出现了十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中除了苏联是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余的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蒙古、北朝鲜等九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部或者大部分是靠苏联的输出革命、甚至可以说是由于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划分势力范围才确立起来的。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方式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产生太大地影响。特别是苏联是在俄国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俄国在变为苏联之前，就是世界上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本身就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帝国主义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战略格局所造成的改变都不大。特别是苏联的这种模式，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更加缺少榜样的力量。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军事格局所造成的改变，却是颠覆性的。　　

1，由于有了毛泽东主义，才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地独立和解放。从而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丧失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和四亿五千万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中国这个庞大的产品市场。　　

从一八四二年清政府与英帝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外国商品便伴随着毒品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华大地。一八九五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满清政府之后，强迫满清政府与其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在我国开矿办厂。从此，中华民族的血汗，养肥的却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又分别与苏联和美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不仅将外蒙古从我国成功地分割了出去，而且还基本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曾经取得的而又因为日俄战争战败失去的在我国东北的一切权益，特别是在旅顺和大连地区驻军的权力。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规定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所管辖的范围，不管是领土、领海还是领空，不论是内陆、内河还是内海，一切都向美国开放，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美国的租借地。从此美国资本就成了插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功率强大的抽血机器，将中华民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抽往了美国。然而这一切，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2，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民族的真正独立并迅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这种方式足以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那些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独立、却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尽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衰落了，但是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没有彻底结束。而且由于新的帝国主义的崛起，所以又使许多已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在表面上取得了独立，但却仍然要受着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大国或原来宗主国的控制。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的民族真正地独立，使全世界的那些仍然处在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下，或是在帝国主义大国控制下的弱小民族看到了能够争取民族独立的希望，增添了反抗殖民统治和大国控制与压迫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尚在殖民主义统治和大国控制下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立即掀起了彻底推翻殖民统治和坚决反抗大国压迫以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高潮。　　

3，毛泽东主义不仅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地独立和解放，而且更使中华民族聚集起了巨大的能量，从而彰显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四亿多中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迸发出了高涨的热情。抗美援朝战争，手握缴获的“万国牌”落后武器的中国人民自愿军战胜了拥有并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先进武器的十六国联军，向世界显示了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所蕴藏巨大的精神能量。大跃进运动拉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建设的帷幕，“两弹一星”的研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便取得成功，则更是彰显了新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所有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了。拥有并掌握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人民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　　

4，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创新而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不仅彻底颠覆了按照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所确立起来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政治关系，而且还确立了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一律平等的这样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伦理，创造了以毛泽东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人类正义并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和平文化；有了毛泽东主义，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从此彻底觉醒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从此彻底改变了。从此，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彻底被结束了。　　

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产生以来，欧美列强就将这种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体制逐步推向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参加，但是这种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政治关系伦理却依然没有改变，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的时间最长，抵抗最坚决，受伤害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在确定战后世界政治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体系”中，竟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定战后世界关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一样，受到的却依然还是伤害，而且受到的还是远远地超过了所有战败国的伤害。然而当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九五0年的时候，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海岸线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豪情壮语终归是豪情壮语，客观规律告诉了人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以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表现出来。今天，不仅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如今又“夹着皮包回来了”，而且远比在海岸线上架起几门大炮更为简捷的远程轰炸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也开启了。但是尽管目前的现状如此，而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也一定会像毛泽东教导我们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就像越是心灵丑恶的人就越惧怕道德，越是思想伪善的人就越是惧怕真理一样。帝国主义越是在这个世界上推行自己的霸权，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越是猖獗，就越是惧怕毛泽东主义。因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只要还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只要国际政治伦理中还存在着一丝一毫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只要那种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还存在一天，只要共产主义一天还没有实现，只要共产主义制度还没有最终得到巩固，那么，毛泽东主义就注定还要继续发挥其巨大作用，必将指引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彻底铲除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彻底铲除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去共同迎接共产主义美好世界的到来。

尽管目前资本主义势力在这个世界上还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不应该有任何地气馁，因为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方法，而且毛泽东主义更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信仰，所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去信仰。古时侯的基督徒和儒家传人都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仅以生命为代价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传承下来，而且更使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完成了从非法到合法，从合法到成为了法这样的转换，那么具有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更能够、而且也更应该做得到这样。尽管所有的毛泽东主义者不可能都做到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只要信仰毛泽东主义，那就必须同自己的人生境遇进行彻底地决裂。古时侯那些有理想的封建士大夫尚且还能够去追求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那么一个无产者、一个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只要目前信仰毛泽东主义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群以及无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宣传毛泽东主义，那么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特别是由于毛泽东主义不仅是科学、是真理，而且还有许多内容更是曾经指导实践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尤其是还早已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实际从另一个侧面所证实，所以自然也就能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在宣传毛泽东主义的过程中，千万不可像儒家传人那样在宣扬儒家思想的时候靠编造事实、伪造事实来争取人民群众。也更不需要像儒家传人那样，抓住并利用中国人天性善良的这个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编造了许多像“焚书坑儒”或“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这样的悲情戏、苦情戏出来，以博得人民群众的同情。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早已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主义一定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信仰。就像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写的那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类世界的客观发展规律更是告诉了我们，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人类世界就产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只要有毛泽东主义的存在，全世界就一定能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毛泽东主义活动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而毛泽东则更是一再教导人们要充分运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对具体客观事实的分析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办法来，特别是毛泽东主义中的毛泽东军事理论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和强调要机动灵活以及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在宣传毛泽东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掌握文化的主导权，就难以宣传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劳动知识分子，在中国，只有劳动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地脊梁。在今天的这种社会现状下，劳动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要紧紧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不仅要把自己的思想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劳动知识分子个人的经济生活，也主要应该与劳动结合在一起，而不应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劳动才应该成为劳动知识分子谋生的主要途径，知识只是劳动知识分子的民族和阶级的责任与使命。劳动知识分子如果也把知识当作是主要的谋生手段，那么与专门靠骗人混饭吃的文匪精英也就难以有什么区别。能够撑起中华民族的伟岸身躯，能够实现真正中华民族崛起的，唯有毛泽东主义。而传承毛泽东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则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及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除此之外，不管是那些坚守儒家思想的儒家传人，还是那些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文匪精英与官僚精英，都完全做不到。别看那些儒家传人满口仁义道德，也别管那些文匪精英和官僚精英张嘴就是普世价值，其实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些软体动物。这些人在嘴上把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正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就必须要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首先就必须要跨过战胜帝国主义这道关，而这一点，传统文化和文匪精英与官僚精英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离开了毛泽东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及劳动知识分子，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就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中华民族的衰落，就是由于长达一百多年时间的无数次挨打。如果传统文化和文匪精英与官僚精英真有战胜帝国主义这样的能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这个问题了，那也就更不会存在目前儒家传人和文匪精英与官僚精英高喊的什么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复兴中华民族的这个问题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都是传统文化和文匪精英与官僚精英惹的祸。因此，中华民族若想继续生存下去，若想真的走向复兴，若想复兴真的民族传统文化，那就唯有复兴毛泽东主义和培养出大量的无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

今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九十周年，不仅是毛泽东逝世的三十五周年，而且也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四十五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如此顽强的战斗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这个伟大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在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注入的那种崇高的政治伦理，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与考验的人民群众这个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地根植于人民群众的这块沃土之中，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不仅与人民群众密不可分，而且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更是密不可分。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灵魂，而且毛泽东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永远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灵魂。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九十年的历史，主要是由毛泽东写就的，是由毛泽东主义写就的，而且这种状况在今后还将永远地持续下去。虽然毛泽东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十二名代表中的普通一员，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对建党所起的作用以及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不及“南陈北李”，但却是毛泽东才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最为核心的建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崇高的政治伦理，而且更是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上才把中国共产党从上海滩外国租界的十里洋场里领上了井冈山的；是毛泽东才把中国共产党从洒满了五万多名红军将士鲜血的湘江之畔领到了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的；是毛泽东才把中国共产党一直领到了北京城、领到了全中国，领到了全体中国人民心里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不断同党内那些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同国际上的帝修反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就是毛泽东主义与党内那些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进行反复斗争的历史，就是毛泽东主义改造弱肉强食的西方邪恶文化的历史。直到今天，尽管毛泽东都已经逝世三十五年了，可这种斗争仍然还在激烈地持续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还更成为了中华民族脊梁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至今仍然还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和歪理邪说。但是，经过实践验证了的真理、尤其是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验证过的真理，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前三十年的历史就已经能够足以证明毛泽东主义的伟大，而后三十多年的历史不仅也从另一个方面同样验证了毛泽东主义的伟大，而且还更是用最直观生动的大量社会现实，教育和启发了更多的人去认识和追求毛泽东主义这个真理。今天我国的社会实际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全面低潮的这种实际情况，不仅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完全是继承和发展创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证明了毛泽东主义是足可以与列宁主义相媲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献给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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