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在人口研究中间发现，早期的人口再生产情况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同时存在，人口的高出生率受到高死亡率抵消之后，呈现低增长率趋势。在工业革命之后，大约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西方人口生产上的“两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就逐步被“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趋势所取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高死亡率的各种因素，是人口再生产与农业时代生存资料实现匹配的关键过程， 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说战争、饥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道路，人口数量要在某种方式和程度上与农业发展成比例的观点是一个内含的逻辑。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粮食的增长。当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由此产生的大量死亡导致人口减少，使人口与粮食重新恢复均衡。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发展屡屡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削减”掉大量人口后，重新回到和平时期。从这里可以明白高出生率随后带来的就是高死亡率以维持低增长率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比如民国1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破纪录的5亿，而陕西在民国18年之前人口总量达到1300多万——这是70年后全省人口又一次超过1300万。同治元年（公元1862）陕西人口第一次达到1394万，不久关中即爆发了残酷至极的种族大屠杀，到光绪五年（1879），人口锐减至772万。短短10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高达622万，有一半左右人口死亡。民国18年饥荒如同同治大屠杀的重演，只不过将人的屠杀换成了大自然的屠杀，活生生将人口减少了一半。民国在大陆统治三十八年却有大饥荒十六年，饿死及其它死亡超过二亿人，以维持从清未到民国几十年的极低人口增长率来保证四亿多人的平衡。
这就是说早期的人类历史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
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智慧，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人口迅速增加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近代以来，欧洲人口增长确实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主要得益于智利的硝石开采和秘鲁沿海的鸟粪资源，这促使欧洲在化肥工业成长起来之前，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单产水平，这是欧洲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因素，这个突破本身是作为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家的革命性作用来受人称道的。西方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改写这个历史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而毛时代则改写这两个规律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就造成毛时代中国人口的猛增，而有网友就称之为“毛泽东人口阶跃”。 由于这个阶跃是在前工业社会实现的，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显得非常之不寻常，应该作为独特的个案记录下来，供后世研究。
（一）毛时代将49年之前中国的高死亡率变成低死亡率，以致引起更高的人口高增长率，也就是说毛时代将马尔萨斯陷阱挖深挖大，毛共怎样将它挖深挖大呢？
一就是建立了广泛的全民医疗体系，49年之后逐步在全国各县建立了县人民医院丶中医院丶县卫生防疫站丶县卫生局；人民公社后各公社建立公社卫生院丶村（大队）有赤脚医生；行署丶地区除和县机构对应外，还设有妇幼保健院丶中等卫生学校丶医学院（有条件者）丶省级在地区丶市或行署机构上另增加了儿科（童）医院丶妇产科医院丶妇幼保健院丶医学院丶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及省级医院，各街道医院，工业卫生研究所(院)及防疫站，这样就迅速地消灭或控制了49年之前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疟疾,性病,结核病等流行病与传染病。特别是在中国已肆疟千年的血吸虫病，据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全国疫区多达12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受此病威胁的人口有一亿多，1200万人感染此病，其中许多人丧失了劳动力和生育力。这样就使得全民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
二就是实施票证制度，票证制度的平均分配，完全彻底改善了最底层人数最多的平民生存条件，这两个方面的改善导致了婴儿的死亡率和成人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使人均寿命猛增，从而使得毛时代中国人口出现一种“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趋势，也就是挖大了 马尔萨斯陷阱 。
（二）那么毛时代又怎样逃过自己挖深挖大了的马尔萨斯陷阱呢？
按照马尔萨斯的认识， 1949年，美国的政客艾奇逊还在白皮书中间，断言毛共的中国无法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必然要陷入各种形式的内乱，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可以在乱中取胜夺取政权。所以抗美援朝发生后美国就带动全世界的反共反华国家长期封锁中国，期望如他所希望出现的情况。
难道正如马尔萨斯所说要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来解决吗？一正如上面所说毛时代全民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这就排除了瘟疫大规模的发生。二毛时代没有主动发动过战争，哪时只有三场局部性的被动应付的战争一是抗美援朝战争，二是对印自卫反击战，三就是抗美援越战争，这三场战争按官方统计所损失的人数不过就是60万，这和抗日战争的5千万人比起来微不足道。那么就只剩下饥荒这一条，在毛时代的28年间，由于票证制度的普遍实施就保证了不会发生全面的大饥荒，只有唯一的最具争议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其实严格说起来也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其中在河南信阳与四川发生了饿死人事件，究其原因也只是这两个地方的领导人的问题，但无论当时饿死多少人也没有从大范围减少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数，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人口统计年减少人口最烈的是1961年也就是总人口数为65859万，这个数与三年前的1958年的65994万大致相当，而1962年的67295与59年的67207大致相当，也就是说两年之后人口增长率就恢复正常的高增长，况且中国在已经过去的20年中，不仅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还进行了多次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中国在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995年10月1日完成的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2000年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有的数据都不支持82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也就是说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就没有大规模饿死人。
中国的右派为了抹黑毛共，长期不遗余力地制造谎言并加以诋毁。那个出于特定时期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辞，得到右派殚精竭虑的极致发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右派在这个问题上，严重违背了他们一贯拥戴的西方导师们的见解。按照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欧洲高人的见解，1949年中国人口54000万，在密度上早就超出“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非常远了，本该就要发生饥荒、战争或者瘟疫来促使人口向适应的数量回归，但毛共时期带来了和平，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不利于瘟疫大面积流行，右派就只剩下拿饥荒一事来说事了。
为了逃过自己挖深挖大了的马尔萨斯陷阱，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八大政治报告获得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对于后来的国家发展路径和工农业关系，已经做了明确的阐述：“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之下，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得以确定。此决议还指出“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这个决议中间非常明确地提出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剩余要优先分配给重工业，农业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主要依靠组织农民起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毛共是依靠集体劳动（人民公社）来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最重要的落实步骤就是要强化政权对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具体就是要强化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三级政权，以提升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动员能力。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后中国的水利建设才进入飞跃发展时期。经过人民公社干部社员和科技人员30多年的努力奋斗，特别经过大跃进时期的全民无私兴修水利，全国农业学大寨这两个时期，取得了远远超过几千年以前的成就。毛共（1949—1976年）共28年里，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进行全面整治了黄河、 淮河、 海河、辽河等江河。全国整修加固堤防约20万公里，在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是49年前只有大型水库6座的50倍；中型水库2110座，是49年前只有中型水库13座的162倍；小型水库82000多座，是49年前只有小型水库1200座的67倍；总库容4500亿立方米，是49年前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米左右的21倍。全面提高了江河的防洪能力,初步解除了大部分江河的常遇水害,并为工农业和城市供水4700亿m。
农田水利方面，建成了万亩以上的灌区5300多处，配套机井250多万眼,全国灌溉面积由49年的2.4亿亩猛增到70年代末的7.2亿亩，是49年前的3倍而居世界各国的首位。在不足全国耕地一半的灌溉土地上，生产出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的粮食和占全国产量60％的经济作物。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全国水电装机到70年末已超过2800万kW，年发电量达900亿kW•h,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8％。全国内河航运的里程已发展到10万公里，年货运量达6亿t。与此同时，中国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在修建高坝大库、大型灌区、整治多沙河流、农田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小水电开发等许多方面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20多年的发展效果来检验，这个政策也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1955年中国粮食产量是18394万吨，1956年开始集体农业就占优势了，到1978年中国化肥工业对增产作出重大贡献之前，中国粮食总的增产幅度已经超过了60％。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努力过程，确实有效地推进了农业生产水平，在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产品需要之外，还让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营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比1949年上升了近一倍。由于新中国实现了和平，粮食生产在没有化肥帮助之前就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并执行非常平均的食物分配政策，结果使中国在前工业化时期就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导致死亡率迅速下降和人口急剧增长。
毛共采取了自愿式使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工作，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１年提出节制生育的段。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提倡计划生育的试点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总之毛共时代的计划生育是自愿性质，不会去强迫人们计划生育， 但到了１９８０年邓执政后发挥直到至今仍然采取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与手段，在多数人口还处在农业社会中间的时候，就强行实现了人口的“低出生率”革命。毛共时代由于受到农业社会人口生育思想的制约，特别是工业和医疗基础难以支持广泛的节育措施，直到工业化和合作医疗体系取得初步成就的1970年代，才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从1973年国家开始就大力推行覆盖全民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就非常显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从5.18下降到1980年的2.3，现在已经下降到1.81了（其中农村1.98，城市1.33），低于保证人口规模不变的更替生育率水平（2.1）。所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就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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