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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年10月6日，毛远新也被宣布“保护审查”，从此从喧闹的政治潮流中退出，过上了一种孤寂的囚禁生活。在这以后，社会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有人说他被关押在大西北，有的说他已不在人世……一个普通人的生死沉浮，是不会引起社会多少波澜的，而他是毛远新，是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同志的侄子，他自己一度也是风云人物，他的名字曾经响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母子情深
1986年，毛远新以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后，他的母亲朱旦华以其身体患病为由，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请求批准毛远新“保外就医”。杨尚昆作了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1989年3月17日，服刑中的毛远新来到南昌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开始了保外就医的生活。保外就医虽然不像监狱管束得那么严格，但也不是什么都自由了。毛远新懂得自己的身份，他规规矩矩地生活，不越雷池一步。
十多年中，朱旦华曾经到监狱中看过一次毛远新，这次她听说儿子到了南昌，当天就到了招待所。朱旦华在见到儿子的一刹那间，百感交集，泪水顺着两颊往下流淌。她强作笑颜，喊道：“远新……”
毛远新大步迎了上来，目光中含着笑意，喊：“妈妈，您来了。”
母子之情，是人世间最能慰藉心灵的感情。分离十几年，这次难得的相聚，是喜悦，也有感慨，有希望，也有不可弥补的遗憾。两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朱旦华上世纪40年代初曾和两岁的儿子毛远新一起坐过军阀盛世才的牢狱，受尽折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劳改”。这些痛心的经历，磨炼了老人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但是，对于儿子的遭遇，她却有着特殊的感受。作为一个老党员，她不可能同情儿子“文革”中那一段经历，但她又完全理解儿子那段经历的历史背景。而作为母亲，她又怀有太深的母爱情结。恰似饮了一杯酸甜苦辣的“酒”，一时竟说不清这其中的感受。
1990年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
1990年7月，在毛远新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毛远志因病重住院。毛远志在感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向组织提出能最后再见弟弟一面的请求。经组织批准，毛远新和妻子全秀凤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姐姐。已是弥留之际的毛远志见到弟弟，泪流不止。她用力拉下氧气罩，用干枯的手拉着毛远新的手说：“远新，你……真想你。”姐姐断断续续地用尽力气才说完这句话。毛远新顿感酸楚，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向说话沉稳严谨的曹全夫颇为感慨地说：“远志终于见到你了。”
姐弟见了最后一面，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弟弟见面的三个小时之后，痛苦中的毛远志带着一丝慰藉离开了人间。
在北京，毛远新见到了自己的一些亲友和同学。最令他动情的是在姐夫曹全夫的陪同下，和群众一起排着长队，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当他站在毛主席遗体前的那一刻，心情可谓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这个曾经在毛泽东身边长大并在毛泽东人生最后一年中一直被毛泽东留在身边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届半百的刑余之人。往事历历在目，面对这曾经熟悉、慈祥的面孔，不知有多少话要诉说。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洒满衣襟。
故土韶山
1990年初冬，毛远新和妻子女儿一起，陪同曹全夫一家，到韶山安放姐姐的骨灰。这是毛远新第二次去韶山。第一次是1966年初，大学毕业下部队之前，他受毛泽东之托，到韶山探望，来去匆匆，只呆了一天。这次是第二次到韶山，此时他刑期未满，正处于“落难”之际。然而，他回乡的感觉不但不陌生，反而更觉亲切。他们下车后，一些乡亲和韶山管理局的领导前来迎接。一位中年男子跑过来对毛远新说：“远新，我是毛岸平。父亲母亲听说你们回韶山，高兴得一晚上没有困觉，烧了红烧肉等你们。”
曹全夫介绍说：“这是大伯在韶山的嫡堂兄弟毛泽连叔叔的大儿子。他父亲就是‘九阿公’。”
毛远新想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韶山你们还有个堂叔叫毛泽连。”
当天晚上，毛远新和全秀凤到了毛泽连家里。80岁的毛泽连眼睛已经失明，他摸索着把红烧肉放进毛远新的碗里，说：“孩子，你要多吃肉，身体要强壮起来呀！”
家乡的水，家乡的人，还是故土亲啊。毛远新回到韶山，感受到家乡的可爱，亲情的温暖。
199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02周年诞辰，朱旦华和毛远新应邀到韶山参加“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庆典。当时安排毛远新和朱旦华坐主席台，毛远新一再推辞。韶山人说：“故乡的情，故乡的人，主席家的娃儿，请啊！”毛远新盛情难却，20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感到了家乡人宽阔的胸怀。
1998年12月26日，毛远新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时，一位韶山老乡得知他经济困难，捐给他一万元钱。他将钱捐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刘斌珍知道毛远新生活不富裕，不同意接受。毛远新说：“请你们将这笔钱用于主席遗物的保护工作吧，拜托了。”纪念馆接受了他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在上海做“办事员”
为了照顾毛远新，组织上将全秀凤从上海借调到江西省图书馆工作。省政府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他们住，离朱旦华家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去看望妈妈。全秀凤上班，毛远新也不外出，坐在家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他说，只要有书，就是关在屋子里一辈子，也不会寂寞。他把每月发给他的200元生活费，尽量节约，拿余钱买书。他还喜欢篆刻，读书之余，经常沉浸在这个高雅的艺术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乐趣。
1990年，全秀凤在上海的母亲中风，她只得撇下毛远新，回上海侍奉母亲。毛远新独自一人，自己照顾自己，以病残之身挑起生活的担子。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有时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后来经公安部批准，他每年可以到上海探亲两次，每次三个月。他在上海也是闭门不出，不同外界交往。曾有作家找上门来想采访他，他以“记忆力不好”为由而婉言谢绝。
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工作后，他使用的是“李实”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年毛泽东为他取的。1965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前要下到农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说：“你那个名字很招人注意（当时国内很大范围正在传达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还是换一个吧。”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叫李实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得胜，两个女儿起名为李敏、李讷）毛远新回到哈尔滨后，正式向学院领导提出申请改名字。经过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分配到空军工作时，用的都是“李实”这个名字。
毛远新到研究所工作，只有所长和书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报到后，所长在中层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参加的会上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所工作，请大家欢迎。”为了保密，所长的介绍中当然有很多难言之隐，但大家谁也没有丝毫怀疑。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当“办事员”，由于他基础知识学得扎实，工作中埋头苦干，善于动脑子研究问题，不久便成了技术管理骨干。两年后，分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拔李实当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为难了，因为上级有交代，李实不得担任中层干部，他又不便向副所长讲明。他去征求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
年年先进
所长对毛远新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虽然没有提拔他，却还是把重要的担子交给了他。他负责制定、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还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核、阅卷、讲评，又负责监督实施各项管理程序的运转。他每天拖着病腿，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不误，经常加班加点，是全所下班最晚的人。他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同事们的赞扬，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他的同事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年年先进的办事员，就是当年的毛远新。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限的，时间长了，他的同事们也会发现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没有去参加，一位非党员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开会？”毛远新说：“我又不是党员。”那人大惑不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好几年的人，居然不是共产党员？毛远新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不入党也一样能为国家干事。”同事自作聪明地说：“大概是家庭出身问题吧。”毛远新说：“可能吧。”
毛远新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遇到基层选举时，全所人员都要参加，唯独他无权参加。这时，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或看病，以免引起大家的猜疑。
终于有一天，秘密被新闻界意外地透露了。1997年，上海《科技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消息传出，所里一片哗然，大家背着毛远新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当着毛远新的面把话说破。共事几年了，同事们都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处事，没有把他另眼相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到新疆祭奠父亲
除了埋头工作，毛远新把更多精力倾注在关怀教育女儿身上。女儿李莉，是在他被关押三个月之后出生的，当时他爱人全秀凤也正在被隔离审查。李莉出生十个月左右时，高烧不退，因受其母被审查的环境限制，经逐级上报请示，层层审批，全秀凤才得到带女儿去医院救治的机会。但终因未能及时合理治疗，造成双耳失聪，留下了终身残疾。1982年，在王震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由301总院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院长亲自给李莉作了全面检查，结论为因长时间的高烧，引起婴儿听神经严重损伤。
毛远新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负罪感。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后，女儿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在他的心目中女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给女儿修改衣服、缝补书包，他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别人送的好一点的东西，他都留着给女儿。为了让女儿能够及早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教女儿学美术，学电脑，帮助女儿考上了上海聋人青年技校的美术班，毕业后李莉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爸爸的鼓励和辅导下，女儿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又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人成人教育大专班，大专班毕业后又考上了本科。李莉边工作边学习，在拿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业务骨干。她对父母对奶奶特别孝顺。毛远新看到女儿的成长，十分欣慰。
2000年夏天，毛远新带着妻子、女儿到乌鲁木齐给父亲毛泽民扫墓。这是他解放后第二次到新疆。第一次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20周年大庆。他随代表团一起，在新疆烈士陵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前献上花圈。第二天，他又独自一人悄悄来到父亲坟前，默默地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是在北京临行前，毛泽东特别托付他，要他“代我采束野花，放在泽民的坟前。”
第二次来新疆，新疆人对他热情欢迎，人们向烈士的后代介绍着这些年新疆的巨变。当时有人告诉他，盛世才的后人想从海外投资乌鲁木齐办商场，受到当地某些人的反对。毛远新听后说：“虽然我和盛世才有杀父之仇，但他的后人只要反对台独，反对东突，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就愿意和他握手。”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毛远新表现了他的大度。
安度晚年
1996年，上海市政府分配给毛远新一套新房，工资也由1993年的600元逐渐涨到2001年的1600元。他的家庭生活开始有了好转，他很知足。
上海市民政局为他办了烈属待遇，每年春节，民政部门都派人到他家慰问，还在他的家门贴上“光荣之家”的条幅。政府没有忘记革命烈士，毛远新也享受到了父亲的荣耀。
2001年2月，毛远新结束了8年的办事员生涯而退休，步入了老年生活。研究所为他举行了热情的欢送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同事说，李工拿着办事员的工资，却承担着副总工程师的工作。
退休后，毛远新以淡泊的心境，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6期，摘自2011年8月22日《退休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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