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无知民国土改史厚颜仍叫嚣土地私有化

参见核心关联词条：刘瑜,土改,西奴无知 

刘瑜无知

@宅心仁厚黎元洪：就是这么个“给理想一点时间”的玩意儿，内容又如何呢？很不好意思，一者土地私有，二者没有累进地价税率，三者低土地增值税税率，看来只能继续高呼@刘瑜 同学的口号“给理想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幻想了 （转载HMS-Hood原创）  http://weibo.com/1693393297/xq8fYC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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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同学又犯2了……我为啥要说又？

HMS_Hood

刘瑜同学又著文了，这次题为“给理想一点时间”，于是又是被疯狂转载。仔细读来，别的且不谈，对比刘瑜同学的上一篇日志“超越那些想当然”，立刻觉得非常有趣。谈到俄罗斯民主化—— 其实我觉得“去工业化”倒是更形象——之后的种种，刘瑜同学就义正言辞引经据典地挖出了一篇7年的东东来说明问题——能特意找到一篇7年前的论文，倒也得佩服一下刘瑜同学对此问题上心了，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惜一谈到土地问题，刘瑜同学就开始想当然了——当然了，按照惯例，哥一般来说总是不愿意以较坏的想法去推测人，所以这里用的是想当然，而不是说刘瑜同学混淆事实，虽然这事登载“超越那些想当然”的《南方周末》经常干。

难得刘瑜同学知道1930年的《土地法》，知道浙江二五减租搞得好，知道太子爷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时候试图解决土地问题，知道党国在台湾的土改是靠赎买，不错，很难得，比一般人对于土地问题的理解要深那么点。可惜这些东西混一块，立刻满拧成了比天津大麻花还乱，比火锅还杂的东西，然后就有了刘瑜同学后面的发挥——或者说，想当然罢，又或者说，抒情罢。

民国的土改，要说源头，那自然是大炮的“平均地权”。要说第一个法令，那也是大炮在1924年北伐之前签署的关于“二五减租”的法令——这个法令结果也是压了箱底，好在到了26年终于又想起来，重新拿了出来，在10月的《关于本当最近政纲决议案》里面定了下来——这是不是以党代政什么什么的，这里先不评论。结果由于只规定了减租25%，而没有规定地租上限，所以又被钻了空子——这和国人劣根性无关。巴菲特说“我的女佣交的税比我高”，那叫合理避税或者你爱称的什么玩意儿，至于是不是钻空子么，南方蜥蜴们的看法大概和我不太一样。至于1930年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上限37.5%，则是在补漏子。

法令精神是有了，实施得如何呢？武汉政府倒的确是讨论过这个问题。1927年4月2日成立土地委员会，一直开到5月6日，结论是……请刘瑜同学注意…… “经济没收是不能做得到的，大家都赞成用政治没收，并如何保障佃农”（注1）。而这个“政治没收”又是啥呢？就是没收“反革命”的土地。大概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眼熟，这不整个一土鳖早期的土地革命口号嘛！要不咋说武汉政府尤其是其中的国民党左派和土鳖走得近嘛……这次会议最后通过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倒是很平淡，一没说暴力，二没说赎买，不过是“各省省党部应从速会同各省农民协会根据上述之原则，斟酌各该省实际状况，拟具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细则，呈请中央裆部核准后交省政府执行之”——换言之，等于啥都没说，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又提到“为肃清乡村封建势力，防止反革命势力向农民进攻起见，对于土豪劣绅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应由各省党部会同农民协会、省政府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以严厉方法处分之。”——这上面有啥烙印大家都看得出来，反正就是没“温和”的影子（注2）

当然，考虑到开会的背景，武汉政府的这次会议的时代烙印也很明显。开头的讨论“左”得很，最后通过的法案就刷刷地向右转，比如把地租上限规定为40%…… 就这也没搞下去，为啥呢？湖南湖北的运动搞得太热火朝天，很多人——比如日后被常老先生（恩，也是那位提“亲爱精诚”中间那个“爱”还没有心结果仍被一堆人吹捧的常老先生）坑得凄惨得很的何键——就很不满意，在之后就是715了……

武汉政府没办到的事情，南京政府得接着办。于是就有了1930年前后一系列的土地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也是刘瑜同学着重提出的，自然是1930年6月 30日颁布的《土地法》。颁布倒是颁布了，不过该法第5条规定“本法之施行法另定之”；第6条又规定“本法各编之实行日期及区域，分别以命令定之”。那么《土地法施行法》又是啥时候出台的呢？答案是1935年5月，恩，大概在有些人看来不算慢，不过且慢：该法第2条又规定“本法之施行日期及区域与土地法同”——我勒个去 这循环论证还真是应了刘瑜同学的标题“给理想一点时间”，至于这个时间是多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反正我是想到了《大话西游》里面至尊宝的那句经典台词……

就是这么个“给理想一点时间”的玩意儿，内容又如何呢？很不好意思，一者土地私有，二者没有累进地价税率，三者低土地增值税税率，看来只能继续高呼刘瑜同学的口号“给理想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幻想了（按：展开研究这部《土地法》的内容太长，这里仅仅简单举出最浅显的问题。要具体展开，请自行翻去注释找参考书去看）。事实也是如此，到了1937年7月，最办理地籍整理最有成绩的江苏，也不过是苏南各县清丈完毕，苏北各县一半将竣，另一半正在开始（注3）。清丈土地尚未搞定，又谈何施行《土地法》？我们只能继续“给理想一点时间”了。至于“减租”的结果，1935年国民党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承认“单以租额而论，本会调查16声144县，平均租金与通常农产品收获总值相比较，在39%以上，比《土地法》的37.5%尚高1.5%。有许多省份，如浙江、湖南、福建、广东则在40%以上，山东、山西则在50%以上”（注4），“但因当时地方未定，‘二五减租’不但没有通行全国，即是实行的省份，也阳奉阴违，鲜有成效”（注5），看来，“给理想一点时间”的口号似乎也没法用了……好在还可以说共党闹事嘛！

至于浙江的“二五减租”运动，说来也可怜，虽然是民国时期土改的一面标杆，但是主要原因是……“黄金十年”党国治下各省，只有浙江在部分地区搞过，其他各省完全当放屁了，不说它说谁呢，难道说苏区不成？而就是这标杆，还是省县二级党部剃头挑子一头热，省政府是一点看不上。1927年因为颁布得晚，租子都交完了，等于废话。1928年倒是早做准备大力宣传，一般说浙江二五减租也就是说这年，结果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清党”，所以大家都能想出来什么帽子会满天飞。说起来倒是挺哭笑不得的：承认这顶帽子吧，这二五减租的独苗成绩就得被土鳖拿去；不承认吧，这根独苗又成了“清党”的罪证之一……到了1929年，省政府就提出取消二五减租，党部不干，官司打到中央，结论是“本系为目前实行上之困难，暂时停止其办法，而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注6）。嗯，这里大概又要刘瑜同学的那句“给理想一点时间”出场了……（按：浙江的二五减租在名义上倒是并未从此结束，不过已是名存实亡，就不展开了）。

造成党国土改如此需要“给理想一点时间”的原因倒也不算复杂。以1930年12月30日的《农会法》为例。该法第16条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住居该区域内年满20岁，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会员：（一）有农地者；（二）耕作农地面积在十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三亩以上之佃农；（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四）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农业者”（注7）.简而言之，贫雇农和小佃户，请一边玩去，讨论土地问题没你们啥事……反应的问题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只不过某些人——我不确定刘瑜同学在不在此例——故意忽视了而已。

“二五减租”和土地改革在抗战期间倒是反而有了点成效——没办法，形势所迫。山西、湖北、赣南、绥远都算是比较有成绩的地区，不过讽刺的是，之所以能有成绩，还是因为山西有阎老西，湖北有陈三昌，赣南有太子爷，绥远有傅宜生，都是一方土霸主，才能依靠强力将减租和赎买土地扶植自耕农——这里请刘瑜同学注意，这是写到这里第一次提到赎买——推行下去。太子爷离了赣南之后，赣南也就浮云了……看来“给理想一点时间”有没有用不知道，“给理想一点暴力”倒是能说得通，然而暴力一去，就又浮云了，只能继续高唱“给理想一点时间”的调子，指望着外力推动：不是日本人打进来，就是来个土霸主……话又说回来，虽然抗战时期的确是有以上亮点（按：还有其他，太长，懒得展开了），但是总体而言，和以往一样，发国难财搞土地兼并依然是主旋律，好在在“神圣抗战”的调调下，大家还能咬咬牙熬着。

最后该谈谈台湾的土改了。刘瑜同学大概从一开始就“想当然”，把台湾模式给推广到整个民国时期了。的确，台湾地区的土改是依靠赎买来逐步完成的，的确是比较平和。但是这种平和么，有几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在内的：
A.对于台湾而言，党国政府基本是个“外来户”，与台湾本地地主并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联系；
B.228枪炮在前，本地地主反抗一个试试？
C.赎买并没有使用现金，而是使用土地债券7成及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发给——换言之，就是空手套白狼。而放领土地时，佃农/雇农是要付现金滴……
D.补偿地价为耕地主要作物主产品全年收获量之2.5倍计算。一般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地租购买年为10年上下（注8），而地租则为50%上下（因此才有“二五减租”和“三七五减租”这两种实质相同的不同名称）。按此计算，20年代的地价约为耕地主要作物主产品全年收获量的5倍。这个补偿地价是否合理，这里就不做评论了。
（按：有关台湾的土改可以展开，但是本人懒，就算了）

就此写结语吧。总体而言，刘瑜同学又犯了“理想主义者”的错误，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没有做到“超越那些想当然”。具体做法就是先有论点，然后“想当然”地改造了事实来削足适履。考虑到刘瑜同学是一个博士后，这种拍脑袋的态度是极端不严谨，不符合一个PhD应该有的素质的，至少，和刘瑜同学之前那篇《超越那些想当然》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我不想以阴暗的心理去推测刘瑜同学的动机，不如就觉得刘瑜同学在犯2好了——谁年轻时候不2过呢？希望刘瑜同学以后继续加强自身学习，养成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多翻书找资料的好习惯，而不是有选择性地对某些问题去找资料，而对某些问题就拍脑袋捣糨糊。不然大概会有人怀疑刘瑜同学的博后头衔是西太平洋大学，或者克莱登大学的。
以上。

按：本文在引用资料时，尽量使用资料转引的原始档案或者数据，而不使用引用资料自身的分析。如有疑问，请自行查找相关原始档案，比如去南京的第二档案馆什么的。调档费复印费都不贵，据说还能叫盒饭。
注1：《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4日。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171
注2：《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173~174
注3：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P91，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213
注4：《地政月刊》第4卷第7期，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218
注5：《中国土地问题教程》，1948年版57页。该书为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编印。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199
注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9年5月4日，转引自《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P252
注7：《内政年鉴》（三），1935年版1071页，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184
注8：《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P134。原文有若干省的数字，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17页，此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