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四位新中国同龄人（泛指1945--1955年出生的国人），在景山每周日的民众论坛聚会。他们以自身60年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纵论时政热点：如怎样看待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改革开放、中共90年、辛亥百年、下一个10年新中国同龄人将走上中国最高政治舞台等问题。计划谈一千零一个星期日，到2030年前后结束，所以标题为《景山日话》，副标题为“一千零一日…待续”。希望有兴趣者共续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关心时政，以史为鉴、去伪存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愚公移山、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持久崛起，群策群力、献计献策。
第十日。2010年10月10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农业体制改革。
左强：我对农村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了，农民都成为了单干户，大批农民工进城从事最脏、最累、最苦的工作。
尤震：我在农村当了四年的农民，五年的民办教师，应该说了解一点农村的情况。我所在的陕北农村虽属老解放区，但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自留地的庄稼远胜于集体大田作物，秋天偷拿集体粮食的现象比较普遍；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和计划收购政策，农民收入基本稳定，但生活比较穷苦，提高也不快。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分田单干，肯定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还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使他们能够进城打工。当然，由于集体经济的名存实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农村公益事业，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看，农业改革利大于弊，是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关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核心是承包制，即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增产，1980年后农业连年大丰收、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就是明证。城市人民生活也由于农产品供应的日益丰富、充足而得到明显改善。因此，老尤用“利大于弊”评价农业改革，似乎有些偏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工业和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基础。
甄炎：农业改革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丰富的农产品供应取代短缺经济时代就是明证。我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换句话说，五十年代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错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政策是否就完备无缺？我虽然只插队两年半，但加上县域经济工作的时间则有七年，对农业生产体制的沿革有一定了解。我认为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有其必然性：一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农业集体化的支持；二是集体化农业有利于改变小农经济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劣势；三是避免农村过快进入土地重新兼并阶段和农民的两级分化。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集体经济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劳动力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二是计划收购政策虽然支持了工业发展，但客观上形成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农民利益的侵占；三是农村干部总体素质（包括管理水平和自我约束能力）不高，干群关系不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尽管农村每年都在进行“社教”运动，但优秀干部的比例仍然较低。我和老尤都是插过队的，那个时候农村凡是有点文化的人，几乎都当过干部，又都因一些四不清的问题被赶下过台，像走马灯一样。老乡讲，“别再换人了，谁上来屁股后头都别一把笊篱，已经养肥的的，只要带着大伙好好干就行了。”可见群众之无奈；四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在集体经济的管理下，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其他行业流动。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废弛、农村公益事业缺位、农民两级分化和农村干群矛盾突出等问题。去年是我们插队30周年，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回访山西雁北的一个村庄，发现县城面貌巨变，而村里变化则很小。特别是街道和廟场等公共场所（包括原知青院落）破败不堪。农民进城打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一个叫李昌平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写的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书中疾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要求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说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提高，但与城市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农村陷入了相对贫困阶段。所以，“三农”问题还远未解决。因此，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农业体制改革的形势，既要看到发展的成效，又要看到发展中的问题，更要采取务实措施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保护农民工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兴利除弊，深化和完善农业和农村的体制改革，我们的社会也才能不断地前进进步。
第十一日。2010年10月17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工商业管理体制改革。
左强：我从1974年返城以后，在一家轻工局下属的日用工业品工厂干了近30年，经历了公有制工业企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全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工厂的原料由国家物资部门计划供应，产品由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工人们只管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就行了。改革开放以后，原料和产品都纳入市场调节，吃惯了计划饭的公有企业肯定都不适应，加之工厂的管理和闲杂人员众多，退休职工负担沉重，在同新兴民办企业竞争中必然败下阵来。中央工业改革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像我们所在的一般中型企业都属于被放弃（放手不管、自生自灭）之列，只能由步履维艰走向倒闭。工人们大多数被买断工龄或内部提前退休，留一些人看摊的，靠出租厂房生存。总的感觉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改掉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把工人阶级搞得灰溜溜的。至于商业体制改革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是官商作风克服了，售货员都变得热情了；二是物价飞速上涨了；三是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多了，被人们戏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始积累的第一特征。
关伟：工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铁饭碗。解放以后工人作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和旧社会相比，最大的改变就是端上了铁饭碗，尽管工资不高，但是收入有保证，劳动强度也相对降低了，同时还享受较优厚的劳保待遇。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辩论，说解放以后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就是对工人地位变化的形象反映。工人地位提高本来是“工人为企业主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企业中人人都是主人，企业管理被弱化，企业人浮于事，工人出工不出力，甚至偷拿企业资产的事几乎成了国有企业的通病。西方记者在文革前曾嘲笑说，“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改革开放后，企业要实行真正的经济核算，要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优胜劣汰，裁减多余的和不合格的员工就成了强化企业管理、维护企业生存的首要任务。商业体制改革确实推动了物价上涨，但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应该更高些。总之，对工商业的改革，还是应该是肯定的。
尤震：我对老关的看法做一点补充。原公有企业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贬低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从劳动报酬看，一个大学毕业多年的技术人员，工资可能还不如一个同龄的工人，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价值本身就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提高了，拉大了同一线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是价值规律的自然体现，对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我不赞成老左关于“改革把工人阶级搞得灰溜溜”的说法。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打破“铁饭碗”的积极作用，仅仅体现在众多的中小企业身上，而对那些掌握国家重要资源的大型企业，铁饭碗不仅没有打破，反而换上了金饭碗，于是就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这是一个集权政府的必然选择。
甄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国家经委老主任袁宝华曾经感叹，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他们就憧憬着新中国将会给每个国人一个饭碗，没想到这个铁饭碗居然成了今天改革的对象。这说明，对铁饭碗也不能一概否定。一位同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告诉我，“宝华同志的感叹，缘于我们那一代人对亲历的旧社会的不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冬季，每天都会有若干冻饿致死的穷人遗体被板车拉出城外，它激发了我们这些家境尚好但思想进步的青年人的革命理念，这就是要彻底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这些老同志的肺腑之言对我启发颇深，我认为，解放后我们在城市基本上实现了革命前辈的期望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理想，但是许多人并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相反滋生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这不能埋怨群众的觉悟低，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太低。过去，我们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这种实验并不成功。改革开放前的工商企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运行，虽有秩序，但缺乏活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具备企业的特质。改革开放后，工商企业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绝大部分公有制工商企业由于机制不合、负担沉重，只能选择退出。但是工商业管理体制改革毕竟有效地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工商业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是应该肯定的。改革后物价确实上涨很快，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的物价水平是1978年的4。5倍，这同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有差距，即使将这一数据提高到9倍，也是低于平均工资增长水平的（由50元增加到2000元，40倍的增长）。因此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看，工商业的改革也是有成绩的。老尤讲的垄断企业的问题，我也有同感，而且认为是在1994年之后逐步突显出来的，直到最近两年社会上普遍反映的“国进民退”（据最新消息，2010年国企盈利水平超过民企25%）问题出现，说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在上层受到质疑，并有可能导致目前国企、民企之间深层次矛盾的爆发。所谓国企专指金融、通讯、石化、电力、铁路、交通、邮政、地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些行业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管理规则运行，而是依靠国家的行业垄断政策吃偏饭，通过垄断利润谋取企业集团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不是一件小事，它会产生断送整个改革开放成绩的严重后果。
第十一日。2010年10月24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宣教和体育事业。
左强：改革开放后，咱们国家的文化和体育事业变化还是很大的：音乐、舞蹈、戏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图书、光盘等各种文化事业和产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体育方面由于成功地举办了亚运会和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众多体育项目上发展迅速，金牌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体育大国。但是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应运而生，甚至解放后曾被彻底铲除的黄、赌、毒作品也沉渣泛起。足球比赛黑幕重重，牵涉足球界的各级官僚。演艺界流行的潜规则，让世人汗颜。所有这些，对世风日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尤震：同文革前相比，文化、新闻出版事业明显繁荣，但是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政治审查仍然过多、过严，特别是涉及政治阴暗面和经济阴暗面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几乎皆被封杀。相反，对涉及“黄赌毒”的作品却可网开一面。我认为，这仍然是集权政治体制下搞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至于体育事业，中国做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多拿几块金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并不值得过分炫耀。
关伟：我不大赞成老尤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言论更加自由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得来不易的。对文化和新闻出版业的监督和管理，是各国政府通行的职能之一，试想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充斥诋毁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内容，我们的社会就无法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快速发展的四化建设，振兴中华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体育事业的成就也不能低估，解放前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一直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世界重要赛事上，中国从未得过一枚金牌，看着中国体育健儿站在领奖台上，饱含热泪高唱国歌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无比的激动。这对于鼓舞民气，团结进取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甄炎：改革开放以来，借重电视媒体，涌现了一批重大历史题材的优秀电视剧，如《雍正王朝》、《走向共和》等等，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下，重现历史过程，针砭过往时弊，对启迪当今改革思路，产生了积极作用。今日得以畅行，足显文化氛围之宽容。受宽松环境和市场竞争的影响，电影界也有了长足发展，一批有思想、有能力的剧作家和导演应运而生，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文艺界则在弘扬主旋律的旗帜下成为制作高水平大型文艺演出的专业户，出手之快，质量之高，常使民众叹为观止。对稳定社会、凝聚民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六、四后，由于文艺宣传给力，使民情很快得以平复，就是证明。但是相比之下，新闻出版界的进步则不大，主要表现是，一些具有巨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在官方的干预下，新闻界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一些当权者的政治、经济丑闻，也可在“为尊者讳”的潜规则下，被隐藏的无影无踪。印证了外界对中国仍然维持铁幕政治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些不涉及政治但内容低下的作品，在利益的催动下则可沉渣泛起，毒害青少年，引起社会的广泛不满。因此，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宣教和体育事业，从主流上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存在的问题，特别应相信群众的辨别能力和舆论的监督能力，适当放松舆论监控，这是一个政权在政治上自信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老关讲的“稳定压倒一切”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以强调稳定为借口，压制群众的合理诉求，容忍官僚作风肆虐，甚至包庇纵容违法乱纪行为，那么这个稳定迟早会维持不住，带给中华民族的将会是更大的灾难。
第十二日。2010年10月31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当前的房市。
关伟：住房制度改革是持续了30多年的一件大事。1980年4月，邓小平提出要在我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要走住房商品化路子。当年6月，我国政府正式批准公布了关于住宅商品化政策。此后陆续经历了“三三制”（即个人购买住房只支付售价的三分之一，其余分别由政府和企业各补贴三分之一）补贴出售新建住房改革方案试点,租金制度改革方案试点；“提租补贴、租售结合、以租促售、配套改革”方案试点。直到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也称23号文)的颁发，轰轰烈烈的房改正式开始，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彻底告别了单位分房的历史年代，进入了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货币化的新时期。一套套原先的公有住宅一夜之间转变为私有住宅，购买商品房或租用商品房则成为今天普通城镇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最主要途径。住房制度改革虽然历经坎坷，但最终使政府和企业摆脱了福利分房的沉重负担，有效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应该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绩之一。
尤震：老关只说了事情的一个方面。30年住房体制改革，把房价搞的畸高，老百姓怨声载道，房地产商和房地产局的官员们则各个脑满肠肥。住房占有不公，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矛盾。
左强：我赞成老尤的观点。我的儿子是工科大学毕业生，由于无门子进垄断大国企，评自身实力一直在一家外企工作打拼，名义工资收入也不算低。但为了结婚买房，几乎愁白了头。咱们是老实人，觉得借银行的钱买房要还本付息心理不踏实，总是想攒够了钱再买，结果是攒钱的速度远远低于房价上涨的速度，不得已只好在去年借了几个亲戚的钱，在南三环给儿子买了一个60多平米的房子，花了70多万。31岁的儿子总算在今年结了婚，聊了我们老两口的一桩心愿。现在想来，如果去年不买房，今年买就得多花30多万，更买不起了。那些学历和工资不如我儿子的家庭，困难会更大，除非老家儿有钱有势，得房容易。
甄炎：我相信，老左讲的是实情。但也有无权无势的人在房价疯涨过程中得了好处的。我认识的一个人，2005年利用贷款政策，用一套房子的钱按揭买了三套房，今年房价最高时他卖出了两套房，不仅还清了贷款，白得了一套房还有盈余。我夸他有眼光，他“谦虚”地对我说，他只是小打小闹，他的一个朋友在十多年时间里先后买了七、八套房，现在是城里有房，郊区有别墅，银行有存款，没有一点外债，真正是发了一点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像刚才的例子只是个别现象，多数老百姓的经历是同老左的经历相似的，因此老左的怨言是有代表性的。那么怎么认识和应对改革开放后的房改政策呢？我以为应该有四点：一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由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转变）应该是对的，这从实行新政策后，老百姓住房条件的改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不足7平方米升至目前的约28平方米）就可以证明；二是房改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也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政策漏洞使某些人利用权力多占了房子，也使一些投机分子利用银行贷款发了财；三是老百姓中一些不切实际和不明智的追求，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攀比住大房、新婚要买房上，这无论是从我国民用住房条件的历史上看，还是同发达国家现实住房条件比较，都是不可取的。四是房地产业的火爆，带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据预测今年商品房销售总额将达到5.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土地购置费9992亿元，比上年增长65.9%。房地产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有效地回收了央行一部分长期超量发行的货币，还大大增加了政府财力，使之有能力补贴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这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抑制吃穿用商品价格过快上涨是有一定作用的。其实，在促进社会住房合理占用、抑制房价过高上涨方面，各国政府都有一些成功经验，如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门槛，限制住房市场炒作，征收房产税等等，目前我国实行的抑制房价政策还偏软，所以效果自然不明显。如果政府加大调控力度，同时严厉打击房地产业内部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再加上老百姓住房消费观念的逐步理性化，中国房价畸高的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
第十三日。2010年11月7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医疗制度改革。
左强：我还是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医疗保障体制。那时候不仅职工看病、住院不用花钱，连家属也享受半价的医疗待遇。医疗体制改革后，职工看病的负担越来越重，特别是得了大病，需要个人承担的费用高得惊人。老百姓看不起大病，只有等死。最近两年政策又有调整，看病报销的比例提高了，对城里没有工作的一老一小，政府还提供优惠的基本医疗保险。所以，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各大医院人满为患。
关伟：我出国考察的时候，专门关注过发达国家的医疗制度，发现欧美国家的医疗福利条件都很好，而且医院里也没有那么多人。这只能用穷国和富国的差别来解释。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初衷无外乎两条，一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医疗费用由公费全包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状态，二是减轻公费医疗费用过高的负担。现在看来，开始的时候，步子迈得大了些，虽然有负面反应，但对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公费医疗存在的问题，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咱们想一想，改革前一方面城市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门类齐全的小药箱，过期倒掉的药品有多少？而另一方面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又有多么严重；一方面城里有些不自觉的职工天天上医院泡病号，另一方面广大农民有病无钱看，小病拖成大病的比比皆是。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医疗系统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根本原因。
尤震：我认为过去存在的城乡医疗差别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扩大了，农民工的医疗窘境就很说明问题。随着收入水平的两级分化，城市居民的医疗待遇也出现分化，患大病时，少部分高收入人群的过度治疗和大多数人的无力承担自负医疗费，形成强烈反差。一些外科医生向病人索取高额红包的现象屡见不鲜，医德败坏可见一斑。它在深层次上仍然反映的是制度问题。
甄炎：社会医疗保障问题，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据我了解，即使同是发达国家，社会医疗保障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就不高，有10%的低收入家庭，因交不起基本医疗保险费，有病就无法就医。直到奥巴马上台，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才在议会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勉强通过。在一些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人民享受的医疗水平差别也是很大的：享受国民待遇的普通医保人士只能在公立医院就医，而公立医院除急诊外均需预约排队挂号，因此尽管享有基本免费的公费医疗，但做不到小病随时就诊。患大病的医疗条件也是有限的，我去过沿用英国医保制度的香港公立医院，住院病房是在一个大厅里用布帘隔开的一个一个小空间，住院患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很难得到舒适治疗和修养的。香港的高收入阶层看病进的是私立医院，住院条件不仅舒适，而且豪华，但收费也高的惊人，每天的住院治疗费应在1万港元以上。因此，反观我们国家的医保制度，尽管有缺陷，但也不宜求全责备。我以为医保工作中存在的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则需要认真对待：一是随着医保的全民普及化，财政能否长期负担医保的亏空；二是医生开大方牟利以及手术收取红包已经成风，长此以往，不仅毒化社会风气，还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十四日。2010年11月14日（星期天）。议题：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问题。
尤震：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全社会的公认，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面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文革前高中生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现在大学本科生在职业考场中都不占有优势，一些热门行业的门槛，已经提高到非硕士生、博士生不选的高度；其次，教师的地位明显提高，不仅表现在社会地位上，而且反映在经济地位上。现在教师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重点中学的资深老师，收入水平已经达到高收入阶层。同时，教师工作的稳定性也优于其他行业，加上每年的寒暑两个假期，更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因此，教师职业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择业的热门。
左强：老尤讲的是实情，但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文化程度是普遍提高了，但假冒伪劣的文凭充斥社会，说明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多。受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从幼教开始到大学研究生院，认钱为亲。我的孩子从80年代给幼儿园老师送挂历开始，到新世纪初大学毕业，不知给校长、老师送了多少钱物，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直到今天还在埋怨我，没有能力给他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不比一般人差。
关伟：这就是邓小平在六、四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所说的，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好教育工作。另外，教育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出国：你看，孩子从幼儿起就拼命挤进条件好的知名幼儿园，然后是优质小学、重点中学、一类大学，最后是出国留学，给人的感觉是，留在国内的永远是受教育的失败者。于是最优秀的学生都通过考奖学金去了国外；一些不大优秀的学生也通过父母的权利和殷实的家境到国外镀金；还有一些学生和家长，本不具备自费留学条件，也要东凑西借送孩子自费出国留学，以博取留洋或海归的头衔。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有人统计过，教育支出已占城市居民支出的12.6%以上，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大支出。我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建立在独生子女政策基础之上的。试想，今天城市里有几个家庭能供养起三、四个孩子的？
甄炎：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批评，是就改革开放后放松了政治教育而言的，实际则涉及了很多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矛盾：比如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全社会产生信仰危机；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严重后果的声讨，使人们对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极大的疑虑；对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片面宣传，使一部分人敢于违法乱纪淘金和积累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身体力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下，对教育事业实行产业化改革尝试，使过去被视为“神圣净土”学校，变成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文凭学历交易的污秽乐园。试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空泛的政治教育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又何在乎放松与不放松？所以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在肯定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正视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应该从一个民族发展的百年大计出发，系统地纠正教育事业上“实用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弊端，使其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至于家庭教育支出不堪重负，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吸纳过剩货币的有效途径：试想，如果不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消费的迅速增长，老百姓的吃、穿、用物价水平会涨成什么样子？
第十五日。2010年11月21日星期天）。议题：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利弊。
关伟：上次谈到，教育消费的增加，抵消了日常生活用品物价的上涨幅度。我认为，对平抑物价作用更大的是金融体制改革中资本市场的推出，即股票市场才是吸纳过剩货币的主导力量。据证券报分析，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64万亿元, 是年度GDP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是1倍左右。过去十年我国的M2已增长450%，通胀压力明显增强。好在过去十年我国股市规模也迅速扩大，由2000年的48091亿增加到目前的26.54万亿,增长幅度达550%。毋庸置疑，中国股市的发展，对于平抑市场物价功不可没。
尤震：老关也是只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你们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评价中国股票市场还付给利息，现在通过股票市的推出吗？他们说，共产党过去用老百姓的钱场，国家用老百姓的钱，不仅不用付利息，连本钱也坑了去。我听说很多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已经资不抵债，股份制改革后一上市，不仅还清了旧债，还成了盈利大户。说白了，都是用老百姓的钱变戏法，所以我是绝不进股市的。
左强：我赞成老尤的观点。我就是禁不住2007年股市疯涨的诱惑，于当年9月份进入股市的，当时上证指数已经达到5500点，据说很快就要涨到8000点。结果，我只高兴了一个月，股指就从6124点一路下跌，到2008年10月份，我投入的20万元钱，只剩下不到8万元，现在虽然又回升了些，但亏损仍近10万元。这是我们一家一辈子的积蓄啊！想起来我就揪心。再看看那些上市公司的老板们，年薪个个都上百万，凭什么呀？这不是拿老百姓开涮又是什么？！
甄炎：我以为中国推出以发行股票为重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企业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运行了400多年。在单纯依靠政府量入为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都还记得股票刚推出的那两年，花钱买不能保本保息的股票，是一般老百姓难于接受的很前卫的事。为消除老百姓的疑虑，深圳市长带头买股票，是人们都记得的故事。中国股市的开户数也由1990年的不足10万户，窜升到目前（2010年11月底）的1亿3千万户，增长1300倍。市值从不到15亿元，窜升到27万亿元，增长18000倍。而同期的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也不过30万亿元；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只有15万亿元。股市成为仅次于银行储蓄的第二大货币吸纳池。所以，股市的推出对平抑市场物价，确实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把老百姓一时不用的钱，集中起来发展实业，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问题在于我们上市的许多企业并不是优质企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报表也多有弄虚作假之嫌，尽管有投资（机）欲望较高的民情帮衬，终难行成良好的股市投资环境。而且一旦百姓投资（机）欲望遭长期打击后尽失，必然造成股灾。那时金融改革带来的繁荣，会被付之一炬。前几天我路过新央视被烧毁的附楼，就联想到在高楼放焰火是一件多么美丽壮观的事，然而一旦失火，一座漂亮的大楼会被烧得如此惨不忍睹。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凭借行政手段为所欲为，应该是防患于未然的良药。
第十六日。2010年11月28日星期天）。议题：怎样评价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革。
关伟：１９８１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１００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１９８２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将国务院各部门从１００个减为６１个（其中国务院组成部门45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５．１万人减为３万人。到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已减少到27个。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机关的改革是按照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逐步推进的。
尤震：我觉得老关讲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国家机关的改革不仅进展不大，而且还有退步。我的根据有三条，一是原国务院所属的一些工业、流通部门，转为中央直属的（通过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吃垄断饭或政策饭的特大型企业，如中石油、中国移动通讯、国电集团、中国中铁、中国航天、中国船舶、中国兵器、中国核能、中国机械、中国煤炭、中国航空、中国医药、中国储备粮以及四大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等上百家享受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的企业，实际是行政部门的翻牌公司；二是省、地（市）、县三级均建有党、政、人大、政协、纪检五套班子，干部人数较文革前增加了四至五倍；基层乡政权的干部队伍也迅速扩张，甚至相当一部分村干部也由上级派遣，如大学生村官或驻村干部，本地村干部也普遍享受财政补贴。据说连寺庙里的和尚都有级别。国际媒体评价，中国是由一个无比庞大（近千万）的官僚集团支撑着。官僚集团掌控国家必然会产生两大特点，一是效能低下；二是腐败严重。如果说经济快速增长是改革开放的亮点的话，那么机构改革的换汤不换药，进而造成吃官饭的队伍迅速膨胀，应该是改革开放的败笔。
左强：我赞成老尤的观点，上面总是说要“精兵简政”，但官是越改越多。过去工厂的工人都知道，脱产干部越多，工厂效益越差。看看现在的国家机关，当长的比当员的多；吃垄断饭和政策饭的国营大企业管理人员也是人浮于事，真正一线干活的工人，几乎全是薪酬最低的农民工。但有一点我也纳闷：你说管理体制变化不大，甚至倒退，但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了，这又如何解释呢？
甄炎：这并不矛盾。首先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为基本内容的改革，确实有效地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也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及管理方法提供了条件。这应该是形成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发展的主因。与此相一致，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中国的官国的特征并没有改变。（冯友兰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时将美国定性为商国，中国为官国）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引导下，对由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上层建筑，很难进行实质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也只能在与不同利益集团妥协同时，适当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实现“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管理体制官僚化的矛盾现象。我认为尽管官僚化体制的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积极因素”的红利消耗殆尽，“消极因素”带来的问题就会尽显，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新的“革命”，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会再次陷入长期动荡和停滞不前，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前景。因此与其坐等形势陡变，不如对现行的管理体制做实质的、渐进式的改革。为此，彻底摆脱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僚体制思想的束缚和“官国”的羁绊，应该是当前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它不仅事关改革开放大业的最后成败，而且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第十七日。2010年12月5日星期天）。议题：怎样看待当前的腐败问题。
左强：腐败现象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是谁有什么权谁就使什么权为自己谋利益，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几乎成为社会公认的潜规则。看看报纸上公布的腐败案例，动辄上千万、上亿元的贪污、受贿，真实触目惊心哪！想想毛泽东时代，他们哪敢哪！？
尤震：何止毛泽东时代，就是最腐败的清末民初时期也自叹弗如。据说现在买官卖官行为十分普遍，大小官位均有暗箱标价，最典型的是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在这起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中，马德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共有265名官员涉案，除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外，还包括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的半数以上的处级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其程度远远超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水平。贪污腐败行为还广泛进入到学校这样的育人场所，从校长到老师，为敛钱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最可笑的是连军队内的人员提拔，也需要花钱，可见腐败已到了极致。
关平：你们说的问题存在，但没有那么严重，不带普遍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一点贪污腐败问题，也在所难免。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况且，中央反对贪污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强，重庆市通过“唱红打黑”，就有效地遏制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另外社会上反腐倡廉的好典型也是不少的。如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扬善州，曾任区、县、地区主要领导职务近20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1986年退休以后，他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扬善州带领群众植树造林7万多亩。修建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多的输电线路，为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被评为全国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甄炎：老关和老尤举的例子都是事实，但关键是要弄清当前问题的主导倾向，也就是说要明确目前贪污腐败问题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基本判断。我认为是严重的。这也是一位在纪委工作的朋友的观点。从他们掌握的情况看，贪污腐败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毒瘤，目前还没有一个遏制贪污腐败势头的有效方法。总不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另外，最近揭出的广东巨贪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竟大颜无惭叫屈：“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 “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罗的话当然有为其罪行狡辩而过分夸大的因素，但也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艰巨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反对贪污腐败方面就不能有所作为，公开本地区、本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收入和财产情况，接受该部门、该地区群众的广泛监督，就是一个遏制贪污腐败行为的有力措施。如能借此机会，在全国建立所有公民的安全号（如美国公民诚信监控体系）制度，不仅能有效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效率，而且会大大加快“诚信社会”的建设。
第十八日。2010年12月12日（星期天）。议题：怎样看待分配不均与分配不公的问题。
尤震：这个问题同上周日议论的问题有联系，贪污腐败除了使公有资产流失外，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左强：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在工厂一线干活的工人月薪只有两三千块钱，而同厂干部的工资却达七八千甚至上万，一些垄断企业领导干部的月工资据说有十几万。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相差一倍甚至几倍。所以，每年统计局一公布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就会引起很多行业职工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达不到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关伟：分析问题要全面。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行业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岗位不同，做出的贡献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正常现象。它有利于人们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最大限度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像一切事物均具有两面性一样，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同时，肯定会带来分配不均的问题，但这终归是支流，不会影响大局。
甄炎：中国有一句谚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表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均富”的追求，哪怕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均富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这种理念同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悖的。因此，才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我赞成关伟关于拉开分配差距，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的观点。实践证明“大锅饭、铁饭碗”带不来工作效率，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分配不公的矛盾远远大于分配不均，如果谚语也能与时俱进的话，前面提到的那句古谚，可改为“不患贫，而患不均，更患不公。”因为不公比不均会更严重地打击人们通过平等竞争、奋发进取的积极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据说“中石油”如果将离退休人员计算在内，其员工的年平均薪酬为13.43万元。若不算退休职工，中石油职工的年平均薪酬达14.97万元，这在社会平均工资只有 2万多元民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位在中石油地区公司、集团总部都工作过员工爆料：地区公司一般员工月工资一千七八，奖金一两千多，加在一起三四千元，比当地平均工资高些；集团总部的员工月薪大概一万多，中、高层管理人员拿的都是高薪，究竟拿多少，这是绝对秘密。一位中石油下属大港油田公司的采油工人说，“现在我们这里正搞降工资运动，每个职工降低20%，可怜我们这些一线职工干得最多，拿得最少，厂长、经理年薪好几十万，连个科长也要弄个十来万，平时吃饭全都报销；以前每次涨工资，我们涨一两百，而领导却是上千地涨，年底的红包大得惊人，我们却只有可怜的一两千；单位的平均工资都到7000元了，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一线职工的工资才两千多元！我们这些干活最多、拿钱最少的一线职工，给官老爷们平摊了多少啊？几十万的小轿车他们说买就买，天津、北京到处都有他们的房产……政府啊，看看你的企业经理们吧！”这还是垄断企业基层职工的呼声，若是再听听普通企业职工的反映，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意见就更加尖锐了。难怪一些老干部一再告诫，“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因此，我以为当今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只要领导层有求真务实的精神，跳出既得利益体团的束缚，分配不公的问题是不难逐步得到有效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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