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影响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记忆？

本报记者 吴越

在今天，生活在具体的“现代”图景中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知识分子开始分裂，争论，这些争论甚至混乱无序。蔡翔说，我们对知识界的现状可能多有不满，但是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又会认为“2010年代可能是中国知识界思想最为活跃的十年”。

八十年代的历史起源

当下的一多半中国人都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然而这段很近的岁月似乎已相隔甚远。回忆性的主题书写在近两三年来尤其热乎。与此相关的公开出版物中，代表作品有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马国川的《我与80年代》、张立宪（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旷晨的《我们的八十年代》等，而不以“八十年代”作为书名、实际上也在写这段时期的各种杂忆就更多了，三联书店出版社今年的一本畅销书、学者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就是一例。

“我也很好奇，八十年代怎么就成为一个热门的怀旧对象了。当年可是‘背对历史、面向未来’的，无旧可怀。”蔡翔调侃。

在蔡翔看来，今天被演绎得石破天惊的八十年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看法是，如果把发生于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视为中国历史内部引发出来的某种逻辑性诉求，那么驱动这种诉求的其实是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甚至与其一刻也没能够分离地相伴了建国以来若干岁月的集体无意识——对现代化的激进想象，是为八十年代的起源之一。

蔡翔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某些符号来表示这种集体无意识，他或许会选择“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符号。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也许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它留下的“赶英超美”的口号却深入人心，这实际上为老百姓确立了一种“现代”的甚至是好的生活的衡量标准，而在这一集体无意识中，“西方”（英美）也悖论式的分裂成两个概念：一方面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批判乃至否定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将其视之为“现代”的成功典范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超越。这样，以英、美等当时处于对立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物，在经济上超越他们，起码在现代化程度上与之齐等。这种隐含在口号中的自我期望，到了八十年代变成明确的国家甚至个人的现代化要求。不过道路却是天壤之别，“大跃进”的符号中蕴含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其背后，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并相对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崇高”形态；而在八十年代，则更强调通过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才能提高本国现代化的程度。蔡翔认为，这是八十年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只有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才能显著地加速，它也直接影响了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轨迹。当然，蔡翔认为这一转型是逐渐完成的。

蔡翔之所以选择“文革”作为八十年代起源的另一个代表性符号，显然也有着他自己的理论考虑。在蔡翔看来，研究中国的当代史，“文革”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离开这一领域，很多问题很难解释清楚。

八十年代的人格特征

研究八十年代，其实是研究八十年代“人”。蔡翔的看法是，八十年代“人”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同样来自“前三十年”。

使蔡翔印象深刻的是《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里的某些回忆，“说的是当年的地下沙龙，幽深曲折的胡同，孤独坚毅的身影，烟雾缭绕的聚会……”这种图景对于经历过文革初期的人来说是熟悉的，而刻蜡纸的气味、低声诵读的音调，似乎又令人联想到《红岩》等经典革命作品。蔡翔说，八十年代的“人格”构成之中，其思想与行为的资源别无选择地、本能地取自革命年代里“异端英雄”式的处事方式。

而让很多评论家有记忆的是2009年7月出版的《七十年代》的“序”里有这样的话：“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他们在两个狂飙之间度过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的十年……进入八十年代，没有一个群体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

“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八十年代的‘人’来自哪里，如何去追溯。”蔡翔笑说。2008年8月，他应编者之约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叙说“1976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上海的一家铸造厂做了二年工人（此前当了四年的下乡知青）的他如何被挟裹在波急浪涌的社会洪流中向前而去。

《七十年代》的著者包括今天已成名的徐冰、朱伟、阿城、王安忆、柏桦、韩少功、翟永明、唐晓峰、鲍昆等等，“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都认可的‘七十年代’画卷，相反是有很多差别的。”尽管保留了这些差别，读者还是能够受到某种比例失衡：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来自北京几所重点高中的知识青年占的比重最大，他们的回忆中最具别样风采的是“文学沙龙”、“手抄阅读”及一些信息的小范围流通的故事，是其他所没有的经验；其次是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家世平常、下过乡、后来落脚在厂矿，由考大学而改变命运的知识分子；再次是二三线城市和家在农村的，他们提供了与知识青年平行而迥异的青春岁月，苦涩、悲欢与追求。这本书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一样，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写的是谁的八十年代？少数精英分子的？还是大多数平头百姓的？”

评价这一批书，蔡翔确实感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回忆较多，普通人的少。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在书写着八十年代回忆。但是蔡翔认为，如果要研究八十年代，“知识青年”可能是一个重要路径，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概念。“这个‘知识青年’不是狭义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指的是取消高考制度后积压在基层的大量已不可能通过考试来形成向上的阶层流动的知识青年，包括上山下乡的青年、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以及农村里的回乡知青。”蔡翔认为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的社会现象，以后不可能再现了。但是蔡翔却认为在这一群体中蕴含了一种可贵的品质，“他们和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是怎样的不同，蔡翔并没有细说。如果把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场域，那么主要的活动就是这些知识青年和其他阶层，带着各自的经验和诉求，进行互相交流、互相冲突。这个过程尤其重要。“我们今天的很多看法和想法都和八十年代的博弈有关：哪些话语形式消失了，哪些留存了？哪些被打断了？哪些未完成？从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模式，包括对现代化的想象，走到今天又发生了哪些嬗变？”

抱着这种考察目的看当下的这批书，蔡翔感到的确不太全面。“亲历者对八十年代的叙述都放大了一面，过于迎合自己内心的某些需要，谈的是如何辉煌，如何激情，如何先知先觉，省略了很多东西，缺乏反思。”

此外，一般认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回忆和话语构成了社会思想史的重要研究素材，蔡翔担心的是无形的遮蔽，“普通人的回忆和这些人的回忆原本有很大差距，我很怀疑有可能普通人的回忆也跟着强大的文人回忆被同化了、单一了。”

蔡翔说想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厘清和还原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思想史和日常生活史之间的关系。

八十年代在文学上的起源和终结

终究要回到文学的视角追溯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标志，蔡翔认为是改革文学，这符合他以“现代化的想像”之发展演进作为贯连的逻辑脉络。“七十年代末，雀巢咖啡进来了，录音机进来了，电视机进来了，大家就会想，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没有，我们自己能不能生产?”文坛上，一代叛逆者的形象与质询逐渐退居其后，走上前台的是生产者、企业管理者的形象，产品、技术、改革等要素占了上风。“你可以看到八十年代早期改革文学里出现了那么多的西方符号，如《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蒋子龙）里‘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二百六镗床’，《春之声》（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王蒙）里的‘三洋牌录音机’、有着宽敞、舒适座椅的‘国际三叉戟客机’、没有多少噪音的‘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规模巨大的‘西门子公司’、‘慕尼黑剧院’、‘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等等。”在交谈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技术”的重视，他认为“技术”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媒介介入到了历史之中，并搅动着整个的社会文化秩序。

而其宣告结束的标志，则是王朔和新写实小说。这些作品把人的日常生活的正当性，从它原本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搅和在一起的状态当中独立出来，以一种不再冲动也不再想像，而是“好好过日子”(池莉语)的状态，终结了八十年代。“在那之后，自九十年代开始，这种想象完全被纳入消费主义的范畴。”显然，在文学史甚至当代史的意义上，蔡翔给予王朔以少有的重视，认为他以另一种方式宣告了九十年代的开始。

在整个八十年代，对现代化的一种“现代性”追求始终是主流，几乎没有遇到过完整的抵抗和质疑，只有在文学的一个流派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那就是“寻根文学”。蔡翔说，今天的读者可能无法回到当时的语境下重读《爸爸爸》（韩少功）、《最后一个渔佬儿》（李杭育）、《小鲍庄》（王安忆），但这些作品中蕴含着对现代化的质疑和批判，在“寻根”时所罗列和描绘的“愚昧”中，“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悲壮和崇高的东西”。

在蔡翔看来，八十年代的单纯，包括它的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缘于“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整合力量，它逐渐建立起一套强大的话语体系，对现代的朦胧而热情的向往，不仅使得知识分子建立起了暂时的联盟，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和大众结成同盟，人们相信，一旦“现代”，国家乃至个人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前期。

在今天，生活在具体的“现代”图景中的知识分子在对“现代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知识分子开始分裂，争论，这些争论甚至混乱无序。蔡翔说，我们对知识界的现状可能多有不满，但是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又会认为“2010年代可能是中国知识界思想最为活跃的十年”。或许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我们并不清楚未来的明晰走向，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新的怀旧对象。关键不在怀旧，在于这一对历史的叙述中，我们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新的有意思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怀旧性的叙述最终可能会成为一种消费行为。蔡翔这样说。当然，由此“重回八十年代”，也将有助于理解“一零年代”的历史起源和人格特征。

“事实上，八十年代没有‘现场’。”“现场”都是被叙述出来的。对于八十年代而言，更大的“现场”可能是在当下——“对某一事件的影响时常是在对该事件的不断的叙述中生产出来的，这个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影响又在不断影响今天的文化活动。靠着反复回忆，反复旁证，反复叙述，影响着我们对八十年代的回忆，也生产出八十年代的当下意义。”但是，因为历史依靠叙述而被重新建构，那么，对这些历史叙述的质疑就是正当的，而我们也正是依靠这一质疑而被激发起重新叙述的写作冲动。历史的真相就是在这样的叙述和质疑中间逐渐的显露，当然，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距离也永远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但却是我们叙述的动力之一。蔡翔说，正是在这样的质疑中，他自己的叙述也会被质疑乃至被克服，但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质疑和克服中间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