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韩德强老师的悖论
★郭松民
韩德强老师是我尊敬的学者，我永远也忘不了，2010年，我们一起参加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同学们观看一部反映毛泽东时代英雄故事的纪录片时，他那张被感动得满是泪水的脸。所以如果要让我归类，韩老师应该被归为“仁人志士”之列。
但仁人志士，并不等于就不会犯错误。在我看来，韩老师在“首富进中央”的问题上，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政治错误、理论错误，甚至还是简单的逻辑错误。
比如韩老师在“就《我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答复网友”一文中，做了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党的性质已经改变”，第二个是“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危险”，由这样两个基本判断出发，韩老师得出结论：“我目前的心态，是当一段理直气壮的改良派”。
先说第一个判断。首先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事实，否则的话如何解释“重庆模式”？当然，重庆模式还在发展变化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它的横空出世，至少证明党内还是有健康力量的，党内出现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7千万党员的大党，难道这些人都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又如何解释南街村现象？如何解释魏巍、马宾、李成瑞等革命老人的行为？如何解释以及各红色网站以及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红色网友的存在？如何解释方兴未艾的“毛泽东热”…..
从逻辑上说，假如韩老师真的认为“党的性质已经改变”，那就应该选择做一个“革命派”而不应该做“改良派”——在“改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做“改良派”，那和做“投降派”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认为党的性质仍然在变化当中，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选择做改良派才是合乎逻辑的。
举一个例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党，但到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之后，“国民党的性质已经改变”，这个时候如果革命者选择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当“改良派”，那和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问韩老师，如果现在就是1927年10月，您将如何选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再说第二个判断“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危险”。从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教训看，这种危险是严重存在的，我也认同这种判断。
但问题在于，认同这种判断，我们就被这种前景吓得浑身发抖，放弃争取社会主义复兴的努力，把党中央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吗？如果认定坚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就会导致国家四分五裂，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又有什么错误呢？
事实上，苏联、南斯拉夫之所以陷入分裂和内战，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存在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反对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力量，恰恰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力量，或者这样的中政治力量过于弱小。是“党的性质已经改变”导致了国家分裂，而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力量导致了国家分裂，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天下大乱，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进行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斗争——韩老师在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糊涂和混乱。
韩老师在“答复网友”一文中说我是“关门主义”和“取消主义”，这我不能接受。首先，我一向主张泛左翼的大团结，一切爱国者的大团结，谈何“关门主义”？但我同时认为，在这种大团结中，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的人，应该掌握联合阵线当中的领导权，应该坚持原则和底线，否则“团结”就会变成“投降”的同义词；至于“取消主义”就更谈不上了，我主张团结党内外一切健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复兴，谈何取消？如果说改良，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改良，而韩老师的错误在于，他把“投降”误认为是“改良”了。
韩老师犯的虽然是逻辑错误，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实也还是有理论根源的。概括起来说，恐怕是“两个过了头”——一是唯心主义走过了头。韩老师一向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这次更认为既然毛泽东式的纯粹的革命者找不到，那就干脆让资产阶级搞算了，说不定还能混成个“宗主国式的资本主义”；二是国家主义走过了头。国家主义在今天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支持国家主义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家必须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行为，我们应该支持，对“国家”侵害工农大众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反对。
目前美国爆发的“华尔街革命”正方兴未艾，美国神话已经破产，这本来是一切左翼爱国者反击西化卖国势力，争取社会主义复兴有利时机，但韩老师发起的这场争论，却迫使大家不得不转向内部的争论，分散了反击的火力，这是令人痛心的。
最后我想说，韩老师一向是我所尊敬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韩老师犯的错误，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我推荐韩老师有空读一读《丘迟致陈伯之书》，其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悠高”几句，细细品味，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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