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日。2010年12月19日（星期天）。议题：关于建设福利社会的问题。
关伟：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帮助，在城乡普遍建立最低生活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近几年政府做的一件最得人心的好事，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一些惠及全社会的福利政策也多有出台，如北京的公交车票刷卡仅要四毛钱，地铁车票两块钱跑遍全市，让香港来京人士羡慕不已。为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政府强力推出廉租房政策，缓解了在住房条件上苦乐不均的矛盾，向居者有其屋的福利社会又迈进了一步。这些，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左强：老关说的我也有体会。就拿退休人员的待遇来说，也是逐年提高的。十五年前拿八百元退休金的老职工，如今退休金都涨到了两千多元，就算物价上涨了一倍多，退休金的提高在抵消物价上涨因素后，还是增加的。同一些效益不好的在职职工相比，退休金的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在职职工工资增长。这也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你看咱们周围老年人们尽情地唱啊、跳啊，尽显太平盛世景象，那些西方国家来的旅游团都看着眼热，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融入了中国老年人欢乐的海洋。还是中国老百姓好，尽管生活不富裕，也有不少因社会不公平而不顺心的事，但只要有基本生活、医疗保障，大家还是得乐且乐。尽管被一些有钱人讽刺的“穷欢乐”。
尤震：老关、老左讲的都不错。但是有一点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就是福利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瑞典、希腊以致英、法、德等大国，普通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并不比中国差，有的甚至远强于中国，比如说，所有教育均是免费的；全体公民的医疗费用也是全部被免除的。另外，你们讲的社会福利政策有的仅仅体现在首都北京，还有的仅限于城市居民。你们到外地、到农村去看看，有多少底层人民贫病交加、困苦无依，北京繁华街头那些惨不忍睹的乞讨者就是一个生动写照。所以我说，中国建设福利社会才刚刚起步，路途尚远，切不可沾沾自喜。
甄炎：让国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诉求。即使在今天仍然维持计划经济体制、物资相对匮乏的北朝鲜和古巴，国民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很到位，就是明证。现在的问题是，在肯定政府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福利社会应该建立在生产高速发展、经济非常发达的基础之上才是健康的，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要建立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基础之上。否则，不仅福利社会是低水平的，经济发展还会过早地遭遇“未老先衰”的困境，施小惠而丧大节，直到最后连低水平的社会福利都维持不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令人担忧，就是伴随着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运行，腐败之风应声而起，开私人轿车的人领“低保 ”，有别墅的人得到经济适用住房等现象屡见不鲜，引起社会强烈不满。至于一些本来有能力自食其力的城市居民，整天游手好闲，甘心躺在“社会福利”上睡大觉，几乎成为一些大城市中让人看了不大舒服的风景线，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与此同时，以残疾人、老幼者为主体的乞讨大军在北京繁华大街和交通要道上随处可见，经常围着外国人强行乞讨，使我这个老北京人不得不常常为之汗颜。我就此事还给北京市长写过人民来信，但未见回音。后来听说，不强制收容乞讨人员是体现自由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我却一直接受不了，我只感到这是对整天价高喊和谐、福利社会的一种讽刺。
第二十日。2011年12月26日（星期天）。议题：怎样看待社会稳定与社会民主的关系。
关伟：今天是2010年最后一个星期天，讨论社会稳定和社会民主问题恰逢其时。我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是对的，中国百年的近现代史证明，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就是一句空话。中国成为世界上现代化强国的理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民主不是任何国家追寻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平等、公正的一个手段，而追求平等、公正社会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实现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所以我认为提倡社会民主一定要建立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单纯地追求社会民主只能带来“折腾”。2008年10月，我在香港红勘火车站外看到一幕民主小闹剧。一个老太太扯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横幅下还摆着一些反共宣传品。一些从内地来的中学生旅行团纷纷围观，惶惶不知所措。我禁不住走过去问老太太：“你对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老太太用广东话回答我说，她听不懂我的话，她只管打旗，我管不到她的事。事后我问一位港人朋友对此有何看法，他的回答令我吃惊，“那个老太太什么也不懂，她只管打旗发书，然后找让她这样做的人领工资。这种事在香港没有人管，这就叫民主。”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带有铜臭的民主，既不高尚，又蛊惑人心，在大陆没有也罢。
左强：稳定对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固然重要，但民主监督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我也不赞成你在香港看到的所谓民主，在公共场合满嘴胡浸地诋毁政府而不受法律制裁。但现在内地的问题是，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子，压制社会民主监督的倾向比较严重。为什么现在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原因就在于此。各级政府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和民意，要么充耳不闻，要么相互推诿，致使社会民主监督的力量心灰意冷。过去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排解民怨，现在换成了“围追堵截”、“万马齐喑”，其结果必将导致民怨总爆发，葬送稳定的大局。
尤震：我赞成老左的观点，就大陆而言，现在的社会民主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就奇怪，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须经政府审核批准的限制下，公民的上述权利就是形同虚设。我虽然不赞成过去没完没了地搞运动整人和“四大”的方法，但也不得不承认，运动的方式对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是有震慑力的。既然宪法不允许搞多党制，目前的中国政坛也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政党能够与共产党分庭抗礼，那么总要给普通老百姓一个监督政府（官员）和反应自身问题的平台。据我了解，现在老百姓向上反映问题的正规渠道有两条，一是信访（举报），二是向法院起诉。但在实际生活中，99%的信访是有去无回，向法院起诉贪官和行政不作为，更是老百姓眼里的痴人说梦。加上“六、四”的噩梦犹存，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民风，以致一些影响世界的大事发生，在中国可以毫无反响。即使是涉及国家主权的事情，国民也是无动于衷。人心死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甄炎：你们说的情况都有存在，因此也都由一定道理。我考虑的问题是，社会稳定和社会民主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健康的民主能促进社会稳定；没有民主或滥用民主都会造成社会动荡，阻碍社会进步。推进健康的民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影响稳定大局的折腾不作为；对发展健康民主有利的事则要积极作为。如效仿发达国家的安全号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信用体系，这在已经具备完善的身份证制度的中国大陆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推进各级层主要责任官员和大中型企事业法人代表（包括公营和私营）的财产公开和公示制度；建立和落实鼓励举报违法犯罪和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制度；严格执行打击造谣、污蔑、诽谤、陷害他人的制度。像香港政府那样姑息一些有恶意背景的组织任意诋毁中央政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打着民主的旗号，利用网络的散布低级下流的侮辱性言论的也应在依据法律打击之列。这些制度只是为发展健康民主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不会对社会直接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该大胆地尽早为之。同时要广开言路，只要不是造谣、污蔑、诽谤等违反法律的言论都要认真听取并积极回应。最后，对证据确凿的腐败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说到各级政府对民情反映的态度，我与尤震有同感，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政府对民情的反应是不理不睬。
如，我们原单位遇到司法不公正的问题，曾向中央和各有关单位发出若干份申诉意见，均不见回音（检察院系统要好些）。
又如，2009年5月我和几位插队同学回山西怀仁县雁北农村插队点访问后，曾给当地县委、县政府写过一封人民来信，提出改进农村工作的建议，两年过去了，结果是石沉大海。
再如，去年10月份我的中学母校校庆，做为老校友我曾给时任校领导写过一封人民来信，同样提出工作建议。 不幸的是，这封信的命运与上封信是一样的。
以上三个事例，让我很有感触：我们做为首都公民，写信反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或提出工作建议，自认为是善意的、积极的，但居然连一封回复都收不到，何谈研究解决问题。若是偏远地区的普通百姓，他们反映的实际问题，要想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注意并解决，可以想象，那会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1972年我作为一名普通基层商业职工，曾为国家只从农民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问题致信国务院文教组，希望能给其它行业职工上大学的机会。两个月后我就得到回复（表示信已收到，会研究处理）。第二年，我所在的县商业系统就得到了选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40年后的今天，信息传递的条件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府和有关部门完全有能力把接收民情、体察民怨、解决民难、接受民监的工作做得更好，但实践是如此地不如人意。问题的关键，是执政者要有一个以民为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前的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中国政治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现在是各级行政机构认真实践毛泽东这段话的时候了。只有深入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回应民声、解决民难，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再过几天，历史将步入的201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里程碑的年代里，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深刻反思，提出新中国同龄人的政治见解，承担新中国同龄人的社会责任。
第二十一日。2011年1月2日。议题：怎样评价台湾的政治变革对大陆的影响。
左强：今天是新年伊始，讨论台湾问题很有意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的政治信息越来越受到大陆老百姓的关心。据我所知，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戒严长达38年，只鼓励发展经济，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台湾岛上万马齐喑。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虽仍任“行政院长”，但已羽翼丰满，牢牢掌握实权，代总统严家淦有名无实。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在上任的最初几年里，蒋经国仍延续其父的做法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1984年10月15日，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在旧金山惨遭暗杀，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并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江南事件使蒋经国、蒋孝武父子在国际舆论上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传位与子的计划彻底破产。1985年年底，蒋经国公开宣布蒋家“不能也不会”参选下一任总统。此后的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和报禁。9月28日那些多年来争取民主权利的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据说，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曾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被某一媒体评价为，“完成了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蒋经国逝世当天，李登辉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在其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1988年－2000年），为了与旧国民党势力抗衡而吸纳地方派系为政治班底，造成了地方黑道与民间工商力量的中央化，并最终导致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上台。台湾国民党经过8年在野的卧薪尝胆，巧妙利用打通与大陆关系的机会和马英九的人格魅力，于2008年重掌台湾政权。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得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特别是最近两年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弊案的被揭发和地方选举战的风气云涌，让大陆老百姓感到很新奇，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尤震：老左对台湾时政的研究，令人佩服。我认为大陆老百姓对台湾政局的关心，其深层原因是对自由政体的渴望。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台湾的政治透明度，贪污受贿行为在台湾难以藏身，脱离群众、以势压人的政党及政客必遭人民唾弃。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轮番上台、下台，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这对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关伟：老尤说的也不尽然。我认为，大陆老百姓之所以关心台湾政局，主要是期望台湾和大陆能尽快地实现和平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至于台湾的政权更替、政党攻讦，很多群众并不欣赏，认为不过是一些闹剧，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利少弊多。
甄炎：我以为台湾政局的变化，至少应给我们六点启示，一是两蒋统治时期的台湾并无民主可言，其惯用的暗杀手段（对付政敌），以及老蒋去世时万民长跪街头的场景，使人感到即使被西方攻击的共产党集权政治也自叹弗如。但就是这样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资本主义体制，却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究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如蒋氏从大陆带了大量黄金、外汇到台湾奠定经济基础，以及美国通过韩战、越战对台湾经济的扶持等等，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应该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二是对民主的追求应从正反两个反面认识。人民群众是欢迎民主政治的，因为从中可以享受到平等和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并加以有效监督。但追求民主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相适应，否则不仅达不到民主进步的目标，反而会由于黑金政治效应，造成民主的退步。最典型的例证是扁家的儿子深陷扁家弊案，却高票当选为市议员，这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最大讽刺。于此同时，由于两党长期相互攻讦、掣肘，致使台湾经济在四小龙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单纯追求民主的代价；三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目标，经济互助为手段，应该是两岸政界共同的明智选择，也是符合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四是马英九现象的启示。马英九出身于国民党资深干部家庭（有人称为台湾太子党），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作为蒋经国后期精心培育的幕僚，马英九知识广泛、至诚至拙、恪尽职守、弘毅果断，且廉洁奉公、谦虚谨慎，被蒋誉为没有缺点的年轻人。更为难得的是，马的妻子也同样具有高尚品德。国民党正是借助马英九的人格魅力，才重新夺回了失去8年的台湾政权。这对于在大陆声名狼藉、在台湾积怨甚多的国民党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它说明即使是历史上乏善可陈的独裁政党，只要立志改革图新，且有优秀代表人物出现，仍然会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说到底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宽容的；五是大陆当局应该以全方位的豁达姿态关注台湾的政治变局，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把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六是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将台湾长期游离于祖国大家庭的企图方面，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思维方式使然。因此，台湾当局变换各种手法谋求实际上的独立，是悬在两岸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绝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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