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和欧洲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的时候，虽然2011年1-8月中国GDP的不俗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但是中国国内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却也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强的担心。这种担心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迟迟得不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立足于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什么时候、在什么节点上将会出现逆转？其次，为什么中央政府大力倡导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会遇到如此大阻力，以至于整个"十一五"时期，这种要求都停留在宣传和口号阶段？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定义于社会各界致力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再去理解今天在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会容易的多。
我们知道，目前很多人都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归功于在特殊体制下，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不幸的是，虽然这种模式或者结果在短时期里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效果，但是同时它也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埋下了祸根。最典型的解释就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提出的诺思悖论。它描述了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扮演的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以我们目前的处境为例，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是"粗放式"增长，虽然GDP增速惊人，但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产业中，从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到广大的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凡是在创造GDP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产业，无以例外的都是以牺牲和浪费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购买资源和治理环境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上升的时候，过去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后果，就开始不断凸显。而当危机来临时，采取刺激经济的最有效方法：广发货币，更是加剧了"粗放式"经济集中释放恶果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方面，除中国外，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能够跳出诺思悖论的怪圈。
其实，在应对诺思悖论方面，我们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强调的立足社会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本应是非常科学的方法论，但是，遗憾的是在执行方面，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消极应付的执行能力，使得它们并没有被认真实施。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缺乏科学有效的政策考评体系外，政绩观、部门利益、地区利益以及官员的个人升迁等问题，都需要全面予以调整和改变。
由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从政府角度出发，在全社会率先建立起一个以开放创新、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的具体内容是，首先，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开放和高效的政务状态。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为各路资本的进入，提供便利的条件；而高效则是现代市场经济衡量政府能力的基本要求。其次，为真真切切地鼓励创新，社会各界要对创业失败者予以足够的宽容，只有拥有一个能够为失败者提供重新站起来的社会环境，中国才能够出现更多的华为、海尔，乃至于苹果。
又因为新兴市场和成长型企业，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创新能力的载体，而能否出现更多、更具活力的创新载体，又取决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力度的大小，因此，只有在政府服务到位和社会环境更加宽松的环境下，以企业为主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才会更加强劲。在这里保持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和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要比简单地整天把发展绿色环保挂在嘴边重要的多。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为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无论是保持开放的经济结构，还是支持企业不断追求持续的创新能力，首先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保持长期的战略眼光，立足于政策的制定，坚决放弃以追求短期效应为主要内容的同质化和低水平的产业体系，才能够是我们在摆脱诺思悖论的同时，保持经济社会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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