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贝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讲课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我认为他（指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
“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仅就主流媒体没有公开报道而言，俞正声的话只是一次随机党课发言，不代表中央的精神。而且这些话很可能不被主流宣传所认同。
但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肯定代表了一定阶层或众人的观点，确切地说这些观点早已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或争论过。
俞正声，一个显赫家族和复杂社会关系的中共高官。既有共产党的高官父母，又有国民党内高官亲戚。既有文革后如日中天的邓家关系，又有叛国投敌的亲兄弟。能在中国政治风云中屹立不倒且不断升迁，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道难得的风景。$ ?)
曾国藩：清朝军事家、理论家、政治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生子曾纪泽、曾纪鸿。
曾纪泽：清代外交家，承袭爵位入京。兵部、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在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儿子曾广均，孙女曾宝荪。
曾纪鸿：兵部武选司郎官，数学家，年仅33岁去世。 因长子曾纪泽无孙，曾国藩一脉便由曾纪鸿继承。育有：曾广溶、曾广铨、曾广钟、曾广珊（女）曾纪鸿独生女。丈夫俞明颐，1904年前后担任过湖南学政。女儿俞大絪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另一儿子俞大维曾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长
堂孙女曾宪植为曾国藩弟曾国荃之曾孙女，叶剑英元帅夫人。
曾广珊：嫁俞明颐。生俞大维、俞大拔、俞大纲、俞大缜、俞大彩（嫁北大代校长、台大校长傅斯年）。
俞大维，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子俞扬和娶蒋经国女蒋孝严，也就是蒋介石的孙女婿。
俞明颐：兄俞明震，妹俞明诗（嫁维新派主将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生3个儿子，画家陈衡恪。史学家陈寅恪，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妹妹陈新午是俞正声的婶母）。
俞明震：甘肃提学使，生子俞大纯。
俞大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生子俞启孝（教授）、俞启信（兵工厂工作）、俞启威（黄敬）、俞启忠（教授），俞珊（女，嫁戏剧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俞瑾（女，一生从医）。
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娶妻范瑾。江青前夫，曾任原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生三子：俞强声、俞敏声、俞正声。两女：俞慧声（文革中被迫害自杀）、俞慈声。黄敬担任一机部部长时，江泽民任其属下的汽车局副局长。李岚清则为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副科长。
范瑾：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中科院历史所所长）妹妹，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俞强声：国家安全部副局级官员，1985年叛逃，后于1987年南美国家海域被溺死。
俞敏声：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
俞正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妻张志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之女。
俞正声在电子工业部时，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传说俞正声当年曾援手受伤的邓朴方，后来邓朴方主政中国残联时，邓朴方请他出山担任“康华”公司总经理（1985年）。此后但任烟台市长、青岛市委书记、建设部长、湖北省委书记，一路高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的官场顺风归结于他庞大的家族势力和深厚的人脉关系，把他的敢讲真话看作是年令届满卸任前的“两头真”表现。但是，他的一些与中央政治上不一致的观点确实反映了当前社会许多人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种观点完全背离了党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摘自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事实上俞正声的观点并不是新东西，早在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在华国锋出席的同省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曾经讲了如下一段原话：“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乘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的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对比一下，俞正声的讲话正是邓小平讲话的翻版。
关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的问题是有事实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参加者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当时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态，只能靠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和不断完善。这种探索本身就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去实践更没有出路。既使是实践中发生了问题，其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这种实践和探索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
“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也许是中央高层在全盘否定文革后最深刻的体会和检讨。对毛泽东的否定失去了中国人民心中信仰的支柱，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弱化了防止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力度，降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伤害了人民参预政权管理的积极性，为腐败和权贵滋生提供了机会。
“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这句话很有味道。是不是表明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也包含了各种利益的代表？即然是敞开讨论就不是共识，就应当有争论，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俞正声的观点也只是代表了其中的一种。
“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然而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为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赢得青年 就是赢得未来和希望”、《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两者都把青年当作是党的未来，或者把党的未来当作很自然的事。相比之下，都没有俞正声把“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来的深刻。
“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这个把党当成组织者的定位与“三个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三个代表”其中有一条就是“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为社会各阶层的组织者是不能仅代表某一方的利益，既使这个方面是最广大的人民。
“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这是对中央反腐工作的否定。
无论俞正声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指向，都反映了中央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联系到近期薄熙来、汪洋的“蛋糕论”（汪洋：先做大蛋糕，再考虑分蛋糕的事。做大蛋糕是第一位的，分蛋糕是第二位的。薄熙来：分蛋糕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做大蛋糕，只有在分好蛋糕的前提下，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在分好蛋糕的同时才能努力做大蛋糕。）不管对错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反思当前社会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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