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国内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大力呼吁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但与此同时，身处国外或已归国的学者们却往往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住放任自流的市场，扮演一个强有力的“主持公平”的角色。
如《中国，你要警惕》一书的黄树东，他在国外某大型金融机构工作数十年，长期浸淫在华尔街的金钱与数字中，深谙资本的逐利本性。他曾在另一本书中提到：“许多人开口闭口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却不愿承认不受限制的资本将比腐败更加黑暗。为什么权力需要制约，而资本不需要制约？资本也是一种权力。大家都在指责公权力，谁来制约资本？”
而对资本制约乏力，正是西方自由市场体系的无奈。因为这一体系鼓励政府的无作为或是少作为。
西方经济学推崇市场均衡论。然而均衡不代表效益，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很多均衡点，既包括低水平上的均衡，也包括高水平上的均衡；既有市场自发达成的均衡，也有经过干预后选择的均衡。黄树东认为，不仅要追求均衡，而且要追求高水平、符合社会价值、公平正义的均衡。而这种精挑细选的均衡由谁来达成？经济学三大主体――个人（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从可能性的角度看，似乎也只有政府的公权力才有可能用社会价值约束利润动机。因此，黄树东特别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作为同样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学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也很赞同一个更有约束力的政府。她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为例，指出当时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非常震撼，对一直以来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一片反思之声。就在最近，弗里德曼还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美国华盛顿一条地铁出口的扶梯一年都修不好，但他到天津参加一个会议，天津的国际会议中心非常现代，却只花了9个月时间就竣工了。他由此感叹，单纯靠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没有效率，因为没有一个合力在那儿，不是所谓的自由交易就能够达到均衡。
相比之下，李玲认为国内学界对理论的反思远远不够。“改革开放的时候，恰逢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它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抱着这一根筋，在一条路上走到黑。”李玲说，“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解放、新的启蒙运动，而这个启蒙运动，对中国来说，挑战更大，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
尽管如此，这样强调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声音在国内的主流学界并不突出，也相对孤独。当天会上就有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就如前阶段大热的《货币战争》一书，观点在民间可能会有影响，在主流学界却被打入另类。
其实，笔者以为，不管是像黄树东、李玲这样的“海外派”，还是迄今仍在倡导更开放市场的“本土派”，他们都没有错。只是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他们的见解。“海外派”们有大量的机会切身感受西方经济学自由市场的洗礼，并且是真刀真枪的实践而非纸上谈兵的理论，所以他们更洞察市场的弊而羡慕政府的利；“本土派”们接触更多的是一个政府管制的市场，对于自由市场只闻其声难见全影，所以他们更清楚政府的弊而憧憬市场的利。钱老的《围城》或许最能解释这种情况――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当然，这里的“进去”与“出来”指的是思想，思想的交锋能碰撞出火花，融汇出真金。在“黑猫白猫”变成“肥猫瘦猫”的时代，中国或许还真是需要更多这样的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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