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认为看文章或论文,只要梳理好其逻辑关系就可以了,是不怎么管数据的;因为写出的数据毕竟是处理过的,有没有使用筛子甚或造假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就当它是真的好了,省心些。当然,这种阴暗心理也不是只我一个人有,比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就说:“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机: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力的方式。”
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的数据连表面上的说服力都没有。明白这一点,我要感 谢余斌 先生,是他的文章敲醒了我。
第一个例子是张五常的。他在《经济解释》中为了说明复息的威力,为我们计算了1776年£1.8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 值 上升倍数
2% £162 90 倍
4% £14, 586 8, 103 倍
6% £1, 312, 949 729, 416 倍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 倍
说这数据有错误,你会相信么?但是,仔细的 余斌 先生一核算,说错了!我赶紧按按计算器,果真错了!而且四组都错。天呢,张五常的计算器有系统误差?再一看, 余斌 先生的《经济学的童话》是2008年出版的,引用的《经济解释》是2002年出版的,而我看的《经济解释》是2010年出版的。看来张五常是没看过余斌的书了,这也正是其作风了。
第二个例子是科斯的。大家知道,科斯有篇很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我在“科斯定理的神话”一节曾谈及过,但并没留意数据上的矛盾。一句话就是, 余斌 先生发现:按科斯给出的数据看,农夫在种地净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况下,却愿意向养牛者支付3美元以请求其少养牛,那么结果就是,农夫的净收益成了-1美元!真的搞不清楚,是农夫白痴还是科斯白痴?
第三个例子是张维迎的。这个例子就复杂了些,出现在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就是张维迎推导出了一个“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公式。公式我们就不写出来了,我们直接引用火眼金睛的 余斌 先生的结论:“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一句话就是,放款人都是白痴。我在“由张五常想起钱钟书”一节说,“经济学教授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往往又会把一部分人当白痴:比如马歇尔把地主当白痴,科斯把种麦子的当白痴,阿尔坎则直接搞个白痴理论,并且被张五常发扬光大……”现在则又多了个 张维迎 教授,把放款人当白痴。经济学里白痴还真是多啊!
第四个例子是林毅夫的。但是这个例子和上面的有些不同。林毅夫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说:“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年至1961年间严重的农业危机。……与Sen(1981年)说描述的因食品的取得权(Entitlement)而引起的灾害不同,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是作物失败的直接结果(Ashton et al,1984)。”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死人是因为作物失败减产,而不是食品的取得权或者说分配的问题。我认为林毅夫的这个反驳是很无力的,因为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论证。为了 向余斌 先生学习,我也决定研究下 林毅夫 先生文中的数据,看是否支持他的观点。相关数据如下:
年份 人口(百万) 粮食产出(百万顿) 人均粮食(顿)
1958 659.9 200.0 0.303
1959 672.1 170.0 0.253
1960 662.1 143.5 0.217
1961 658.6 147.5 0.224
1962 673.0 160.0 0.238
1963 691.7 170.0 0.246
其中最后一列是我根据原有数据计算添加的。从上面的数据,尤其是1960-1962年的数据中不难看出,人均粮食最低的1960年并不是人口最低的一年;当然,如果说当年的粮食主要是用于下一年的话,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但从1960年到1961年,人均粮食增加了7公斤,人口依然减少3.5百万;而从1961年到1962年,人均粮食增加了14公斤(如果考虑粮食后移效应,增加更少),人口却增加14.4百万。那么小的人均粮食变化,居然就是几百万的人命,如果粮食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无法解释人口的增减!难道说,那时人们的生命对那点粮食是那样的敏感?我认为,数据并不支持林毅夫的观点,恰恰相反,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正如Sen所说是因食品的取得权而引起,直白了说就是人祸!
好像是兰小欢博士,曾引用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话说:铁打的数据流水的假说。如果林毅夫文中的数据都是真的话,那么他的结论真的是很“流水”的;至于前三个例子,连同数据都是很“流水”的了。呵呵,一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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