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进行曲

采取措施

针对的旧问题

结果

评析

放权让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

管理者不敢和没动力管；被管理者随意，偷懒普遍，生产效率低下

1980年底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确认了管理权力的企业至上性。

这是一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复位举动，也是确立企业中国家利益代理人角色的行动，在破后有立的过程中直接促成了企业中的权力利益圈的初步形成。

拨改贷，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贷款。1979年“拨改贷”首先在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省市及纺织、轻工、旅游等行业试点。1980年国家又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贷款的范围，规定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贷能力的建设项目，都要进行“拨改贷”改革。1985年1月起，“拨改贷”在全国各行业全面推行。从1983年到1988年，国家规定对国营企业征收实现利润的55%的所得税，并且要求税后还贷。

国企吃着国家喝着国家什么都指望着国家，好坏死活都依赖国家，一切指望国家喂奶养活

国营企业由于高额负债不能偿还，大量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形成呆坏帐，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恶化。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1999年，采取“债转股”的办法，来应对解决。

国家太狠了，自己征着高税，还想连息带本一起回来，太贪了太急了，所以，人家企业还不起就不还了，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还顾什么银行和国家，出现了全国国营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2个月滑坡的局面也就非常正常了。

利改税（1）按照国务院1983年4月24日批准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对不同规模、行业的盈利企业采取不完全相同的办法。大中型国营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了企业的合理留利外，采取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固定比例和调节税等多种形式上交国家。

国营企业利润赚取后一律上缴国家，再由部门统一分配导致管得过死，企业经营积极性普遍不高的问题

1984年10月1日，在全国全面实施第二步利改税，注意到了企业的利润分配动力问题。

这是激发企业动力的一次尝试，但着眼点还在于国家的收益——你都是我的，我收益必须最大，所以效果有限。

利改税（2）1984年10月1日，在完善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得税办法的基础上，取消其他税后利润上交办法，统一改征调节税。将国营企业应当上缴国家财政的收入，主要通过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也就是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  “以税代利”。

几种利润上缴形式的上缴比例和数额随意性强，对于部门攫取和分配，企业之间苦乐不均怨声载道

税后利润归企业自行安排使用，动力十足，使企业逐步做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一直持续至今。

国企内在利润促动机制的基本确立，促成了企业的相对独立状态，使得国企自身对利润的追求动力强化。

优化劳动组合，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皆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等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1986年8月对沈阳防爆器械厂实行了破产。并急促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企业富余人员过多，企业内部大锅饭普遍，工作效率低，依赖国家养活，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明确了职工与企业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无关，职工的企业主人地位不复存在。一大批人下岗失业。

强化了国企内部权力圈的决定性作用和至上的地位，开始在企业内部形成倾向性的失衡，并给劳动者制造出了一种紧迫的劳动氛围和就职压力。并开始出现工人下岗后处境艰难的问题。

承包责任制，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其基本形式是“两保一挂”，即企业保证完成承包合同规定的上缴税利指标，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技术改造任务，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88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同时，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不少国有企业被推入了市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企业自身动力不强——生产积极性差，企业的活力底下，国家计划任务完不成，效益差

承包者只顾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现扩大虚假利润，以达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设备、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员以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众多承包企业的常见行为。追求高利润，但国内市场狭小，造成总体产能过剩。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外向型经济走向开始思路性形成。

企业活力显现，但监督没有到位。民众消费需求（城市消费需求和农村消费需求）的满足和利益的增长没有跟上企业生产的步伐，无可奈何之间，国内城市消费市场的培育和激发被提上日程，针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出口赚外汇体制酝酿产生

1988年7月，全国总工会为召开中国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在湖南省张家界湖南省总工会疗养院召开全国工会理论政策研讨会。出现了“淡化工人阶级”、“淡化工会”之争。

企业工会在新形势下何去何从

承认职工与企业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的事实。提出了不争论，确定了企业工会的从属和服从企业管理的职责和地位

使得工会成为了管理的附属，放弃了内部制衡企业管理的努力和机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

企业股票发行已有范围有限，缺乏近一步的筹资支持和促动

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

确立股票交易成为一种大众投资发财的途径之一，使得国企解困与发展的资金的开始有了对应性的筹集指向。股市作为国企改革合法大众的主要融资渠道初步形成。

砸三铁，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运动。

针对企业中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

全国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企业达6万多户，涉及3000多万职工，占职工总数的30%。有的地区提出“以三铁----铁心肠、铁手腕、铁办法来砸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

直指企业中原有的干部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内部分配制度。企业中原有利益机制被彻底打碎重组，企业自身管理权力和利益空前强化。不服从管理权力和不符合管理利益的力量被内部大批排除和整肃。

“国营”改“国有”， 1993年3月29日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有关条文中的“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国营企业国家只有经营权，不能擅自委托私人经营或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

为国企的大规模放手出售扫清了障碍。

看来当时的国家改革者在治理的过程中对大多数国企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对其不死不活的情况不再容忍，治理思路非常明晰。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的滞后性、人为性、繁琐性和臆想性

从此，针对市场需求的生产和满足开始成为经济的主流。

在左右争斗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直接一锤定音，终止争论，就这么干。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改组成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市场竞争力弱

引发了 “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之争。最终双方谁也没说服谁，试点企业形成新老三会同时并存的局面。企业明确各级政府及其任命的国企干部就是国有股权的代表，作为国有企业股东代表的部、委、局等政府机构把原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部分控制权下放到以企业厂长、经理、书记等为代表的企业经营内部管理人员的手中

最终形成了独行把控企业内部管理的权力利益集团，为这些手握大权的内部管理人员后来纷纷提出了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股权的要求（即MBO），瓜分和低价收买国有资产打下了基础。

1994年国家经贸委提出一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主张，目的是减轻企业早已债台高筑的债务负担；改造明显落后的设备和技术工艺；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冲抵破产企业的呆坏帐和资产损失、安置破产企业失业人员后，开始打算试点18个城市，扩大到50个、111个城市。

国企债务负担重，设备和技术工艺落后，企业社会负担重，效益低下

1996年底全国单位职工为10949万人，比上年减少6万人；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为2954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22万人。

延至1997年，在111个试点城市中，国有企业破产终结的675户、被兼并企业1022户、减人增效企业789户。通过兼并、破产和减人增效，共分流富余人员1687万人。

主要实现了分流和破产效果。下岗人员近一步增多，社会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劳动力价值变得格外便宜和低下。

抓大放小，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 “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建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主张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广大中小国企已经成为了国家眼中的负担，中小国企成了国家眼中的“扶不起的阿斗”

许多地方下命令、下指标、限时限量推进。在短短几年时间，全国中小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几乎全都变成了私有制。生产资料绝大部分由原来的企业领导人、领导班子占有变成了老板，职工集体参股属于少数，大多数受雇于企业新老板；许多人买断了工龄，下岗失业。相当一部分企业改制以后并未成活，相继破产关闭。到2003年在国务院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新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这种“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的确极大的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民营资本队伍正式壮大，原有把控着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者利用这个私有化的最佳机会一举跃入富产者阶层。国家原有资产流失损失惨重。使得大型国企开始突出，地位优势和待遇与其他企业相比，格外明显。

1999年“债转股”的股权结构改革。由财政从发行的特别国债中拨出资金，组建四个资产管理公司，分工收购、管理和处置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把银行原来对企业的债权转变成为资产营理公司握有企业的投资股权，然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把握有的企业股权向社会押价拍卖。

国企高额负债不能偿还，大量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形成呆坏帐，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恶化。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

银行收回了不良资产；企业卖出了股权还掉了债务；社会资本从拍卖中以廉价占有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国家在资产管理公司押价拍卖企业股权中付出了一定的损失。

基本解决了1985年全面实行的“拨改贷”带来的企业债务负担重的问题，为私人大股东的形成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终促成。把原来分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各厅局的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划转到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的名下

企业自身的国有资本贬值和国有资产流失

有效遏制“抓大放小”政策所造成的“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 势头，有效地防范住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被鲸吞、侵占和流失现象。到2007年，各省、市(地)基本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让国家的利益从企业的权力圈里独立出来，由政府单独专门部门直接程序把控，随着部门管理的完善，有效地控制住了国有资产无序的被鲸吞、被侵占和流失现象。

股权分置改革（1）国有企业的MBO改革，又叫管理层收购，2002年10月，国家颁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首次明确对员工持股和MBO做出规定。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银行贷款或其它途径获取资金购买本企业的国有股权，管理人员则从国有企业的“雇员”翻身为国有企业的“老板”之一。

企业管理层赢利动力弱，股份和所有制经济单一

存在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现象。2004年，郎咸平批评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现象。引起了一场对立性强烈的大论战。2005年4月5日，顾雏军被公安机关拘留，使顾雏军用9亿多换取并控制的资产总额超过136亿元的违法行为得到了证实。而其间为国有资产损失买单的不是银行便是政府。“郎、顾之争”也就划上了句号。2005年4月11日年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对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叫停了大型国企的管理层收购

私人大股东大量合法有序涌现，国有企业管理自身赚钱欲念十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得以确立。投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的确完成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定的相关目标，但代价巨大。

股权分置改革（2）引进战略投资者。2005年国资委启动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工作，托管剥离重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

股份和所有制经济单一，技术落后，管理落后，制度落后

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引入了产品技术，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管理的确有效先进。截止2008年4月底，试点企业已扩大到19户，其中16户企业外部董事超过了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随着理论界对资本控制的研究深入和实际国际资本的种种经济利益掠夺和攫取，国家对外资的疑虑逐渐加深并开始防范。

为国际资本十分有效的控制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央稍弱，地方强大）且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和便利。虽然国家有所收获，但危机也同时出现。

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积极推行股份制,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国企发展总体资金不足，问题亏损面大。

经过努力，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 2002年的30.4%提高到64.2%。2003年至2007年五年来，中央企业通过股票发行筹资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2003年募集资金253亿元，2004年募集资金642亿元，2005年募集资金768亿元，2006年募集资金1339亿元，2007年募集资金3263亿元， 5年共募集资金6265亿元。2003年至2007年每年筹资额年均增长率达97.86%。

一俊遮百丑，只要赚钱了，什么都好说，国家收到税了，国企管理者发巨额薪金了，私人大股东获利颇丰，战略投资者也满载而归，大家皆大欢喜，只剩下老百姓不住的掏钱，只剩下中小股民的黯然神伤。你们的钱有去处了，应该高兴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