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想写这个让人伤心的题目，可最近朋友向上反映企业军转干部身份待遇问题时，又听到接访官员振振有词：“这是改革需要……”。这些年这类说辞不绝于耳，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改革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蒙受这么多的损失吗，改革是对人们已有合法权益的发展完善，还是人为地剥夺？
我们知道，真正进步意义上的改革，应该通过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促进经济发展，让多数人获得更多的利益，正如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是“科学发展，共享成果”；而不是某些人主张的，要通过剥夺一部分人“造富”另一部分人，更不是要让老百姓把吃进去的社会主义胜利果实再吐出来。我们不否认改革有时需要某些利益调整，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但这种调整和牺牲必须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局部的少数人的，而且调整和牺牲必须能够换来全局的多数人的更大利益。这样来看人们蒙受的损失是不是真的“改革需要”就很清楚了。
比如某些官员讳莫如深的几千万工人下岗，显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不是局部的少数人的事，而且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这样做说是要“减员增效”，其实他们“减”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员，“增”的却是少数“持权强盗”的效：下岗工人前脚走出厂门儿，后脚工厂就被坐地分赃，变成了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被扫地出门的工人则由国家“主人”沦为资本家的“打工仔”，甚至流落街头靠捡垃圾糊口。不仅国家损失了辛苦积累的大量财产和不可多得的熟练工人甚至技术人员，而且把几千万曾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工人家庭推到了社会底层。难道“改革”就这样，“需要”几千万人蒙受丢掉饭碗的损失，让一小撮“持权强盗”中饱私囊？
又如近百万企业军转干部被剥夺“干部身份”。本来他们是为共和国国防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国家多部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他们属于“国家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保障他们的“干部身份”和政治、生活待遇。而某些不学无术的法盲官员却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推行深圳“改革”经验时，硬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取消了全国近百万企业军转干部的“干部身份”。而且当他们的错误受到质疑，大批受害者维权上访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时，他们不是知错改错依法恢复这些人的干部身份，而是欲盖弥彰地抛出所谓“解困”方案，让企业军转干部靠施舍救济打法余生，以此欺上瞒下，把矛盾扩大到地方政府。这不仅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且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使这一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事实证明，企业军转干部被剥夺不仅没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给近百万家庭带来了不幸，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社会增加了不和谐因素。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愿意相信是某些官员政策水平太低而造成的工作失误，但从他们知错不改、欲盖弥彰的行为和个别官员发狠的言语中，我们也分明感觉到有一种对革命军人、军转干部的不正常情绪，似乎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不该存在。我们但愿这种情绪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也希望它不是什么“改革需要”。
如果说工人下岗、军转干部被剥夺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让受害者痛彻心扉，那么“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和市场化的房改、医改、教改，就是从人们基本生存条件上釜底抽薪，无异于置人死地。这里“三改”把“三大福利”变成了“三座大山”已被人们所痛斥，党和政府也作为教训在“亡羊补牢”。这种情况下还说是“改革需要”的人是不多见了，但也要警惕有人借“亡羊补牢”再把老百姓“装”进去，让老百姓继续远离“三大公共福利”。同时还要说明，所谓“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也不是什么“改革需要”，而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如意算盘。首先“大锅饭”、“铁饭碗”本来就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好，好就好在饭在“大锅”里，这就不仅使得人人有份，人人能当家作主，而且能够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而资本主义的饭装在个人的“小锅”里，必然是谁的锅里饭多谁做主，必然一切围着富人转，从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主义好，好就好在人们的饭碗是“铁的”，这就使得“饭碗”不容易被上司打破，从而有利于上下级平等相处形成合力；而由于饭碗的“牢靠”，端饭碗的人也就能够从容地品味碗里的美味佳肴，享受工作的快乐。而资本主义的饭碗是“泥做的”，这就很容易被老板打破，而端饭碗的人也就时刻面临着丢饭碗的威胁，因此他们不得不时时处处如履薄冰倍加小心，从而工作不再是享受而成为负担，使他们天天处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这方面如今的年轻白领想必深有体会。这样来看，那些向“大锅饭”、“铁饭碗”抡大锤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也就显而易见了。其二，我们不否认“大锅饭”、“铁饭碗”确实有其消极的一面，处理不好确实会产生“平均主义”和“懒汉”问题，这也正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能在加强先进思想教育基础上，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因噎废食，把“大锅饭”“铁饭碗”彻底砸烂。旧社会的辛酸历史早已证明，劳动者没有了生产资料是很难生存的；这种通过剥夺生产资料逼迫人们“死里逃生”、不得不接受剥削和压迫的卑鄙伎俩，只有黑了心肠的地主资本家阶级才会做得出来。解决平均主义、懒汉问题，也不能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能靠诱发和刺激人们的私欲。因为“私欲膨胀”必将冲击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必将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这些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就是人们私欲被激发膨胀所引发的必然后果。解决平均主义、懒汉问题，更不能象资本家那样把人当作动物，用“丛林法则”驱使人们进行血淋淋的争斗。因为血腥争斗的结果，不仅会使人们丧失人的善良本性，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丑恶泛滥，而且会使强势的富人越来越富，弱势的穷人越来越穷，从而打破社会的基本平衡和稳定，甚至威胁当权者的统治地位。我们共产党人能用先进思想把封建皇帝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让战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难道不能用先进思想让懒人变得勤快？难道非要启动封建糟粕，非要学资本家的样子管理社会，共产党人的执着和自信哪里去了？！
此外还有一种剥夺，是以“施小惠而伤大体”的方式出现的，在刻意满足人们眼前的微小利益时，却让人们丧失了长远的根本利益。比如“分田单干”，虽然满足了部分农民“自发”的欲望，却让他们丢掉了“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组织”，丧失了抗拒天灾人祸的能力，从而在面临自然灾害和资本掠夺时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又如农民进城，虽然给农民提供了“用血汗换钱”的机会，满足了一些人“拿工资，做城里人”的愿望，但同时也让他们面临着失去土地而又不能“入户”城市的尴尬，如同拆了旧房却住不进新屋而不得不流落街头。这种被“悬吊半空”的处境，说明“农民工”比之农民只是“当牛”与“做马”的不同，并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某些人为给资本家降低剥削成本，长期不给一代工人摘掉“农民工”的帽子，致使他们“名不正言不顺”，“市民待遇”始终未能解决。而今如果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城市化”云云难免会有“忽悠”之嫌，而且靠农民工撑起的“特色社会”也会和农民工一样，随时都有撑不下去的一天。
从以上事实我们看到，这一项项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变动，早已超出了“不得已而为之、局部的少数人的”原则，背离了“发展完善”的要求。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堪称“刀刀致命，处处见血”，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带给人们的各种福利和好处几乎被扫荡一空。其结果只是满足了极少数人的图谋和欲望，却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不幸。老百姓的血汗甚至尸骨铸就了资本的天堂，国家和人民却走进了贫富差“巨”、“五毒”泛滥，“中美国”取代人民中国的“新时代”，以至于党和政府不得不用极大精力和财力进行各方面的“复兴”，而且有些方面还不知道能不能够“复兴”。
有人说“文革”是一场“浩劫”，其实它“浩劫”的还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少数人做官当老爷、走邪路发横财的欲望，是人们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对任何个人的福利待遇却不曾有所触动，甚至那些在台上弯腰挨斗的人也还照样领取“高级干部”工资。而今某些人不仅把几千万工人踢出工厂，把近百万军转干部踢出干部队伍，而且砸烂了老百姓的“饭碗”，取消了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不仅剥夺了人们已有的合法权益，而且阻断了包括“农业集体化”在内的社会主义道路，让人们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牛马”……这不是更为严重的“浩劫”又是什么？如果这也是“改革需要”，那这样的“改革”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吗？其实，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确实存在着是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完善，还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存在着两条改革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某些人正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利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无限信任，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空前规模的剥夺和浩劫，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许多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年抗战胜利后，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个“中国向何处去，如何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问题，如今我们同样也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问题。不是吗，那工人阶级领导权，农民的集体化道路，人人有饭吃、有工作的“大锅饭”、“铁饭碗”，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以及社会没有“五毒”，风清气净，充满了纯洁和高尚等等，这些不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吗？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我们能忍心看着它一天天消失吗，能甘心被人肆无忌惮地剥夺吗？当然，剥夺我们胜利果实的人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我们确有“投鼠忌器”之忧。但它们的倒行逆施并不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不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他们只是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极少数人。因此只要把他们同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区别开来，把他们的“改革”同党的十七大提倡的改革区别开来，我们就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从而坚持同他们开展斗争，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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