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他们曾经被叫做赤脚医生
——乱读随钞之四十一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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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贴者的题辞——
杏林的无字碑永远会留下他们的印记；
正如医疗市场化有过的VIP病房的标志。
究竟什么是悬壶济世？什么是饮鸩止渴？
如果一时找不到答案，请去叩问当代史。。。。。。。
[剪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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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奎：45年守护乡亲的健康
《人民日报》记者 马跃峰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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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王京奎（右）在为小患者看病。
◎编者按：赤脚医生，曾是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走村串户，送医送药，守护着村民的健康。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面貌，也给乡村医生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生活现状如何，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有着怎样的期盼？本报记者走进一位乡村医生的生活，为您呈现他的人生故事。◎
9月23日，一个静谧的午后。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买浒村卫生室里，乡医王京奎正忙着看病。
“王大夫，这孩子咋回事？”高家村的李小梅，怀抱3岁的孩子，坐立不安。
“别急。”王京奎一边安慰，一边询问病情。他拿出手电，照了照孩子的口腔：“上焦火大，感冒发烧引起的舌炎，不打紧。”
从诊断室到药房拿药，让孩子喝下，李小梅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王大夫医术高，人缘好。乡亲们有病就找他，信得过！”
■45年行医路
◎“土”、“洋”结合，利用农村丰富的药材资源为患者治病，45年乡医路练就医术“绝招”◎
1966年，王京奎初中毕业，被村里选进乡村卫生员培训班。9个月后，他成为一名乡村卫生员，到公社台李管区卫生所实习。
“当时，卫生所只有1名西医，4名中医，服务管区5000多人。”王京奎说，“只要有病人或出诊机会，我就跑在头里，看老医生怎么处理，详细记录病例。”
记得第一次出诊，王京奎跟老师董振平到七八里外的开河村。师徒俩走进门，见一名中年男子躺在床上，脸色发白。董振平号完脉，仔细察看了病人的眼皮、口唇，诊断为贫血病，开了两支针剂和一剂补中益气药。此后9天时间，王京奎每天步行到患者家，为他打针、煎药。“看到病人很快痊愈，路再远也不觉得累。”王京奎说。
一年过去了，王京奎边干边学，终于可以独当一面。“单独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本村的王殿新。当时，他患重感冒，高烧40度不退，直说胡话。我开了两服药，病人3天就好了。”王京奎说，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当时的药方：5分钱一支的氨基比林注射液、2毛多一支的青霉素和3服中药，共花了1.8元。
1979年分田到户。王京奎承包了村卫生室，开始独立经营。行医中，他注意“土”、“洋”结合，利用农村丰富的药材资源，就地取材为患者治病，花钱少，疗效好。
王京奎从16岁开始在村内行医，大大小小的培训参加过200余次。凭借多年积累，他练就了两个“绝招”。一是治小儿腹泻，一是治急性角膜炎。用他的方子治小儿腹泻，100%见效，90%痊愈。1981年，王京奎获得高青县卫生局颁发的第一批乡村医生证书。2001年，他被评为全县优秀乡村医生。
【背景】乡村医生队伍是我国卫生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职责是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及一般疾病的诊治。乡村医生来源于农民，服务于农民，奉献于农民。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村卫生室63.3万个，在村卫生室从业的乡村医生99.5万人，执业（助理）医师17.9万人，共117.4万人。山东制订了乡医在岗培训方案。仅在高青县，就有662人参加了轮训。
■4次改善医疗条件
◎从把听诊器等看家宝贝放进肩上布袋里，经历4次搬家，自掏腰包、甚至贷款，改造卫生室达到省级标准◎
刚开始行医时，王京奎肩上搭个布袋，走村串巷，谁家有病，随叫随到。“那是母亲用老粗布缝的袋子，里面放着几件看家的宝贝：听诊器、酒精棉球和针盒。”王京奎说，直到1972年，高青县为乡医统一发放卫生箱，布袋才进了“家庭博物馆”。
这一年，村里找了一间闲置房，简单修葺后，交给王京奎作为诊室。他用村里给的16元钱进了第一批药，把2平方米的药架摆得满满当当。“虽然还出诊，但总归有了个‘窝’，有了诊室的样子。”王京奎说。
1979年，王京奎卖了12亩地的粮食，加上多年积蓄，筹集600多元钱，把自家老房子整饬一番，当作卫生室。房子虽然简陋，但卫生室已初具规模，有了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药品架等基本设备。
1993年，为改善诊疗条件，王京奎又一次搬家。他拿出自家1万元，又借了2万元，盖起4间房，购进新病床、氧气瓶等。2004年，山东省改造、建设标准化乡村卫生室。王京奎花了5000元，重新装修、粉刷诊所。可是，由于诊所面积不足8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输液观察室、药房无法独立设置，没有通过验收。
“听到这个消息，儿子有些泄气，劝我别干了。”王京奎说，可一想到乡亲们需要，又咬咬牙，把平房拆掉，贷款10万元，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楼。按照省级标准，他将一楼160平方米全部用作卫生室，并投入4万多元，购置了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计数仪、紫外线灯、消毒锅等设备。通过省级验收后，高青县奖励卫生室价值1万多元的医疗用品。现在，卫生室有6张病床，常备各种中、西药，连年被评为县“甲级卫生室”。
【背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不尽合理，“重城市、轻农村”、“重医院、轻基层”的问题普遍存在。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卫生资源调整力度，将优良资源向农村、向基层倾斜。在农村地区，各地要利用乡村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建设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大对村卫生室的支持力度，要努力实现每个行政村都有村卫生室的目标，2011年医改任务提出要支持13000个以上村卫生室建设。
■3个人的卫生室
◎经常为贫困乡亲垫付医药费，和儿子儿媳组成的3人团队，出诊之外还承担着全村的公共医疗服务◎
多年行医，王京奎视患者如亲人。一次，27岁的王洪亮肚子疼痛，连夜找到他。王京奎见患者必须马上手术，便陪着王洪亮到县人民医院。当时，县医院血液紧张，同去的几人只有他的血型与患者匹配。“我来！”王京奎二话没说，捋起袖子，献出300毫升血液。
不少医院“以药养医”，只顾赚钱，可王京奎从没想过从乡亲们身上挣大钱。村卫生室全部使用基本药物，由镇卫生院供应，便宜又安全。病人到村卫生室，都是看完病再交钱，或者直接用新农合报销。一些贫困户拿了药、打了针，给不了钱，王京奎就自己垫上。每年，他至少垫付医药费1000多元。为此家人没少埋怨。可他说：“乡里乡亲的，不能因为没钱就不顾不管。”
王京奎的心愿是让卫生室延续下去。为此，他在16年前就选定三儿子王军武当接班人。一开始，妻子不同意，理由是乡医发不了财，还起早贪黑，担惊受怕。王京奎说：“谁没个病，没个灾？农民上不起大医院，咱再趴在利益上，对不起大伙儿。”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儿子、儿媳加入行医行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乡医。
出诊之外，王京奎还承担着全村公共医疗服务，如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等。2010年，高青县为每名农民建立健康档案，全村人的建档工作全交给了卫生室。王家3人，花了3个多月入户调查，不但为全村人建立了健康档案，还专门设立了老年人、精神病人、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病案，定期上门诊疗，健康指导。“为村里提供公共医疗服务按照每个村民4元钱给我们补助，全村351人，共补助1404元，与工作量很不相符。”王京奎说，为了乡亲们的健康，他们硬是坚持完成了任务。
记者看到卫生室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为村主任，王军武只是负责人，有些疑惑。王军武解释：“卫生室现在仍是村集体主办，由个人承包。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村主任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凡涉及填表加盖村级公章，村里都不大情愿。”
“卫生室虽然没有出过大的医疗事故，可是，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这个。”王军武建议，将来可否将附近几个村的卫生室整合在一起，由乡镇统一管理，一方面乡医的责任会减轻一些，另一方面管理体制更加顺畅。
【背景】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乡村医生队伍将长期为农民群众服务，农民群众离不开他们。2011年2月，卫生部印发《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村卫生室由政府或集体举办，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政府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助。目前，高青县按照每人每年4块钱标准，向王京奎的卫生室购买公共服务。
（《人民日报》2011/10/23 本报记者马跃峰文并摄：《忘京奎：45年守护乡亲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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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 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口述：孙立哲
◎文；阎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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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生。１９６４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１９８５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我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震撼
◎按：孙立哲的初中岁月虽然短短两年，但他认为：清华附中自由竞争的理想主义和红卫兵发起的震撼，影响了他一生。◎
１９６６年我１４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５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上路行医
◎按：插队突然颠覆了一代人生存力和价值观。相对他自学成才走上赤脚医生道路的报道，孙立哲却归结于一连串偶然的故事。◎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１９６９年１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救活死人被传为神医
◎按：他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医疗站外人山人海。◎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３０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１８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１７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教授的女儿惶恐的村妇
◎按：一路行医也展开了一幅知青生活的真实画卷……◎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冲击医疗体制，绝育从一把手开刀
◎按：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全凭感觉，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２０００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４８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６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４８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２０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１３０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破庙门板上开膛惊动京城太医
◎按：中央派专家团实地考察，认定他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黄家驷教授亲自打手电帮他做手术……◎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一看讲演稿成了大结巴
◎按：他成了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毛主席圈定的五位典型之一。孙立哲被召到北京做万人报告，但一看讲稿，他傻了。◎
最早是１９７１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１００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２８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１９７３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照片说明
◎１９７２年左右，孙立哲（右）在乡下为农妇做子宫瘤切除手术
◎１９７３年左右，刊登孙立哲事迹的画报、连环画和报纸。彩色画页当时非常罕见
◎１９７３年左右，孙立哲（中戴口罩者）医疗站前挤满了看病的、实习的、考察的人
（《北京青年报》2011/10/21 ◎口述：孙立哲 ◎文/阎阳生 ◎供图/阎阳生）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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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陈竺坦言——
医改过度市场化造成市民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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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宏伟）坦率直言医改过度市场化造成“看病难、看病贵”、明确表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他坚持加上去的、面对“地沟油”这样的“错位”问题没有推辞“不管”……昨日上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礼堂举办的第122场“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在场的近千名研究生坦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儿，我也跟大家坦率地讲，医改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改革靠市场经济也能解决，但是实践的过程告诉我们，过度的市场化造成的后果就是六个字：看病难、看病贵。”陈竺在题为“让医学科学造福全体民众”的主题演讲中表示，如果医改仅仅是跟着市场走，结果就是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就是向富人集中”；如果只讲效益，那么就没有人来控制医疗费用的价格，没有人来控制过度诊断、过度用药。“所以，我认为，优质医疗资源也应该走向农村，走向城乡结合部，走向流动人口，要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面对研究生院同学提出的“控制地沟油流入市场”的问题，作为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并没有用“不是我管的事”来推辞，而是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陈竺指出，让地沟油回到餐桌的人实际上是利用了一些技术，让这些油伪装到一般的检测技术查不出来。但既然是加工以后的油脂，而且已经不是单纯的油脂了，常常是和其他的食物残渣搅和在一起，地沟油的物理特征总是有一些变化的。“我希望我们学术界也要注重这种民生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要注重伦理，不能老让坏人去钻我们这种技术的空子。”
（《北京青年报》2011/11/02 本报记者樊宏伟：《医改过度市场化 造成市民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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