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慈善机构”的冰山一角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2008年3月20日 ，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参见：
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高官、智囊
蔡子尤（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31/5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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