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待外交新思维

(          这里讲的的中国外交主要指的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情况。最近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提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弱者心理”。好像只有我们经济发展了才敢这么说，以前不敢说是由于我们穷，或者说是由于我们穷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事实上随着二战的结束，作为“同盟国”一员的中国就很自然地拥有和享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荣誉，并且这种地位具有十足的法律基础。从战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组成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浩浩东方，独中国领一席。无论中国愿意与否这种安排就不可抗拒的将中国置于国际角力的舞台中间。也就是说，中国早就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体现这种角色的力量罢了。所以说，中国只是最进随着经济的实力，才拥有这样的角色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
       但是，现实也无情的告诉我们，在经济得以发展之前，中国并没用利用好自己的权利，并未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实属不为，而非不能。以至于中国现在面临的种种战略困境都是多少年来缺位所造成的。从联合国的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驻联合国的这二十余年里，中国所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并没用真正的用在“外争族权”上，而是用在了无休止的两岸内斗，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段时期也只是程序性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我们在联合国决议中行使否决权的次数就可见一般。
       什么样的思维决定着什么样的行为。在“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下，我们采取的是明哲保身的做法，在众多决议中弃权，没用很好的发挥自身权利。其实这种做法看似不容易招致非议，看似为自己的发展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实质则不然，这只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因为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感受到了这样做的后果了。
       在当时对我们十分有利的政治环境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有两条路。一是利用自己政治大国的优势，实施“积极介入、主动争取”的外交策略，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韬光养晦，以沉默的方式，靠不得罪人，不引起人注意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我们选择了后者。以至于我们在众多国际规则的制定中缺位，现在想努力融入，却要看西方脸色之外还要付出很大代价，更要承受“搭便车”之讥讽；以至于为了所谓的和平环境，搁置争议，面临如今东、南海之困局；以至于虽经济发展了，但换来的是中国威胁论之甚嚣尘上。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仍然要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谈论才更有现实意义。一厢情愿的和平理念是换不来国际社会认可的，西方国家不会认可，从现在来看，一直“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东南亚国家也未必真的相信。一厢情愿把自己置于和平发展的窠臼之中，其实是掩耳盗铃。
       我们当需在和平发展的大前提下，懂得参与、学会斗争，更要学会斗而不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的斗争不仅不会影响发展大局，反而会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发展。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通过“打”来达到“识”的目的，这里的“打”就是斗而不破，这里的“识”不仅仅是面缘的相识，而是一种推心置腹的相知。只有相知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才会在做事之前认真考虑对方的关切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因此，不难看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困境，都是以前外交政策太过内敛，没有很好的利用自身政治影响力，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所导致的。纵使几十年来，只有外交官，没有外交家，只有事务主义者，没有大战略家。现当务之急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努力做到“内修民权、外争族权”，勿要让和平发展束手束脚，自废武功。从西方和美国所处的境遇来看，做出这样的调整正是时候，亡羊补牢，虽完，但积极意义仍在。倘若如此，中国将很快摆脱现在的战略困境，在积极斗争，主动争取下创造下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否则，国家自废武功，人民形成孱弱性格，外加重重阻力，中国发展之势头很可能被遏制。则，国家危矣，民族危矣，诓论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