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权交给谁，人民才能放心？
——兼述谦虚谨慎和文过饰非、知错不改
（党的十八大人事安排标准探讨之六）
文刀 荣华
毛主席在“接班人标准”第五条强调：“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过去我们在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时，一般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表层意思，而其内涵深刻的意义却不太在意。这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多是比较注意谦虚谨慎的，且骄傲情绪一有苗头，毛主席就及时提醒或警示，加之经常发动群众帮助党内整风，所以有些领导干部虽然不喜欢群众运动，但在群众面前还是有几分畏惧的，尤其是有毛主席作群众的后盾。所以有相当多的干部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夹着尾巴做人”的。正因为如此，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在毛泽东时代尚成不了气候。因此，老百姓也就不容易认识到领导干部夜郎自大、骄傲自满的严重危害性。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夜郎”就层出不穷。所谓“夜郎自大”，成语词典的解释是“见识少，妄自尊大”。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夜郎们兴奋不已，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也可以称大王了。一些“夜郎”们恐怕连一本马列的书都没有认真读过（有的人可能专攻《厚黑学》去了），却要对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妄加评判，搞什么“三七开”；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含义都没有弄明白，却敢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人们常说：“无知者无畏”，这恐怕是典型的无知而胆大妄为了。还有一个被人称“看书不少，不求甚解，讲话很多，不得要领”的胡乱帮，居然掀起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反毛闹剧；还有搞了几十年连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都没有弄明白的人要否定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而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的政权偏偏落入一些“夜郎”的手里。而且很快通过所谓“改制”“重组”，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改变了，即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剥夺了，导致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邦“夜郎”们疯狂推行资本主义而无可奈何。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惨痛教训，再回过头来从正反两方面实践加深对毛主席关于当权者必须“谦虚谨慎，知错就改”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权者的谦虚谨慎是大智慧
毛主席教导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即满招损、谦受益。那么谦虚为什么会使人进步呢？因为宇宙空间和社会的发展是无穷尽的，而人们对它的认识总是不断的、有限的。惟有承认自己的认识是不断的有限的，才有可能不断追求对无穷尽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如果像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认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就认为自己全知天下事了。那些自大的“夜郎”就如井底之蛙。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应该谦虚谨慎，而作为当权的领导者就显得更加重要，惟有如此，才能团结带领群众去完成人民的共同事业。所以毛主席历来强调领导干部，“要放下官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当先生，必先当群众的学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强调的“两个务必”中就有“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等等。毛主席对关于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的问题，不仅有很多深刻而精辟的教导，而且一贯是身体力行的。
首先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件事上，毛主席是非常谦虚谨慎的。
如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上，自从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后，毛主席就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他在延安时期就说过：“这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结晶”。一九六四年六月廿四日当毛主席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同志汇报时指出：“《毛选》怎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只不过用我的名字代替罢了，但我一直是不同意用我的名字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1948年吴玉章任华北大学校长时，致电周总理，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总理“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两天后毛主席电复吴老，坚决不同意吴老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并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坚决反对这样说”（详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3页）。毛泽东认为“思想”与“理论”、“主义”是高低层次不同的规定，所以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理论”，更不同意上升为“毛泽东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为了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保持谦虚谨慎，拒腐防变，又亲自提出“六不”的规定，其中第六条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该如此。”所以毛主席于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一直告诫全党不要把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要突出马列主义并坚决反对把自己和马、恩、列、斯并列，意在革命者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和树碑立传，而是以对革命是否有利为原则。对此，他曾经作了严肃的解释，他说：“有人说，斯大林思想，之所以称为学说而不称为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符合这一主义的。并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了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就有两个主义了，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如果再有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几个主义了，这对革命不利”。他又说：“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中国，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毛主席逝世后，有的人马列的书没有认真读过一本，像样的有理论含量的文章没有写过一篇，就硬要挤进马、恩、列、斯的行列，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思想一个层次。通常是“主义”高于“理论”，“理论”高于“思想”。而毛主席连“思想”这个最低层次的规定都不主张用，他还明确要求，今后的文件或讲话一旦涉及到他的名字时，不要用毛泽东思想，而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可令人好笑的是中国就是有“见识少、妄自尊大”的夜郎先生，却要硬冲里手，自己也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这个头一带，就使中国的夜郎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还把马列毛做做陪客，到后来把他们做“陪客”的资格都取消了，只剩下自己一家了。而且现在随便跑出来一个，就敢说自己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的味道呢？天晓得！有的简直是一些自相矛盾或似是而非的糊糊。结果把人们的思想也弄得像糊糊。可是他们挖空心里妄图边缘化的毛泽东思想，人们却如饥似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虽然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但实际上只要一旦同群众接触就光茫四射。今天更加可以断言，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办事，中国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例如中国当今社会的党群关系，官民关系，警民关系相当紧张，黄赌毒黑泛滥成灾，社会矛盾环生，危机四伏，执政当局从上到下似乎都是一筹莫展，非常头痛。特别是有的地方当局立场、观点、方法的错误，对社会矛盾采取围堵打压的所谓维稳措施，结果是越“维”越不“稳”，恶性循环。可是重庆呢，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情景，即百姓高兴，社会稳定，领导轻松。就是因为他们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办事。它集中反映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一句话，就把那里纷繁复杂令人头痛的社会矛盾，奇迹般地化解了。他说：“与其花钱搞维稳，不如花钱解决民生”。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体现了人民的立场——解决民生；它体现了民生和稳定的辩证统一——即民生问题的解决，必然促进社会的稳定；它体现了“关心群众生活和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它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重庆近几年的惊人变化，雄辩地说明，当权者只要有甘当小学生的虚心态度，老老实实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就必然一通百通，事半功倍，就能实现百姓满意，社会稳定，领导轻松（工作并不轻松，而是精神轻松）的局面。反之，夜郎自大，原本没有过硬的马列主义功底，却要硬冲里手，有的明知毛泽东思想是攻坚克难的法宝，却要像跟别人较劲似的，你说它是“法宝”，我就偏要边缘化它。结果呢，把人的思想弄得一片混乱，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弄得自己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自作自受，自讨苦吃。
另外，毛主席的谦虚谨慎，反映在共事的领导班子方面，表现了虚怀若谷的宽阔心胸。在对待人民群众方面更是表现了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的伟大胸怀，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例如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大局，他甘当周恩来的副手，他出主意，请周恩来最后拍板，这也是他赢得周恩来此后数十年成为他世所罕见、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好搭档，这两个大智大慧者的结合，成了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美妙搭配的原因之一。又如在延安时期，王稼祥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当然领袖的指示后，洛甫立即将党中央的领导权移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当即诚恳地对洛甫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最痛恨向党伸手要权的人，现在党需要你这个明君，希望你以党的最高利益为重，把这付担子挑起来。”弄得洛甫无法推脱。就这样，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大智慧支持洛甫主持中央的工作。
毛主席几十年来之所以能团结各个时期的领导班子，并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因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虚怀若谷的大智慧，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知错不改者，多是祸国殃民者
（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勇于改正还是坚持不改，是真假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志
毛主席特别强调当权者“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历来明确“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还说：“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可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恰恰是当政者不断用错误的“理论”忽悠蒙骗人民群众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不断恶化的三十多年；也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苦难不断深重的三十多年。但也不是当权者对错误路线毫无意识到的三十多年，也是一个改正错误机会不断出现而又不断错过的三十多年；结果却成了一个知错不改并坚持错误的三十多年。这里略举几例证明：
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原本就不是毛泽东自己伸手要到的，而是全党根据长期革命实践后得出的历史结论，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的，而且载入了“宪法”和“党章”的。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大地上的反毛黑浪开始涌动。这导致整个社会发生了可怕的大逆转：贪腐横行，假冒伪劣、黄、赌、毒、黑泛滥成灾，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治安日趋恶化。于是从100周年纪念活动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主席故乡韶山冲那追思的人流如潮。只要稍有一点马列主义水平的当权者，都应该意识到这就是民心所向，这就是对当政者严重不满的折射。后来到建国六十周年时，更是一次顺势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建国六十周年把开国领袖毛主席排斥在外。有如接力赛的领奖台上没有第一棒的份，岂不是天下奇闻？！是在全国人心愤怒的火山处在一触即爆之际，才不得不给毛泽东补发了一块第一棒“奖牌”——即在庆祝大会前几天才不得不在游行队伍中增加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尽管是很不情愿的，但人民还是视为改错的一种表示。而且很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也兴奋不已，以为自己的“魂”——毛泽东思想真的又回来了。但也有经验丰富的人认为，这是被迫的，关键还得看其行。果不出所料，在补发了第一棒“奖牌”后，还是不让“毛泽东思想”再参加“运动会”了。更有甚者，为了消除“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微弱影响，还放纵袁腾飞这样的丧心病狂的汉奸加现行反革命，利用中央电视台公开诋毁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恶毒辱骂人民领袖毛主席；放纵茅于轼、辛子陵这帮反动透顶极端仇恨中华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公开在浙江省委机关报的下属刊物上写文章造谣恶毒污蔑、诽谤人民领袖毛主席。人民政权掌管的主流媒体，只准人民的死敌骂人民骂共产党，骂人民领袖，却不给人民进行回击的话语权。导致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重庆除外）抬不起头，倍受窝囊气，而牛鬼蛇蛇大行其道，各种邪恶、丑恶现象泛滥成灾，社会一片混乱，百姓苦不堪言。充分说明当权者坚持非毛反毛去毛化错误路线不改，所造成的这种祸国殃民的严重恶果！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作了文化大发展的决定，重新出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夹在了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中，但愿有的人不要把党的“决定”不当回事，不要把马列毛请回来做“陪客”，而是回来做先生。
例二，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这是事关新中国政权和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志。并已载入“宪法”的，是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违背的。这两者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即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才有可能得到体现，而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工人阶级只能充当资本的奴隶。这一点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最起码的常识，难道身为国家的当权者都弄不明白，那岂不是成了国际笑话么？！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却要死心踏地把大批国企变私企，即把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国企变私企这一步，是改开以来走资派同那些反人民的所谓经济学家联手，最阴险毒辣的一步，即只要国企变私企，不仅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失去了，那么，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中国有那么几个满肚子祸水的祸国殃民的狗屁经济学家，经常变着法子勾引走资派往私有化的邪路上狂奔，死命往私有化的坟墓里钻，且丝毫看不出有悔改的迹象。到了2009年吉林通钢事件。即走资派伙同资本家把吉林通钢的几万工人逼上了绝路，于是英雄的吉林通钢工人，被逼奋起一举除掉了资本家的走狗陈国军。全国工人阶级乃至全国善良的人民都为之拍手称快！这原本是走资派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的好机会。结果没有改悔的迹象，而是某大人物充当了消防队长，吉林省立即决定停止重组吉林通钢的错误决定，全国总工会积极配合下发了一个“今后凡重组必须取得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大意），可惜此时的国企已所剩无几，总工会的通知已是“迟来的爱”。而且不久又出来一个什么“国36条”，还要继续推行私有化。今年“两会”时，吴邦国委员长明确表示“五不搞”，其中有一条“不搞私有化”，宣布“不搞私有化”是一回事，人家听不听是另一回事，美国不是有个知名“沃尔玛”在中国开超市，十多年就根本没把中国的法律放在眼里吗？！在我国内好像也有不把吴委员长的“五不搞”甚至“宪法”都不放在眼里的超级人物哩！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顽固坚持私有化错误路线的必然后果，是既祸国（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殃民（几亿工人和农民由主人变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那么现在全国人民完全有权力把那些继续坚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并要以“政改”巩固私有化的当权者，即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权者，不管他有多庞大，都应该毫不留情地罢他的官！这是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需要！
第三，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挖掉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穷根子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合作化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找到了农业集体化道路的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一开始，那些骨子里深藏私有化基因的当权派，倒行逆施，强迫几亿农民走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穷路，强行拆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当权者为了扶持那个臭名昭著的穷样板，就指使一批厚颜无耻的吹鼓手，把长期不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靠国家救济粮度日并按下红手印决心搞单干的十八条汉子，吹得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还要“英雄”。他们已经“英雄”到了获得省级和中央级的高度赞扬。其实那个所谓的冒着“坐牢”“杀头”风险按红手印的闹剧，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大家想想看，十八条汉子按红手印的时候，全国上下已是走资派掌权了，在走资派掌权的情况下，按红手印决心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怎么会“坐牢”“杀头”呢？！而是正合走资派的心意，不但不会“坐牢”、“杀头”而只会重奖才是。后面事实也证明了，其一，为它修了“单干纪念馆”；其二，把十八条汉子的红手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三，中央的主流媒体把他们吹嘘是中国改革的“里程碑”、“排头兵”；其四，还拍了专题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其五，还由所在省的财政厅抽调一名县处级干部到一个小小的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便于不断从国库搞特供，最后被活活累死。尽管这样，小岗村也不给全力扶持它特殊照顾它的中央和省里的领导争半点光，至今还未脱贫。笔者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对“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民间谚语如此精彩的注脚。
问题是与这个当政者死挺活挺的穷样板小岗村，同时存在的尚有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等一批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共富典型摆在那里。这些共富典型全国人民看了很高兴，可对某些当政者却是很刺眼，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只是小岗村。难能可贵的是南街、华西、大寨等共富典型，不但没有得到上级任何的关照与扶持，反而是在全国私有化单干黑浪滚滚，上下左右围堵的恶劣环境下，靠那里的党组织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地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集体共富道路的。奇怪的是这些人人传颂的共富典型，那些素以鼻子特灵的中央主流媒体也患了选择性的“鼻塞症”，从来就不去嗅一嗅，闻一闻。而当政者们可以轮番去小岗，就是不去南街、华西。特别是南街。是没有听说过吗？那么人民花那么多钱养了那么一大批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呢？高喊了多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果摆了一批人人称颂的如南街村这样的好典型，就是因为他们走的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共富路，便赌气不予推广。把改正错误的机会又错过了。结果导致目前中国的农村成了几亿农民背井离乡，几千万亩农田撂荒，留下六千多万体制性寡妇和六千多万留守儿童，数千万的农民家庭长年不能团聚，只剩一支“386199”部队留守在“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里。当政者们可否扪心自问，在自己掌权的期间里，难道就只有走“小岗”路，把农村搞成这般模样吗？如果执意不走南街、华西、大寨路，又能拿出你们认为比他们更好的路子来吗？应该替可怜的几亿农民想一想了，不要再把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作自己的政治赌注了。也把自己的生活同农民比一比！再想一想，自己该作点什么？！
致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更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全国人民怎么质疑、抵制都无济于事，三十年来总是不停地疯狂地向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倾泄西方的、封资修的文化垃圾和西化教育观念。美帝国主义妄图完全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来腐蚀中国青少年的罪恶目的几乎完全实现。集中反映在中国当代的不少青少年，一心追求金钱享乐，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淡漠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崇洋媚外等等。概言之，改开以来的教育和文化，严重摧残了中国青少年的身心，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根！这是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重要标志。已经到了再不抓就晚了的程度了！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作了加强文化建设的专题决定，并将毛泽东思想列入指导思想之中，但愿毛泽东思想真正发挥指导作用，中国才有希望！
三、文过饰非与厚颜无耻
毛主席在“接班人标准”第五条中指出：“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一个“文过饰非”和“两个一切”，把中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文痞的小人嘴脸勾画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文痞的种种表现，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过饰非”、“厚颜无耻”和“恬不知耻”这三句成语的真正内涵。成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文过饰非”——用虚伪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过失和错误。
“厚颜无耻”——厚着脸皮，不知羞耻。
“恬不知耻”——做了坏事，满不在乎，不以为耻。
现在让我们来一个一个地为上述成语找注脚。
（一）文过饰非——用虚伪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过失和错误。这一点特别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即已经进行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的中国人民面前，走资派不敢公开打出复辟资本主义的旗号，就只能靠虚伪动听的言辞作幌子，挂羊头卖狗肉。比如走资派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绝不会说“推翻”二字，而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请看，多么动听啊！似乎他要来搞富裕的“社会主义”了，他接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哩！”这句话就等于把毛泽东时代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推翻了。既然还没有搞清楚，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现在把他的话连贯起来就是：“我现在开始搞‘富裕’的‘社会主义’了，但怎么搞法还不清楚；你们必须允许我“摸石头”。所谓“摸石头”纯属幌子，他们搞资本主义的套路熟得很，而且一抓一个准。如以联产承包制为幌子，一下子就把几亿中国农民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阵地上赶走，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紧接着就是借“重组”、“改制”的幌子一步一步地把工业基础推毁，同时也把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摧毁了，收到了一石双鸟的结果。仅凭上述“两抓”就把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改变了，他们也根本不要“摸石头”。他们所谓的“摸石头”是玩弄障眼法，施以麻醉剂，设置缓冲器而已，即用“摸石头”幌子来掩盖其疯狂的资本主义复辟勾当；一旦人民察觉其罪恶勾当时，就可以拿“摸石头”作借口，即复辟不是有意所为而是“探索（摸石头）”之难免。然后与之配套跟进的，就是具体实现资本主义的“先富论”。其虚伪动听之处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善良的盼后富者被“先富论”所骗。最后的结果呢？人民民主政权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质了；而所谓的“富裕的社会主义”谁见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只是0.4%的社会人口占有中国社会财富的70%。这就是那个叫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搞出来的所谓“富裕的社会主义”，明明是所谓的改革“失败了”，“走上邪路了”，还要用所谓“特别是”，“崛起论”“全球第二论”这些虚伪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请问世上还有比这更“文过饰非”的么？！
（二）关于厚颜无耻——即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改开三十多年来可谓数不胜数。仅择其要者如下：
例一，搞“两弹一星”和尖端武器问题，是毛主席提出，周总理、聂荣臻等诸元帅和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科学家积极响应与支持的，而那两个大领导当时是拍桌打椅主张尖端武器下马的，可是建军70周年所拍的史料电视片《使命》的第9集《奋发图强》篇中，除了毛主席强调要搞“两弹一星”等尖端武器的指标外，只有如下一段话，即：×××说，“砸锅卖铁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好像周总理和聂帅是在贯彻×××要搞尖端武器的“指示”似的，而且这个所谓“指示”是胡编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从头至尾找不到那段“指示”。
例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在毛主席时代研究成功，毛主席逝世后大面积推广的，结果那些无耻的资产阶级文痞们，却攻击毛泽东时代农民饿肚子，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却成了“特别是”年代的伟大成绩了，农民才不饿肚子了。
例三，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打下了国民经济和工业基础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全国人民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家底，才使全国人民改开以后生活得实惠。可以说改开后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拼的毛泽东时代积下的老本。那帮资改派与社会上的资本家相勾结，或通过官二代里应外合，把解放后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资产几乎瓜分殆尽，成了崽卖爷田不心痛的败家子。结果这帮厚颜无耻的资改派及其豢养的厚颜无耻的文痞们，明明自己做了强盗占了便宜还要反唇相讥，抢了人民的财富还要反咬一口，胡说什么：“毛泽东时代是搞贫穷社会主义，经济濒临崩溃”云云。真是无耻之极！
例四，走资派们把毛泽东时代的老本抢光败光之后，就不断地进行掠夺式经营，搞毁灭性发展，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不少资源被卖光、抢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百孔千疮且残缺不全的烂摊子，还要自吹自擂这是“迅速崛起”，还要捧着那个血淋淋的GDP，“吹嘘”我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而沾沾自喜，可老百姓却感到很气愤，即老百姓创造的GDP在快速增长，却只保证国内少数富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得幸福，而自己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难怪老百姓一讲起GDP，就说这是鸡放屁！
（三）关于“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的事。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常见、最恶劣、最无耻的一种现象，而且集中表现在非毛贬毛反毛妖魔化毛主席这一点上。主要表现在两部分人：
其中一部分人是属于反动的敌对势力如李锐、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之流。这是一群叛徒、阶级异已分子、汉奸、卖国贼，他们是为了推翻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罪恶目的，而蓄意造谣、诽谤、栽赃、嫁祸于毛主席。这里仅举两例：
例一，关于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纯属李锐、辛子陵之流欲加毛泽东“反人类罪”的险恶阴谋而编造的谣言。当时以河南信阳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搞浮夸风导致少数饿死人的现象。当时的“浮夸风”等“五风”现象是毛主席最早察觉并采取纠正措施的。毛主席为了迅速扼制一些地方领导掀起的“浮夸”等“五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就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信写到最底层的生产队。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下册第810页，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大家只要去看毛主席的这篇《党内通信》，就完全清楚李锐、辛子陵之流栽赃毛主席手段的卑鄙下流无耻了！
例二，关于李锐假冒毛主席的“秘书”而编造的所谓庐山批彭内幕，风靡一时，李锐一时间似乎成了地球上反毛的“权威”和“英雄”了，且得意忘形到了极点。可是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惠一份揭露批彭内幕资料，把这个政治扒手李锐气的直尿血，这也许是多行不义的必然下场。资料揭露背后告彭德怀恶状挑起批彭的重要推手之一的就是他李锐。所以说李锐、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之流，他们就不仅仅是把一切错误归于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了，而是一群十恶不赦的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其中的另一部分人，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的确有一批把一切错误归于毛泽东的机会主义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凡取得伟大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凡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就都是毛泽东独断专行所致。仅举两例：
例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前，毛主席是极力主张开门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另外两个大人物则是不主张开门整风的。当右派趁机向党进攻后，那两个大人物是极力主张反右派斗争的。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毛主席就察觉有扩大化的倾向，并及时强调：即使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不要超过百分之一、二，全国也不要超过五千人，可是那个反右斗争的总负责人，不知是怎么掌握毛主席的政策指示精神的，一抓就是五十五万多右派，超过一百多倍，还怎么不扩大化呢？！到了改革开放，右派通通平反，连茅于轼这种自称是被准确打的右派，走资派都要自作多情地主动为其摘帽。结果搞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者，成了右派们的“大恩人”，把扩大化的责任全推给积极制止扩大化的毛泽东，并成了此后资改派及其走狗文痞妖魔化毛泽东的一件核（黑）武器。
例二，所谓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粮食亩产放卫星，造成高征购导致农民饿肚子。本是毛主席最先察觉并在广东省一个文件上公开支持农民瞒产抵制搞浮夸的干部，主张藏粮于民。是毛主席最早强调讲真话扼制浮夸风的，前面讲的毛主席那篇《党内通信》的第一点和第六点都是支持下边抵制浮夸风的。令人愤慨的是那个站在假稻穗堆上同农民合影照相为浮夸风推波助澜的大人物，说毛主席当年是“头脑发热”，自己反而成了“头脑冷静”的“领袖”了。实际上当时的浮夸等“五风”主要就是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大人物刮起来的。后来那些出卖灵魂的走狗文痞们，把这段历史进行恶意歪曲，一是为了贬毛反毛，二是为了反衬比毛主席还高明——“不头脑发热”。网友们如果想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可以到网上查看两篇著作：一篇是新加坡华裔学者董玉振先生写的《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另一篇是张宏志先生所著《还清白于毛泽东》。
（三）关于做了坏事，满不在乎，不以为耻（即“恬不知耻”成语的解释），这些现象是在改开三十多年来经常在你的眼皮底下频频出现的，即明明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但某些当权者们，表面看来像什么事情没发生过似的，显得镇静自若毫不在乎，有人说这酷似 “伟人”风度，有人则说这很像冷血动物，究竟是什么？各自心里都有数。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充分说明：“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的当政者实在太可悲、可厌、可怕了，对人民利益的危害太大太大了。那么毫无疑问，十八大的领导班子应该高度警觉，必须远离这种可怕的害人精！
（未完待续）
二○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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