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普霄社会主义本质征文选集——纪念118周年暨十月革命胜利94周年

贺普霄

社会主义本质征文选集

——纪念118周年

暨十月革命胜利94周年

2011年11月于杨陵·农科城

       前  言

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

社会主义共同富，公有制才是柱石。

私有化下谈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

如果这样能实现，马列主义就多余。

这个道理很简单，分配取决所有制。

伟大领袖早说过，有了桥船好过河。

共富任务像过河，公有就是船和桥。

没有船桥河难过，共富只能是说客。

小岗拆桥把船卖，学它都在河那边。

两极分化背三山，根在集体被解散。

刘庄南街能共富，綠于扎根公有制。

学习大寨举红旗，自力更生靠集体。

一消二决要实现，劳动剥削划清限。

根深叶茂富得快，差距缩小村康泰。

数十载无刑事罪，那有上访被收监。

路不拾遗村风好，夜不闭户无偷盗。

社会治安自然稳，还是公有共富好。

这些村社千万个，只要愿学能学到。

谁家桥船上当次，定过黄河跨长江。

不搞特色私有化，就靠本质抓住了。

现将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中共党史教研部，教育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中华民族电视台，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军旅专题部，前沿创新理论部，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世界文献出版社，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中国国学院大学，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数十家为纪念建党85、9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建国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抗美援朝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活动征文入选的文章中，为纪念118周年暨十月革命胜利94周年，选其中主要谈刘庄、南街村、周家庄人民公社、小冀镇东街五队、兴十四村、南岭村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科学发展观的文章，汇集成《社会主义本质征文选集》与网见面。请批评指正。

                                           贺普霄

                                             2011年11月

                                        于西北农大·瑜源书屋

目    录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鸡观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世世代代永远高唱《东方红》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从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的危害说起

依法行政必须捍卫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论“走资派”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

  从毛主席的两件事说起

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

          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真顶用

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刘志华

去共富村看社会主义

歌颂毛主席·共产党

世人评说共富村

只有一脉相承中国才有希望

读《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五卷

我所理解的马恩科学发展观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第二部——《共富村的科学发展》，

被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60周年特刊征文录入：《闪光的足迹——中国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

理论与实践》一书。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

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

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固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成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伴相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重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内容，收益匪浅。现谈谈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的五千年文明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在秦汉时期就有“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孙中山先生的《国歌》里也特别强调“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但为什么不能实现，从来都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使“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愿望只能成为空想。然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从所有制和指导思想上指出了中国几千年人们希望的“天下”为什么不能为公，世界为什么不能“大同”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及维护它的“关系”和“观念”在作怪。从而导致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受剥削的最下层。只有立党为公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跟那传统的“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才能真正地为人民群众所有，那天下就“为公”了，世界也就“大同”了，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正如斯大林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消灭私有制就是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这就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为了人民，即“以人为本”。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知道了人民和敌人的范围，那敌我界限就清楚了。在社教运动及其以后，毛主席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应属敌人的范围。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背叛马列主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私有化而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和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来看，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比消灭私有制要难得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如果不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执政党内的腐败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仍然会和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官商勾结（群众称其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来蚕食、鲸呑、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和劳动成果走回头路而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狠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就在于此。虽然搞了十多年，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未能如愿。尽管在这期间，人们对走资派的认识并不深刻，甚至还不理解。然而当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以党内严重的腐败为轴心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使经济的增长没有真正地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而使少数人成了资本家、大资本家、贪污犯和官僚资产阶级，致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越来越大的同时还出现了四大差别——原三大差别加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别，基尼系数2007年已达到0.49，现在已经突破0.5，已经到了人民忍受的极限，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我们0.4％的人掌握70％社会财富、1％的家庭掌握41.4％的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集中程度已经超过美国5％的家庭掌握60％社会财富。10％的高收入人群与10％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23倍。亿元以上的富豪中，高干子弟占91%。这一下，人们终于对走资派认清了——党内掌权的腐败分子——陈良宇、程克杰、程维高、陶驷驹、李纪周、胡长青、李有业、陈同海等等千千万万的腐败分子都是人民的敌人。要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为什么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就是通过腐败的泛滥和惩治腐败的难度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了毛主席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的腐败分子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然而就是这一英明论断却在不断地受到歪曲、错误的批判中终于让人们默认了腐败是共产党的“癌症”。这是他老人家对马列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将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具体化到走资派身上。这也是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被希特勒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所打倒，却灭亡于自己党内的修正主义即走资派之手。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核心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那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得会更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则更大。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实（本）质——“公有共富”

消灭私有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消灭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多数人，让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为公有共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因为随着“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逐步实现，生产力会不断地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生产资料的公有，就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生产的目的与方向。人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劳动能力就不存在天壤之别；没有老板和剥削，分配不平等现象会逐渐缩小，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能真正地归人民群众所有；那必然通过公有而达到共同富裕。这已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所证实。也为我们的“一化三改”和现在仍坚持集体经济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等这些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顶不住压力而包产到户后又很快反思过来，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后的中国农民创造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村和公社所证实。然而搞了包产到户的村因私有化了，没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而两极分化了；有的将地卖给私企或洋老板后，村民给人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当雇工，或外出打工受剥削。现在把招商引资似乎已经成了各级领导的政绩和某地区发展的标准——让外商、私企将原来的公社、大队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地方都卖给这些老板，再让村民给人家当雇工而成了新长工村。这样长期下去外商和私企必然掌握了我们的经济命脉。据有关资料和人们的耳闻目睹，中国的商业流通领域已基本上看不见公有制了；有的只是牌子。中国人的粮食和食用油已有这样的危险，或已让其控制了相当比例。这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应与国营和集体经济不断地强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官员的廉洁奉公、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不断缩小相适应。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的实际却与其背道而驰。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也将第二步分成两步即分三步走。

第一步，走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后，才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并逐步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健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先锋队都不能实现。例如，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旧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和接受了中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可称得上中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它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相同的。新、老三民主义最终都不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这几个先锋队是不能画等号的，核心是阶级的先锋队性质的决定因素。由于国共两党各自阶级的先锋队性质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只能“合作”而不是“合党”。否则，就混淆了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阶级性的界限，那就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

第二步，夺取政权后，首先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有，恢复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即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紧接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实现的“一化三改”——基本上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

第三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思想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革命。主要解决 “两个彻底决裂”的问题——不断地发展、巩固、提高公有经济，限制、缩小私有经济，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解决经济上和政治上两个主要矛盾。

在经济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上，解决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就是笔者理解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缺一不可，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就要犯右的错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都清楚。对毛主席这段话，现在是深入学习、领会和实践的时候了，不能再歪曲、指责和违心地批判和否定了。现在俄罗斯等原苏联人民，包括反对过斯大林的人在内为什么缅怀斯大林，就在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及其继承者利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有意夸大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两把刀子”都丢掉了，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只能等第二次革命了。不过在中国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对私有化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损失也小。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在包产到户后三五年发现后悔了，就立即吃了“后悔药”，才能有今天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这就是退一步进几步，“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然而，在农业学大寨时的“江南两大寨”的江苏的华西村和浙江的上旺村，上旺当时比华西还有名。华西将集体坚持下来了，成了天下第一村；上旺和全国一样搞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而走向两极分化。在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的谬论指导下，用包产到户和大卖国企来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逼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失地破产，重新受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这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搞复辟资本主义，防止我党变修、国家变色提出来的。因而，可以这样说，共产党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肩负着两大任务：

其一，领导人民用武装夺取政权，变私有制为公有制。

其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可以说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学习、实践“两个彻底决裂”，以确保消灭私有制的成果和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充分体现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防止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将其具体化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只要在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出问题，才能够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第一大任务，包括原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基本解决了。第二大任务，在那些解体和蜕变的国家因没有解决走资派的问题而复辟了；现存的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接受考验。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去办，必然要走苏联的老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对苏联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是非常及时的。从而可以得出，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消灭私有制不易，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更难。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就在于，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因而，共产党人两大任务的实现，就要紧密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贯彻执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现在看来，古巴和朝鲜搞得较好。因为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高举马列主义本国化开国领袖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民经济的增长能真正地用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安全上，尽管朝鲜到处都是山，人民身上却无一座山；古巴全国都是岛，没有一个岛被侵占，也没有和美国佬搞联合军演。他们时刻警惕帝、修、反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尽管经济还不发达，却能人人平等，国泰民安。

朝鲜人民和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样，勒紧裤腰带将国防建设搞上去，打破了以美帝为首的核垄断和美、日、韩的威胁，巍然屹立在朝鲜半岛。古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30年的改革和纠偏后，提出的“四个绝不，一个始终”作为指导，即绝不搞市场经济；绝不允许财富集中，不让哪怕是一个人无衣无食，流落街头；绝不改变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不关闭哪怕是一所学校或一所医院；绝不照搬中国、越南的改革经验；始终坚持“人民决定一切”，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出台，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废止也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废止，例如对个体经济的几次政策转变都经过了全民讨论。笔者认为这是建设、捍卫社会主义的法宝。

检验科学发展观的唯一标准——公有共富

是否学习、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

公有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而不是削弱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剥削和不合理的分配越来越少了，而不是增多了；共产党员是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腐败分子。

分配的不合理，工农、城乡、体脑、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之间的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了，而不是不断扩大了。

法治和群众监督是健全了、到位了，而不是当摆设、权大于法、领导说了算；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洁了，党政机关既是廉洁的，也是廉价的；领导的财产公开申报、受群众监督，而不是其反面；贪污和浪费越来越少了，而不是与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地增长而长期共存。

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商业流通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主导地位越来超强，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治理，“是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即世界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外资、私企只能是辅助地位，而不是以招商引资的私企和外企不断增多来兼并国企等民族企业（每年将5000个国企化公为私）掠夺国家资源和财富、破坏生态环境，违背可持续发展。

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者和失地农民的生活、社会福利有保证，而不是流落街头、盲目流动、到处胡碰。

……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第三部——《学习共富村》，被中

国老年科技工协会、大众科技报社、《科技创光辉》编辑委员会录入

《科技创光辉·中国科技成果与学术精典》，被评为“百佳科技创新人才

奖”，并授予“科技之星”荣誉称号。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

建新农村为共富，

核心在它的本质。

集体公有是桥船，

折桥卖船搞单干。

石头摸了几十年，

现在还在河那边。

新三座山又背起，

战争景象家乡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笔者在《四学共富村》一文中提到：“建议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再加上‘公有共富’，四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符合实际。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就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而成私有和两极分化了。”笔者去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这些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公有共富农村都市参观学习时，不少村民都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是中央根据他们这些村的情况提出来的，外地参观者也同意他们的说法。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是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同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不仅不掩盖自己的阶级性，还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即立党为公。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搞共产主义革命——用武装取政权后消灭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被剥削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少数人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剥削多数人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也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共富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少数人富的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所有，仅接着搞的“一化三改”就是在消灭私有制；社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来预防和控制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巩固发展公有制，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实践证明，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比消灭私有制难得多。否则，消灭了的私有制仍可死灰复燃。苏欧和中国私有化的现状就是例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符合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事实上，现在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没有搞包产到户，包括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内的刘庄、兴十四村、滕头村等；搞了包产到户后发现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吃了“后悔药”的包括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北徐庄等；北徐庄人称第二个南街村是学习南街村的典范，还有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学习南街村后在恢复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上正在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龙泉村、韩村河尽管在包产到户风中将土地搞了包产到户，但村上的企业、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仍为集体所有，随着村办企业的发展，村民就将地交回村上统一经营。现在还未听说过包产到户的村中，哪一个村已建成中央提出的20个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连全国派工作组搞“一刀切”地学习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的“典型”也不例外，如今竟冒出了村领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包产到户的底牌。就在于他们将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公有制化公为私，走建国前历史上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老路而未能达到共富。若能共同富裕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建立的必要了。按通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岗村这个包产到户的榜样，其所以未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证明包产到户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危害的确也是无穷的。这些公有共富村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和楷模。它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如同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总有一天会燎原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整个村的生产发展，全体村民的生活宽裕，不是个别资本家老板和地主老财，或村领导的生产发展，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其他村民为其当雇工，就像旧社会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那样。这些共富村每个村都有农工商数个到数十个企业，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因为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是不能入党的。当然那就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了。可见这些村的党组织是按照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是不剥削他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这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熟。八大距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党却在这个问题上“成熟”得对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混淆不清了，资本家不但可以入党，而且十七大代表竟有700亿的资本家代表，甚至还有多少亿的X委书记。究竟党的各级领导中有多少资本家，这只有自己的领导知道。这么一来，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样的人是企业的党委书记，这个企业的工人阶级不下岗、失业才怪了？这样的人是X委书记，究竟是为谁掌权。这样的人是村领导，这个村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如果能建成，那黄世仁早就建成了。共产党的性质一旦改变，党员数量越多，党的战斗力越差。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时，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0万党员时，夺取了反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否定阶级斗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搞全民党、全民国家，经过勃列日涅夫第二代到戈尔巴乔夫第三代，苏联共产党员达到2 000万时，将苏共解散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中共七大120万党员时，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夺取了全国的胜利。现在党员有8 000千万，竟然腐败成风，处理的党内腐败分子300万以上，其中县级以上的比建国初期这个岗位上的领导还多，一百多万官僚资产阶级将其亲属和财产已转到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执政的“裸体”干部。这说明保证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党员质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党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一样，中国更不能例外。然而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的党组织，才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的以人为本。村民在自己村上集体企业的平台上平等上班，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在不断增多。从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费用全由村上承担；上大学有的全由村上承担，有的村上承担一部分，但个人承担的，自己的收入都能承担得起。真正地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居有其屋，病有所医，人人有工作，不愁失业和破产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除了村民人人都享受的十多项福利外，人均收入不少村超过万元。周家庄人民公社2008年除去吃粮、住房、医疗、水电、教育等十多项福利外，1 4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 000多元。这6 000多元可以说是除过生活后的消费收入。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村民生活宽裕的程度，无论那一个包产到户的村都是无法比拟的。华西那就更富裕了，要不为什么称其为天下第一村呢？！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这些村的乡风文明，主要表现在一心为公的为公有共富的集体主义思想，为集体而团结奋进，爱党爱国，爱村集体，村民职工之间睦邻友好诸方面。就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这一件就足以说明这些村乡风文明的程度了。这在一些政府机关大院也不一定能达到、能相比的，何况有的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因当官的有“二奶”经常不回家过夜（见《从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说起》毛泽东旗帜网）。他们在创办企业，甚至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和传统的村风民俗，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中，丝毫没有伤风败俗，有损国格人格之处，更没有用 “娼盛”以达到所谓的繁荣。去这些村，早晨天不亮就可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街道、公园边散步活动，边捡抛在地上的塑料袋、纸屑等；有的主动给参观者引路，介绍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一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来共富村偷自行车，被为村上治安自愿组织起的小脚老太婆们抓获；小学生主动在街道将散落的苹果捡起来放在主人的车上；发现坏人行凶，职工赤手空拳与其搏斗……这些都是自觉、自愿、自发的。因为他们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无后顾之忧，享受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共富的优越，把自己的一切和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上。这就真正地体现了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人人都在为集体干力所能及的事，充分地体现出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至于村容整洁那就别提有多好了。村民住宅由村上统一规划建筑，既整齐大方、美观，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小冀镇东街五队村民住欧式别墅，办公楼俄罗斯人称其为 “宫殿”，韩村河一家一幢别墅，刘庄一家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南街村住新楼房只带上自己的衣被，楼内的家具、彩电、冰箱、电话、空调、灶具等全由村上统一免费提供。至于村上的绿化，称得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有公园、图书馆、文化室、俱乐部、体育场有各种球类、运动器材（村民职工宿舍周围也有）、文艺宣传队或戏剧学校经常为村民演出。

管理民主，公有共富

管理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村民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才能有管理民主。这些村继承发扬了大庆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主人翁精神和“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的管理。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上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免去而无下不为例可言。这与那些将地卖给私企和外商老板，让村民在自己村、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给资本家和地主当雇工，受剥削的所谓“城乡一体化”完全是两种制度两层天。村民哪有民主可谈，怎能参加老板企业的管理。因而，只有这样的农村城市化的村民，他们永远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现在有这样的标准：你在职场上是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升职加薪是不是自己说了算？你身边是不是总有靠着背景、出身、靠山往上爬的同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如对方拿的好处多？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负面的，就进入了上班奴的行列。富士康的工人就是跳楼自杀的真正上班奴。全国“一刀切”搞的包产到户后，基本上都走上两极分化，年富力强的两三亿村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有的被黑砖窑、煤老板逼死还不知道，农村真正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就以沈浩书记带领小岗村13人一行重返南街村考查学习中，当年分田单干的18位发起人之一的闫宏俊老人在南街村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小岗村是国家抓的“典型”，有国家拨款、社会各方救济、选派一名年级干部当领导都是这样子，那全国都学习小岗村的其它村就更可想而知了。

向谁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提出社建设会主义新农村后的一个时期，网上和多种新闻媒体热炒中国有“3万公务员”或“35万公务员”拟去韩国考查“新农村”，一些地方成群结队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去后回来的感受是：“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他是该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万元）去韩国培训的党支部书记。人家韩国的有关人员就说，你们这样成群结队来，作为旅游可以，但并非能学到你们希望学到的东西。因为韩国的国情是，有4 800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3%，农村人口只占7%，粮食60%依赖进口。即使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村”运动对韩国起到了某些作用，却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村运动。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中70%农村人口且人多地少，如果粮食60%靠进口，哪个国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国人用什么去买。这样的“考查”和“培训”不知给国家浪费了多少冤枉钱。看来像给小岗村这样的投资和学韩国新农村，国家是投资不起的；“啥也没学着”，岂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要不是这位老徐同志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地说了这句老实话，如果要让我们的官员特别是组织者吹，那不知道会将其吹成什么样的“政绩”工程，还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到韩国去再花“考查”、“培训”的冤枉钱。现在不少高校年年都要派出好多人去美国等国家学习管理，但越学越西化，越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不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将又红又专的培养要求都从原来的教育计划中删除了。使教育机关化，从而导致教学、科学技术、科研成果上的弄虚作假，以官论学术，有官就有学术，花钱就能买到博导，伙食科长也申请博导，几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中国特色……尔后又冒出了万名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学习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我们国家就有减负的成功经验。如1965年7 月3日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斑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后称“七三”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1964年春节谈话也提到：“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对如何办好高校，毛主席于1958年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还有《毛主席论教育》中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就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教育也是对中小学教育的成功改革，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等，这就很好。现在却将其一概否定而片面学习西方、超过西方，将教育推向市场后，不是为培养人才，而是搞花钱、升学率和高学历竞赛；当官的买学历，让秘书代读博士；大学毕业就业难，甚至是失业，与农民工争饭碗这样最大的失败。现在重新出现的“读书无用论”就在于此。这大概是钱学森同志说的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原故吧！然而这些共富村不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办教育方面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材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才观和人才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

其实这些共富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和各部委的主要领导都去过，参观、调研后都给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仅党和国家级领导的题词就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农业部命名的“全国文明乡镇企业”……但都是一看而过，词一提就完，牌一挂就了。未曾见到按他的题词和表态那样宣传过。有的大领导到共富村所在地考查时，宁肯去寺院鸣钟，跟小和尚聊天而不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却也不去共富村参观考查，只是将村领导请来汇报一下就行了，也不表态。唯独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是真的，于199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他《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7月24日他收到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亲自签名的来信。信中写道，关于南街村的纪实电视片在地方台30分钟里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依据张爱萍的建议及广大观众的要求，“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当天晚上张老将军全家及其工作人员，并通知有关单位及所有能通知到的同志都通知到了，都提前或准时到电视机前收看。但当晚农村节目中没有它，21时过去了也没有；22时、23时过去了，也没有。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出来。8月份过了，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播出来，再问一问，回答有安排，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播放。那就等着安排吧。这大概是观众看后对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反映太强烈了，才不敢播放了。这不能怪电视台台长。就是胡耀邦总书记1981年8月8日去刘庄考查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后，赞成并支持了史来贺带领社员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农工商多业综合发展之路，工作组才不逼刘庄搞包产到户而走了。这样有关农村发展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央各种新闻媒体都守口如瓶没有报道。据说是怕“唐僧”给念“紧箍咒”。中国这个“唐僧”真够厉害的呀，都敢给总书记念“紧箍咒”！要不，郭沫若为什么要“千刀万刮唐僧肉呢？”。看来要宣传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多难呀！从此，张爱萍老将军决定亲赴南街村考查看看。这年，他已经84岁高龄了。看后，当南街人请他留下墨宝时，他欣然挥笔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

                           柳绿花红南街村。

                           各尽其劳同富裕，

美好未来奋勇奔。

    对我们自己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永远是主人的农村都市，如果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否定它，那是非常危险的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就是对苏共历史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结果，经过他的第二代勃列日涅夫到第三代戈尔巴乔夫则将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这就是入毛主席警告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学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主席语录》240页）这大概是搞社教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吧。现在的俄罗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肯定，颂扬和大庆祝，就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的声讨。这说明共产党内的叛徒还不如爱国的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要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艰巨任务的“桥”和“船”就是公有制的集体经济。现在这些共富村已经将桥和船造好了，再不要硬在那儿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不听不看，还在装好汉地摸石头过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公有共富！

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桥”和“船”！

民族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危险！

不坐船不走桥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死路一条！

向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学习，致敬！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先后征文及

从网上被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风云杂志社、决策者杂志社、中国国际网络电

视台、共和国六十年活动组委会等征文录入：《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盛世英才风云榜》、《盛世英才理论文库》、《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共和国60

年重大获奖理论成果汇编》、《世界重大学术思想获奖宝典》、《光辉岁月——共和

国建设功臣精典文库》、《中华风云人物高峰论坛获奖文集》、《中华姓氏宗谱名人

典藏》（理论篇）、《英雄赞歌》（论文卷）、《和谐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

《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成果总览》（理论与实践卷）、《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成

果文选》、《科技创光辉》等，均获得特等奖、一等奖，还有多种荣誉称号，并由

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

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列  宁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南街村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遣憾的事。

                                              ——林凯（英国记者）

                       京广做伴，

                    颍水之滨中州临。                

                    村集团，

一大二公，

中外闻名。

山穷水尽焉无路，

有工共富红旗扬。

“班长”领导走《宣言》道，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业；

复又归，

集体营。

                    靠学用“毛著”，

                    坚信马列。

                    “外圆内方”新方略，

三五春秋倍两千。

创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村上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办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6个厂（公司）、旅游公司和一个现代化农场，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万人。村党委下设24个基层支部，村委会辖15个村民小组。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村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王宏斌，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在内的村民、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南街村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村党委领导下，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还需要自己购买外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供给和负责筹办，村民过上了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因素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惊：乔石、朱鎔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爱萍、李长春、张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200多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英国《独立报》、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报》等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报道南街村。

南 街 村 的 创 造

从2000年《真理的追求》第12 期上学习了南街村党委的文章《实事求是 大胆探索 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前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的报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议论的腐败、私有化、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惨重教训，于2004年5月24日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重新学习，“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那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26个（其中与国外合资的5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括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高举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一切为了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致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澡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作风；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策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改革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承包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拨乱反正了顶不住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地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八大”《党章》规定的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党支部和党员的成熟，党支部应该是领导党员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先锋战士。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破坏而迫使大会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起的坚定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必须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乡、县、省、国的“天下为公”和“大同”。各国的“天下”都“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了。这大概就是南街人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依据吧。因而，当南街村顶不住压力搞了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时，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大目标时，其所以能够当机立断，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才走上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消灭私有少数人富而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之路。也就是先让南街村这一点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起来。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为公”和“大同”苗头——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幼芽”。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中央警卫局的领导，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干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的暗操作让它大量流失而变成私人的财产，让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富豪的财产越来越多，广大人民越来越穷，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尽管嘴上没说，但实际上也成了苏联解体前一些大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仅背离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被“和平演变”成毁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就会出现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包产到户私有制的危害可导致工业私有制、两极分化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二、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置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列宁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在监察机关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否则，也会像我们的一些国企那样，把集体的财产也会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做表率，也就有了当家作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志愿找工作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自愿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还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包产到户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大官却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三代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甚至挑好的国企先卖，就有“靓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真像彭老总在长征路上批评李德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逻辑。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有的将价值一百多亿元的国企以几亿元卖给私人。这样一卖，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完全变了，不要说是领导阶级，就连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声下气、看人家脸色行事地当人家的雇工，在共产党领导下受人家剥削，还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受“法律”保护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像一些新闻媒体说的“替职工说话，替老板办事”、“替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官员办事”。还有人民群众“对另一种财富来源越来越不满，那就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参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来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亚于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十几倍之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报》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给私企老板打工、把国企卖给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竟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朋友，甚至国家元首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报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报》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报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三、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来，我们经常说私心、剥削都来源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高级干部，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了腐败分子，就在于私心泛滥和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收贿赂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暗操作而化公为私的结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省、县、乡、镇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所辖6个自然村，仍然保持着原来10个生产队的体制，已成为全国乡政府外衣下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共富乡。笔者去河南新乡的刘庄、龙泉村等一些公有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他们村办公室在哪儿时，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在这儿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内，都把村委会说成“大队部”而感到奇怪，特别是年青人。因为大队改为村的时间比他们的年龄还大。这“大队部”就是原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室，这就是他们以为只有把村委会称“大队部”才能说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而不是包产到户的村委会吧！

四、“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私有化、少数富豪占有国家大量财富、700亿财富的十七大党代表、党领导、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这和共产党的名称是相悖的。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省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岗地需要改造成良田，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土”和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优势，在土和粮食上狠下功夫——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支援城市，即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以解决城乡建房和吃饭问题。也就是现在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要把这件大事做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优势，才能走上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共富之路。这个发展策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了村民集资办厂的积极性，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几乎年年翻番，以稳定的十几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2003年至2005年扩建药厂、旅游、电厂、面粉厂四大项目第二次创业的成功，使集体经济更加状大和巩固，村民更加团结奋进。南街村很快就会由食品王国变成食品制药王国。

五、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是与大气侯相悖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游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村办企业中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时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意味深长的墨宝。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次创业中，由于方便面市场有所萎缩，就缩减而上制药企业。过几年后，这制药企业可能就成为南街村的主导产业。

六、“外圆内方”，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要严守“内方”治南街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腐败分子无压力。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家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官员把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人们在下边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有的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党、政、公安、法院、银行等七名省部高官竟倒在一位越南难民李薇的石榴裙下，关系网给国家财产损失达百亿。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所住，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坏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七、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才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了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的一贯要求；也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领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这样教育不滑坡还行吗？

为引进高科技人材，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才公寓。为科技工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获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才。

八、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个人承包和包产到户。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地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学小岗“分”而忽视“统”，或根本不提，甚至不准提“统”，只有包产到户的“分”才是改革，不包产到户就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搞个人承包、不把集体的企业给个人，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社员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他的本领就更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村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请的老干部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报酬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才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实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文教单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单位的报纸写了继承发扬老书记、老校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文章，被主编和宣传部长都认为很好而要发搞时，却被一位副书记知道后取消了。问其故，“说老领导好，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领导不行，是给现领导脸上摸黑哩”。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和“摸黑”不过就是阻止他们以权谋私、脱离群众搞腐败罢了。

九、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时，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前村上播放《东方红》起床，上下班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报》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4亿的13.2％~16.8％为例计算为1.84亿~2.35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000元和1500元计，则为960万元＋1650万元＝2610万元（0.261亿）。再用1.84亿~2.35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11000职工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现在则更多）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严重性，说明了思想政治的滑坡和私有化的分配不公，国民经济的增长被少数人占有，有违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新中国刚一诞生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两极分化太大之故。从人们对腐败和“三化”的担心出发，当唱国歌时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人心总有些不安。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吃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却没有人浪费粮食和集体财富。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经计算，用包裹寄要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这在其他单位根本没人算这个账。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应邀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早饭将其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称赞道：“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我们党提倡的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还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十、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对三大班子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修正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汇报时要成绩不要缺点，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所证实。“三大作风”是毛主席对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总结并让我们永远贯彻执行，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接班人“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特别针对“四人帮”把“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笔者认为南街村党委对“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人们都在议论，只靠委任和花钱买来的官，在他们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听提拔他和卖给他官的上司的话；只对他的上司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怕群众反对，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连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说明这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南街村党政领导班子严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以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等荣誉称号，被连选为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南街村前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在搞承包责任制时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见义勇为在南街村

见义勇为——顾名思义，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这是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水浒传》电视剧的主题歌中就有，路遇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歌颂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建国后的帮贫扶弱，惩治邪恶；一人有难，大家接济；遇见歹徒，众人拔刀相助……用一句话概括：好事有人做，坏事有人管，将见义勇为发扬光大，在城乡已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然而，在改旗易道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将见义勇为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让位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见义勇为的英雄被歹徒刺伤后无钱医治，牺牲后无人管，见了行凶作恶，听之任之，甚至有的父女俩见坏人行凶，给110打手机被歹徒发现并刺伤后跑掉，待警察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后却令人失望地说：现在不提倡见义勇为。这就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沿路抢劫贼无数；竟然有将在街上摔倒的老人送到医院后，家人不但不感谢，反说老人摔倒是做好事的人所为……难怪彭真同志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在一次法治会上批评道：从前坏人怕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怕坏人！然而，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南街村则不然，见义勇为者仍然是英雄，仍然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2009年9月20日下午4时下班期间，突然遇到歹徒对同事行凶，22岁的村集团调味品公司职工桂二伟同志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进行生死搏斗，救出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同事，自己却被歹徒用尖刀刺伤了胸部，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桂二伟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得到南街村党委的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学习动员大会”，并做出“关于开展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同志学习的决定”。南街村集团20多个企业、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桂二伟英雄事迹，誓做优秀员工、村民的群众活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崇高品德；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理想、牢记宗旨的坚定信念；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团结同志、乐于救人的高尚情操；

……

接着，村党委授予桂二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并奖励20万元；接收英雄的父母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生享受南街村村民十多种福利待遇。2010年1月27日上午，村党委全体成员前往英雄桂二伟家中进行慰问、拜年，并向英雄父母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村党委书记——班长王宏斌同志向英雄父母一一介绍了党委的每个成员，并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党委全体成员来家里看看。二伟同志为救同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委研究决定，授予他‘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奖励20万元，同时接收英雄父亲桂义功、母亲王翠兰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身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新春佳节将至，班长祝愿英雄家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并询问英雄父母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英雄的父母颤抖着手从班长手里接过“见义勇为好青年”证书、“南街村荣誉村民”证书时，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直流。英雄的父亲桂义功泣不成声地说：“党委把二伟看得这么重，又对我们两个这样照顾，我们没啥说的。我这个人也没啥特长，但我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南街村的发展多做贡献。”英雄的母亲王翠兰流着泪说：“孩子做这事，做得对。我作为他的母亲，决不会给孩子抹黑，我也会尽力为南街村多做工作。”班长宽慰他们说：“二伟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你们二老培养教育的结果。”

临别之际，班长握着英雄哥哥的手，嘱咐他好好照顾父母。在英雄家人的目送下，党委成员乘车返回南街村。

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党委、村民、职工对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英雄的肯定、赞扬和学习，对英雄父母和家人的安慰。

2011年1月9日，南街村党委为进一步弘扬正气、告慰英灵，村党委副书记郑永钦、监管班子主任王保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卢林正等迎着凛冽的寒风，将英雄的父母用车接到了南街村。在喜庆的鞭炮声阵阵、祝福的话语声声中，让两位老人住进了党委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南街村朝阳区两室一厅的村民楼。让他们在南街村享受村民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颐养天年，无忧无虑地过好后半生，充分享受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生活。

南街人不怕争论

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种提法和做法，轰动了海内外，也惊动了上层，还引起了争论，甚至有专程到南街村来和他们争论、反对的“大学者”。下边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页刊登的王宏斌与一位经济学家的对话。

“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

这位有省、市委办公厅派陪同人员来南街村的经济专家，肯定是有名气、有身份、有地位的大经济专家。人们猜测，他来南街村大概不全是个人行为吧！要不，还未听到哪一位专家下来搞调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专人来陪同。但从他与王宏斌的对话不仅让人非常惊讶、不可思议，而且也验证了香港经济学教授所说的：“内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多”这句话的分量。看来香港这位经济学教授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有关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说，首先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小社区，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至于说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和水平。社会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说‘像共产主义小社区了’，就是像，说‘不像’，我们南街人就继续努力。我们没有制定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权力和水平，只有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责任和义务。”

王宏斌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南街村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层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还有记者问“南街红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红旗，但我们认为南街的做法是正确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上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下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街村创业十几年，经济增长了2000多倍，这足以证明南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再看坚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日本客商合办了4个合资企业，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学到了外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经营策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南街绝对没有脱轨的地方，在我们南街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至于我们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意愿，请到南街村参观指导，请各级各界的朋友到职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感受职工、村民焕发出的劳动热情，亲耳听一听职工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从中就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正确的东西没有人敢把它消灭掉。我们坚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焕发，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第77~78页，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这话讲得多么客观、多么实事求是呀！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当历史的车轮刚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给人发怒，几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灾，其经济损失达1111亿元。紧接着这场冰雪灾害，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为地将这种“冰雪灾害之风”逆向从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临颍县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热剌冷讽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手离心口地为这些胡言乱语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以“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的标题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这个大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再给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塞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幅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竟然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肮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反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胡说八道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并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说糊涂话。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有意说出这样的昧良心话呢？公有共富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正当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给其大降“冰雪”灾害之际，《大河报》3月25日16版，专版刊登了“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一文。小岗人“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的道路。”这是小岗人几次组团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才寻求得到的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否能真的走这条路，还得靠实践来检验。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不少省市党政领导将要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反面教员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的“究竟是谁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下，坚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团结奋进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个村办集体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姓公为村民集体所有，村上没有老板，没有暴发户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村上首先划清“八大”《党章》规定的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村党委的成熟；村民的医疗、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和住房等十多项福利全由村上供给；村民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反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发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将其走下去。小岗村和全国好多村去南街村学习取经后，其所以都选择要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就在于它是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名称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不为什么从一大到十七大都把它写在《党章》上呢？请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他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诉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

络绎不绝的海内外参观学习者来南街村游乡村都市，观红色文化，品南街产品，感集体优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岿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大地！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据《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北京）的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经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着。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代表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有钱人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5800万。有的给黑心矿主打工，出了矿难后家里还不知道，就像被反动派抓去的兵阵亡了一样的无下场。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据有关资料介绍，是省政府财政厅处级干部、小岗村第一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小岗村人经过几次参观学习后终于愿意重新走上这条公有共富之路。从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包产到户到愿意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飞跃。只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主席指出的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沈浩能不能像史来贺、王宏斌、刘志华、田雄他们一样，领导小岗村走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靠实践来检验。然而沈浩同志却猝死在为小岗村弄钱饮酒过多后，睡下再未起来。

学习南街村

小岗村人几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并要重新走集体合作道路说明，分田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南街村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象小岗村这样个别基层组织烂掉而暂时还选不出一个领导的地方，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更不是承包就是社会主义。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全国都在搞包产到户，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笔者认为王宏斌这“三法”是从严重的教训中，实事求是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后得出的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所谓民营实质就是私有经济。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超过了私营。（《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来改旗易道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颠倒过来了。这大概就是邓小平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赫鲁晓夫创造性地性发展了的那个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来解答了。从2007年一直延续到2011年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大米、面粉普遍涨50％以上，但笔者所在地农民的小麦等原粮只波动在0.95～1.05元/斤。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国营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特别是商业在好多城市、乡镇找不到或者说没有国营；有时也能找到，但却是承包者的“招牌”而不是实质。那怎能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瞭望》新闻周刊等刊物已指出，“警惕外商并购危及中国产业安全”,有的还提到中国的粮食和食用油已被外商控制。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社员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3 600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5 000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说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的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由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现在的年产值已超过10亿，成为集食品加工、饲料养猪为一体的大企业。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国家能将南街村、刘庄等这些公有共富村象能在全国宣传推广，那就能像李岚清对南街村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

噢，这就是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分配制度的南街村！科学发展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定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弘扬延安精神

 世世代代永远高唱《东方红》

——唱出了人民对毛主席和党的

真挚情暨对延安精神的颂扬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之路》，先后从网上被录入纪念

念长征胜利70周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华骄子·颂

扬毛泽东》、《中国知名专家终身成就荟萃》（理论篇）并获一等奖；为建

党90周年献礼的《军旅雄风壮中华》、《中国国学专家人物志》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

                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

                            民歌发自民众心，

                            自然物象比喻人。

                            “救星”“太阳”最高尚，

歌颂领袖热爱党。

水深火热救人民，

鱼水之情永不忘。

长征归宿到延安，

宝塔山上捷报传。。

自己动手大生产，

丰衣足食度难关。

整顿“三风”堵塞洞，［注］

步调一致作风硬。

政治方向坚定正，

生活作风艰苦朴。

战略战术灵机动，

藐视重视辅相成。

团结紧张为革命，

严肃活泼舒心胸。

反动派是纸老虎，

鬼子老蒋消灭净。

不靠神仙和皇帝，

主席思想共产党。

世代高唱《东方红》，

延安精神光芒放！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爱唱、都会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嗨哟，领导人民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哟，那里人民得解放。

这是一首源发自人民内心的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陕北民歌。从延安时代就开始唱，一直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唱到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唱遍了全球和宇宙空间；唱出了人民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心世界；唱出了共产党、开国领袖毛主席和人民的鱼水情；唱出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延安精神；唱出了……

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旗易道到现在却有人说，《东方红》这首歌是宣扬“个人迷信”，宣传“救世主”……从此，这首歌和一些革命歌曲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文艺晚会上再也听不见了。现在人民群众自发的红歌队在全国各地又唱起来了，胡锦涛访问古巴古期间，劳尔·卡斯特罗当着1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面，亲自指挥高唱《东方红》；纪念110周年、习近平访问古巴等多种场合下，劳尔·卡斯特罗都指挥并和习近平同唱《东方红》；当劳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巴劳动党总书记时，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他是古巴的邓小平时，劳尔就用中文高唱《东方红》来回答……说这些话人的理由是，《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而，《东方红》和《国际歌》是矛盾的。但这样认为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唱这两首歌，即使也唱，只能是跟着大家滥竽充数罢了，却没有把这两首歌的歌词连起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没有把《东方红》和《国际歌》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做比较。因为《东方红》里的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才称“他是人民大救星”；称“救星”的“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人民向前进”。这就是人民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缘由，才把他比做“大救星”。还有“共产党像太阳”，是因为她“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

中国的民歌民谣，是以自然物、像做比喻来抒发其内心情感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第678页对“救星”一词的解释是：“比喻帮助人民脱离痛苦的集体和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还可以看到，有的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一些重危病人得救了，人们常常给他送上“人民救星”或“妇女救星”、“儿童救星”的匾牌，以示感谢。有的人在危难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也常把帮助他的人称作他自己的“救星”或“救命恩人”。这都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长征》电视剧中，当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彝族地区，毛主席请找一位彝族同胞做向导时，有一彝族青年“干人”（甘人）是红军从遵义监狱里救出来后参加了红军，并愿意当向导。当他见到毛主席，看了又看后说，毛主席是救助穷人的“活菩萨”时，毛主席紧接着他的话说：那你就是红军的活菩萨了！在腊子口战斗中，为了打通去陕甘的通道，甘人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毛主席又说了：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颂》大型演唱会《四渡赤水》的歌词中就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且重复了几遍，并赢得观众热烈地掌声。难道《长征》电视剧也是甘人和毛主席在互相宣传“救世主”和“个人迷信”吗？颂扬长征的《四渡赤水》之歌也是在宣扬这些吗？至于“像太阳”那比喻就更形象了。因为人们每天都能见到日出东海落西山，中国农民则天天把它从东山背到西山，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这就不难理解人民将共产党、毛主席比做“太阳”、“大救星”，正是说明人民发自内心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如果国际歌里的“救世主”也能像共产党、毛主席一样给人民办好事，解除人民的痛苦，那人民把它比做救世主还是值得的。然而它没有这些，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神仙皇帝也没有给人民干什么好事情，因而，也就不靠神仙皇帝。这是对的。尽管《国际歌》里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却紧接着清清楚楚地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靠人民自己给自己创造幸福。当长征过沼泽地时，怕单人陷进其内出不来，中央领导和战士们手挽着手，边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边前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干革命就是按照《国际歌》所指的方向前进。因而，不能把《东方红》里的“大救星”、“像太阳”和《国际歌》里的“救世主”、“神仙”、“皇帝”混为一谈。这是人们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基本常识和阶级感情，并不需要用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解释，也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才能理解。如果像这些人的说法，人们通常给老人祝寿时多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话也成了宣扬“常生不老”了嘛！那人间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现在看看这首歌诞生之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这个创举，就可深知其内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

《东方红》这首歌就是中央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粉碎了蒋介石多次对边区的“围剿”，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精神将边区建成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同时，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取得抗日、反蒋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完全相信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发扬延安精神，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团结起，来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人民为了歌颂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弘扬延安精神，就自编自唱起来了。可见当时陕北老区人民对党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感情之深，对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彻底改变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那种贫穷落后面貌寄予了最大的希望，那就只能用“大救星”和“像太阳”来比喻了。直到现在，为什么一盒普通的《红太阳》系列歌曲磁带，创下了100万盒的销售记录；一本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在中国的发行量达到120万册；为什么“毛泽东纪念馆网站”开通两年，访问量超过600万人次？就是因为人民在缅怀他的“大救星”、“像太阳”的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希望共产党能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永远“像太阳”一样，照到哪里那里亮地严惩腐败，正本清源，不让资本家入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要让那些污泥浊水沾染党的肌体，不要让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重新压迫剥削广大工农民众。不要忘记过去，要永远继承和发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和人民心连心的延安精神，为人民打江山、保江山、执政为人民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也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和对改旗易道搞私有化、两极分化的担心。这也可以从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讲话中所号召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人民日报》2006年9月9日第八版）和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得出答案。人们企盼胡锦涛的话，能像延安精神一样地实事求是，说到做到，才能亡羊补牢，正本清源。

世界各国反腐败经验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之一。但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喊到现在，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就这样难以实现。这肯定不是人民不赞成，而是官本位在作怪。人们经常议论一些贪官在上台前和在台上时，高调反腐倡廉的是他们；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对自己的非法鲸吞遮遮掩掩、找保护伞的是他们；将自己的亲属用手中之权提拔到要害部门并公开自称清白的也是他们。但对这个人民关心的官员财产申报的重大问题，常以时机不到或条件不成熟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为借口。从这一点也可说明我们的反腐败不力，在官员的财产上是糊涂账。惩治的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大案要案，多数都有大量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如果他上任时财产申报了，那来源不明不是贪污、受贿，就是以权鲸吞。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敢公开个人财产，立党为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官员却不敢公开吗？连财产申报都不敢，那“严惩”能“严”到什么程度？说确切点，不搞官员财产申报，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搞腐败的护身符。仅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08年10月26日公布的，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判刑的县处级以上官员4525名，同比增长77.52％。2003～2006年县处职务犯罪被查处10431人。（《中国剪报》2008年11月14日）立案未判刑和未被查处的究竟有多少？这既说明反腐的深入，也说明高干腐败的严重性和财产申报的重要性。因而，人们在高唱《东方红》这首歌时，也殷切地希望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下，用延安精神能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照亮，把人民监督照亮，把“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也照亮，一句话，把官员的糊涂账和反腐倡廉都照亮，这样人民才会放心。

显而易见，人民把毛主席称“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毛主席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延安精神高度升华的结果。愿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毛主席、像太阳的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共产党永远像太阳地照到哪里那里亮，特别要照亮自身那些阴暗面，晒一晒官员的家底；世世代代高唱《东方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坚信：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对既不姓公也不姓私，不议论的实质就是资的改旗易道，必须正本清源。党的领导要牢记列宁警告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远含义；官员腐败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的惨重教训。

【注】“三风”指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四页）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之路》，被中国老年科

技工协会、大众科技报社征文入编《科技创光辉·中国科技

成果与学术精典》（下）；《光辉历程·爱国精英文集卷》等。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伟大不伟大，

不在说大话。

                       创举不创举，

见证在历史。

                       古今中外看，

哪些村共富？

                       “天下第一村”，

要在中国寻。

                       创共小社区，

中国也有村。

                       集体力无穷，

农村变都市。

                       欧美刮目看，

岂非是创举？！

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但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造成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以上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在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和仇恨，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大的代价而致台湾也未能及时解放。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用物资等诸方面多投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搞了包产到户后，尽管解决了温饱，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亦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改革开放的30年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个人承包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得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盲目大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才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承包的那点地宁肯让70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承包，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宁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

这种景况能否得到解决？本书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村（这仅是全国8 000多个亿元以上共富村中的几个代表）已经解决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创举。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1949和1955年先后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和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用集体智慧的无限创造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创造了世界上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真正中国特色——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全国农村创出了一条公有共富社——社会主义本质的康庄大道——按《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毛主席 “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愿这种公有共富的星星之火能够得到国家像当年重视小岗村包产到户一样的重视和总结，以发挥她的燎原作用。这对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第三世界穷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也有可借鉴之处。

第一， 这些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党组织一班人集体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村上所有的农工商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真正是村上的主人，村上的一切都属于村民；干部和村民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精神。

第二， 这些村的土地连片，由少数农业能手搞现代化农业园区，大胆放心投资，没有把农民束缚在自己承包那一亩二分地的原始农业水平上，从不考虑因土地的承包期限和流转而丢掉饭碗。把绝大多数劳动力由手工操作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在村办企业上班。不管在那个岗位上班，都是村上农工商所有企业的主人。这既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使自己的家乡呈“战争景象”而外出打工之苦，在建设好自己家乡的同时，还解决了附近一些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们善待农民工兄弟，比在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班的私企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和那些“黒砖窑”、“黑煤窑”的黒心老板、不让工人上厕所的“洋老板”、某些国企以权势欺人的领导形成显明的对比。

第三， 由于村民、村干部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在自己村办的集体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大的差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村集体的收入使村民都受益。因而，村民皆大欢喜。不仅从源头限制、缩小了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不存在小平同志警告的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而且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这些村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农村城市化的路子是对的，农业基础是稳定的。

第四，   这些村的党政领导不是由上级任命，也不是靠来“镀金”的国家干部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分别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的本村村民，其档案都在掌秤砣的村民脑子“硬盘”里储存着的、村民信得过的、并接受村民监督的农民领袖带领村民所做出的伟大创举。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老板书记，都是不剥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家都是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党群、干群关系好，村民和睦相处，党组织是真正领导村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和战斗堡垒。深化改革不会触及少数人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他人而暴富和官商勾结鲸吞他人劳动成果的既得利者所遇到的阻力。因而，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第五，   这些村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房住的贫困户、留守儿童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没有“富豪榜”上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群众称新资产阶级）、也没有多少亿美元以上的超富翁（群众称大资产阶级）和失业者，更没有“张家有财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的人均数字来掩盖分配不公、私有化、以权谋私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大学毕业后可回村上工作，也可去其他地方就业，但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设自己的家乡。因为回村后就不存在就业、买房、结婚、生孩子、上学、养老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由村上统一考虑和解决了，无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了农民创造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安居乐业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生活。

第六，   这些村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住房、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不仅为我国农村、城市人们非常羡慕和向往，而且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原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团、采访者也都赞口不绝。

第七，   这些村的村办企业减少了城市压力，缩小了三大差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3：1，《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90年～2007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上升近12倍），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建设并建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真正体现出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让世人心服口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改革开放，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不能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始终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能得人心得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公有优于私有，集体胜过个体，集体不是“大锅饭”而是集体富，大家富；农村安，天下安；农村富，国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因而，多年来没有发生刑事犯罪和村民上访事件。也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谬论。

第八，   这些村不仅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交利税。实现了温家宝总理说的，农村这条短腿真的长长了，中国就不会跌跤了。依靠集体力量创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和可借鉴的真正中国特色，不仅将自己村建设发展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

第九，   这些村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道路，干部、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特别强，人人爱护、保护、维护集体财产和集体利益，把自己、家庭、后代的命运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是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新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兴旺发达，变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农工商兴旺发达。

第十，   这些村从领导到村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的光荣传统，把贪污和浪费都当成极大的犯罪。因而，不仅非常勤劳，也很节俭。他们没有忘记过去，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

   1879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333页）

从这些公有共富村的发展就可得出，他们正在按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进。

这些村的发展向世人庄严宣告：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样改革，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这条门路，必须永远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绝不能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和私有化来诱惑、刺激搞私有化和经济的增长。否则，改革越深化，农民越害怕，分化就越大，腐败越严重，官商勾结越猖狂，干群关系越紧张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崩溃，最终失去民心而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结果。

啊，这就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当代中国农民创造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让中国农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借鉴的创举 ——伟大的创举！它和我们祖先创造发明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可以并驾齐驱，而且还更大——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理想——历史必将会证明它是伟大的创举。

从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的危害说起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毛泽东思想

学术研究会、北京亚视艺苑文化研究院征文入选《为人民服务·共和国

功勋颂扬毛泽东》；北京大德鼎盛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北京大德鼎盛图

书编著中心征文录入《回首十一五》，获金奖；香港国际文史研究院、

北京楚汉风图书编著中心入选《文学守望者》，获一等奖等。

                 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

               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

极分化快得很。

                            ——毛泽东

                                  包产到户，

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

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

性质即变。

两极分化，

那是必然。

     改旗易道，

恶性循环。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张平化听后，大声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懂了！”（巩献田《毛泽东与包产到户》）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从安徽凤阳号称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始的。当时与安徽毗邻的省用大标语牌和高音喇叭面向安徽极力反对，1979和1980年国家农委召开的两次农业会议上，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等多数中央领导和各部委、省委书记都反对，但最后由邓小平同志表态支持后，就在全国流行开了，并上了姓“社”的户口。［《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这就是邓小平的绝对权威（力）。从而，使毛主席最担心的包产到户终于在全国除了那些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信邪而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华西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南岭村、兴十四村、滕头村、北徐庄、龙泉村、韩村河、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几千个村庄外，全国都包产到户了。包产到户的村，走向了两极分化，未见哪一个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却出现了两三亿被新“三座大山”逼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出外流浪谋生的农民工。然而，这些共富村竟创造出了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公有共富的康庄大道。每个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一二三产业的集体企业，村民在自己的企业平等上班，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从经济上的平等促进了政治上的平等。党组织是领导村民实践《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所指出的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战斗堡垒。现已建成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村都市。无人失业，更不存在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不仅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就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也刮目相看，称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到这些村来看共产主义。

随着包产到户接踵而来的是卖国企、让私人、洋人吞并国企以改变工业的公有制。现在到底把多少国企私有化了，未找到确切数字，但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资料，仅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一直在减少，平均年减少7 500家左右。（《华商报》2009年8月6日）这仅是进入本世纪后的6年就减少了45 000家，上世纪卖掉的大概比这更多。现在的商业流通领域，可以说基本看不到国营了。在通货膨胀面前，由于没有国营商业，国家拿出国库储存的粮油等官商勾结给开发商，这怎能抵制通货膨胀，只能促进腐败和私有化、两极分化。

由于包产到户和卖国企两把扼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斧，就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下子砍到私有化，剩下的国企就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垄断行业。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谬论指导下，从而就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首先是掌权的党内走资派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而出现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惩处了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党内处理了370多万。城乡收入比3.33：1，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为11：1（这就是新增加的四大差别），领导阶级工人下岗、失业，联盟基础的农民上访，有多少人为维护生存权、揭发腐败分子而被害死。基尼系数2006年已达到0.496，现已突破0.5 ，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1％的家庭掌握41.4％的社会财富，财富的集中度超过美国5％的家庭掌握60％的社会财富。10％的高收入与1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猛增到2007年的23倍。全国有上百万个千万和亿元以上的大富豪进入胡润富豪榜，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六、七。与此同时，印度侵占我国藏南领土达8 3743平方公里（比重庆市8.23万平方公里还大），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将我们的王伟战机从中国领空打下，我们的南海有40多个岛屿被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并和美国联合开发，美国卖给他们军火并和他们联合搞军事演习，人称新“八国联军”的兴起。但我们却纹丝不动，竟提出丧权辱国的“搁置争议，联合开发”，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人不犯我，和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硬骨头精神。就在这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的同时，我们却花数千万亿美元买美国的股票而为美国解决经济危机，将600顿黄金存在美国银行。                       

看看我们包产到户后的实际，重温毛主席敬告全党、全国人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和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设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共产党员却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官做大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将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腐败问题说清楚了。将这些联系到一起，人民群众纷纷议论并希望：

                                共产党姓公不姓私，

走社会主义不走资；

既不姓公也不姓私，

不争论实质就是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浪子回头真金不换，

正本清源国泰民安。

依法行政必须捍卫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学习胡锦涛同志全面推行依法政有感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第三部——《学习共富村》，

录入：《世界重大学术思想获奖宝典》（中华卷），获“世界重大学术

思想”特等奖；中央党校建党90周年《光辉的历程》（理论篇）等。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

思想的伟大旗帜。

               十六大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胡锦涛

《中国剪报》4月1日在头版头条刊登，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全文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3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制精神。

——他指出，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形成的有利基础上，继续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抓好促进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卫资源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政府建设等方面所急需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工作，力争体现规律要求、适应时代需要、符合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

——要更加注重行政执法，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覆行职责，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更加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要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提高行政调解效能，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完善信访制度。

——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加快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而及时。可概括为“四个更加”，“两个强调”。笔者体会“更加”和“强调”的核心和关键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公有共富，与资本主义私有少数富人剥削多数穷人的两极分化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必须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共富，那就必须全面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执政党要实现共同富裕，法治的旗帜和道路起决定作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指出的：“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110周年时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干什么，就是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了的、被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公认的、帝修反非常害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高举这个旗帜，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能不断地和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那时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了。这已被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时代、中国的前30年和现在的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兴十四村、韩村河、南岭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八千多个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的创举所证实。仅几十年无刑事犯罪、无上访、无“新三座大山”和“新包身工”就令世人震惊。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写在党章上的。因而，国家的一切改革，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依法行政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才能坚定不移地为捍卫和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服务。除此而外，再无其它旗帜可举、道路可走。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正确的，只能是这个旗帜的继承和发展、道路的不断完善。否则，就是改旗易道——否定这个旗帜而走私有化道路。这已为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和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修正主义所证实，也为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正在证实。现在的朝鲜和古巴被世人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连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常委朱相远去古巴访问后，发出肺腑之言的《我在古巴感受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国去朝鲜旅游者患病而享受的免费医疗等都说明：“朝鲜到处都是山，人民身上却无‘一座山’”；“古巴全国都是岛，没有一个岛被侵占，也没有和美国佬联合搞军演”。这就是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始终坚持的马列主义本国化开国领袖伟大旗帜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法律法规、依法行政都是为其服务、捍卫的结果。这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加快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此，谈几点学习后的初步感想。

第一，针对我国当前的严重腐败（温家宝讲是最大危险）和私有化（吴邦国讲不搞私有化），应认真总结前后两个30年在惩治腐败、发展巩固公有制和卖国企、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当时还没有《宪法》），“刀响见菜”，不到一年时间就惩治了党内的腐败和不法资本家对党、对年轻新中国的猖狂进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30多年无大的贪污、浪费和假冒伪劣事件。可见发动群众是反腐倡廉的“法宝”。现在的腐败群众称其为“癌症”，就是否定了这个法宝。南街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那些公有共富村、公社等都能妥善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农工商兴旺发达”，就在于是按照一化三改后的正确道路而创建的缩小三大差别的农村都市——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现在除这些共富村外的“三农问题”其所以越来越严重（新三座大山、新包身工和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就是标志），错在“一刀切”地学小岗，不学周家庄人民公社等那些共富村、公社。这就证明，只有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解决了，为此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才不会卖国企逼工人下岗、失业，逼农民卖地破产，甚至动用公安来镇压。对大腐败分子都是秘密异地（对本单位保密——怕拔了“萝卜”带出“泥”——其实有的泥比萝卜还大）审判，但对上访妇女县上竟然开万人批斗大会，这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正如毛主席讲的“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和胡总书记说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就为依法行政的“四个更加”、“两个强调”指明了方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这个正轨。

第二，要纯洁党组织以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才能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建议恢复“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标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我们党的成熟。严禁资本家混入党内，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必须限制个人财产，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除法定的工资类收入外，绝不允许有私人工厂等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来进行剥削。中央立即下发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文件，再不要在“两会”上年年看“马拉松”了。如能在建党90周年“七一”前，中央领导申报、“十一”前省部级申报、年底前市县级申报。这比毛主席搞三反五反的时间还长。不申报、隐瞒者一律免职，超过个人财产界限数额一律收公。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推动反腐倡廉，也就是“治国先治官，道理很简单。官是民之首，民是国之本。官民鱼水情，威力大无穷。上梁若不正，后患则无穷。腐、分再继续，定出李自成”。与此同时，应立即恢复和发展国营和集体公有制经济，再不要继续卖国企、逼包产到户的农民卖地破产搞“城市化”。这样下去，那还是社会主义吗？建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能学习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两段谈话：

                （一）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二）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第三，将党的优良传统、群众的创造，要写入法律法规。例如，三大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精神、三反五反、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鞍钢宪法、见义勇为等。

第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特别是中央领导能像当年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样，调查那些有代表性的公有共富村、通钢工人捍卫社会主义国企的英雄事迹、办得好的国企和商业、学校等的典范，以决策社会主义的工、农、商、学的方向、路线、方针政策。

第五，将群众监督写进《党章》和《宪法》中。因为群众监督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回答黄炎培如何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恢复《宪法》中的“四大”，群众有权点名批评党政的任何领导，领导对群众的批评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好的党、政府和干部是群众监督出来的，不是自生自长的。发动群众揭发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和秘书代读博士等各种弄虚作假、认人唯亲、养情妇等，一经查实立即撤销，该惩处的就惩处，该追究责任的就追究。要不为什么我们惩处了那么多省部、地厅、县处级腐败分子却未见追究责任而使腐败成了无责任的自由主义。现在党的威信降低，高校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就在于权大于一切，只要能升官，有利就抢先，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权（钱）就是学术的“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的庸人当官和学术腐败。                                                                            

……

私有化和腐败的关系及其危害，见笔者《私有化是万恶之源》一文，现附后。

 附：私有化是万恶之源

             ——和吴委员长温总理谈心

         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

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

                                    ——一位老红军战士

                      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 钱学森 

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委员长作工作报告。他讲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称“五不搞”。

如果是为了正本清源讲的真话，那人民举双手欢迎，甚至可呼万岁了。但从我们的现实出发，仅谈三点和委员长谈心、商榷：

第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必须保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无产阶级无自己的私利，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它自己。然而，让多少亿的资本家入党，还是十七大的代表；党内有不少亿元以上的官僚资产阶级书记、这个长、那个长等等；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连资本主义官员都不如的人站出来申报财产。因为财产一申报，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很清楚了。如果有杨白劳和黄世仁都能加入的党，那是什么党？这样的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吗？这样的一党执政意味着什么？

第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人民群众最希望的。但从十四大到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找不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也找不到作为指导思想的内容：

十四大政治报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结论反其道而行之。马列主义的叛徒修正主义首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不是没有修正主义了，只能说明已与它划等号了——秃子最忌讳别人说和尚。

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十六大政治报告说，“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十六大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这就是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的改旗易道,就等于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吗？！

第三，不搞私有化，但用包产到户、卖国企来破坏、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致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超级富豪，高干子弟占91%，从1987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由7.3倍扩大到23倍——这就是工农身上“新三座大山”和“新包身工”再现的铁证如山；让私企和外企鲸呑国企，商业流通领域已经看不到公有了——这就是种粮（包括所有种植、养殖）人喝汤，粮商吃肉，官商勾结畅通无阻，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直危险”，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不受“四大”约束的“三讲”；三千名知名人士给委员长的信，问宪法规定的国营财产和地下矿产等神圣不可侵犯，你们为什么要卖国企、将矿产让私人和外商开采？你却不吭声！这就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吗？如果包产到户、卖国企、让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还不是私有化，那1949年前的蒋委员长，比现在高明多了，但他把黄金只向台湾运，却不向美国存！

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其它两个就迎刃而解了。

温家宝总理14日答记者问时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这话很对，但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绝不能回避。现在的腐败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却惩治不力，就是不敢运用毛主席“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放手发动群众来惩治，而要保护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消除腐败的土壤只能是正本清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展公有制，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给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以来，尽管“腐败‘硕鼠’虽可恶，八荣八耻全颠倒；人民起来当‘好猫’，看它哪里还有‘窝’！”就可以完全回答前30年最大的危险为什么不是腐败，而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就因为前30年，旗帜、道路明确，坚定不移地搞“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而实现公有制，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人民用“四大”来监督政府和官员。这就是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老的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不断地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不信，你有胆识的话，先试一下。就像周总理当年不怕大人物拍桌子而让毛主席提出的两弹一星下马一样，将它搞成功。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是不敢试的！后30年改旗易道，搞包产到户和卖国企，官商勾结破坏公有制搞私有化后，有多少共产党的官员的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你的亲属是不是在你的大旗下的官僚资产阶级？就连你们这些中央大官都没有一个人敢于申报自己的财产，这里边就有文章。搞私有化就必然会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的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我想总理和委员长是党和国家的大领导，在此问题上该比老百姓清楚得多！？

为什么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兴十四村、韩村河、南岭村、龙泉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几千个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或顶不住“一刀切”的压力搞了包产到户后，发现背离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宗旨就立即吃“后悔药”正本清源，现在已经建成了在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标准时有意回避的“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被他们这些村已经建成给这20字再加上公有共富而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员已经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环境优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外国人称这些村是中国的第二代延安，到这些村来参观、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一刀切”学小岗村包产到户搞私有化后，没有一个村能和这些共富村相比。这就是前后两个三十年，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些村不搞私有化，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党支部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不改旗易道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在每年的两代会上，为什么不让这些村、公社介绍他们的发展实况、答记者问？这就是害怕社会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

总之，一句话，正如杰出的科学家、导弹之父、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科技界又红又专的光辉典范和学习的榜样钱学森同志在1989年血雨腥风后，于九十年代初强调的那样：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一位老红军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说的：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现在的关键还是旗帜和道路问题——只有正本清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再不能继续改旗易道——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导思想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的实质就是资——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样下去，就会出现卷首引用毛主席的那段话。

前后两个三十年已经得出了结论：

                           改旗易道，起于何时？

安徽小岗，首名状元。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领导阶级，包身工现。

工农联盟，已被拆散。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地下资源，被浩劫完。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官商勾结，腐败蔓延。

国家财产，亿万老板。

共产党内，他也掌权。

人民背负，新三座山。

藏南印战，海岛沦陷。

人民抗议，竟受阻拦。

美国银行，中僚存款。

富豪裸官，超过百万。

仰人鼻息，美国当选。

主席事业，全被推翻。

改旗易道，两丢一完。

苏联今天，中国明天。

……

刘庄南街，立地顶天。

不信猫叫，挺起腰杆。

坚持公有，共富典范。

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通钢工人，首先造反。

捍卫国企，走在前面。

重庆市委，省市样板。

打黑除恶，为党除奸。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人民呼吁：中央果断。

正本清源，不丢不完。

主席旗帜，永远高举。

公有共富，国泰民安。

  笔者不知道在网上怎样和委员长、总理联系？如果网友知道可告知，笔者定将退休后用十年学习、调研南街村、刘庄、龙泉村、京华村、韩村河等这些公有共富村后写的收获、体会和感想的“共富村三部”书稿，给委员长和总理奉上，请斧正和商榷。

  卷首的照片，大概就是对以腐败为代表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写照和控诉！

毛泽东论“走资派”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    

                    ——纪念113周年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之路》，被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

法制新闻工作部、前沿创新理论部征文录入：《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

成果文选》（上），获首届“共和国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共

和国重大创新理论‘金钥匙’纪念章”。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列  宁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

表人物。

                                   ——毛泽东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

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

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胡锦涛

摘  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开始，到苏共执政党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再经过两三代到戈尔巴乔夫，将苏共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九十年的历程证明：无论是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搞颠覆破坏，都未能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垮。然而，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命丧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修正主义之手。这就是帝国主义用战争不能消灭社会主义，而要和社会主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即“和平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对这一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引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因而，在举起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大旗的同时，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党内掌权的腐败分子在内，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派是党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除发展生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防止内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破坏外，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论走资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使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到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走资派身上。

              一九二一，                  搞土改，

              上海、嘉兴开大会。          复经济；

              十二人，                   “三五反”

共议国事，                  顺民意。

我党建立。                  现“一化三改”

领导神州闹革命，            公有根基。

共产主义乃目的。            改革开放开新域，

奋战廿八载展眉喜，          化公为私马列背。

五星旗。                    “和平演变”谁最危险？

                                                 “走资派”。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认清敌我友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一开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中国革命，其所以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而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初用兵失利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即“中国工农民主政府”。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北上抗日之路，使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延安。再经过八年抗战（与蒋介石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认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攻击我们真正的共同敌人。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敌人

建国后经过土改、三年经济恢复，尽管广大贫苦农民有了地而成了土地的主人，国有企业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但农村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也开始出现，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页）因而，在1953年就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一化三改”完成后，将“夏传子，家天下”以来四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本上实现了《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这时，尽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共产党是否通过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呢？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后，被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于同年9月迫使马林科夫下台而篡夺了苏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实为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1917年列宁开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特别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度恐慌和仇恨。他们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惜采取武装侵略、经济封锁、地缘威慑等一切手段，特别是梦想通过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而遭到惨败后，从而就采取非军事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培养、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势力”，特别是共产党内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者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们的“和平演变”，即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些都引起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因而，毛主席于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针对苏共二十大就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2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同上，第392页）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危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同上，第417—418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兄弟党之间的会谈和两次莫斯科会议（1957和1960），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来解决国际共运中存在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但都没有让赫鲁晓夫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进一步大反斯大林，并将兄弟党之间的矛盾公之于世界，以“老子党”来训斥阿尔巴尼亚党，迫使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不得不当场给予严厉的批评和驳斥，并率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苏两党的矛盾就此被赫鲁晓夫激化并公开化了。为了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挑起的公开论战，我们党连续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一系列文章，对赫鲁晓夫篡改、背叛马列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从而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与此同时，为了预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毛主席及时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农村、工厂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于1965年和1966年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都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十三条”中还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些文件都是中央会议决定的，不仅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央集体的的决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红旗》杂志1967年第七期）“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同上，1967年第十三期）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报刊荟萃》2006年第九期，第45页）。

高岗、林彪、“四人帮”三个反党集团，他们都蜕变成了典型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里面为首的已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副职。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高岗、林彪两个反党集团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将他们彻底粉碎了。尽管党的“九大”把林彪写进了党章作为接班人（人们都在议论，这可能是毛主席为了让他尽快暴露而不给后边留下隐患），但毛主席对他还是不放心。1966年，就针对林彪说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这么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尽管林彪多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梦想通过当国家主席来夺权，但毛主席就是不设国家主席，不让他当国家主席，不能把权交给他。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当他急着要夺权失败后，便狗急跳墙，仓惶出逃，于投敌叛国途中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毛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经汪东兴看后，又针对“四人帮”将“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对“四人帮”，毛主席早已发现，并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他们就是死不改悔。因而，病榻上的毛主席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决定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逝世后，由于“四人帮”的人在中央政治局占有一定的比例，对“四人帮”不能靠开会来解决。因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通过个别交谈勾通，就果断地决定立即采取抓的办法，并告诉王震，再让他转告陈云。这就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没动一刀一枪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华国锋、汪东兴的职位有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叶剑英在广州看到这份意见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人当中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给予适当安排。”（《报刊文摘》2006年11月3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立即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就是避免像赫鲁晓夫赶马林科夫下台那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看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确实是按照毛主席说的：“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了。办得好。也确实像他老人家在73岁时说的“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报刊荟萃》2006年第九期，第45—46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人事安排上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他老人家的英明伟大之处。高岗、林彪、“四人帮”、陈良宇、程克杰的出现，验证了毛主席说的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实践也已证明中央领导里边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要比省部级及其以下的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得多。不过，他们都被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粉碎和惩治了。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同志忆述胡耀邦谈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宽容态度：“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因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报刊文摘》2008年7月2日）然而，这些只能说明中国的赫鲁晓夫更狡猾，从而验证了毛主席预料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呀！。看来，对华国锋的评价问题，人民心中有数，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对毛主席和华国锋两位建国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他俩的个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建国30年，特别是在帝修反勾结那种特殊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评价问题；是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官商勾结化公主私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如何全面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问题和不再重犯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而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亡党亡国，被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而达到“不战而胜”的问题。在俄罗斯等国家，原来的反对斯大林者现在已经后悔了，俄罗斯对贬低苏联二战者可能获刑。这是苏联解体后对斯大林功德的重新评价，也是对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清算。从我国现在暴露出来的私有化、官商勾结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让人民不安的问题就与对毛泽东、华国锋为首的两任党中央领导人的评价和歪曲有关。直到华国锋逝世还没有说他是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难道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主要领导人，那谁是主要领导人呢？党和国家这五年没有主要领导人，难道“四人帮”是自取灭亡的吗？没有主要领导人的五年历史我们如何写，如何向后人交代？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自白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世界也应当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4页）

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对苏联解体专题报告里是这样说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将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已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7—29页）可惜呀，《真理的追求》这样的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官商勾结化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的好杂志竟然被迫停刊了。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其财产被没收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那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的记载。这说明苏共的“精英集团”已将苏联人民的心伤透了。从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的四年时间里，苏共中央就接到了仅乌兹别克的老百姓四万多封反映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的信件，这些都转到乌兹别克党中央，回答却千篇一律地是，或查无实据，或已作了处理。但群众还在不断地写信，反映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报刊文摘》2001年8月23日）苏联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到底给苏共中央写了多少这样的信件，多少写信者遭到打击报复？苏联人民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能自觉地起来保卫他们吗？萨达姆被捕几年后已被绞死，但伊拉克的游击队使美国侵略者到现在还不得安宁。这说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走资派，一旦失去了民心，连萨达姆都不如。

二战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正处在兴旺发达时期。然而，就在这时的1953年，斯大林不幸逝世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苏联党政最高领导权，继承了他老祖宗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鼓吹无产阶级不要经过武装斗争而经过议会道路来取得政权。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否定党和国家的阶级性，破坏公有经济搞官商勾结的私有化。这就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在共产党内找资产阶级代表奠定了基础。由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威望很高，因而，不少兄弟党一时还认不清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的真面目，这就使好多兄弟党受到他的影响和指挥（控制）而不信马列了，有的党分裂成两个，其中一个坚持马列，一个跟上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走。正如毛主席在1966年的一封信上所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他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要不为什么从赫鲁晓夫篡权后，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了古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不仅再未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将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复辟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处在现在的低谷。这就不难看出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要比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危害之严重，也不难看出毛泽东高举马列旗帜，及时进行反修防修，对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宣扬“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的揭发和批判，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不能画等号，尽管当时我们把他们称为美苏两霸。因为中苏两党论战，除了反霸权（这是两霸互相勾结称霸世界的共同处）之外，还有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这就是美国利用苏共叛徒搞“和平演变”来瓦解社会主义）问题。对中苏论战不能像有“永不翻案”者把它说成是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用各打五十大板来画句号。更不能把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论走资派说成“左”。就连《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也是这样写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党校教材《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公报》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出于苏共变修和反修防修。这个结论是历史的、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集体决定，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这个决定确实是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否则,不仅不会对毛泽东晚年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且也否定了马列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公报》提出的“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更不影响……”意义多么深刻呀！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当这一“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为什么中国能搞得这么快，这在世界科技界成了一个谜。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揭开了这个谜底：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业队伍。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中国剪报》2007年6月22日）李鹰翔说这番话距1958年已近半个世纪，距第一颗氢弹爆炸已四十多年。这话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1958年和文革中中国的成就），“不应匆忙地进行”，“既不影响……更不影响……”的精神。这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有要一分为二，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特别是群众运动和发扬民主。看来，对毛主席提出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在短期内还不能真正地解决。这可从1976年6月毛主席的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时，又一次提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时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这两件事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第二件事要解决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解决的巩固政权的问题。不能像苏联那样：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这就是《公报》所说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这大概也是他老人家对自己“盖棺”不能“定论”的预料吧！如果对反修防修和走资派的认识问题真的解决了，那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就不是有人将其说成是一团糟了，那就和《公报》的认为一致了，也和他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一样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了，只是没有成功罢了。我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72年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最多的一年等，都是在文革期间。如果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失败了，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没有成功，那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成千上万的党的高级干部的腐败不就一再表现出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的原则嘛！不过从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对反修防修已经得了结论；对走资派的认识，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对党内出现的数以万计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现了大走资派后，群众已真正地理解了。毛主席说的“只有天知道”的“天”，人们的理解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动力的人民，也就是给天底下这杆秤掌秤砣的老百姓。这些腐败分子都掌握着党、政、军大权，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的人民血汗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任意挥霍，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你说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入党为公吗？当然不是。他们就是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就是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共产党内要找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要不，中央为什么三令五申提出严惩腐败，把反腐败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为什么非常仇恨腐败和腐败分子。要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所搞垮，而是灭亡于自己党内掌权的修正主义之手。这就是实践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走资派、对反修防修进行检验后的回答。只是现在不提走资派、修正主义罢了，将修正主义也被人为地取消，还在批判反修防修。不提并不等于不存在，如果批判能批得没有严重腐败、官商勾结、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人民才能心服口服，然而却是其反面。但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反而更加强烈。这也进一步证明，1963年11 月，毛主席在审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检验理标准继《实践论》（1937年）之后进一步所作出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同上，1290-1291页）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搞反修防修，毛泽东不提出走资派的危害，中国也跟上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走，那世界上现在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吗？戈尔巴乔夫的自白不是清楚地说他消灭了苏联和欧洲的共产主义，但还没有消灭亚洲的共产主义嘛。为什么亚洲的共产主义没有被他消灭？从我党与苏共的论战，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如果他也消灭了亚洲的共产主义，那美国的“不战而胜”不就真的实现了吗，列宁要警惕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是白说了吗？走私“大王”赖昌星其所以能顺利地成功外逃，与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密不可分。1999年8月11日至8月12日，庄如顺得知公安机关正在缉捕赖昌星的情况后，四次给打电话，为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演绎了一出“猫为鼠佣”的丑剧。（《杂文报》2007年6月22日）这就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例证，要不，为什么贪官“在逃者”顺利捕回的不多，“敏感者”成功外逃的倒是不少。在专政机关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最危险的。我们党从第三代不是成千上万地出现走资派的腐败分子吗？这和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是相符的，也是毛主席最担心的。我们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对这些，没有清醒的头脑就是最大的危险，何况不提了，甚至被歪曲否定了。不难看出，把反修防修、论走资派说成“左”只能是讳疾忌医，对帝修反有利。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和歪曲、对毛泽东个人不公，而且也是对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否定。现在尽管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但赫鲁晓夫的影响并没有解散，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流毒还是年深日久，根深蒂固。但可喜的是，现在还有亚洲和古巴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尽管没有社会主义阵营那个时期多了，但却更坚强了，特别是朝鲜和古巴。他们不信邪，坚信马列主义，骨头是最硬的。因为他们经过了与帝修反斗争的考验并汲取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中国搞私有制的惨重教训。然而以后是否会继续坚持马列主义路线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奋斗还说不定。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已被有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史的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和我们党内严重的腐败所证实。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要对外开放，在经济上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美国就要通过提供贷款援助和扩大交流等手段“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尼克松曾公开说过：“当他们打开国门伸手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政府大搞“和平演变”战略的基础上，布什上台后，把“和平演变”战略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提出“超越遏制”政策，即在保持军事威胁实力的同时，更多地利用经济、政治、文化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恩威兼施，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高哲等主编《南街之路》第225—2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有报道称，中国在最近十年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中国剪报》2006年11月13日）不少腐败官员把贪污的钱和家人先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后他再拿上国家的护照跑了。为什么不到蒙古、朝鲜、越南、古巴跑？这算得上“和平演变”一种体现吧。与此同时，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把国企承包、卖给，甚至送给私人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鼓动下，一些党内的掌权者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代理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子女及其亲属谋利益。这已为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大量官员腐败案和官员不敢申报财产所证实。在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中国共产党内，现在也有了老板党员、老板书记和各级党代会的老板党代表，甚至有的地方以资产的多少作为不同级别的代表、委员的条件。2006年登上胡润富豪榜的500位企业家中，有35%是中共党员。党员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六，但在富豪榜里却占到35%。这起码不是喜讯。因为，现在经常说八大是开得好的一次党代会，其后由于“左”干扰了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然而八大的《党章》就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学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党员不剥削他人，是我们党的成熟，是让党员首先必须划清剥削与劳动的界限，这也是对赫鲁晓夫“全民党”的批判。如果党员是剥削者，那他还能是工人阶级吗？不是工人阶级，那还能是其先锋队的成员吗？登上富豪榜的党员，他们的财富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吗？肯定不全是。如果是剥削得来的，这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我国的两极分化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在世界名列前茅，20%的富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最穷者和最富者的收入相差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多少万倍。2006年八大银行行长年薪最低的101.4万，最高的995万，中等的446.18万。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已不是新鲜事，几百亿也不是个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不是历史不再复返，而是当今社会现实中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说，教育改革改的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医疗改革改的让穷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改的让穷人住不起房。改革开放前，尽管国家穷，但孩子只要能考上大学，家里没钱政府却能管得起；谁敢将没钱的病人从医院里推出去（就是在旧社会也有“十人看病，一人花钱”之说）？更没有听说过还要在病人身上搞敲诈勒索发横财，靠办教育来发财。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华莱士问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人民日报》1986年9月15 日）不过，小平同志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历史后果却没有预料到，或者是用其掩盖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的实质就是资；对如何评价改革开放时他也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了，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现在中国有没有新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将掌管国家10万亿左右资本的5 000万人（《生活文摘报》2007年7月3日）都称为“新社会阶层”？这10 万亿可是国家年GDP的50%呀。人们认为，这里边相当一部分人就是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何况这“新社会阶层”的概念非常模糊不清，它不同于知识分子阶层是靠脑力劳动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谋生的阶层。这里边不仅有百万富翁，而且还有千万、亿元，数十、数百亿甚至更多的富翁。其实这“新社会阶层”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翻版。如果说这些富人是新社会阶层，那大多数穷人不就是旧社会阶层了吗？这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的信任。1999年秋天，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后，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伟人马克思。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实践检验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尽管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人类社会总是会沿着马克思指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进的，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永存的，毛泽东论走资派会使无产阶级执政党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向共产主义奋斗，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彻底破产。有朝一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到来、苏联和东欧原来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搞二次革命时，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就能共同发挥指导作用。这时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大事就真正都成为遗产了。我们深信，在这暂时的低潮期，全世界无产者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教训，会进一步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走资派腐败分子，如果把乡镇和科级党内腐败分子加在一起，可能已经超过苏联的十万“精英集团”。在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期间，受党纪处分的党员200多万，相当于1945年召开七大要夺取全国胜利时全国党员（120万）总数的两倍。这就充分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要比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更阴险毒辣，更具有欺骗性，更具有危险性，其目标正是对准社会主义国家。也证明了，苏共中央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权后毛主席对苏联前途命运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提出反修防修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还是我国出现的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和私有化、两极分化，毛主席从资产阶级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马列主义的叛徒；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归根结底到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掌权者身上：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使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到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从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现在90年历程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所颠覆：二战的德国法西斯不但没有把苏联消灭掉，反而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侵越战争，不但没有把社会主义中国、朝鲜和越南消灭掉，反而促进了越南南北统一，朝鲜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核垄断；1956年，国内外反动势力搞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搞垮。就在国际共运中出了赫鲁晓夫叛徒之后，在美国的高压之下还诞生的社会主义古巴，仍巍然屹立在美国的眼皮之下。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标签”很明显，臭名昭著，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而走资派却是共产党里的当权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和开国领袖的威望在发号施令（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像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官说的，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战争年代混在革命队伍中的汉奸、叛徒更容易迷惑人且不易被人们所识破，甚至还会得到重用，就像林彪、“四人帮”一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体现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已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证实。仅以苏联为例，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和经过二战千疮百孔的苏联，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就建设、重建成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一些尖端科学领域已超过美国，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当斯大林逝世后，还未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最后还是让资本主义复辟了，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蜕变了。据报道，我国腐败案中，乡镇以上的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或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级别越高，党员的比例越大，省部级腐败分子中，据说除原山东省的政协副主席外，都是共产党员；在查办过程中，有70%的官员腐败案件有人讲情。这些讲情者都是有权有身份的人，也可能就是没有东窗事发之前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证明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所指出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人，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的论断。好多乡镇走资派的腐败案有县市里的后台支持，县市走资派的腐败案有省里的后台支持……且上下之间互相勾结，买官卖官，营私舞弊。也就是群众所讲的，这些上下之间的走资派腐败案，“上边将下边哄着护着，下边将上边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扎在主席台。”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出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克杰这样的大走资派即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大代表，公安部长陶驷驹的顶天大案（7亿以上）涉及12个副总理级、52个部级，却不了了之。部队里也出了海军副司令员、中将王守业这样的走资派，不仅贪污受贿，而且道德非常败坏，包养了好几个“二奶”长达十多年，并生下孩子。这不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还能是什么呢？！并不像有的人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说成在党内还有一个阶级。这是对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歪曲，甚至是攻击。说严重点，或者更确切点，他可能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这从70%腐败案件有人说情来干扰就可得到佐证。说情人可能就是这个“萝卜”上的“泥”，怕“拔了萝卜”带出“泥”，有的“泥”比“萝卜”还大且把“萝卜”保护着。这些都验证了，毛主席1962年八九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                                 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期）这段话得到走资派的批判、歪曲和攻击。批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左”的代表时，常引用这段话。这段话现在不仅不天天讲、月月讲，甚至二三十年都不讲了，还在受批判。但不讲和受批判以后却天天、月月、年年都在出走资派，且级别越来越高，案件越来越大，立案的底数在不断“上涨”，刑法处理越来越轻。陈良宇这个大走资派，带出了一串走资派；东北某省政府主要领导就是个走资派班子；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和处长这些走资派全进了高墙内；公安部副部长李济洲，这个专政机构的大走资派为大案要案当保护伞，有的市、县的公安局被走资派弄得全烂了，群众称其为“从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等等。现在究竟有多少官员是执政为民，有多少权不在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主义者手中掌握，值得深思。要不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几个焦裕禄、雷锋式的干部，却出了那么多的刘青山、张子善式的腐败分子。既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受到了批判，那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帝国主义还搞不搞“和平演变”，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解体、东欧蜕变、我国严重的腐败如何解释？这大概用得上多少年不读马列了，让党内这些走资派腐败分子把人民骗了。这不能不引起人民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其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巩固政权，防止“和平演变”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现在不这样提罢了。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和中纪委的报告，都提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是这样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水火不容”、“人心背向”、“生死存亡”、“重大政治任务”、“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这些词语已经将党内腐败与“和平演变”和“复辟”的危险性说清楚了。一句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因为腐败主要出现在党内的掌权者，他们要走的道路是与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这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这就是毛主席一目了然地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整的重点。只有发动群众用党纪和国法来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和干部，才能跳出“以官治官”惩治不力的软局面——要让人人当“好猫”，腐败“硕鼠”哪有窝。这大概算得上从源头防治吧。

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战争年代起就非常重视惩治贪污和浪费。他在《我们的财经政策》（1934年1月23日）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九页）建国初期当党内的腐败刚一抬头、不法资本家向新中国发生猖狂（比现在差得很远）进攻时，毛主席就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仅1951年至1952年就多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3—54页）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杀了战争年代对革命有功，曾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严刑逼供而不屈服，号称第一大案的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而严惩了党内的腐败，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顺利地赢得了三年经济恢复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未出现大的贪污、浪费、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等案件。因而，人们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对当今腐败和改革开放长期共存和反腐倡廉的担心。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亿到12 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西安晚报》2001年3月24日）。那时国家GDP不到10万亿元/年。进入本世纪大案越来越大，已突破了省级无正职而到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几年胡长青受贿、索贿所得财物折合人民币544万元，再有161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加在一起是705万元，判了死刑。但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受贿款折合人民币1 900万元，却只判无期徒刑。还有不少千万元以上的腐败分子也都免死了。（《夕阳红》2006年第十二期，第47页）陶驷驹7亿多却平安无事。立案的底数越来越高，腐败分子自杀后就不再追究，自杀一个可保护一批，能富几代。这就是我们的“严惩”。这样“严惩”的结果腐败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浪费也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官车一年消耗3 000亿（《中国剪报》2005年11月28日），比教育、医疗经费的投资还多；有报道公款出国旅游年消耗3 000亿；中央企业年资产流失3 500亿；2004年公款吃掉3 700亿，2007年已突破4 000亿。一年GDP到底能增长几个3 000亿？这仅是浪费，还不包括被挖出来的走资派和在岗位上还在走的走资派装到他口袋里的钱。难怪人们都在说，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市贫民其所以穷，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慢，而是以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为代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毛主席提出走资派到现在经过40多年，实践让人们对它的内涵和危害越来越清楚了。在改革开放中，贪污和浪费也的的确确都是极大的犯罪，毛主席早就把它同镇压反革命一样来对待。仅把公款吃喝浪费掉的3 700亿去救济一亿三千万贫困线下人口，每人可得2 700元。如果把被贪污和浪费的全部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那中国不就到小康了吗。刚进入2008年冰雪灾害造成1 111亿损失，已引起全党全国高度的重视，但才相当于同年公款吃喝的四分之一，说明“嘴”比灾更厉害。中国其所以现在还未到小康、新农村和和谐社会还未建成，关键就在这里，就在于这些问题太严重了。正如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所说：“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计成本”（《中国剪报》2006年9月6日）。如果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说，2004年底公务员的统计数字为640万，那当年被吃掉的3 700亿公款，平均到每个公务员头上就近5.8万元。1990年公款吃喝为400亿，1994年突破1 000亿大关，2002年为2 000亿，2004年就到3 700亿（同上，2006年11月3日）。真乃是突飞猛进，大概是当今世界之最了吧。如果世界大奖有公款吃喝奖的话，中国得奖保险是十拿九稳的了。这样的政府人民能养活得起吗，不廉价行吗？至于官僚主义，可用得上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痛陈中国政治上“官满为患”是一大弊端时说的：“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个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官满为患”必然滋长官僚主义，从而导致政令不通，用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的话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同上，2006年9月6日）。连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8月16日也以“北京的‘奢华聚会’增多”报道了中国富人数年来一直在举办造人的新潮聚会……但是这届奥运会期间，北京以共产党从来未见过的极度奢华的方式，展显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的作用，并乐此不疲。（《生活文摘报》2008年9月29日）从而，不难看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之间关系之密切。因而，在建国初期把三者放在一起发动群众搞“三反”，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212、218页）薄老是亲自参加并负责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老一代开国元勋，他能总结出“三反”运动是在清除腐败现象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宝贵”经验。其所以“宝贵”，就是和以后我们多次惩治腐败而“未能收到应有效果”的比较中得出来的。查办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成员、原河北省监察署监察长、现已98 岁高龄的孙光瑞老人，当记者采访时，他对该案记忆犹新。1951年11月下旬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省委省政府立即成立以省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省监察署监察长孙光瑞、省监委主任李国华、省法院院长宋志毅为委员的调查处理刘、张案件委员会，责成由孙光瑞、李国华、宋志毅组成办案组，孙光瑞为组长，负责侦讯刘、张贪污案。随即，省监察院成立了刘、张案件侦讯办公室，并抽调省公安厅李定一处长加强侦讯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先由省委将在苏联学习的刘青山调回。1952年1月18日，依照法律程序，孙光瑞签署了河北省人民监察署对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的公诉书。公诉书认定，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浪费、盗窃和非法骗取、挪用公款等项共171.6亿多元（旧币）等于新币171.6万多元。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河北省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在保定市广场召开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省委组织部长薛迅在大会上控诉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省主席杨秀峰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令。刘青山遗言：“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的遗言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该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中国剪报》2008年8月20日）这就是中国第一大案，在新中国刚成立三年经济恢复期中，就这样雷厉风行、斩钉削铁地解决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省党政、公检监法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首长负责”，谁也不当保护伞，才能刀响见菜；开两万人的公判会，省政府主席、省委组织部长在会上宣判和控诉，可见其教育意义之深远。现在比刘、张案件大多少倍的腐败分子都是异地无声无息地（群众称秘密办案）审查，不让群众揭发，不开公判大会，也无主要领导参加，更谈不上“重要”讲话、控诉了。当地人、原单位人根本不知道对腐败分子的惩处，甚至领导还对其保密，这里边就有猫腻。那怎能起到严惩和教育的作用，更不能雷厉风行了。这大概是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的缘由吧？刘青山、张子善是地师级干部，由省上开两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省主要领导讲话，对反腐倡廉的意义深远。如果现在对省部级的腐败分子如程克杰、陈良玉等也能开几万人的宣判大会，有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并作重要讲话，那肯定对惩治腐败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薄一波评价三反是惩治腐败必须坚持的一条宝贵经验，毛主席用“‘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传》第235页）来评价三反五反，说明它和镇反一样重要。纵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腐败是其中的主要根源。这就是毛主席进京前和进京后多次讲的，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我们党建国后惩治腐败非常成功的经验，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刘青山、张子善这第一大案放到现在只是小菜一盘，那一个逃到国外的腐败分子都是刘、张案件的几十、几百、几千甚至更多倍。这大概是把“三反”、“五反”成功经验之“抢刀”入了库马放南山——“厩马肥死弓断弦”的结果吧！

三个世界的划分，让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毛主席也没有放松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O”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政府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为后来中国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取得出乎美国预料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的外交。美国、日本都先后到北京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仅文革中的1972年这一年，我国先后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当赫鲁晓上台及其以后苏联发生的变化，国际上经过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称霸世界。因此，毛主席于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世界已划分为三个世界的战略。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他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这个理论总结了当代世界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指明了国际斗争的大方向。它把世界人民作为一方，美、苏两霸作为另一方，使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行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这一战略思想已在全世界发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毛主席晚年让世界人民始终不要忘记，把斗争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现在尽管苏联解体了，只是第一世界少了一个而已，但它仍要称霸世界，以萨达姆有什么重型杀伤武器为借口而侵略伊拉克。但到现在，萨达姆已被绞死了，还没有找到这些武器。对利比亚的侵略并杀害卡所菲，就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的道理。

三大作风和人民监督是防止复辟的关键

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防止“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同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总结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O九四——一O九五页）。以后又将自我批评改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为什么党的各级领导中腐败分子那么少？就在于党的干部经过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的考验，深知新中国来自不易，是用多少万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而，坚持立党为公，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三大作风、遵守党纪、国法，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并接受群众对自己和政府的监督，对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能及时研究处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干部下乡（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与群众同商量，吃一顿饭按规定付钱，从不吃请，也不白吃、白拿。因而，党群、干群关系非常融洽。1951年当腐败刚一出现，毛主席就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人民群众起来了，千千万万双眼睛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现在腐败其所以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甚至在世界上有名，就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就是当权派，他们丢掉了党的三大作风，守业者不知创业者难。改革开放以来提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搞私有制，把国企承包、廉价卖给或白送给私人，他的个人算盘就打起来了。首先变理论联系实际为理论联系实惠，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作为为自己谋私的资本，和苏联解体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一样，不但要当国家财产的管理者，还要成为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并让子孙后代当继承者。用手中的大权千方百计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这就是私有制是产生私心的根源，私心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变密切联系群众为密切联系领导，特别是提拔他的领导或者卖给他官的“官帽商”，不怕群众反对，就怕提拔他的领导、“官帽商”不信任。变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表扬（吹鼓手吹捧）与自我表扬（自吹）相结合，或者依靠权力和花钱让新闻媒体鼓吹、搞“政绩”，甚至有些新闻媒体已经成了同级领导的吹鼓手。这些不但未得到上级的批评，反而却提升了。就以成克杰（副委员长）、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庞家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这些大官走资派为例，都是在原来工作的省、市群众的举报声中，边腐边升，群众举报八九年、十多年才惩治的。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单位、电话、身份证复印件一并告诉上级直至中央。但很少听到甚至听不到一些大案要案像“三反”、“五反”那样，在几个月内把它解决。更其甚者，在反腐这条“看得见的战线上”倒下来的举报人接连不断。根据最高监察院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已上升到如今每年1 200多件。（《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举报人、证人横遭祸患呢？就在于以官治官，腐败分子无压力甚至有后台而太猖狂之故。照这样十年复十年，腐败何时能惩治完，有多少举报人和证人还要死在这条看得见的战线上。作为主管部门这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只能说明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不总结利用我们“三反五反”等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而导致的对腐败惩治不力。用得上党和国家的主领导人，在世纪之交接受外国记采访时，用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来回答中国的腐败问题。这时他不再提及经常说的“理论”、“代表”和“特色”了。处理买卖官事件时，只处理卖官者，很少处理或不处理买官者，这种办法群众叫“割韮菜”，买官者以后还要卖官。因为买官为赚钱，亏本生意他是不干的。这样，一个“官帽商”就“繁殖”了一群遗传基因很强的“官帽商子孙”。这大概就是官场买卖生意兴隆有利可图的环境吧。只有在处理卖官者的同时，将所有买官者全部处理，才能斩草除根。还有干部的“带病提拔”。报载近十年来某省先后被提拔的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近300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生活问题（主要是包二奶）的竟占到一半以上。其中由于给省上大官（包括其亲属、子女）牟利益作出过贡献并还在做贡献的有近百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只要是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是个贪官或者是掌人事大权的贪官，那这个单位提拔和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就是贪污能力如何，是对他虐诚的能力如何。（《生活文摘报》2008年6月薪24日）这样的“带病提拔”其实就是明目张胆地边腐边升，是完全违背《党章》和《宪法》的权大于法，与官帽商是一脉相承的。笔者体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光荣，弄虚作假耻辱。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条件。正如恩格斯说的，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主要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毛主席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批评讲假话的人的人时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蒂对人民事业有益，对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实践证明，一旦理论脱离实际，就必然脱离群众；不但不能自我批评，还会反对、压制别人的批评，甚至打击迫害批评和揭发问题的人，有的甚至动用公安，从而使矛盾激化。这已被惩处的成千上万的死不改悔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走资派所证实。现在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不实事求是的问题是报喜不报忧，说实话的人少了，说实话的刊物也被查封停办了。开会、汇报时谁提了正确的批评意见而触及到某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敏感”神经，谁的日子就不好过，特别是上级检查时说了实话，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信者。苏共就是这样失去人心，自己把自己消灭了。把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变成汇报、写文章时要成绩，不要缺点错误；要表扬、建议，不要批评、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给朱镕基总理写信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是一位在全国很难得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中央调查证明他反映情况属实，却落了个辞职外出打工的下场。然而就在这个县竟将一位花花公子一致同意提升任命为副县长。这还能出第二个李昌平吗？这就是人常说的：“对歪风邪气能顶得住的站不住，能站得住的顶不住，与其同流合污者却能升官发财，让英雄倒在自己制度的枪口之下”的道理。《瞭望新闻周刊》刊登关注政治诚信的评论文章指出：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地说假话；当官员能凭弄虚作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扭转抱有信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报刊文摘》2006年12月8日）因而，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9月访问欧洲之前，接受欧洲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好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与干部选拔制度有关。（《中国剪报》2006年9月11日）问题在于，如何将有关变成无关，这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和最希望的。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都要出现好多数字，但就是没有把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车开支、公费旅游、央企资产流失等的数字控制到或减少到多少？这是“二廉”政府的主要标准。难道立党为公的共产党还管不住自己官员的嘴吗？没有这些数字，每年GDP增长再多，用人均数字就不能体现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只能说明私有化和两极分化。

人民监督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的动力。任何事情只有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天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这不仅为人类历史的改朝换代所证实，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证实。长征路上每日天上有数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日本侵略者那么猖狂、穷凶极恶地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实行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等，都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的直接参加下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敢于在各种新闻媒体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弹骇总统。官员上任要公开自己的财产，难道共产党的官员就可以脱离群众，不受群众的监督吗？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一条，官员只怕上级领导而不怕议会和选民，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早就胜利了。资本主义的州、市官员，连总统下来都不搞迎送；而我们的官员，特别是大官要下来，提前好多天都组织专门班子在兴师动众安排搞迎接。群众要告倒一个走资派，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大走资派贪官，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当群众的揭发材料送上去后，有的无人过问或有后台保护，有的上级领导不顾群众的反对，将腐败分子竟然照样提升而造成“前腐后继”，群众气愤之下说了些过激的气话或写了大字报却被公安机关把人逮捕了。因为现在的宪法中公民无“四大”自由。难道宪法规定有搞腐败的自由吗？这就造成了群众说的搞腐败有理，反腐败有罪，“我们这里没青天，谁反腐败谁坐监”，致群众于反腐败之外的“以官治官”，使走资派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的缘由之一。原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之后，虽曾下决心反腐败，但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跳不出“以官治官”的巢臼而失败了。这说明用“以官治官”惩治腐败，是扬汤止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发动群众让群众来惩治，让群众来监督，才是釜底抽薪，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列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满足于党的监察机关的作用，他对监察机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成效甚微时，便严厉地批评：“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他呕心沥血地寻找人民监督的形式并强调人民监督。1922年，列宁向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把党和国家的检查机构合并起来，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作为补充，“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这些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0页）毛主席回答黄炎培的问题，不仅和列宁的人民监督是一致的，而且被建国后的“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惩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活动所证实：人民监督确实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在“三反”运动中，杀刘青山、张子善时，谁都不许说情。对人民监督，毛主席还提出，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好话、坏话、正确的话和错误的话都有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话讲完；那有共产党怕人民群众的道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方面。田纪云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在接待欧洲议会代表团并回答他们提出的欧洲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中国的官员怕什么时，便不假思索地说：中国的官员怕领导（天津老年时报）。人们议论这句话说了当今中国的官员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接受人民监督的公仆了，马列主义的人民监督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接受了。韩国要搞城市改造，市民有意见，市长与市民直接通过几千次电话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但在中国只要领导一句话，拆了建，建了拆，一任领导一个脸，将文明城市搞得稀巴烂。因此，好多腐败问题人民无法依靠法律来解决，只好上京告“御状”了。告“御状”者，有的被走资派派便衣警察把他们抓回来，在他们门朝南开的衙门“惩治”了。这就导致了党内缺乏民主，有的地方，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司法部门明知违法也得听领导的。这就是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结果是，“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报刊文摘》2006年10月30日）人民无处讲理，从而导致“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杂文报》2006年11月7日）群众用“共产党把法治全了，大盖帽把天遮严了，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来说明没有人民监督，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腐败分子就非常猖狂。这样以来，群众看党员都是那样子，群众只好听之任之。那不是将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走资派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坐山雕”了吗？党的威信能高吗？这就是监督机构不建全、不到位，致群众于监督之外，监督无力导致的权大于法的必然结果。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2005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模式：“零度宽容”，即“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零度宽容”，不仅体现在“严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完善的“违者必究”的措施，使“零度宽容”操作“到位”。正由于对腐败分子实行“零度宽容”的严惩不贷，今天的香港才以廉洁著称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反观内地，就拿“节日腐败”问题来说，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节前都会印发禁止向领导干部送礼（现金、代金券等）的文件。但节后又有谁为节日期间收受礼金而被追究呢？难道领导干部在节日期间都自律的“一尘不染”了吗？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有力的“违者必究”措施，使这些“红头文件”必然沦为“空头文件”。（《中国剪报》2005年2月23日）这话说得多么确切、实在而中肯，只要联系实际查一查我们的“红头文件”，就一目了然了。韩国反腐败不仅与香港有相同之处，人民还敢于弹劾总统，弹劾后没有问题，总统会当得更好。这在中国行吗？现仅举群众监督两例：文革中，某高校革委会副主任签字报销的出差单据中，有一张几元钱的单据，经会计审核它不符合财务制度而不给报销时，这位副主任批评会计，他都签字了为啥不给报销。会计给他讲了不能报销的原因后，他还要以权压会计，并把会计训斥了一番，但会计还是坚持原则不给报销，并将此事写了大字报。紧接着群众也写了批评这位副主任的大字报。这位副主任见群众起来了，也害怕了，就立即给会计和大家公开做检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沣泽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反映商业部部长王磊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通讯并配发社论。当天王磊向中纪委做了书面检查。1982年3 月王磊被免职。（《生活文摘报》2008年4月15日）如果我们现在能像这样的让群众对领导监督，那国家一年就不会有一万多亿（现在会更多）被腐败分子吞掉，再加上浪费的财富，那中国早已经到小康了。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法治的同时，应当认真地总结我们党惩治贪污、浪费的经验，发动群众、监督到位、严惩不贷，特别要总结“三反”、“五反”、利用“四大”的成功经验和香港的“零度宽容”，学习韩国、欧洲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现在一提起“三反”、“五反”、“四大”，有人就说这是极“左”，特别是与腐败有牵连和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三反”、“五反”、“四大”不过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参加、监督来惩治腐败的一种组织形式、手段或武器，是群众路线在反腐败中的应用，就看你如何运用了。如果不是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我们的经济恢复能那么快吗，人民政权会那么快的巩固吗，抗美援朝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吗？建国后，亲自参加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半个多世纪的薄一波同志，对“三反”的评价和我们现在反腐不力的问题，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美国有两弹，我们不是也有两弹嘛，但我们不是用它来搞侵略、搞霸权，而是为了防御、反对霸权、保卫世界和平。现在的腐败为什么这么严重，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关键在于不总结和运用“三反”、“五反”运动和运用“四大”的成功经验。只说它的不足而不提它的功劳。也就是倒澡盆里的澡水时连洗澡的小孩一起倒掉，甚至还不让别人把小孩捡出来。如果我们国家把以党内走资派为重点的腐败分子根除了，帝国主义就很难从党内找到“和平演变”的对象了，堡垒内部就更坚强了，党员不再沉默了，政府官员既是廉洁的，又是廉价的，那一年至少给国家增加一万亿以上的收入。用这些钱去资助那些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办养老等社会福利，让穷人能看起病、孩子能上起学、有房住，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推翻了，两极分化明显缩小了，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农民真正是农村的主人，人民真正是国家的主人，好多社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加快。从所有制和战斗堡垒上就可防止苏联解体和化公为私造成的悲剧。那社会主义的江山就保住了。就能充分体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奋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而永存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不仅要彻底破产，而且连他自己最终也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主席对走资派的政策，和“三反五反”时一样，对大多数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其中有上贼船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受党政纪处分，即团结-批评-团结的一贯政策；只有对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判处徒刑，甚至处死；当今的陈良宇、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等也只能是如此。

从毛主席的两件事说起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中华民族

电视台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录入《民族脊梁·理论前沿》一书。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

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

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

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

                                人生能干几件事，

                                主席干了两件事。

                                夺取政权废私有，

只有公有能共富。

“一消二决”是准绳，

反修防修搞文革。

斗私批修防演变，

丰富马列又发展。

    1976年6月，毛主席的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了危险。这一年，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时，又一次提到了自己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时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鸟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翻开中国五年千年历史中，从“夏伟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年的改朝换代，历次农民起义都有均田地、人人平等的愿望；大约在秦汉时期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孙中山先生将黄埔军校的训令作为“国歌”中也提出了“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但为什么不能实现？没有人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多年前——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这就是笔者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建设共产主义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毛主席说的“我一生干了两件事”就是在中国为实现“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而斗争。

苏联其所以解体和东欧蜕变，尽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基本消灭了私有制，但没有解决“两个彻底决裂”的问题而让修正主义上台，堡垒终于从内部攻破而复辟了。现存的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受考验。古巴和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在于，高举开国领袖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国化的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原理，结合各自国家的实际，向“两个彻底决裂”进军。在坚持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和全民教育、全民医疗、全民住房等重大国计民生的基础上，发动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大讨论。朝鲜敢于打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核垄断，尽管朝鲜到处者是山，人民身上却无一座“山”；古巴敢将青面獠牙的美国真老虎制服成纸老虎，尽管古巴全国都是岛，没有一岛被侵占，也无美国佬和侵占国联合搞军事演习。尽管他们还不富裕，却无压迫和剥削，能独立自主，国泰民安。这就是古巴和朝鲜坚持而没有否定开国领袖的旗帜，另“标新立异”树私有化的旗帜来学习西方、讨好美国，从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结果。

武装夺取政权和“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首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装夺取政权，有了政权才能实现。这就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道理。尽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在中国究竟怎样武装夺取政权？没有现成的规章可遵循，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夺取大城市失利后，毛泽东在中国要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思想，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而，他就放弃了在寡不敌众的敌人面前攻打长沙再损失起义军的力量，便果断地撤退到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人民军队的建立）后，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此时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同当时的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左倾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前委书记，甚至被中央特派员错误地开除党籍。但在寻求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道路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毛委员）不仅没有因此而退缩让步，更没有放弃，从不当两面派向错误做检讨；反而更加激发和增强了他的“山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农村包围城摇篮的建设——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在960万平方公里燎原了。

建国后，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有，打下了国营经济的基础，在三年经济恢复的同时，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紧接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一化三改”。这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私有制。但在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上的仇视，军事上的颠覆、包围、侵略（侵朝、侵赿战争、侵占我国台湾等，迫使我们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赿，使台湾未能解放）和经济上的封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和破坏，以及美苏两霸联合企图瓜分世界，并对我党、我国的威胁，这就引起毛主席对执政的共产党怎样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将主要精力用在马列主义政党的建设上），对怎样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彻底决裂”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而提出了“三合两全”——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要搞武装斗争就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搞私有化和党内既得利益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复辟资本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识破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罪行和危害进行了彻底批判的同时，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中，明确的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将列宁和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使列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具体化到党内掌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腐败分子即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尽管他老人家亲自发运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破坏和干扰下，和还在走的走资派的两面派手法而未能如愿。正如巴黎公社一样，尽管公社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建党建国以来出现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使国民经济的收入集中在少数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手中而导致两极分化，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被“新三座大山”逼得两三亿农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出外谋生，不少农村成了让人心寒的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有5800万留守儿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就让人民从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如钱学森同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交谈时强调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两否定”和“三不”——对毛主席的全面否定

从有关资料得知，建国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以民主派（以后的走资派）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毛主席看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中国的革命有功而对其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并给以重任，希望他们能和党同心同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然而，他们耍两面派，在关键时刻以假检讨、假拥护蒙混过关，待毛主席去世后其还乡团的真面目就全暴露出来，对毛主席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彻底否定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卖国企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否定。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体中央委员通过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公报》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与此同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三和两全”的翻版）来迷惑人，剥夺人民的发言权，从而否定了毛主席说的“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最终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看看中国现在腐败、官商勾结、两极分化，卖国企逼迫的工人下岗，包产到户、强迫农民卖地而逼其上访，那么多的腐败分子坐而论道搞‘三讲’”的现实，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不如的不敢申报财产，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同志为什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谈话时，强调“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呢？这说明经过1989年对人民群众反腐败过程中大兵压城的“血雨腥风”，他已经很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公有制  钱学森说这话时，全国除了坚决抵制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河南新乡刘庄的史来贺，拿出抗日十七勇士唯一幸存者不怕杀头、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河北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老坚决”雷金河，江苏华西的吴仁宝等这些典型外，全国都搞了包产到户走私有化、两极分化道路；把好国企已经卖得差不多，社会主义公有制已让位给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金龙鱼等几家控制中国人食用油命脉的外资企业一涨价，已经搞得全国人民食油荒。煤、气、电等垄断行业联合起来搞曹操逼汉献帝的“白逼宫”来逼其涨价。这说明政府没有强大的国营经济做后盾的结果。更可笑的是，近几年国家拿出国库储存的多少万吨食用油和粮食缓解市场矛盾，食用油以8 000元/吨的价格卖给这些外企，他们竟以12 000多元/吨卖给国民（网上资料）。将国库的粮食拍卖给资本家，让其坑害国民。如果这个资料可靠，说明中国人食用油和粮食已经没有自主权了。现在中国年GDP私有和外资已占到65％以上。说明公有制已经不是主体了，国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资本家入党也改变了党的性质。

毛泽东思想  尽管胡锦涛在纪念110周年时讲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在十六大（总结13年即从1989年）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从头到尾找不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找不到作为指导思想的内容。就现在召开的各种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下，也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作为指导思想。这说明毛泽东思想从1989年群众反腐后，不仅不是旗帜，也不是指导思想了。胡锦涛在纪念110周年讲的那句话给人们留下了？和！。要不如何解释。看来还是中国的导弹之父、火箭王钱学森同志登得高，看得远呀，当时就能看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难怪毛主席说他被美国人称的五个师大多了。因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必然要坚持公有制，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网上不少文章都谈到，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的一切改革，都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天天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圣经”念，也不是真话、实话。温家宝当选“改善美国经济十大人物”中唯一的外国人是中国总理，中国人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特别是两三亿农民工及其家人、5 800万留守儿童、上访农民、卖掉国企的下岗工人、父母负债让孩子上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如果能像将给美国投资几千万亿美元来解决中国广大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尽管美国佬反对，那中国人民会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世界人民会说他是他们的好朋友。那美国佬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就没有市场。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于1970年发表的“五·二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就在于毛泽东同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有公有制的坚强后盾，能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在这个声明发表后，美国佬也坐不住了，到中国来谈判。从而创造了1971年和1972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最多的国家，大概 30 个以上。这说明世界人民向往毛泽东思想，中国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吸引力。

中国要富强，必须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旗帜可举，道路可走。

问其故：

                                 社会主义大家富，

包产到户是歧途。

何处才能看个真？

刘庄那些共富村！

    教训在于：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国家财富，亿万老板；

美国银行，中僚存款；

人民身上，“新三座山”。

中国黄金，美国保管；

藏南印占，海岛沦陷；

仰人鼻息，就能当选。

主席两事，全被推翻。

     依据在于：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包产到户危害和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谈话。

毛主席说：我们为什么对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安稳了。

毛主席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摘自网上）

    重读毛主席这段话，就一目了然了

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华夏文明文化研究会、

北京墨韵阳光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

命100周年征文录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文首之诗被录入《中

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全文被新西兰华文报刊登。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

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

                                       ——雷金河

晋州雷金河，

与党同年生，

   人称“老社长”，

   绰号“老坚决”。

抗日英雄汉，

老马识社途。

周总理嘉奖，

全国美名扬。

鞠躬为公有，

尽瘁图共富。

公社要散伙，

  急煞“老坚决”。

三次进京城，

去找老领导。

他们有难处，

让他再观察。

县委新书记，

领命很明确：

解散周家庄，

众心如刀绞。

重振抗日勇，

拍胸向省委：

让我试一年，

不优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

金河是胜者。

今已廿八载，

频频传喜报。

两千零八年，

危机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

人分红六千。

警车保安全，

锣鼓响连天。

共富阳关道，

还是公社好。

世人刮目看，

缅怀雷公老。

在世界经济危机风暴中，2008年亿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后打工又非常困难；七八百万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大，要和农民工争饭碗的形势下，不为中央新媒体提及的地方媒体，特别是网上炒得火爆，让人非常兴奋、羡慕和向往的话题却是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为了确切、叙述方便不再在前边加定语，本文仍称周家庄人民公社）——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与众不同的反潮流的年终社员分红——用警车保驾护航7 000多万元，分配给全公社八个生产队1 2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6 000元。然而，这6 000元是社员除去吃粮、水电、学生上学等十项福利和生产资料的投入，确切地说，是社员没有水分的纯收入，也可以说是用于消费的收入。它高于晋州的平均水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特别是一个公社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平均数不是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那个用平均数掩盖着的剥削和两极分化而糊弄人的平均数。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和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岑村等公有共富村的村民一样，在自己公社的集体企业、农场等上班，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公社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平等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而社员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社员和各级干部都是按照多年来不断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参加劳动来领取报酬。干部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暴发户，而是带领社员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周家庄人民公社其所以能有今天让世人瞩目的共同富裕生活，还得追溯到建国后六十年来所举的旗帜、走的道路、干部的带头作用，特别要追溯到周家庄村抗日战争时期“十七烈士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抗日英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共富带头人、社员们亲切地称“老社长”的农民领袖雷金河同志说起。

雷金河（1921—2001）周家庄土生土长、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民兵队长、抗日英雄，周家庄抗战时期“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走合作化道路，最早成立农业社并任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党委书记，县政协副主席，乡咨询委员会主任兼党风监督组组长；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农民企业家，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退居二线后还任乡党委顾问。1962年荣获周恩来总理嘉奖，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全国的闻名公社。由于他耿直、办事认真，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只要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过努力能办到的事情，他一定想方设法去干，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因而，人们尊称他“老社长”，绰号“老坚决”。现在就看看这位老社长的几件“老坚决”吧。

一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日本侵略者

雷金河与中国共产党同年生，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队长，次年入党，用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痛击日本侵略者。他以过人的胆大不怕死而著称，曾孤身一人腰插两把盒子枪闯入伪军驻守的炮楼，对伪军警告教训一番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吓得伪军不敢吭声。他的英勇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因而对他恨之如骨，曾悬赏多少大洋要买他的头。是当地“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在抗战期间就结识了彭真、吕正操等部队首长。

二坚决：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的共富道路

抗战胜利后，雷金河一直留在村上。解放后，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为实现入党时的誓言，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动摇，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要在中国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将几千年受苦受穷、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是由穷变富唯一正确的道路，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于1952年首先带头在自己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社并任社长，后又转为高级社，于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并任社长、党委书记。他把农业社和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章程，结合自己公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将社员的劳动工分搞得精细明确。其中特别明确地规定，干部的待遇不许高于社员的平均水平。这既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并培养了全心合意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畜牧业、榨油厂副业、社队企业等多种经营，使农产品就地多次增值以增加社员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的生活水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有保证，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都不要自留地。这不是公社不给分，而是社员不要。他们嫌麻烦，干了队里的活，还要操自留地的心，是一种额外负担。

三坚决：实事求是，不跟风、不吹牛

1958年一段时间浮夸风盛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更多。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纠正时指出，我是种过地的，一亩地那能打那么多粮食？要实事求是，不要头脑发热；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就在这时华北局开会，雷金河公社的亩产仍是他自己实际能办到的几百斤，别人都为他这个“老坚决”揑了一把汗。然而，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纠风的有关精神已经下达。在这次会上“老坚决”不但未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华北局的领导说：“大家不要违心地吹牛了，像周家庄那样说实话吧！”然而，现在不少人讲话和写文章，把1958年毛主席在不断批评纠正的其他人搞的浮夸风而硬要说成是毛主席的错误来否定毛主席。然而从不少资料得知，浮夸风是刘少奇替干的。

四坚决：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都市

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律免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退休养老金。当时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存着，粮食在仓库里放着，需要时，给社员发就行了。公社土地统一机械耕种，水利设施齐全，工厂也有了一定规模，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已进入工厂。一个家庭既有种地的，也有在工厂上班的亦工亦农。社员已将入社时的草房变成瓦房，又建成砌磁砖的楼房。公社集体的农工商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社员已经享受、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和温暖，坚持集体经济、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在“老坚决”雷社长一班人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走下去，让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坚决：誓死不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都在学习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时，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压力很大。“老坚决”到处找领导反映集体的优越，周家庄人民公社不能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理由，据说他三进北京找当年抗战时的部队老首长。但这些老首长没有公开表态，“让再观察一下”。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老领导对他的表态和支持。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连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都不顶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内蒙、贵州等不少省委书记就坚决反对。江苏、浙江一带反对最坚决，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建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0年5月30日，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主席之上，支持了包产到户。陈云也支持。就这样包产到户在全国就像烈性传染病一样流行开了。（《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08～2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因为这时的华国锋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华主席了，他的话已经放不到秤砣上了，当然就没有分量了，何况“老坚决”认识的那些老领导！据说当时河北省委任命晋县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因为当时搞不搞包产到户几乎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领导是不是改革、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标准。这就不难看出雷金河和周家庄人民公社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最让老社长担心的是，这样一分到户，统一的水利设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时怎么办？小块地农业机械怎样用，集体的工业归了个人，社员的福利从哪儿来……这种担心也是华国锋主席、王任重当时不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问题以后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只是成了《小儿黑结婚》中两个“神仙”二诸葛的“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的“米烂了”的“神仙的忌讳”而不准 “争论”就是了。看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给全国农村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也不反思，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来掩盖，那就已经成了中国农村用“改革”破坏集体经济而走向私有化、两极分化的罪人，那就真应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开端和标志。这“三不”必然成为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护身符，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毛主席农业合作化的公有共富道路对着干。北徐庄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无法用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重教训面前，迫使党支部书记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向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的南街村学习。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年产值已达10亿，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第二个南街村。雷金河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由于得到社员和正义的支持，得人心者就得天下。他为了保护、领导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社员共同富裕，拿出了抗战时十七烈士的英雄气魄，立“军令状”向省上保证：让我们再干一年，如果比不过包产到户的我们就分了。实践已给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老坚决”终于也像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一样，将废除人民公社后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在《送别老友雷金河——周家庄公社的带头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各国外交团去周家庄考查，需要介绍情况，雷金河对大家说：“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这说明周家庄人民公社是真金子，就不怕火炼，好典型，任你随便去看。雷金河为集体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与那些所谓冒着“坐牢风险”的小岗村将集体分了搞私有化相比，只能是泰山与鸿毛之相比。然而令人非常费解、不可思议，甚至非常气愤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今为公有共富的泰山受冷落，却将化公为私的鸿毛吹上了天。这难道不是改旗易道，还能是什么呢？

六坚决：不搞集体“一刀切”，允许在周家庄搞个体

在周家庄人民公社尽管坚持的集体经济，但并不“一刀切”，也允许搞个体，因为它不是公社的主流。搞个体的男劳力一年要向公社交1 500元、女劳力交1 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者不交）。因为他们要享受公社统一的水、电、孩子上学等多种福利。如果不愿意搞个体要回归集体，也欢迎；谁想再搞也行。但搞个体的年终不能参加公社的分红。这样来去自愿，公社不勉强。这样搞个体的人出去了也很放心。因为公社对他家里一视同仁，统一管理，并享受社员的福利，外出无后顾之忧，搞个体也能享受到集体的温暖，就和原来的人民公社一样，国家职工的家属同样享受社员的待遇。不像包产到户的村出外打工，留下703861部队无人管，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人称“战争景象”（抗战时不少村青壮年男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村上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就拿几十年周家庄人民公社未出刑事犯罪这一项来说，也是很令人十分敬佩的。

……

仅从这几点就不难看出，雷金河这位农民领袖雷公“老坚决”在周家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难得出，农村改革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子，关键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周家庄是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但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叫乡（解放前也叫乡）后，如果走了包产到户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道路，把地卖给私企老板和外商，让村民又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又提心吊胆地当雇工受剥削而成了“新长工村”还受“法律保护”，或男劳力外出打工而成了“战争景象”村，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从而就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农民被压在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之下，那就不仅真正应了刚搞包产到户时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而且还硬要讳疾忌医将其继续走下去，一百年不变，那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不用70年就超过了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了。

有人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不自由，干活还得受生产队长和厂长的安排和指挥，不是谁想干啥就干啥。人常说，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任何集体都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章法来约束。没有纪律的自由，那就是自由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的取得，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组成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能出现几百名省部级、成千上万的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大大小小两三百万以上。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铁的纪律不铁了而“自由”了，“红头文件”沦为空头文件；共产党员的特殊材料有的已经特殊到资产阶、官僚资产阶级。究竟还有多少未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群众心里有数。只要能像毛主席当年那样以人为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来惩治，那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至于让其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西游记》电视剧中，如果都像猪八戒那样，一遇到困难就要“散伙”，那能取回真经吗？这就是纪律与自由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究竟是学习、支持敢于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坚决斗争的老坚决这样的“孙悟空”，还是学习、支持小岗村十八个“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猪八戒”？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雷金河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活着，他永远地活在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的心中，活在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心中。

包产到户的“钉子”史来贺真顶用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华夏文明文化研究

会、北京墨韵阳光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

辛亥革命100周年征文录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文首之诗被

录入《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全文被新西兰华文报刊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对待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

      而要坚决抵制

                                    ——毛泽东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

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愚公移山并非真，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良田。

不去地委坐“知府”，

大学儿子“非转农”。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人夸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报载刘庄“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1］

社员不理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急得社员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非一刀切光？

中央文件非儿戏，

回头路是走不得。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记毛主席？！

……

八一八八吉祥日，［2］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赞成刘庄这个。

风吹云散露晴天，

工作组再不冒烟。

摔开膀子产业化，

世人刮目看刘庄。

河南新乡七里营有一个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称赞的中国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创建成现代化农村都市的新刘庄。村民依靠集体的现代化农场、畜牧场、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等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上的产值2005年已达到15亿，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几十项福利，村民住上了单元含地下室四层470多平方米的楼房，真正过上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医，居有其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然而，刘庄能有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带领他们干了51年的老书记史来贺同志。

史来贺（1930－2003），刘庄村土生土长的长工后代农民领袖。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1949年入党，1952年冬任村党支部书记长达51年，1953年春就带头办农业社，先后任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新乡县委、地委副书记、连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十三至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植棉能手、先进生产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以后领导的接见，仅毛主席就接见过九次；十六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庄这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解放后在以史来贺同志为首的党支部一班人带领下，实现他“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言，用镢头挖、肩挑、独轮车推等“华北老愚公”的老办法，花了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了200多万方土（将这些土方连接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硬将刘庄1.5平方公里黄河古道留下的4 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750多个“虾蟆窝”、“盐碱滩”变成田园。在粮棉双丰收，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史来贺又带领社员发展畜牧业，食品加工，办机械厂、制药厂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庄的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的旱涝保收。三分之二的劳力已从农业转到工副业，大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和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就在这时全国兴起了毛主席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风，省上的工作组进村，让刘庄将土地、企业都分到户。由于社员和干部都不愿意走回头路，几次让社员投票都不愿意分，这就和工作组顶了牛。因而，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大队就成了有名的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登在报上。

说到“钉子”，从刘庄所走的坎坷道路得知，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不仅只当过这一次“钉子户”，而是当过好多次了。刘庄的“钉”和“顶”是一回事，由于这个用不锈钢制成的永不生锈的特殊“钉子”，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因而，就能将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都顶回去了，对刘庄的发展真是鞝鞋不用锥子——针（真）解决问题（顶用）。

第一“钉”（顶），合大社时和工作组唱“对台戏”

1956年春，农村大部分初级社刚成立不久，工作组就进乡，准备将全乡8 个自然村的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管理能力和人的觉悟还达不到合并成一个高级社的条件，宜以一个村建高级社为好。但工作组非合并成一个不可。这时，初露“钉子”锋芒的史来贺就在全乡召开万人大会成立高级社的同一天，刘庄不但未去参加大会，反而在自己村上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与工作组唱了“对台戏”。工作组指责刘庄“目无领导”，但被史来贺“我们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就在这年夏收时老天有意与人作对，连下了几个月淋雨，把小麦下坏了，秋粮种不成，棉花被水淹的惨状。大社领导不力，确切地说是无这个领导能力的力不从心。因而人心涣散，不少社员背起铺盖外出逃荒去了。但刘庄这小社在史来贺一班人领导下，排涝保秋、补种萝卜、蔓青，烧砖瓦、办豆腐坊、纺线织布、在河滩割草卖钱等多种办法搞生产自救。在大灾面前，不仅没有让一个社员受饿，还为1957年创造皮棉过百斤的奇迹打下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史来贺这第一“钉”（顶）就在新乡顶出了名，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刘庄初见成效，并根深叶茂地生长、开花、结果。

第二“钉”（顶），刮“共产风”时要收据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一段时间，一些人头脑发热，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到各村伐树、拆房，要东西搞建筑，但史来贺要求拉走的东西都要打收据。很快毛主席、中央纠风文件下来了，公社要按照收据折价赔偿，刘庄得到了一批赔偿钱。其他村没有收据却领不到退赔款而吃了大亏，他们都非常敬佩和称赞道：“还是史来贺有眼光”。就这些钱为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钉（顶），文化大革命中刘庄不能乱，也没有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地造反派到刘庄给史来贺扣上“黑劳模”、“生产党”等多种帽子，企图想把刘庄搞乱，把史来贺搞垮。然而史来贺却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要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绝不能破坏生产，因而，刘庄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公开宣布：“谁离开生产外出串联不计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给开支一分钱”。社员就听以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为首的支部的。史来贺对口喊“抓革命，促生产”却不搞生产而到处造反者有这样的名言：“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因而，刘庄不仅没有乱，“抓革命，促生产”却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批跨入全国温饱线的行列。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威力。

第四“钉”（顶），八台知府不“农转非”却让大学的儿子“非转农” 

每当史来贺工作上取得成绩时，上级领导就想把他调出村担任更高的领导工作，但都被他“刘庄还很穷，这里需要我”的两句舍不得离开的口头禅谢绝了。就是当了县委、地委副书记时还是这样，仍不离开自己村去县、地坐镇他的知县和知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把老伴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然而这时正是刘庄队办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骨节眼上，他不但未“农转非”，却“反其道而行之”地将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非转农”回家当农民，为集体办药厂。说史来贺是个“谜”，也就“谜”在这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抢着拥挤，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却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像陶渊明一样自动告别，归去来兮到了村上。就是这个制药厂现在已发展成为不仅是刘庄的龙头主导产业，年产值10多个亿，出口创外汇一亿多美元，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仅肌苷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抗生素也是全国大企业之一。这就是史来贺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让他的子孙后代也为建设刘庄而“挖山”不止。让世人看看他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的这个“长工村”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岸边创造出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如果史来贺去坐镇八台知府了，他的儿子不“非转农”，刘庄能有今天吗？笔者耳闻目睹到，原来不少社队土生土长的好干部，将自己的村、大队、生产队已经搞成省、地、县有名的共富先进单位。但将他调到县上、地区甚至更高的地方当官后，尽管以后也有接班人，但接班者为的是升官而离开农村。如果几年不升，他就不干了，这些村、大队、生产队也就垮下来了。现在全国有名的那些公有共富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农民领袖们带领下干出来的。史来贺这一“钉”就顶出了了中国农民的千古奇迹，连美国的一位女记者慕名两次来刘庄在社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之后，她非常钦佩地连声称赞道：“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真正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这话出自美国记者之口，其意味多么深长呀！

这就是中国农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来的奇迹。

第五钉（顶），不包产到户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1981年为让刘庄将集体散伙让个人包产到户，省上派了十多个人的工作组，开大会小会、广播、见社员就说将集体分了。但社员深知老书记领导大家能有今天这个集体来自不易，几次让社员投票大家都不愿意分，且不理工作组时，他们就让把史来贺选掉，大家更不干，甚至把不少社员都气哭了。有一社员便给史来贺说，实在顶不住就分了吧！史来贺也不反对。但当他将此话回家说了后，他老婆立即就训斥道：老书记领着大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大家拧成一股劲，你倒先泄气了！并大闹着要跟他离婚。这一下他赶紧改口，并给老书记做检讨。据说当时国务院还来了调查组，也让分。但史来贺却用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尽管压力很大，但心中有数——刘庄“宜统不宜分”。这是按中央文件办，不是搞儿戏。就这样僵直不下互不让步的情况下，8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考查后说：“就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嘛，我赞成这个”。这一下终于支持了将刘庄的集体，气哭了的社员兴奋得也流出了眼泪，真是可歌可泣呀。当参观者听到介绍这一段最难顶的历史后，有人便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见到新闻媒体报道胡耀邦总书记支持刘庄的消息”时，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片刻后，一位参观者非常风趣地说，大概怕唐僧念紧箍咒而不报道！这时大家对他的高见用会意的一笑而表示感谢。这件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怕“唐僧念紧箍咒”，这说明封建王朝慈禧太后的流毒多么根深蒂固呀！值得中国人，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反思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中国究竟是集体领导还是“慈禧太后专政”？然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却不信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中央、湖南省委）那一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与其进行坚决地斗争，甚至撤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委书记和特派员假传“圣旨”错误地被开除出党，也不让步。因为实践证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在全国燎原了。总书记胡耀邦支持中国农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刘庄的表态是非常及时的，但仍受“紧箍咒”之苦而未能挽救中国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问题。从而导致这样的“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三座大山”、“新包身工”已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的紧箍咒——改旗易道的必然结果。

仅就这五钉（顶）就不难看出，刘庄的发展是在有了以农民领袖史来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特殊材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铸成的永不生锈的“钉子”——不怕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说确切点，他就不要乌纱，如果要的话，他早就去县、地坐镇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就能够顶住来自“左”的（主要是前三钉）和右的（最难顶的第五钉，也是刘庄能有今天最关键的一钉，因为前几钉都没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动刀子，而这最后一钉才是决胜战）干扰和压力，天塌下来都不怕地屹立在惊涛骇浪的黄河岸边。实现了史来贺说的“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谬论的干扰破坏下，就有了时代不同了，焦裕禄、雷锋过时了，刘庄、南街是特殊情况没法学了，也难以推广了……然而，将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民族败类却大有人在不学而自成才地像烈性传染病一样地“发扬光大”。刘庄、南街村、焦裕禄、雷锋能不能学习、推广和发扬光大，关键是党的干部特别是最高层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为什么用“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华主席的干部为国尽忠，以后的干部腐败成精（风）”来议论建国六十年来干部的变化，大概可以说明信仰和为什么人的这个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那焦裕禄、雷锋这些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都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就能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学得来，用得上，也能推广。南街村、龙泉村等就是学了刘庄而发展起来的；北徐、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就是学了南街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自愿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就是不断学习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注:[1] 工作组让社员将史来贺选掉后搞包产到户，但社员不买他的账，就是要跟老书记走集体共富路。

[2] 指1981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

  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刘志华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中国国学院

大学专家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学理论文库评比

中，荣获优秀作品特等奖，被评为“国学专家创新奖章”获得者，并录

入《共和国杰出专家优秀文集》。

                         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

             ——毛泽东

                                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

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

                                        ——刘志华

                                妇女撑起“整个天”，

                            不信去到小冀观。

                            五队当年叮当响，

穷得没人当队长。

巾帼英雄刘志华，

毛遂自荐要“补天”。

自信团结力无穷，

赢得世人拇指举。

一走进河南新乡小冀镇，你一眼就可看到那形彩多样的西班牙式、英国式、俄罗斯式的农民公寓，加拿大式的办公楼，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等组成了一块童话般的缤纷天地。村民们享受住房、医疗、吃粮、孩子入托上学、供水、取暖、矿泉水洗浴、外出旅游等几十项福利。村上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贸、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园等11个经济实体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岂知这就是当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连队长都没有人当的穷得叮当响的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毛遂自荐要“补天”天的女生产队长刘志华——今日的京华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带领下，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奋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而建成的，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加拿大等国家都非常羡慕的向阳花（人民公社社员）所创造的奇迹。

在无人当生产队长的紧要关头刘志华站出来要“补天”了

1972年冬，在公社干部的主持下，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连开五个晚上社员大会都选不出生产队长。因为这个城镇队人思想复杂，人懒队穷，有的人当队长还“阎王不嫌鬼瘦”地盘剥。社员屈指一算，男社员基本都当过队上的干部，对队上的家底了如指掌。在谁都不愿意当这个连一点“油腥”味都没有的生产队长的第六天晚上，一位三十出头的女社员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男人没人干，俺女人干！”这人就是不愿意跟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而要在生她养她的故乡“为农民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妇女争气”的向阳花刘志华。她这一石激起男社员中一些玩世不恭的浊浪：哄笑声、嘲弄声，使沉默的会场炸了窝，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位女社员是当真的并非儿戏，她胸有成竹地接着说，我当队长一年让大家吃饱肚子。刚刚撂下挑子的队长被她这话激得面红耳赤，带着不服气的讽刺味儿便“顺水推舟地”熊道：“队长又没卖给我，她想干就让她干吧！”就在这样沸沸扬扬中，这位女生产队长和由她组成的妇女班子走马上任要“补天”了。

第一补，要让人吃饱肚子，先得让地“吃饱肚子”

人常说：“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小冀镇东街五队社员其所以穷得吃不饱，主要是城镇人脑子的弯弯多，人懒、地薄，地也在饿“肚子”，当然人就要饿肚子了。这就是人常说的“人勤地不懒，人懒地不勤”的道理。要想让人吃饱饭，首先得给地里施肥，让地先“吃饱肚子”才能多打粮食。刘志华接任队长时，队上只有4头瘦牛、三间草房、一辆旧马车的家底和8 000元外债、两百多口人要吃饭。地薄，源于穷队，牲畜少，无钱买化肥。然而不远处有一化肥厂流出的废水中有氨水，只要把它拉来往地里上就行了。她上任的第一天打铃上工，冒着风雪，拉着装大油桶的架子车，声音宏亮地向社员宣布：“既然我当了队长，大家就得听我指挥。从今天起，到化肥厂拉废氨水上地，想吃饱饭的跟我走！”说罢，和她丈夫（国家出版局干部，当时在家）拉着架子车，踩着嘎吱响的雪路就走了。这一下，要给新队长难堪让她“领教”队长不好当的人脖子下边塞了块砖，就没戏唱了；想看热闹的人也看不成了；揑了一把汗的好心社员也拉着车紧跟自己的新队长也拉废氨水去了。她不但未被存心不善的人所吓倒，却赢得了多数好心社员的支持。就这样将小麦地用废氨水全施一遍肥的同时，带头在城镇的厕所挑肥，并让社员将家里的旱茅房掘地三尺，让有一点肥力的土都往地里施。终于让地吃饱了“肚子”，夏季小麦增产了88％，几乎翻番。终于实现了让社员吃饱肚子的诺言。

第二补，手戴“银戒子”，打草绳挣钱还债

刘队长算过一笔账，在每人只有七分地的五队，就是亩产吨斤粮、200斤皮棉，一个劳动日也只有4角钱，一个男劳力一年就是一百多块钱。光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不要说有钱花，就连8 000元的债在短期内也难以偿还。她根据当时包装用草绳和当地有稻草的优势，一斤草绳比稻草价钱高四五倍的信息，决定贷款买手摇打草绳机用打草绳来赚钱。然而社员对贷款有顾虑。但她当场给社员表态：贷款购买打草绳机，赚了钱是集体的，赔了钱是我自己的。这时社员对她的承诺是相信的，就放心了。冬天冒着刺骨的北风，男女社员用贴满胶布的双手抓着浸湿的冰冻稻草，其乐无穷地在与天奋斗着打草绳。姑娘们风趣地说：刘队长给我们手上戴满了“银戒子”。她看看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的手，既心痛也没办法，却也风趣地说：等将来有了钱一定给你们戴上金戒子。如今，她们不仅戴上金戒子，而且也住上了欧式别墅，什么花色款式的时装、首饰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还往全国各地去旅游，连城里人和外国人也刮目相看。就这样打了一年草绳，赚了几万元，不仅还清了8 000元的债，还分了钱，这一下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

第三补，办腐竹厂，变农产品就地加工

一次，当一位老同学在县城请刘志华吃饭时，吃到腐竹这道菜，她感觉味道很好。便问这种菜的来历后得知，它是用黄豆加工的且工艺并不复杂。于是她就利用当地产黄豆的原料办腐竹厂。由于质量好，一下子就销到北京并进了中南海。这一下她的“胃口”就大了，紧接着就办起豆晶厂、罐头厂，将五队变成京华实业公司。

第四补，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大企业

京华公司的企业，由单一的作坊到多业的工厂化，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除农产品加工外，还有化工、集市贸易等而办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河南京省华实业公司。终于实现了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农村直接加工。从而使农村实现三个转化。

其一，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使农产品就地加工，多次增值；既减轻了城市的压力，也节约了往返运输。

其二，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使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打工之苦。

其三，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主业”。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已达99％，农业产值在1％内。农村要富裕必须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这就是史来贺说的“无工不富”的道理。

这么以来，将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变成农工商三位一体的产加销一条龙；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农村都市；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了，只有公有才能共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工农、城乡、体脑之间的三大差别缩小了。

第五补，搞旅游、房地产、集贸市场

今日的京华公司拥有旅游、服务、商贸房地产、有色金属深加工等十几个经济实体。京华园景区是一部简明的、立体的、形象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史的精品长卷。她构思奇特、设景自然；叠山理水、宛自天成；亭台楼榭、曲直通幽；长廊相接、石柱相连；水露迷蒙、渔帆点点；松竹苍翠、生机盎然。“天地宫”、“历代名君殿”、“名臣名将府”、“中原名人馆”、“梦幻世界”、各民族的民俗民情……应有尽有，扑朔迷离，让游客乐而忘返。称得上旅游王国。京华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补，不仅补（富）口袋，还要补（富）脑袋

刘志华当队长到办公司始终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关心大多数无特殊致富能力的弱势群体和老弱病残、五保户。当给社员宣读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时，这些人就提出：“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即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笔者注）咋办？”她斩钉截铁并爽朗地笑着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厂、搞副业同心协力地奔富裕好不好？”这话迎来了一片哗然的掌声。实践已给她这话得出了结论。这从她开始当队长就给大家播种下了集体富、富脑袋的思想基础。当其他地方也想办腐竹厂来赚钱，怕刘志华不教给技术时，她不但帮助办厂，还将自己厂占领的新乡市场也让给他们；当北京销售点来电说有人以劣质产品冒充她们厂产品而准备起诉时，她却回电让别这样。然后派自己厂技术干部去这家企业说明来意并给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因为他们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干这些不名誉的事了……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职工进行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互帮互学的教育。因而，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去京华公司考查时，兴奋地题字称赞“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自信团结力无穷，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刘志华为什么不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而硬要自讨苦吃当这个没人当的生产队长呢？这就是“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我要让乡下人赶上城里人，要超过城里人！城里有的乡下有，城里没有的乡下也要有”的自信团结力无穷，定叫日月换新天。

第一，身先士卒，严于律已

刘志华在生产队是位遵纪守法，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的社员。因而挨过不少整，就在她当了队长后因坚持原则，还被打过。但她并不以原则做交易。为了给地里弄肥料，城镇人不愿挑大粪，她自己带头挑，甚至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路上；在拉废氨水的数九寒天，累得脚肿后，和胶鞋里的雨雪冻在一起而脱不下来，不得不用剪刀剪破雨鞋。但她仍坚持带领社员为让地先“吃饱肚子”而身先士卒。人心都是肉长的，她的言行一致不仅让广大社员心服口服，连反对她的人、打过她的人也心服口服地后悔了。

第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三顾茅庐”化解矛盾

东街五队比较复杂，称得上“队小人穷‘诸侯’多”。然而刘队长千方百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反对她的人，就是打过她的人当他家没粮食吃时，还将自家的粮食借给他。当别人不理解时，她说打架是为公事，借给粮食是私事，应公私分明。最难缠的是那又臭又硬、口是心非用放下挑子来威胁的前任队长“茅坑沿”这块石头。然而刘志华和她丈夫“三顾茅庐”去他家，请他出山给妇女班子当顾问却两次吃了闭门羹，第三次他终于软下来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办企业时刘志华很不得将一分钱掰开当两分钱用，甚至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点礼金都用了，但当腐竹厂技术上遇到困难，有一位外地来的师傅说他能解决。当考查确认后，他开口月工资千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可比教授的工资还高呀。她当机立断，“一千就一千吧！”终于解决了腐竹厂的技术难关，腐竹不仅占据了北京市场，还进了中南海，出口欧洲。公司上豆浆晶厂时，一次试产她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这本是难免的事。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在黑板上写了一条公告：“经理刘志华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

                           世人称赞京华公司

刘志华这位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她这三口气争得好，争得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不仅自己村出嫁的十几名姑娘们舍不得离开地将她的新家搬回来，而且外村和所有参观者都非常羡慕地说京华人“你们真有福气”；城里人喟叹道：“我们也想迁到你们这里来”；日本的妇女代表团称赞道：“这里的住宅比我们的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4国专家，在这个村兴趣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在你们这片村子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就是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才觉得可惜。然而，这却引不起我们改旗易道的反思。俄罗斯专家则说，看到了你们的办公楼，就像看到了沙皇的宫殿。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这里采访攝片。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京华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在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话多么意味深长呀！对那些在共产党人外衣下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搞资本主义的掌权者们听了这番话有何感想？！祝京华实业公司——现在的京华村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去共富村看社会主义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全国高科技产

业化创新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创新发展60周年征文录入：《盛

世之光——中国当代创新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中心研究所等迎接建党90周年征文入选：《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报告》

（理论精选卷）。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及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泽东

                                 社会主义大家富，

包产到户是歧途。

何处才能看个真？

南街刘庄那些村！

 本选集第一篇文章“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内涵是“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检验的标准是“公有共富指标不断增加”、“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干部永远是公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指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写在党章上的，经过28年夺权斗争和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的路程，就是为这个最终目标而奋斗。然而，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70多年的历史被复辟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两极分化已证明，共产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虽然不易，但巩固政权则更难。夺取政权是流血的斗争，而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掌权者走资派从上而下的“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同志则将其具体化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执政党苏共自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而背叛马列主义的惨重教训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共产党执政后，还要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不断地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政治思想（防止政权变色）和物质文化生活两个主要矛盾。如果忽视了前者，就要犯右的错误而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三大差别拉大的两极分化、官员腐败越来越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果断得力的措施，必然走向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果忽视后者，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对自己建国60年前后两个30年会得出结论。严重的腐败和80多万千万以上富翁、5万多亿元以上富翁（有的数亿、数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不断增多，只能说明公有制的削弱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给“和谐”和“稳定”埋下隐患。每出现一个大富翁，就会出现千千万万的穷人受剥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实，将两个主要矛盾妥善解决好，特别是前者。因为公有制的削弱、私有化和官员腐败、官商勾结使经济发展的收益没有真正用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装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是中国经济的垄断称霸者，是“和谐”和“稳定”的主要障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中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和农民起义所致。将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富豪和官商勾结（群众称新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受剥削的贫民怎能让其和谐相处呢？如果能和谐相处，那共产党就不要干革命了。土改时唱的问地主歌：你有田你有地，庄稼不会自种的，没有农民来耕种，光靠土地你吃个屁；你家没有摇钱树，园中没有聚宝盆，你家的财产哪里来？快快给我讲出来。这就是剥削来的。难道这些富豪、官商的钱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吗？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60年，就是为发展剥削吗？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管怎样发展，怎样改革都不能违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和“本质”。在我们国家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农村为什么能出现不仅让中国人羡慕向往，而且连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刮目相看的江苏华西，河南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公司，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北京韩村河，黑龙江兴十四村，深圳南岑村，浙江滕头村……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的村、公社，已为农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榜样。人们把去这些村参观学习称为看社会主义，不少国外人则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甚至将其称作第二代延安。

为什么要去这些村看社会主义，而不去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那些村，甚至是“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去看呢？就在于这些村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村、公社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学习、创造性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的“主心骨”，尊上而不唯上地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村的村民是村上真正的主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没有“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笼统的平均数字来掩盖着的暴富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这些村，其所以与“一刀切”包产到户的村不同，从他们所走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即他们自己创造的特色就可得出完满的结论。

土地是农民、国家生存、兴旺发达之本

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农民以种地为生。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满足自己吃饭穿衣等生活需要，而且还满足国家各行各业的需要。土地不仅是农民生存之本，也是国家生存和兴旺发达之本。因而，新中国刚诞生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有“土地就是刮金板，分到土地好生产”；“土地是穷人的碗，有了土地就有饭”；有的人分到地后高兴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饭碗”。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据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补偿则更甚。这已经将土地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关系说清楚了。这些村从土改到现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和农业学大寨期间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滩、治坡、治山。这既治理了不能耕种的不毛之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的灾害，也为集体增加了好多良田。没有这些，搞了包产到户，那些不毛之地也不会打粮食。人不能眛良心呀！人们都清楚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史来贺领导刘庄社员用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将其连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将黄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河滩七八百个虾蟆窝、盐碱洼变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使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进入全国温饱线行列。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稿平整土地增加农田。江南大寨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参观学习。然而这些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稿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幗国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还有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南岭村等等，这些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显现了中国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没有停顿地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白纸上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章，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他们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企业要发展，后代也要发展，没有地在那儿发展。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每家起码可节省宅基地三分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投资不知要少多少。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外商，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或新长工村。如果这样把地一卖，就给后世留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只能给人家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剥削。即使引进外资和私企老板投资，但其比例、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让私企和外商老板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就像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才真正是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的骨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下层中国农民的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现在有的地方，竟让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都交出来，政府给补助几千到一万元，就可成为城市户口。这样就可加速城市化进程，消灭城乡差别。这大概是在写“新聊斋”吧！两亿二千多万农民工，有几个能在城市买起房，把家搬到城市能养活得起。孩子上学、就业、医疗等连城市的下岗工人、低收入群体尚未能妥善解决，让农民失去土地和住房进城，后果不堪设想。这大概是现在不能随便给农民乱摊派了，几十顶大盖帽没法再在这顶破草帽农民身上发财的最后绝招——在农民的命根子上动起刀子来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村、城市户口的问题，而是学习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否则，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也就成了口号了吗？如果政府真有钱让农民进城，那不如将钱直接补给农村，让农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这既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减轻了城市的压力。然而，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这个村没有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入党为公的农民领袖，和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靠政府给钱也建不成像刘庄、南街这些共富村。全国都在学习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就是例证。这个村由省上派了党支部书记，据《中国农民调查》记载，仅为迎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包产到户二十周年，省上动员各厅局搞了三四个月的形象工程，花了二百七十多万元（至于到现在政府给投资了多少则不可知），还未进入公有共富村的行列。听到的仅是他们到南街村等参观学习后的表态而已。

公有是共富的核心和关键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公有共富和私有少数人富。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多数无生产资料者。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在城市要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农村进行土改就是这个道理。要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两样了。土改和三年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的“一化三改”就是建立以公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些村自从农业合作化后，一直坚持集体化的公有制，不管你省上还是那儿派来的工作组，还是省上任命新县委书记“领旨”违背中央政策将集体解散搞包产到户，他们就很“牛”，都不听。宁肯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干损害集体经济的罪人。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拿出了抗日英雄十七烈士唯一幸存者的勇气，三次进京找抗战时的领导并向省府拍胸膛，终于出乎预料地突现出集体力量胜过包产到户，将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就像他那十七烈士中的唯一幸存者一样地幸存下来了，并朝气蓬勃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公有共富、多业兴旺、协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当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一万多名社员除去吃粮、孩子上学、医疗等十多项福利，男女老少人均分红6 000元，在全国引起震惊，这就是社员时刻不忘的“老社长”、“老坚决”带领他们坚决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却未引起口口声声以人为本的高层领导的重视。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宁肯当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顶住这股歪风的紧要关头，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现场考查后的支持（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闻媒体却不能报道）就是例证。这就是史来贺的“人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有的实在顶不住上边的压力而违心地搞了包产到户，但当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重整旗鼓甚至是“偷偷摸摸”地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这样。王宏斌当时就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就说明一个基层党组织连自己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那还能领导群众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吗？如果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省……的领导都是这样想，那中国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私有化导致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了。这对整天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干着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大小官员是一技响亮的耳光。有的是利用村办企业赚的钱来装备农业，社员自动交回包产到户的土地归集体统一搞现代化、产业化农业，如北京的韩村河等。这些村的发展用铁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农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集体化公有共富的道路。如果离开了公有谈共富，那只能是孙悟空吃仙桃的神话故事，特别是我们已有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所指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谁要否定它，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最大只能算一个口头马克思主义者。要不为什么那些一刀切搞包产到户的没有一个村能和华西、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南岭村、韩村河这些公有共富村相比。否定“公有”而想达到“共富”者只能是自欺欺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背叛。江南两大寨的老典型华西和上旺，全国学小岗村搞了包产到户与这些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的村，就是两种所有制所导致的两条道路的必然结果。这些先进典型和惨重的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去总结和汲取，有的文章却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地将帝国主义用政治上造谣诬蔑、经济上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导致我们经济发展缓慢来否定当时的计划经济和“一化三改”的公有制，以此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个时代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计划经济就难以生存。如果用现在比较和平的环境，来否定当时帝国主义逼迫我们不得不走的道路，那再过多少年他们连长征、解放战争都可否定了。然而他们却不说现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包产到户的赶不上这些公有共富的村、公社。

亦工亦农亦商综合发展是方向

农村依靠公有的集体经济怎样才能走向共同富裕呢？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搞农牧副多种经营、办企业，且多从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入手，走亦工亦农亦商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综合发展、协调发展之路。尽管各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企业（公司），但都有自己的支柱或龙头企业。如刘庄的支柱企业为制药，南街村为食品加工，北徐庄为饲料养猪，韩村河为建筑，龙泉村为造纸……与此同时，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自然资源、治理生态环境，向世界公认的“能够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如刘庄投资亿元以上、龙泉村投资近亿元建设废水处理工程。这些村的村容村貌，企业布局、绿化等比有的开发区还优美。因而，村民都过上居有其屋，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育，病有所益，环境优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多年来村上无刑事犯罪和上访，谁也不想什么农转非的城市户口，把他们请也请不到城市去。然而这些村不仅是中国农村，而且连城市人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等都很羡慕向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光辉旗帜

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和篡改的。不是谁都可以发展的。如果说“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公有共富“过时”了，把“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或否定了，也说是发了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以人为本”就成了高调，那只能是赫鲁晓夫创造性的发展了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必然要走苏欧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受考验。然而现在有笑朝鲜、古巴穷的人，只看到人家经济发展得慢,却没有看见人家穷而有志，不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不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道路，他们人民身上没有新三座大山，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把国家的资源卖给私商和洋人，没有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严重腐败；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古巴尽管在世界190个国家里经济居50位排在中国的前边，但卡斯特罗的工资也不过二十几美元，那有贫富差别；朝鲜没有忘记日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敢于和他们对抗，打破他们的核垄断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朝鲜、古巴人的骨头是硬的。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和巩固，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地缩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政。这样即使发展速度慢点，但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受益，这才是以人为本。反之，将公有制不断地削弱而私有化，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致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相当于几百、几千职工、几万农民工的工资，个人财产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更多。在这个基础上再搞股份制，这实际上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样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天天讲也是口号。

一心为公的干部是决定因素

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些共富村，真正体现出一心为公的干部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决定作用。这些村的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有一个是由上级派来的。这就和中国革命一样，必须依靠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领袖来领导，就像长征路上一样，李德那一套是不行的，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们这些农民领袖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不下多少，也没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但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私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却是分辨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不管你是那里派的，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谁想改变公有制，他们都不答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都按一刀切包产到户了，那在哪儿去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他们的主心骨。也就是没有忘记几千年私有制历史让他们祖祖辈辈受穷的烙印所致。正如史来贺所说：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这些村的干部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图当大官，但求干大事；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笔者认为，他们把为人民服务和党的三大作风具体化到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实干精神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统一到自己的行动上。这就造就了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干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如果要升官早就成大官了；如果要发财早就是多少亿的富翁了。史来贺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省上任命他当地委书记，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仍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硬是要在村上干这只有汗水、露水，没有油水的村官；吴仁宝当了县委书记后回村仍当村官，干出了天下第一村；王宏斌有市人大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的头衔，也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的主职还是南街村的村官；刘志华、田雄等也分别有全国妇联、区县市领导的头衔，但对外身分还是村及其企业的官。他们只求跟党走，拔掉穷根，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从不为升官发财而折腰。不仅如此，刘志华还让她丈夫辞去了县文化局长之职而回村和她一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岗村由省上派了村领导，据说还是第一书记，几次去南街村参观学习时，十八名包产到户的发起人之一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就是这位由省上派的书记沈浩同志，在南街村档案馆，紧握着副馆长张天顺的手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省上派来的村官未能将改革第一村搞成像这些共富村那样，就猝死在为村上弄钱的喝酒过量上。

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刘庄这些村实实在在地在村党委领导下，按“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在搞共产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公有（甚至连住房、家具等都是集体所有），个人都不占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村民的集体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少年没有刑事犯罪。由于坚持集体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因而收入分配亦没有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村民人人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增加。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村的党委、村委会成员都是分别按《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主选举产生。史来贺同志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每一位党员发一张选票直选党委书记，结果史世领同志与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给自己未投票）当选为党委书记。由于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从而不断地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质——村上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没房住的“新三座大山”和就业难的问题，充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在共富路上威力，并用其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集体多种企业统筹兼顾地全面协调发展，兴旺发达，不仅能满足现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歌颂毛主席·共产党

             选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征文时，被评为诗歌最佳奖而录入《颂歌献给党》（诗歌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入选《中国

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获特等奖；其中《钱眼》获中华得雨杯短诗短

文征文比赛（第二届）-2004三等奖。

        赞“老坚决”雷金河

                    晋州雷金河，

与党同年生，

人称“老社长”，

         绰号“老坚决”。

抗日英雄汉，

老马识社途。

周总理嘉奖，

全国美名扬。

 鞠躬为公有，

 尽瘁图共富。

 公社要散伙，

    急煞“老坚决”。

 三次进京城，

   去找老领导。[注]

 他们有难处，

让他再观察。

县委新书记，

领命很明确：

解散周家庄，

众心如刀绞。

重振抗日勇,

拍胸向省委：

让我试一年，

不优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

金河是胜者。

今已廿八载，

频频传喜报。

两千零八年，

       危机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

人分红六千。

警车保安全，

锣鼓响连天。

要想共同富，

还是公社好。

世人刮目看，

缅怀雷金河。

【注】指找在抗日战争时结识的鼓彭真、吕正操等

       赞“钉子户”史来贺

                 愚公移山并非真，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1］，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良田。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人夸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刘庄成了“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2］

社员不理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急得大家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非一刀切光？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记老祖先？！

……

八一八八吉祥日，［3］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赞成刘庄这个。

风吹云散露晴天，

才有今天这刘庄。

［1］ 刘庄解放前是有名的长工村，史来贺父辈兄弟仨都是长工出身，他自己靠打短工度日

［2］ 由于史来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工作组让将他选掉

［3］ 1981年8月8日胡耀邦同志视察刘庄

         《东方红》颂

      民歌发自民众心，

                                自然物象比喻人。

                                “救星”“太阳”最高尚，

热爱领袖歌颂党。

水深火热救人民，

鱼水之情永不忘。

不靠神仙和皇帝，

主席思想共产党。

     钱    眼【注】

                    钱眼毒，钱眼真正毒：

                          个人中了毒，不务正道走邪路；

                          家庭中了毒，勤劳变成黑心户；

                          工厂中了互，滥竽充数用户愁；

                          农村中了毒，牛奶里边有糊粥；

                          部队中了毒，雷锋的户口已迁走；

                          交警中了毒，红绿灯上有财路；

                          法官中了毒，是非颠倒装糊涂；

                          教师中了毒，为人师表丢脑后；

                          学生中了毒，女硕士走进“买妻户”；

                          商店中了毒，短斤少两能致富；

                          屠夫中了毒，拿来清水肉里注；

                          小姐中了毒，主动出击去陪铺；

                          统计中了毒，数字就是橡皮球；

医院中了毒，人道主义伴着“红包”走；

名人中了毒，手离心口吹大牛；

领导中了毒，“总镇”蜕变阶下囚；

社会中了毒，沿路抢劫贼无数；

……

上边急，下边愁，都说钱眼里有毒。

快禁毒，快解毒，常消毒：

救个人、救家庭、救社会、救民族，还需“武松”来打“虎”。

       革命者的标准

          革命不革命，标准在民众。

   今朝鱼水情，你就是革命；

   明日鱼离水，那就不革命；

   后天刽子手，就是反革命。

   无论官大小，永远都适用。

   谁想来否定，起码糊涂虫。

                              廉政和腐败，一目了如镜。

    痛击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国家财富，亿万老板；

美国银行，中僚存款；

人民身上，“新三座山”。

中国黄金，美国保管；

藏南印占，海岛沦陷；

仰人鼻息，美国当选。

主席两事，全被推翻。

世人评说共富村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学习共富村》，被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

法制新闻工作部、前沿创新理论部录入《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成果文

选》（下），获首届“共和国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入选《共和

国重大创新理论成果文选》（中），获特等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

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毛泽东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刘庄、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兴十四村、滕头村、华西、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公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人称农村都市。这不仅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参观学习的榜样，甚至轰动了上层，也受到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不仅这些国家各种新闻媒体前来中国采访、拍摄，而且其国家元首及领导人、学术团体、人民群众也纷纷来这些村旅游、参观学习，有的则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来这些村后，都有自己的收获、体会和感想，笔者称其为：世人评说共富村，并作为本文的题目。尽管这些村在我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也有好几千个，笔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其全面进行评说，只能根据自己参观学习过的南街村、北徐庄、刘庄、京华实业公司（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即《共富村之路》书中所写的为主进行评说。即使是这样，所评说的内容也只能是其中的少部分，甚至是挂一漏万。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根据笔者手头资料，按时间顺序，从党政军领导中选录。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1989年

4月7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李先念

    李鹏总理1990年6月15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李  鹏

    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6 日视察刘庄的题词：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江泽民

    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6日视察京华实业公司的题词：

         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江泽民

    开国上将、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1994年3月8日视察南街村的题词：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

                     ——张爱萍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1995年9月20日视察南街村的题词：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宋  平

                    人民公社的幽情

笔者去那些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村委会办公室在哪儿时，不少人，其中包括青年人和外地人的回答都称大队（部）办公室在某某地方。笔者感到很不理解。因为人民公社、大队已经被撤销二三十年了，为什么还这样称呼？经下边交谈得知，本村的老人说是习惯，以前就是这样叫的，尽管现在叫村，还是我们原来大队的集体组织形式；本村的青年人说叫大队说明我们这个村仍是原来公社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以与包产到户搞私有制村的区别；外地人（含参观、打工者）的说法，与本村青年人的说法基本相同，只是与他自己的村相比而言应该叫大队。看来人们对村和大队的称谓确实是有本质的区别。难怪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板仁根于1994年11月19日，发表了称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世人皆知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就是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现存的唯一的人民公社。

记得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用《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谱唱的《人民公社好》的歌。其开头的唱词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成立大家齐欢笑，一是大，二是公，三把私有制的尾巴割掉了……后30年批判人民公社时，主要是批判它的“一大二公”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现在看看这些共富村的“一大二公”和是否还有资本主义“尾巴”吧。

先说一大  这些共富村中，有“建筑王国”之称的韩村河，它的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了“国家科委工厂化高效农业房山示范区”；村上的韩建集团企业拥有23个分公司，25个直属分公司的集建筑、建材、设计、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特级建筑集团。有一个设计院，管理层有6 0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职工队伍5万以上，年开复工面积200多万平方米。拥有总资产36亿，可支配流动资金10亿，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亿，上缴国家税金6 3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 8000元，在全国乡镇集体建筑企业中排行第一名。有“制药王国”之称的刘庄，是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的用飞机给棉田喷洒农药的生产大队。除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还有机械厂、淀粉厂、食品厂、制药厂等企业，2005年村GDP总值15亿。仅制药厂产值就在10亿以上，肌苷的产量就占全国一半以上，青霉素是全国第三大厂家，每户住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有“食品王国”之称的南街村，除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有26个企业（其中与日本、德国国合资的4 个）和一个旅游公司，2000年产值14亿，现在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仅食品深加工每天要用500多顿面粉，全由自己村面粉厂提供。有“饲料养猪王国”之称的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除现代化农场、食品深加工外，将面粉厂的副产品麸皮办年产30万顿饲料厂，用于养猪和猪肉生产。有“旅游王国”之称的京华实业公司，仅是原来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业、集市贸易、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苑等11个经济实体，总资产5.8亿，村民、职工可定期外出旅游。有“造纸王国”之称的龙泉村，除1 500亩高效农业园区、畜牧场外，工业以造纸为龙头，年生产能力20万吨，拥有四大系列20多个规格。2006年实现总产值6.5亿，其中工业5.7亿，利税6 000多万元 。

再说二公  这些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启蒙教育、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医疗和住房号称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都由村上统一解决了。南街村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的费用全由村上承担，其他村上大学由村上承担一部分、个人承担一部分。但个人承担的都能承担得起。村民除了工资收入外，根据村生产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有数种到十多种，甚至更多。南街村则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其比例为7：3。这些村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环境优美，没有失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没有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人人都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没有老板和剥削，也没有两极分化。

三说资本主义“尾巴” 这些村所有的一二三产业的生产资料都为村集体所有，南街村连住房及其内家具、彩电、冰箱、空调、电话等都是村集体配备的，一草一木都姓公。因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人人都在村上的企业平等上班，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不大，且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分等级。人们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则无资本主义“尾巴”可割。

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对歪曲“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时说，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某一时期，确实猛批了一阵“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说“一大二公”不好，难道说“一小二私”就好？是不是“越小越私”就越好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还得退回到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去。其次，把毛主席在世时的分配制度笼统地说成是“吃大锅饭”，也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确实是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只不过级差不大，也许这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为了批倒这个“吃大锅饭”，有人公然说，工人吃工厂的大锅饭，工厂又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试问，工人的大锅饭、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领导人从家里带来的吗?难道不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吗？其实，现在看来，某些人其所以把大锅饭批臭，不过是为了在分配制度上大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制造人为的鸿沟罢了。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刺激人的私欲，才是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内在驱动力，这同我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社会发展的思路完全南辕北辙。至今这种拉开距离，扩大差别的作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隔阂和对立，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看来毛主席的看法是有远见的。魏老真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问题的实质。看来人为地用批判“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来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目的就是要搞“一小二私”，两极分化，在分配制度上大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人为的制造鸿沟罢了。这就是当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历史“周期率”的主要原因。

实践证明这些村并不是在吃“大锅饭”，而是在吃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饭——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饭；也没有养懒汉，而是人人为集体、一心向集体的无私奉献；充分体现了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汉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动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

尾巴”，就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写到此，笔者已经抑制不住内心兴奋激动的心情在高呼：人民公社万岁！

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在《九学共富村》中提到南街村吃“后悔药”时，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扒来找去地深入研究后得出：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没出来，我们只好选择了毛泽东思想。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正如1994年11月，英国的《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在这里，至少小红本上的格言要比中国当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得好。”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特殊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5年7月，日本《读卖新闻》则称“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出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经济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些评论尽管主要是针对南街村说的，但南街村与其他共富村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同按照 “五七”指示精神结合本村的实际创造出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的农村都市。何况南街村是学了刘庄无工不富后，才开始办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再联系魏老前边那一段话，人们就会清醒地得出：

毛泽东思想既能指导计划经济，也能指导市场经济，是任何思想不能代替的！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旦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了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7名党员就明确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立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就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已经走过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却将这个大目标淡化成了口号，所作所为却是与其背道而驰地让少数人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地发展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致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0.4％的人和1％的家庭手中，其集中度超过美国，基尼系数超过0.5和两极分化已到人民忍受的极限。然而这些共富村则不然，他们始终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实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奋斗，就像王宏斌同志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史来贺同志讲的“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咱要靠两只手，把它变成现实。”“社会主义是干出现的，我们刘庄的工厂、学校、楼房，刘庄的巨大变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攻出来的，而是刘庄人民自力更生、勤俭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来的。” 一位美国女记者慕名来到刘庄采访，前后两次在社员家中住了32天，她亲眼看见并亲身体验到刘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便连声称赞：“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的14国专家来京华公司这个村，趣味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非常感慨地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的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是你们这片村庄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日本妇女代表团称赞京华公司这里的住宅比她们的好。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京华公司采访拍摄。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是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就是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富村人，始终不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但实行包产到户后就没了这个大目标，全国都学习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领导竟冒出了“人不为自己，天诛地灭”的王牌。

1994年5月26日，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村这个路子是对的，一定要把他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中央警卫局局长根据南街村这些共富村的典范说出了我们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闹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主义大目标宣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吧！据说会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几位组长都陪王宏斌同志吃饭时说，宏斌同志，你现在应该更大胆地干了，按历史的说法，连御林军都支持你们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哩！这说明共产主义不仅是老一代的大目标，也是这些共富村、全国人民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大目标。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后30年却成了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呢？其中原因不能不用钱学森在1989年血雨腥风后的八十年代初，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交谈时强调的“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停步

   对南街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共富村、公社来说，世界人民是支持的、羡慕向往的，但也有反对和拆台的。在《九学共富村》和《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教南街村》中提到的有省市委办公厅陪同的那位“大经济学家”来南街村对王宏斌下车伊始胡言乱语的指责，王宏斌以理服人的批驳，就是其中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一例。1981年包产到户风工作组对史来贺的围攻，使史来贺这个包产到户的“钉子户”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刘庄真正成了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逼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三次进京找中央领导，并向拍胸向省委，让他试一年，比不过包产到户就分了，终于将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并茁壮成长，他现在创造的奇迹我们的新闻媒体却不敢正面报道。均出自上级部门右的干扰。刚进入2008年，《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热剌冷讽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也大言不惭地为这些奇谈怪论在呼风唤雨。这些阻力和反面教员，不但未能影响这些公有共富村发展，反而更加促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村党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产加俏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业更加兴旺发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些共富村都是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将周总理对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精神变成以华西、刘庄为代表的学大寨的典型。南街村、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等都是学刘庄的典型；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是学南街村的典型……这就充分证明大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大寨精神已被官商勾结稿私有化来否定，甚至给大寨加上种种“罪名”，其目的就在于害怕农业学大赛走集体化道路，而不搞包产到户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但大寨精神是永远否定不了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农民之中。正如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一样：“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要不为什么天下第一村华西是江南的两大寨之一呢？号称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竟冒出了村领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底线，直到现在只能靠省上派党支部书记，却在自己村连一个象共富村那样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都找不出来呢？足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危害的严重性了，它和这些共富村农民领袖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精神及其村发展方向和现状只能是天壤之别了。

                     重温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谈话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张平化等，针对包产到户的危害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的谈话，意味多么深长。张平化同志听后对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现在我们有几个省级以上的领导懂毛主席的这个谈话。不妨把它摘录出来联系我们的实际重温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毛主席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摘自网上）

联系我国的实际，对照毛主席的谈话，难道不值得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深省吗！？这两段话，于四十多年前就把中国现在发生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不是自称他对毛泽东思想最有发言权者的信口雌黄。这就是腐败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为什么用恶意中伤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走回头路，当美国的附庸，让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吗！？如果不按照毛主席的谈话亡羊补牢，那就像钱学森同志说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中国人民不希望这样而要兴旺发达，那就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旗帜可举，道路可走。尽管改旗易道已经给国家、人民、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共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就是要“一大二公”，绝不走私有化“一小二私”的资本主义道路，仰人鼻息，当美国的附庸！

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尾巴”，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桥梁；要进天堂虽很难，公有共富是飞船！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走资派、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搞西化！

中国人民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改旗易道，谁也休想改旗易道！

只有一脉相承中国才有希望

——纪念恩格斯诞辰191周年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选编者按：本文来源于《中华民族到了……》一书，入选中国

纪实文学研究会《颂歌献给党》（优秀文集），并荣获最佳作品奖。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

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

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

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

……

                       ——马克思恩格斯

人到九十耄耋寿，

                            政党九十忌糊涂。

                            华夏五千文明史，

                            最下层的是工农。

                            十月革命炮声响，

                            中国有了共产党。

                            翻天覆地二八载，

                            “三座大山”脚下踩。

“一化三改”建公有，

人民做主腰杆硬。

国际地位大提高，

民众生活有保证。

国泰民安把国建，

“一消二决”要实现。

……                                 

                            改旗易道三十年，

                            背负“新三座大山”。

                            剥削压迫又重生，

                            不似而胜包身工。

                            学恩格斯斯大林，

                            一脉相承马列毛。

                            正本清源主席旗，

                            坚持公有定共富。

中国导弹之父、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钱学森同志，不仅是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而且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有骨气的硬骨头科学家。当 1989年以学生为代表的反修、反腐败、反外国经济侵略的群众运动被血雨腥风之后，他于九十年代初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交谈时就强调：“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并留下“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的墨宝。这话不仅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而改旗易道，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的要害；而且也告诉修正主义者，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丢掉和放弃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的，中国绝不能也不会完蛋的。因为毛主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比，特别是后三十年以官员腐败为轴心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让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致严重的两极分化(0.4%的人掌握70%社会财富、亿万以上的超级富豪高于子弟占91%)，广大工农民众深受“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群众深受改旗易道之苦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各地以唱红歌为代表的要求正本清源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发展壮大，在全国已经布满了星火燎原的干柴。

            只有向恩格斯、斯大林学习，执政党才能一脉相承

    世界人民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1818.5.5－1883.3.14）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1820.11.28－1895.8.5）共同创立的。

1820年，恩格斯生于德国一个纺织厂主家庭。1837年，中学尚未毕业就被父亲送往一家商号供职。期间自学哲学和文学，接受激进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并力图把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结合起来。1841年，在柏林服兵役期间，于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并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联系。次年11月到他父亲的纺织厂工作。他经常积极参加工人的集会和斗争，支持宪章运动，并在《北极星报》、《莱茵报》、《德法年鉴》上发表许多文章，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消灭私有的主张。1844年3月回国途经巴黎时会见了马克思，从此结为亲密战友。在革命实践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二人合著的《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7年与马克思一起参加正义者同盟，并把它组织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11月为同盟写了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第一次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未来新社会的一些特征。1848年2月，与马克思一起为同盟合著的党纲《共产党宣言》问世，正式宣告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848年－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回德国指导人民运动，亲自参加人民武装起义，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起义被镇压后，1849年底到伦敦参加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作，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著文对武装起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为了资助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伟大创作，1850－1869年重返经商，同时关注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用通讯方式经常与马克思商讨政治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并以极大兴趣研究军事理论和语言学。《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这部巨著的光辉思想，捍卫其科学价值，并根据新的研究，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内容。第一国际成立后，积极参与国际的领导工作，和各种机会主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热情支持、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运动。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一国际解散后，同马克思一起严肃批判了爱森纳赫派领袖的投降主义立场，对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杜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出版（再版）马克思的遗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担当起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的重任，并在1885年和1894年先后出版。1889年，关怀和支持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了第二国际。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晚年还给各国活动家写了大量书信，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

    恩格斯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笔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就可充分地看出恩格斯的真正伟大之处：

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虽只提马克思的名字而未提恩格斯的名字，但人们都知道这是他俩共同创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位导师同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不提恩格斯的名字，这正是恩格斯的伟大之处。

其二，恩格斯为资助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伟大创作而重返经商；马克思逝世后的十多年里，他整理、完成、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二、三卷等巨著，并写了好多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未另起炉灶树自己的旗帜。这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他俩共同创立的，马克思逝世后他只能为继承、捍卫、发展他们的主义而努力。不像有的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他的份，但当毛主席逝世后，先呼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让他重新工作后却让华国锋辞职就树他的旗帜、理论而改旗易道，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化公为私成资本主义私有制，致财富的集中度和两极分化超过美国。从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政党分裂成马列派（或毛主义）和修正主义。这就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及其追随者制造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国际共运的分裂。如果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另树什么“恩格斯理论”、“主义”，或者自称“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否定和背叛，那全世界无产者就很难以统一的思想联合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就会分裂成马克思派和恩格斯派。那十月革命就不一定能在1917年胜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也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结合俄国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也是老一代，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协助列宁执政，1922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列宁1922年疗养前斯大林就已执政，是苏共和苏联的第二代领导人。1924年列宁逝世后的30年里，坚持列宁主义并发展列宁主义，不仅没有另树，而且还反对树自己的旗帜，从而取得了卫国战争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列宁、斯大林两代领导人，经过三四十年，不仅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和被二战破坏成千疮百孔的苏联，重新建设成敢于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在十月革命和二战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而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立；并积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

               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

斯大林突然逝世后，马林科夫未在斯大林在世时执政锻炼而被赫鲁晓夫夺权（看人家想自家）。赫鲁晓夫通过大反斯大林来树自己现代修正主义的黑旗，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列宁、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再经过其第二代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维护和延续（其实是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到戈尔巴乔夫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了。因为他们已经失民心了，当然就失天下了。欧洲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跟着苏共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走，也都蜕变了。要不，为什么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后，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未执政的党分裂成马列和修正主义两派，使国际共运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外，不仅再未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蜕变了。若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那苏联解体得会更早，国际共运受到的挫折和损失会更大。然而，朝鲜和古巴则不同，汲取了苏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和第一代领导人逝世后的教训及列宁到斯大林执政的宝贵经验，在第一代领导人健在时，就让第二代领导人全面执政，在第一二代领导人共同执政一定时期以稳定大局，并锻炼培养新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为其以后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新一代执政后，就能高举老一代开国领袖的旗帜，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其不断地在丰富中发展并发扬光大。让那些新、老阴谋家梦想否定老一代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下去，社会主义江山就会一代接一代地继承并稳定下来，不忘过去就不会背叛。按照《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国计民生的大事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缩小三大差别，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用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在党内，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堡垒内部没有市场而彻底破产。这就是学习、继承和发扬恩格斯的真正伟大之处，也正是他和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他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树自己的旗帜或借口当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斯大林就是学习恩格斯的光辉典范。现在的朝鲜、古巴既没有走苏联赫鲁晓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走中国把公有制农业包产到户，把国企卖给私人走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道路，古巴特别强调不走中国市场化的道路，而是走老一代按照马列主义开创的自己国家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古巴和朝鲜能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下去，在国际共运的低谷中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星星之火，在世界燎原。

三个先锋队是“全民党”的翻版

    历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都明确地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唯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旧社会，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样，由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才称无产阶级。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挨打受饿才能勉强维持社会最低层的生活。居住在城市，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劳动，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生存和求得解放，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锤炼了高度的团结互助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和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无自己的私利，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自己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它的先锋队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导致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中国其他任何阶级、阶层都要沉重，生活条件最差、生活水平最低，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尽管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数较少，但分布在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这一优势弥补了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的不足，便于组织起来，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村中广大的贫农（半无产阶级）雇农（农村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同广大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使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当南昌和秋收起义夺取大城市失利后，毛委员率秋收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后，决定上井冈山创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农村这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就自然地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在革命一开始就建立起稳固地工农联盟。因为广大农民兄弟愿意接受工人阶级老大哥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得出了完满的、谁也否定不了的、无可非议的答案和结论。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它任何阶级的政党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的：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全民的、各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就像赫鲁晓夫说的全民党。就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为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要推翻封建王朝满清政府建立民国，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参加，这个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国政府这个问题上，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它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尽管他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相同的，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与其合作。然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消灭私有制，不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先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难看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能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划等号。如果划等号了，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几次合作不就等于合党了吗？，那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党的旗帜和指导思想不能多，更不能乱；不能像现在这样，换一届领导，就增加一个旗帜和指导思想。如果像这样下去，再过30年到50年，党的旗帜和指导思想就有七八个甚至更多，党章的总纲就成了旗帜和指导思想纲。那还是党章吗！？其实，那么多的旗帜，就是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5年七大召开宣告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曲折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中，才从井冈山产生形成真正的中国化马列主义——山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和指导思想——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并经过建国后6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修防修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考验、检验和世界的公认，它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唯一正确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对其它国家也有参考指导价值。其后来者的什么理论、代表只要是正确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能用其来否定、代替毛泽东思想。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在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无必要有多个“一脉相承”的马列主义本国化的旗帜和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代及其以后各代领导人，应该学习恩格斯和斯大林如何在马克思、列宁逝世后的十多年、三十年竭尽全力丰富、发展和捍卫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不树自己的旗帜来否定马克思、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才叫做一脉相承。不像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他一份；毛主席逝世后，将“永不翻案”假检讨的画皮而彻底翻案，将自己变成不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垂帘听政的第二代而树起自己的旗帜，开了改旗易道的先例。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也都是高举马列主义本国化开国领袖的旗帜，才能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两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其所以能出现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就在于夺了华国锋的权后，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导思想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改旗易道的结果，重踏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三代葬送社会主义苏联的覆辙——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然地、肯定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不能将其等同起来，更不能写进党章。否则就是“全民党”的翻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现在也能入党、党内已有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十七大代表也有多少亿的这方面的代表，才这样写，那就真的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划等号了。这样从十三大以来的政治报告，就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特色”及其“一脉相承”的“代表”、“发展”代替那是必然的，就可以一代接一代地树自己的旗帜和指导思，并将其说成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当作“一脉相承”的招牌——打着红旗反红旗！真正的一脉相承只能向恩格斯、斯大林学习，当今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正日才称得上。中国只有这样的一脉相承，才不可能，也不会完蛋，中国这样的一脉相承的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南岭村、韩村河、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八千多个公有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已在全国自下而上兴起，必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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