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乌托邦”的言外之意
段平山
在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社会里，一切有关理论与原则的论争不仅变了味，而且基本上已经使所有的政治问题进入了一种被“异化”的状态。如果有人在他的言语和行为方面讲某种原则或某种观念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无情地支离”，或者被理解为虚假的空谈，或者被理解为满足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无原则、无主张已经成为了“个人利益时代”的一个普世价值，而这样的“普世价值”恰恰就是价值观念与价值趋向的“离散”。
如果说讲观念、讲原则是“乌托邦”的话，那么，不讲观念或不讲原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乌托邦呢？换句话说，通过某种别有用意的“支离”让全社会“告别乌托邦”，这种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
学者们经常说，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其思想以及实践方式是“脱离实际的”，对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到来抱有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因而是乌托邦主义的。由于“乌托邦”意味着是一个“”，所以，在当代的这一群自以为很务实的人的心目中，这个“乌托邦”是一个象征着愚昧、可笑、天真、幼稚的贬义词。
然而，如果人们彻底地抛弃了乌托邦意识，那么，人们不仅将丧失那种能够判断自己、理解自己的能力，而且也使历史的存在随之失去意义。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状态，历史的基本内容无非就是一些不易把握的“过程”和一些不可以随便控制的“变化”，研究历史当然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各种“不完美”的因素，而乌托邦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完美的状态是不需要“过程”以及“变化”的，所以，如果真的能够使乌托邦的想法变为现实，那就意味着历史要走向终结。由此可见，“乌托邦”的对应词正就是“历史”。如果“乌托邦”是一个贬义词，那么，“历史”就必然性地成为了一个褒义词。反之，亦然。从逻辑意识出发，如果把“历史”视为一个中性词，又把“乌托邦”视为一个贬义词，那么，这就是荒唐！但是，荒唐的表达以及荒唐的思维正就是当今的那些文化人以及学者们共同研究、合力开发的一个结果。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追求的正就是完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因为它是追求完美的一段“过程”，也是追求完美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大堆“变化”。
缺少了对于乌托邦的虚构与想象就会导致人类社会的目标贫乏。而依赖于乌托邦式的虚构与想象则会导致人类历史的虚无。因此，尽管人类不应该沉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但是，如果真的有人认为“告别了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进步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不仅在理论上是浅薄的，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是庸俗的。
就目标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具有乌托邦的特点，但是，马克思又反对一切“乌托邦”式的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克思并不是要反对那些被描绘出来的各种社会理想﹙包括共产主义在内﹚本身，马克思对于那些社会主义的空想家们的批判不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缺少为了达到“目标”而必须要具有的手段和方式。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是一种针对“手段和方式”的理论，而不是针对“目标”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历史进步的学说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的缘故。如果不关心历史的进步与倒退问题、不关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问题，那么，所有的社会理想都不过就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斗争的历史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进步的历史。同样，没有“手段与方式”的“目标”是毫无意义的空想。推论下去，只有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目标”。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让无产阶级的文化战胜资产阶级的文化，其“手段和方式”则是“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然而，就完成它自身所确立了的“目标”而言，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改造了人们的思想，也锻造了人们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正义感﹙朴素、勤劳、集体主义、奉献意识等﹚得到了最大化，而且也使邪恶感﹙贪欲、惰性、个人主义、名利意识等﹚得到了最小化。
单纯的幻想、朴素的乌托邦意识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乌托邦”，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所倡导的理想。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很富有理想的时代，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想要彻底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彻底地实现这样的理想是很难的。但是，在追求这个乌托邦的过程当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某种“言必行，行必果”的诚意。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及朴素、崇高的劳动意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非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倡导，而是一种伟大的实践活动。
最可恶的则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运用一些具有欺骗性的美丽而又虚伪的废话制造出一大堆虚情假意的乌托邦。在这方面，当代的知识分子们个个都是能手，他们一会儿倡导出一种情意绵绵的社会、一会儿又描绘出一种其乐融融的人间。借助于人文精神、国民素质等这样一些含含糊糊的语言大谈诸如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尽其才的理念等等。世界上最无聊、最没有羞耻感、最具有欺骗性的空想式的乌托邦莫过于所谓“一个文化的大同世界”。
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里叶等﹚只是向人们述说了自己的乌托邦的社会构想，他们并没有什么言外之意。相比之下，当今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创造者们却有很多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一个言外之意就是；要温顺，不要斗争。要听话，不要争论。忘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个真心实意的“乌托邦”，为的正就是今天的这一大堆虚情假意的“乌托邦”。
当今的学者们正在苦苦地缔造着一个“告别乌托邦”的新时代的乌托邦，其目的是为了能够从这个新式的乌托邦中最大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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