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锐“非毛反毛”（54）
李锐2009年9月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见 何时宪政大开张》和《李锐谈毛泽东》，是两本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大黑书。李锐反复鼓躁要懂得“中国应向外何处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三条纲领”。一是“如何看待历史”，这就是用唯心史观取代唯物史观，我在前面三篇评论中已予批驳。本文继续评论和批驳其第二条纲领，“如何看待主义的作用”，就是疯狂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顽固地要用资产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这都是他的理论纲领。
李锐说：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义和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在历史进步中，在我们生活中，到底应该占甚么地位？上世纪出的问题，1949年以来出的问题，好多同它们分不开，现在还写入了宪法。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李普说过一句话，好象一位老将军说的，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在座的黑头发的，他们没有缠过脚，我们都缠过，我们都是解放脚，而且戴过紧箍咒。”(第32页)
他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以后“再也不要将其理论当作‘主义’(要知道，马克思本人就不同意把他的学说冠以‘主义’的称号)，不准修正，只准发展，实际上进行无休止的误导。”(《李锐谈毛泽东》第262、263页)“所以这个主义，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的东西。”(第135页)
李锐振振有词，“西方宪法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主义指导载入宪法，使我们戴上“紧箍咒”，缠起“缠脚布”。
究竟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真理？共产党应不应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该不该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写入宪法？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不可不争辩清楚。
李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必须彻底揭露、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李锐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包括它的两大理论基石，都“有错误”，“不科学”，“所以这个主义，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的东西。”(第135页)这是完全无视历史真实的主观臆断!
毛泽东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的普遍真理”， 一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同各种“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不拿原则交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早在1921年2月21日，毛泽东和蔡和森在研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就曾明确指出：“主义是一面旗帜”，我们党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毛泽东书信集》第15页）这是青年毛泽东在艰难地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征途中，所作出正确的伟大的历史选择。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说：“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问题的深刻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毛选》第2卷，第533页）
1945年4有2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93页）
1956年以后，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再次重申：“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文集》第7卷，第116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他说：“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外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外理国际斗争的问题。”（同上书，第201页）
1961`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有不可”，只有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他说：我反对本本主义，“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转引自《毛传》1949至1976，第1148页）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同林彪、陈伯过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斗争时指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他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毛传》下，第1578）
由上可知，毛泽东自从建党前夕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后，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忠贞不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就是毛泽东的高尙品格、风范，在党的领导层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如此忠诚、执着，完全是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的认知，不是停留于现象的“感性认识阶段”，而是升华到深遽的“理性认识阶段”。
一则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是深刻反思中国近百年历史经验的的必然选择。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选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是中国人民近百年艰难困苦的斗争经验的深刻反思的结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他多次生动地描绘中国人民艰辛地寻找到“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所说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已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的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大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毛选》第4卷第1469一1471）
实践出真知，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近百年的千辛万苦，艰难曲折，才找到的真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能说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反倒证明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李锐怎能如此无视历史真实侈谈“主义和理论”？
二则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是共产党阶级本性决定了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同标榜“代表国民”的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于党忠实“代表无产阶级”，在于它坚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他在《毛选》的开篇名著《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就曾明确指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主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主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选》第1卷，第7、8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是80年前讲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解放生产力，就不仅要推翻三座大山，而且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决裂”。而这是一项空前艰难的伟大工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靠什么来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只有靠有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毛泽东历来认为，无产阶级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共产党的领导的对错成败，则取决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无产阶级一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自从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毛选》第4卷第1516页）而被资产阶级“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选》第4卷，第1515页）如果离开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那就势必亡党亡国!
李锐完全否认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胡说什么“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奋力代表资产阶级，否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三则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这个“主义”的真理本性的要求。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选》第1卷。第284页）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简言之，“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它是真理性、科学性和阶级性、实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物质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揭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这就为各国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有这个“主义”“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一言以蔽之，共产党唯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沿着正确航向，不断战胜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是全部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实了的。
由上可知，毛泽东自从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后，之所以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同一切“修正”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原则斗争，既是源于对中华民族近百年屈辱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基于对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历史使命的深遽认知，更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本性的笃信、忠贞。
曾几何时，李锐在改革开放刚出山时，虽则按奈不住地非毛反毛，但在那时他还被逼得不得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甚至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幅马克思主义“卫道士”的姿态，竟然攻击毛泽东什么“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什么“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了”，什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然而，伪装总是不能持久，进入新世纪以来，李锐自认“时机成熟”，终于剥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原形毕露，赤愽上阵，公然诬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都是错误的，宣称“这个主义不可能是一个真理的东西”，叫嚷中国社会的发展“不靠主义，靠民主”。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什么“老共产党”，什么“老红军”，原本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二、学习毛泽东高兴旗帜的五大战略举措
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真心实意，不能假心假意；必须忠贞如一，不能幡随风摇；必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
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认真学习他的“五大战略举措”，对于当今中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必须老老实实地拜马克思主义为师，真心实意当“学生”。实践出真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自然会产生中国自己的理论。由此就就派生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看待自已思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系，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还是“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既反对将自己同马列“并列”，更反对“突出”自己、“特别”自己，实际地取代马克思主义。
早在抗战末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把他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是不称的，不配的。原来，延安出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为此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信中指出：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书信集》第228页）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在任华北大学校长时，致电周恩来同志：说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并“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过了两天，毛泽东电复吴老，断然回拒吴老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坚决反对“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的打算。他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其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文集》第5卷，第123页）毛泽东说得多好：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能将我的名字同马恩列斯“并列”；不应提出“主要是学习毛泽东主义”。因这这样，一是“不合实际的”，二是“是无益有害的”，故“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明所谓要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提法，形象地把马列主义和中国自己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比做“总店”同“分店”、先生和学生的关系。他说，王明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人口，就应当占先。”在这里，毛泽东尖锐指出，马列与中国自己的理论的关系，是“先生”同“学生”的关系，“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为此，毛泽东还把不准将自己同马列并列，写入全会通过的《六大纪律》，作为六个不准之一。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提马克思主义，并反复强调要“突出马列”。1971年3月15日，他在一个批陈批林文件的批语中，尖锐提出：“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一引者注）以便突出马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可见，毛泽东一生始终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他深知，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中国自己的东西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总店”和“分店”、“先生”和“学生”的关系。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因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理应“突出马列”，“特别马列”；决不能“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这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无愧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永远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崇敬!
· 然而，令我们费解和震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来，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思想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竟完全不像毛泽东那样持科学的态度。中央主流媒体先是反复宣扬“马克思主义是140年前创造的，不可能解决现今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继而，提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提出我们的旗帜就是邓小平理论，“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排除在“我们的旗帜”之外了。其后，又“高速度”创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只是碍于此类“伟大理论成果”太多，讲起写来都感烦琐，16大便把三者一起装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框。于是就高分贝宣传“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坚持”之外了。而《人民日报》还进一步强调：“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主义能够指引我们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不能“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别的主义”了。这就不仅颠倒了“总店”和“分店”的关系，而且用“分店”取代了“总店”，在党的“指导思想”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拜拜”了，剩下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排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完全违背党章、宪法，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
第二、提出并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之初，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中，就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结合”指导原则。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基本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801页)
1956年以后，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在全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又明确指出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说：“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文集》第7卷，第116页）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重申：我国处在伟大的历史时代，“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并且同今后的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尽可能好一点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同上书，第8卷，第302页）
毛泽东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特点，生呑活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又反对借口时代特点，“与时俱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1页)毛泽东还尖锐指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苏联解体，东欧覆亡，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可见，真正高兴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特点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修正主义。否则，所谓“高兴”就只能是空话、假话、鬼话!现今中国，虽也时不时也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有人却更热衷于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承认剩余价值的理论，这样一来，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究竟“坚持”的是什么？
第三、坚持不懈地号召和组织全党干部直接认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
毛泽东真心实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执着地倡导和组织全党干部认真地直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使广大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如何得出这些基本原理？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正确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率领我党取得长征胜利后到达延安，革命的力量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民族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果断发起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清算王明“左”的错误的影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他提出并认真组织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他自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带头刻苦研读马列主义。
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向全党发出号召，“来一个全党学习竞赛”。他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经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学习竞赛，看誰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看誰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毛选》第2卷，第533頁）明确要求全党、干部要读“五本原著”。这就是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所讲的：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948年9月9日，为了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将胜利，迎接建国后的艰巨历史任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全党干部学习从五本原著扩张到十二本,并在胡乔木送审的十二本书的书目上前,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要求立刻印发七届二中全会。正是这一套经毛泽东起名十二本《干部必读》，教育、武装了解放前后投身革命的一代干部。对于把他们造就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开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试验。大跃进的浪潮把许多领导干部搞得昏头昏脑，陈伯达公然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为了从理论上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反复号召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认共产主义》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教科书》第三版。 1958年11月9日 ，他在致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指出：“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读三遍，隨读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对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就可以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头脑，以便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些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文集》第7卷，第432、433页）
1962年年初，我国国民经济还在严重困境之中，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提出全党要进一步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他批转了中央军委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计划，号召全国广大干部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一如既往重视干部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1973年，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学习理论，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了批判林彪、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发动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六本马列”，以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1971年3月15日 ，他尖锐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我看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一一注）中指定读点马列的书，30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被陈伯达摆弄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63、76页）因之，中共中央在同年 11月16日 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单位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全党上下，认真学研马克思主义，持续二、三年之久，有效地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
从上可知，毛泽东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为了“突出马列”，总是号召、发动和组织全党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原著武装全党干部，以达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从而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以此作为我党的思想建设上的宏伟工程。
毛泽东其所以能够如此，既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忠诚，又源出自己的坦诚自信。只有坚信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实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敢于要求广大干部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不怕他们两相对应、对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尽管表面气壮如牛，总是难免心虚理亏，哪能胆敢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直接交给广大干部群众？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庄严地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1954年上半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在6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觉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路可走。”(《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这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他在制宪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詞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无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制定出来 。但当时并未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明确写入宪法。
其后，苏共20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狂潮，在我国，57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鉴于国际国内的经验，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宪法，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写入宪法。这就是宪法总纲的第二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宪法乃根本大法，马克思主义指导入宪，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在“根本大法”中固定起来下来，这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创举。从此以后，谁敢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谁就是违背和反对根本大法!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入宪，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令反动阶级及其代表胆懔心惊。
第五、把“搞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
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中，高屋见瓴作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决策。
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有可能。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而且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提出资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作为它的第一条。这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转引自《毛传》下，1300页）《九评》把毛泽东提出的五项条件写了进去。这就是：“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红旗》64年，第13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后继有人，无产阶级的江山要永不变色，关键在干部。毛泽东把“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实在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可或缺的战略之举。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选拔干部只看学历、能力、魄力，甚至送到外国请资产阶级“培训”，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总之，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真心实意，坚定不移，言行一致，落到了实处。他尽心了，尽力了，做了他能做的事情。这是他留给党的宝贵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大凡遇到问题，总是派出去，上“西天取经”，还感不够，再请出孔子。凡此种种，亦无可非议。但为何捨近求远，不学学毛泽东呢？为何有的人竟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洪水猛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三、撕开李锐“不靠主义，靠民主”的画皮
李锐攻击毛泽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什么“思想垄断”。他说：毛泽东时期，“我们有三个垄断，一个是政治垄断，一个是经济垄断，一个是文化垄断，现在经济上是放松了，现在的局面是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我的书《李锐谈毛泽东》为什么在香港出呢，这不是很简单吗，我是老革命，我过去是中央委员，我还是中顾委委员，现在把我的书全部禁止，我的关于庐山会议的书全部不让出了。所以毛泽东的阴影就是这个。”(《新政见》第128页)在这里，李锐把毛泽东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坚持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诬谓“三个垄断”，无疑是恶毒的污蔑。其实，这“三个坚持”，正是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之处。毛泽东确实是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的理论基础，看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头等大事。因为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人的活动总是在这样或那样“动机”、“观念”、“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也是马克思说的，蜘蛛结纲往往使建筑师为之羞愧，但建筑师比蜘蛛高明很多，他们在建筑之前就在人脑中预构了建筑物的“观念”。因之，人的思想正确与否，乃实践成败的关键。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党也是这样。毛泽东确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他就曾尖锐指出，苏联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然而，马克思主义这把刀不能丢!否则，就势必亡党亡国。
李锐咒骂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什么“思想垄断”，破坏言论自由，“比封建皇帝还厉害”，这显然是歪曲、污蔑。
其实，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动摇，当然不是在人民内部取消言论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抑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提出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自己还以身垂范，践行这一方针。这里随手拈出一个事例：那是1956年，有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访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的陪同人员谈及，他不赞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2月1日给中央报告请示：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些“有损我党负责人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如下重要批语：“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去禁止。这是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应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0页)李锐怎能胡说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思想垄断”，禁止言论自由呢？
当然，毛泽东清楚看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人民内部矛盾，还有敌我矛盾。因之，“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7页)李锐老羞成怒，中央的关部门现今把他列入“敏感作家”名单，封杀其在大陆出书(包括《庐山会议实录》)。其实，这正是党心所向，民心所趋。对李锐这类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敏感作家”，取消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乃天公地道，早该如此。
奴才总是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李锐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还搬出一条所谓理由，即“西方宪法里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写入宪法，岂不是“无法无天”!只不过，这反倒活神活现地暴露了李锐一类充当“西方世界”忠实奴仆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是无视历史真实的欺人之谈。
世界近代史表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早就提出了人权、民主、平等这一套“主义”和“理论”。伏尔泰就尖锐批判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理论，强调一切“享有天然能力”的人都是平等的，要求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但他又鄙视“庶民”，反对他们享受社会平等。他说：“当庶民开始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他认为，财富不均，贫富有别乃自古以来的不变法则。卢梭响亮地提出，人是生而平等的，“主权在民”。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高举这种民义主义旗帜，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1879年8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宪议会通过的著名的《人权宣言》提出：在权利面前，人生来是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必须受法律制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难道不是把18世纪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民主主义理论，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无疑，宣言对打击封建专制，启发人民的革命意识，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地位，保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宣言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毕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它反对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却又确定了基于财产条件的不平等。这就实质上，也就只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这种写入资本主义宪章的这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难道不是“主义”，不是“理论”？现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哪个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当然，有些西方国家的宪法里，没有直接写明以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就以李锐为之倾倒的美国来说，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任何政府一旦损害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变更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能说不是复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套“主义”、“理论”？当然，这种“人权、自由、平等”同样只是为了保护大资产阶级和大奴隶主专政的利益。当时美国南方诸州实行的奴隶制，直至百来年后的南北战争取得胜利，才废除奴隶制。所谓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的“人人”，显然不包括奴隶在内。凡此种种，难道不是说明西方国家也是以“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是没有，而是早就有主义“这个玩意”。只是它们坚持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这个玩意”，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已。
更不能无视，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指导，十分看重主义“这个玩意”，而且不择手段，乃至不断地发动侵略把“这玩意”强加在别国头上，完全不把别国人民当人，野蛮地践踏别国领土、主权。李锐怎能胡说西方国家没有“‘主义’、‘理论’这玩意”呢？
如此说来，李锐是不是真的主张党和国家不要、不靠“主义”来指导呢？是不是真的反对把主义载入宪法呢？当然不是。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奇诡吊诡，此乃李锐非毛反毛惯用之伎俩。请看：他在为辛子陵那本疯狂污蔑毛泽东的《千秋功罪》所写的序言中是如何说的!他说：建议，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建构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不以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他说：“辛子陵的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新政》第106页)
在这里，两个反毛狂人，一唱一和，他们一会儿“翻手为云”：西方资本主义大老爷的宪法里，“没有‘理论’和‘主义’这个玩意”，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写入宪法，这就是“思想垄断”、“封建专制”!一会儿又“覆手为雨”：西方资本主义老爷的宪法里，固然“没有‘理论’和‘主义’这个玩意”，中国为了牢固地“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非得重新“建构”早被马克思主义批倒了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它“载入党章宪法。”这里叫嚷要把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载入宪法”，无非是要在中国牢固确立所谓“改革派的话语权”，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由李锐、辛子陵一伙“改革派”实行“思想垄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中国“翻天覆地”，实行少数反动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
毛泽东说得很好：“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1967年第9期《红旗》）这是几千年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一语见底。李锐忠实代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意愿，要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它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李锐也是“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他们一伙“改革派”，拼命非毛反马，极力歪曲历史，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已经造成，只差在宪法中“修”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代之他们“建构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就在把所谓“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用法律形式在宪法中固定下来，资本主义复辟也就大功告成! 李锐喋喋不休所谓不要“主义”，不靠“主义”，所谓不能把“主义”、“理论”写入宪法，全是骗人的鬼话!
“蚍蜉掝大树，可笑不自量”。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就果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写入中国宪法。宪法乃是根本大法。从此以后，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谁就是反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这就使李锐一类骨子里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毛泽东时代，深感到头上戴上了“紧箍咒”，脚上緾上“緾脚布”，不得不有所收收敛，等待时机。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来，李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疯了，但他们心知肚明，“这套主义已经写入宪，这就更难办了。”(《新政见》第61页)“更难办了”四字哀叹凸露反动阶级内心的痛苦、悲哀、失望!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哺育的中国，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宪法中修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彻底撕掉了华丽伪装，原形毕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
总上可知，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科学地揭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证实了的客观真理。国际国内实践不容分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寝食难安而又挥之不去的“幽灵”，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唯一正确而又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解剖”和战胜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理论和修正主义思潮的“刀子”。我衷心期颁党的18大依照宪法重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回归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正道，带领全党干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改革开放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开拓前进，停止“少数先富”政策，给力“共同富裕”，真正造福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利永贞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