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类似前苏联的精神信仰危机，其实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邓小平时代迅速展开，在特别是时代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已。那么我国当前应当如何面对道德精神领域的建设，如何重树人民大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显然不可能废掉一个框架，重新找一个来，那样做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大胆地进行可控性的改革，是必需的过程，要建立并完善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骨架，并且将其进行全面接轨，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平稳地给国家民族带来希望，保证其可持续性地发展。
前苏联国家机制基本架构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和执行，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诞生并成为社会发展支柱的宗教进行摧毁和扼杀，从而抛弃了民族地域精神文化这一灵魂基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高度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是国家的命脉，是几千年历史的见证和经验。其中蕴涵的文化精髓，都是经历了世事沧桑检验和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之所以得到长期的延续和发展，必定有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然而前苏联不重视，东欧各国不重视，我国在前期也是全盘俄化，改革开放以来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西化的倾向，这使得民族文化的根柢被摇撼削弱，几存皮毛而已，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社会历史在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框架基础，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支柱，政党、宗教、经济科技这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是社会最稳定的基础架构，强行拆除其中任何一足，都是违背自然辩证法的愚蠢行为，社会必定无法长期稳定发展。
要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不再遭遇到像前苏联一样的恶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全面总结苏共他们的失败原因，分析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马克思是非常严谨的思想家，他早在1884年就注意到了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可能和西欧不同，存在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巴黎手稿》）。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规律，渗透着浓重的道德人文文化思想和理念，道儒释的思想深植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东方的传统道德文化社会发展史，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一点只要翻开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即不难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性和各自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将东方的发展规律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东方特色的社会发展规律命名，无疑是非常精准的科学论断。如果真正遵循马克思的论断，高度重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东方社会发展特殊规律，注重这个民族地域的特色，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德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斯大林将人类社会简单粗暴地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根本就未考虑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欧洲的不同。斯大林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我党的直接领导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指挥失误连篇累牍，造成党内和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连串的错误和失败，几乎全盘断送中国革命。直至这种直线联系中断（电台损坏），无法挥动指挥棒，毛泽东临危登上领导岗位，这才彻底改变，扭转了残局败势。这一惨痛的历史经历，说明斯大林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根本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之中。毛泽东虽然被他们戏称为“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但正是因为这个“山沟里”的特点使其精神中携带着“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特色。这种东方传统道德文化的精神灵魂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才诞生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世纪伟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结合，才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
但是，在建国执政以后，我党未能继续保持住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简单地将前苏联的执政模式移植进来，全盘接收只适宜于欧洲发展规律的，并且存在严重错误的模式。我们虽然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简单粗暴的家长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作风，却未能在国家机器体制上及时探索出有别于苏联的、适宜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备民族特色的国家机制和执政方略。前苏联国家机制的全盘移植，完全背离了“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扼杀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顺利走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以后，又重新陷入了前苏联构筑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国家机制的陷阱之中。我们的执政者虽然左冲右突，想从其中摆脱冲杀出来，但是，由于国家机器基本架构的完全承袭照搬，局限了视野的开拓，执政党也就难以在具体的执政行为中突破这些框架的根本性制约。
我党发展史和建国执政史的历史经验以及我们与前苏联关系的合与分，这其中的利弊得失都是极其深刻的教材。我们也不难从史实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抛弃脱离东方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灵魂的基石，再先进的思想和主义，也难以在东方产生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难以造福于民族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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