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有何脸面”的[映洁]也办一个“学习班”
上午给台湾[长挢]连长开了个“学习班”，下午发现[映洁]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从她的《看看这些，P左们有何脸面提“两弹一星”！？》感到她有些认认还还比不上台湾的[长挢]。大于学习毛主席的厚德载物精神，所以不辞辛苦，索性给她也办一个“学习班”。两个“学习班” 合而为一，以后简称[学习班]。
[映洁]说：相信任何人都清楚，“两弹一星”，是无数科技人员和军人、工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决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一声号召就能造出来、搞出来、领导出来的。当然，左边朋友也可能会说，没有什么领导、没有什么思想的指导，“两弹一星”也不可能搞出来。但至少，直接参与并完成这一伟大成就的，是那些得益于欧美学识的科技人员，而不是“阶级斗争”飞满天的国内政局。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年直接参与并完成“两弹一星”的许多科技人员，在WG中的遭遇令人感伤。
大于比较欣赏[映洁]这段话中的“当然”与“至少”，因为它们比较客观地表现出她矛盾纠结复杂心理——“当然”的成绩无法否定，“至少”也要糟蹋一下，减少一点它的光辉。
问题是，现在具备“当然”这个条件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至少”伊朗不但领导人有这个思想，还有许多“得益于欧美学识的科技人员”，而且也没有“阶级斗争”飞满天的国内政局，民众为了那个民族自尊还热烈地支持国家的核计划，可是是不能搞，不敢搞，因此也搞不成。不但搞不成“两弹一星”，连开发核能”也持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强力干涉。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年那些“得益于欧美学识的科技人员”，为什么会从“没有阶级斗争”的西方回到“阶级斗争”飞满天的中国大陆？而且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至少”还搞出了“两弹一星”。现在我们国家“得益于欧美学识的科技人员”已经是多如牛毛了，同时还有了基本上不提“阶级斗争”的国内政局，可是，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了呢？
在“学习班”上，如果[映洁]弄清了这几个问题，也许就能够理解大于说的“好在我们早搞了一点”，也不会对P左们提一提“两弹一星”就那么歇斯底里了。[映洁]在帖子中说的重点问题是“文革”。“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有许多问题确实应该认真研究。不然糊里糊涂的无法向后人交代。可惜现在还不能放开讨论，只能够让[映洁]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过，大于觉得那些直接参与并完成“两弹一星”的经过文革的许多科技人员可能没有[映洁]这么“感伤”。例如“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而在他90岁寿辰的时，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
有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背后的十件大事》的文章，它的结尾是——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怎么能比得上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精神世界的闪光呢？朋友们，请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那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实现了强国之梦。
“有何脸面”的[映洁]们怕提“两弹一星”，怕的就是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从内心精神世界发出的这种“光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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