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斥所谓“文革遗毒”等无耻谰言
纪念118周年
陈石宇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到来之际，非常有必要对横行了30多年的所谓“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等无耻谰言给予有力的回击和批判。这些恶言恶语全是建立在中国赫鲁晓夫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基础上的。而他们对文革的否定，既是为他们自身正名，摘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更是为了彻底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制造合法依据。“文革遗毒”等无耻谰言，正是他们用以无情打击和迫害反对和抵制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的重要武器，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一切拥护他们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共反毛反人民的势力都善行此道。因此，再也不能容忍此风继续横行，再也不能容忍这类无耻谰言继续为非作歹，必须给以痛击。
近30多年来，挥舞所谓“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大棒，任意打击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资本主义复辟意见的现象，随处可见，随时可闻。无论何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你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所推行的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行发表不同意见，就必然会立即遭到此种大棒的无情打击，被扣上“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的帽子，从此，你就被打入另册，受到打击排斥，甚至永世不得翻身。善行此道者总喜欢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的不同意见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再下毒手痛打，既可给对方致命一击，又可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其用心何其毒矣。
这些人平常都道貌岸然，特喜欢标榜自己最爱民主自由，最拥护普世价值，当他们把现在与前30年相比较时，总会赞赏的说现在民主多了自由多了普世多了，什么话都能讲了，没人打棍子了。可是，他们爱的是自己一类人的民主自由，爱怎么打胡乱说就怎么打胡乱说，却不能容忍别人也能同自己一样享有民主自由；他们最爱的是有复辟资本主义，丑化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却十分憎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民主自由。看看现在的主流媒体，右派言论猖獗无比，象洪水奔泻毫无阻拦，左派言论难觅一闻，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自由。所以，挥舞“文革遗毒”等大棒打人，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必然反映，是他们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必然表现。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最典型的莫过于李庄律师团的大律师们到重庆搭救替黑恶势力奔走呼号的李庄时，手举的黑旗就是“文革遗毒”这根大棒，劈头盖脸的打向坚持打黑除恶的重庆当局，迫使重庆放出正被起诉受审的黑律师李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李庄律师团因利用这根大棒的威力取胜，但却让自己的资产阶级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人们又发现了一个专事与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为敌的法律党。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泼妇与司马南纠缠，一个叫伊湖水的人在评论此事时带出了孔庆东，也恶狠狠的骂了句“文革遗毒”，此人如此仇恨文革一点也不奇怪，他对秦桧夫妇长跪岳飞墓前就万分同情，呼吁杭州市府移走，不过，此事却反映出用“文革遗毒”这根大棒打人，在他们这伙人中实属家常便飯。
本人的拙文在网上发表后，也见过有人在跟帖中挥舞这种棍棒吓人，其实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跟帖中发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但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出一二三几条来都行，不应当简单扣个帽子了事，这并非是以理服人，却有以势压人之嫌。说得不客气点，这种做法真叫人猜不透这又是什么“遗毒”“遗风”，难道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遗毒”“遗风”，或是法西斯的“遗毒”“遗风”？
一，“文革遗毒”这根大棒何以有如此神奇威力
在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走资派篡党夺权之初，所谓“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这根大棒的威力确实了得，尤如孙悟空手中那件从东海龙王那里要来的宝贝定海神针，只要轻轻一扬，便可将对方吓得魂不附体，如再落将下来搁在头上，必成灭顶之灾，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常挥动此棒的人准能据此而使自己具备泰山压顶之势，洋洋得意，只顾自己畅快，还可得道升天，那管他人死活。由此可见，这根大棒神妙无比，世间少有。
那时，这根大棒的威力所以如此神奇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被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走资派给彻底否定了。他们四处游说，反复表态，赌咒发誓“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并强奸民意说什么“没有人不会同意”他们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他们给文化大革命罗织了种种罪名，煽动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放肆地控诉文革，无限的夸大和尽情的渲染文革中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言行，并通过党的决议和他们的正式讲话，宣称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且“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客观规律”，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主席“所犯的不算小”的“政治错误”，因而对整个国家民族是“严重灾难”，“一场动乱”，“十年浩劫”。
从此，文革被判了死刑，谁还敢与之沾边呢？由工农劳动模范中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因为他们是在文革中被提拔上来的而被革除教门，重新回到劳动岗位；连毛主席的侄子，革命先烈毛泽民之子毛远新，也被判刑十七年。至于一般积极投身文革的“造反派”，走资派的态度是，“造反派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会捣乱”。可见，文革被彻底否定，彻底清算，文革中的骨干积极分子无一例外遭到残酷镇压，使人们有谈文革而色变之感，谁都深恐避之不及，如果谁还将“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的大棒砸在你的头上，岂不如五雷轰顶，所以，那时这根大棒真是威力无穷神奇无比。
进一步说，这根大棒在当时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威力，还有以下的一些具体因素：
第一、 中国赫鲁晓夫的真面目尚未暴露，还被遮得严严实实。中国赫鲁晓夫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立过功，受到党和毛主席的提拔重用，同党和国家其他功臣一样，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其光鲜的一面，对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不愿深究，甚至不愿相信。当他们复出以后，利用一些人通过对所谓“四人帮”的声讨，发泄对文革的不满情绪，顺势上升到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同时，又用无数甜言蜜语收买人心，编织无数谎言和谬论骗取信任。从而把人忽悠得云里雾里，不辨南北东西，还真以为他要给人民当儿子，而不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还真以为他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此的一个“大好人”，怎会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呢？于是，也就轻易的接受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第二、 文革是中国赫鲁晓夫及所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肉中刺，眼中钉，心头恨，关系走资派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文革能否彻底否定，关系到走资派终身荣辱。如不彻底否定文革，走资派永远是走资派，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永不翻案”，在党和人民允许之前提下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的分。更不可能呼风唤雨，威风八面，随心所欲的左右国家大局，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彻底否定文革，可以一雪走资派之耻，重新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堂而皇之走上神坛；还可以有报仇雪恨的机会，可以将文革中的骨干积极分子全部打入地狱，至少封住他们的嘴，永不使用他们，以解心头之恨。更可以给文革的发动者开国领袖毛主席泼尽脏水，让世人都认为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开启反毛非毛去毛的大门，从而达到不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办法，做赫鲁晓夫所做的事，即在丑化毛主席，报一箭之仇的同时，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肆的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枪毙文革是他们毕身最大的心愿，给文革判了死刑，他们便可以“安度晚年”，任意摆弄国家，胡作非为，子孙世代享福。
第三、 对于一切敌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势力来说，文革断了他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过人上人的剥削生活的路。肯定文革，他们的美梦便永无实现之日；彻底否定文革，就为他们复辟旧的剥削制度，重过花天酒地生活开辟了道路，燃起了希望。他们本来对文革就横竖都反感透了，还要伪装积极，现在走资派带头彻底否定文革，令他们欣喜若狂，自然由衷的拥护，成为配合走资派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支生力军，与走资派在否定文革，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方面一拍即合，从而获得走资派的提拔重用，成为走资派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社会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这些人大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能说善辩，会编会写，巧舌如簧，善于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平时就喜爱惹事生非，现在有了走资派这个大后台，更加肆意妄为，有恃无恐。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再通过论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口述历史、诗歌、散文等多种形式，笔下生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完全不顾文革的主流，仅仅抓住其中的一些支流问题，无限夸大，尽情渲染，绘声绘色的将一些芝麻小事描述为严重的政治迫害，把整个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派恐怖气氛，让人们误信了文革是“灾难”，“浩劫”的诅咒。
第四、 当时，在世界上尚无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例。那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虽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了近30年，但国号依旧，还是共产党执政掌权，经济基础还维持着原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我国走资派斥为不思改革。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还气壮如牛，同帝国主义国家时而眉来眼去，时而打闹摩擦，没有崩溃瓦解迹象。从而也让人更难看清楚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容易看到他们在历史上对革命有功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已经发生了质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要求和具体行动。更看不清楚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可能造成的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这样，当走资派亦即修正主义分子为彻底否定文革，制造什么毛主席发动文革是长期脱离实际，错误的估计国内外形势和党的状况，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一类谎言的时候，便容易上当受骗，甚而信以为真。
第五、 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或错误，也为走资派彻底否定文革提供了口实。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出现偏差和错误在所难免，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文革不满。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毛主席从不护短，他早就认定文革要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主要包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两个方面，所谓全面内战是指全国各地都存在的两大派对立和斗争。这30年来，一些人声嘶力竭控诉文革，所涉及的内容除编造的谣言以外全是属于这三分错误所造成的问题，而对文革主流则避而不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彻底否定文革，既攻击三分错误，也攻击七分成绩，在根本否认中国存在党内走资派的前提下，这七分成绩自然也不存在。
第六、 彻底否定文革也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迫切需要。国际帝国主义要和平演变中国所需要的最理想的环境，是我国举国上下整体都解除思想武装，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从理论信仰到行为规范，总之在一切方面都放松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警惕，任由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在我国泛滥。文革恰恰与国际帝国主义这种梦想相悖，不仅堵死了出现这种理想环境的大门，而且使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化大大前进一步，还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榜样，从而使帝国主义用文武两手改变中国的图谋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国际帝国主义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因此，当中国赫鲁晓夫着手否定文革的时候，正中国际帝国主义下怀，给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抓住这个机会，给我国走资派以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通过领导互访，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用打进来，拉出去等手段，收买和培植汉奸卖国贼，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和办法在我国贩卖他们的那一整套腐朽透顶的价值观念，以毒害和俘虏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以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可耻目的。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赫鲁晓夫对文革的否定既坚决彻底，不留任何余地，他们对文革罗织的种种罪名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很能笼络人心，俘虏那些过于善良或又不愿意深思的人。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如下假象，似乎举国上下人人都在反对、痛斥、控诉文革，文革成了错误、罪恶的代名词，一无是处，是极左思潮的集中表现，是毛主席一生所犯的最主要的政治错误。从此，文革被定了铁案，判了死刑，谁也休想再翻过来。在这种形势下，无论给谁戴上“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的帽子，那简直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容诛。所以，那时这根大棒确乎神奇得很，是所有那些复辟狂和汉奸们手中玩弄的放肆复辟资本主义的利器。
二，神奇的大棒原来是纸糊的玩艺
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包括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敌视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分子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虽然也在高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们永远也弄不懂真理与实践的本质联系。他们总是主观的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真理，他们在篡党夺权以后，急于彻底否定文革，名正言顺为自己翻案，为改变毛主席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合法依据，匆忙的召开党的会议，草率的通过决议，满以为给文革定了铁案，判了死刑。谁知历史事实是唯心主义者们最无情的敌人，无论是谁，管他天王老子，只要违反了历史运动规律，违背了历史事实，都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都会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露出伪君子真小人的卑鄙灵魂和丑恶嘴脸。
轻率的做出的历史决议，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如果他们真还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真还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早就应当看到那个草率的决议经过历史的检验，经过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实践检验，其中许多结论主要是有关文革和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与客观事实根本相背。如果他们真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那还会有胡德平这样的败类在事实已经彻底揭穿了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是根本错误的时候还跳出来，狂吠要全盘否定文革呢？
首先，苏东剧变，号称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全部改旗易帜，亡党亡国，以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了毛主席几十年前的英明预见，有力的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及在这一伟大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革的无比正确性。猛然间发生的苏东剧变，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震憾前所未有的巨大，给正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中国的所有人都猛击了一掌，使大家开始深入思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各自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是与非。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通过在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公开打出修正主义旗号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随声附和，唯有毛主席独具慧眼，识破了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苏联繁荣强大，团结稳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毛主席却十分敏锐的预感到，如不能彻底的批判并战胜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苏联终将逃不脱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遭到更残酷的打击。所以，毛主席率领全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大论战，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维护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国际共运走出低潮重新进入高潮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中国赫鲁晓夫在以后掀起反毛恶浪的时候，公然污蔑毛主席过分看重了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可能造成的危害，从此开始了左的错误，后来又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对戈表示歉意，说什么双方都讲了一些过头的话，从而根本否定了那场大辩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性质。
但是，事隔不久，苏联及东欧各国瞬间相继改旗易帜，无情的事实给了中国赫鲁晓夫当头一棒，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毛主席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及其伟大意义。证明根本不存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看过了头的问题，更不是说了什么过头话，而是恰如其分的看透了它的反革命本质，正确地预见到它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善良正直的中国人从长时期非毛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看到了并相信了已经建立起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确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危险，而危险又主要来自党的领导层中有人蜕变为走资派。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有经济基础，又有政治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从而认识到原来毛主席才真正是正确的，对毛主席更加敬佩，更加崇拜；而中国赫鲁晓夫是根本错误的，再也不相信他们所制造的非毛反毛的那些污言浊语，同时文化大革命在越来越多的人中间开始真正的香了起来。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30多年来逐渐的并日益深沉的滑向资本主义深渊的铁的事实，最有力的证明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苏东剧变以后，人们看清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确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大计。现在的问题是：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如那个草率的“决议”所说，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也“根本不存在所谓以xxx、xxx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对于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事实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这30多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让人人都有隔世之感，那么，这个巨大变化又是什么性质的变化，是翻的什么天，覆的什么地呢？
新中国是在经历了长期残酷斗争才建立起来的。几十年的残酷斗争，特别是1927年至新中国成立这20多年的武装革命战争，由我们党所率领的极其弱小的红军游击队，在极其强大又极其凶残的敌人反复围剿中，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艰难的成长壮大起来。以牺牲两千多万革命志士为代价，才最终战胜了强大敌人，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统治，建立起崭新的由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过去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农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经过这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军队，使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始终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们原以为这些经过几十年艰苦斗争锻炼和生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幸存者们，特别是已经处于党的领导核心的领袖们，都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是大公无私的典范，都最忠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愿意为人民的利益矢志不渝的奋斗终身。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所以，当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总是难于理解和接受那场大革命，其中最难于理解和接受的是：过去曾经受人尊敬的领导人，怎么会是走资派，怎么会成为革命的对象。甚至，当文革中揭露出大量的属于他们所干的或主张的那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以后，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仍然还似信非信。所以，当中国赫鲁晓夫篡权以后，攻击毛主席发动文革为了反修防修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信誓旦旦宣称“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时候，许多人都不加思索的接受了。
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低估。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的人民总是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比较地成熟起来。如果毛主席的继承人没有被走资派玩弄于股掌之中，背叛毛主席的遗愿和嘱托，不自废大旗，不自毁社会基础，不残害革命力量，能出以公心继续坚定的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引，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走资派也失去了表现他们本质特征的机会，人们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就可能不如现在这么深刻。
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走资派，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能手，他们惯于将自己装扮得十分革命十分忠诚，他们惯于利用革命战争时期所立下的功劳，以博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使他们被提升到很关键的重要岗位。但是，他们并不认真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旦他们身居高位，地位变了以后，他们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便开始膨胀起来，谋取私欲私利的现象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开始忘掉人民脱离人民，干出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他们开始忘掉共产主义信仰，对资本主义兴趣日增。但是，口头上还十分革命，还时常把人民二字挂在嘴上，一般的人民群众也无法了解到他们已经发生的变化，仍把他们视为共产党的化身。所以，当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对他们却恨不起来或恨之不深，当他们篡党夺权以后开始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如打左灯向右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提出一些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普遍还抱有幻想，满以为他们真还是要干社会主义。
可是，假的终究是假的，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伪装得再好的狐狸尾巴终究要露出来。中国赫鲁晓夫既然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来改造社会主义的中国，就必然要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削弱、瓦解或摧残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支持、鼓励或扶助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运用得十分熟练，巧妙异常，并配以强大舆论支撑，以混淆是非，搅乱思想，但是，根本制度的质变，必然牵涉到亿万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改变。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的兴衰成败，无不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资本主义制度是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即资产阶级服务的制度，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为他们重新奴役广大人民群众，重过剥削他人的寄生生活创造条件，对广大人民来说只能带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结局。因此，当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时，必然只会给极少数人带来暴利，而严重的伤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到意识形态的日渐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分田单干，土地分流，下岗失业，砸烂“三铁”，恢复雇佣劳动制度，毕业即失业，承受新三座大山重压以及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世风堕落，黑恶横行，黄赌毒泛滥和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等，无不使广大群众深深体会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滋味。
这样一来，他们赌咒发誓“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白就逐渐变得苍白无力，他们那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真面目便日益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人逐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原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忠诚卫士，而是钻进共产党队伍里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狂，不是大公无私的典范，而是利欲熏心的小人，不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专事坑害人民利益的政治骗子。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其所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真理性，便完全被走资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实，那个草率的“决议”的上述摘引的结论，全都为事实所完全推翻，证明毛主席发动文革，既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从中国当时实际出发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派等光辉论述，成了越来越多起来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从此，人们越来越心悦诚服的认识到唯有毛主席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才是伟大、正确的，唯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拯救重新坠入苦海的中国人民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有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共产党的队伍永不变质，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实的为捍卫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奋斗不息。走资派及其走狗们对毛主席的无耻攻击，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均不攻自破，相信的人已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说“文革遗毒”、“文革遗风”，“文革余孽”这根大棒，早已破产，露出了一张废纸的本来面目，再无开初时那样的威力了。
但是，包括右派精英，汉奸卖国贼和走资派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们，至今还死抱着“文革遗毒”等这根大棒不放，还津津有味的回味它曾有的威力，还幻想可以用它来继续吓人，为自己完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复辟开路，因此，理直气壮的批判这类无耻谰言，封住他们的臭嘴，揭露走资派的复辟罪恶，理直气壮的给文化大革命正名，还毛主席一个公道，是非常必要的，是十分迫切的。只要真正能够做到给文化大革命正名，还毛主席以清白，便可解除他们这伙敌对势力攻击污损毛主席的武装。到那时，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何种语言在何种环境条件下攻击毛主席，都必将立即遭到广大人民最有力的回击，他们都将落得个非常可耻的下场。
三，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质的最强大思想武器和最有效的斗争形式
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刻总结我国和国际共运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一个新的高峰的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正如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由这一伟大理论指导下运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进行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有效形式。因为既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冶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夺取政权，而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派，即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推行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资产阶级代理人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方式不能简单的撤职法办了事，也不能动用军队武力镇压，只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予，既可给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以有力的回击，又可以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触及灵魂，斗私批修。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最有效的斗争形式。
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达近30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具备的。这其中尤其是1956年以后这段时间，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斗争的这一过程中，毛主席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产生、形成到及其所造成的对苏联和国际共运所产生的严重恶果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并非从此就万事大吉，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并非没有再重新遭受奴役，重新回到被剥削压迫地位的危险。如果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正确把握掌权以后所面临的形势，并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政策措施，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样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给苏联和国际共运带来的严重损害说明，苏联国内外的公开死敌对社会主义可能造成的伤害是严重的，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并给予坚决回击，但是，比较起来，党的队伍内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发生质变，出现了背叛或出卖人民利益的官僚集团，营私舞弊之徒，叛徒卖国贼等修正主义分子，则是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事，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刚刚由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还存在严重的大量的由几千年私有制遗留下来的旧的意识形态旧习惯旧作风，即旧社会的痕迹。这些东西不仅一次革命不能清除，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或更长时间都无法彻底清除干净，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绝不能用简单办法去解决，需要做长期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逐步完善的制度规范。特别是党的队伍建设，其中尤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党的成员包括领导成员都来自社会，与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随时受到社会很广泛很经常也很深刻的影响。如果党的组织不能始终如一的坚持抓紧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党员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党员的行为，防止他们走上邪路，对于党的生存发展都将产生致命的影响。因此，不断加强党的队伍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使其永葆无产阶级本色，关系到党的战斗力强弱，甚至生死存亡。
在这一方面，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与以前的一切社会变迁都存在本质差别，都更加艰巨复杂。以前的一切社会变化，朝代更迭，都是在私有制这个共同基础上进行的，其变化的深度广度都远不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深刻性相比，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及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即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就是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这本身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地覆天翻的根本改造，就是打翻几千年剥削者统治的旧天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天地，这是以前的任何社会变迁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何况，以往的社会变动，包括同一社会形态的王朝更迭，都会遭遇到代表旧王朝的复辟势力的反抗。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出现过多次反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势必遭到更强烈的反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更困难。幻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会太平无事，稳坐江山，是极其幼稚天真的想法，因而也极其危险。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阶级斗争从此就退之次要地位，甚至逐渐消失，可以集中精力安心专搞经济建设的舆论，必是背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根本利益的修正主义分子无疑。
毛主席创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在这个伟大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是建立在对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的基础之上，而且，也是建立在对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对党的以领导核心为主体的队伍思想政治状况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恰恰既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
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现实，最有力的证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正确估计“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正是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走资派从上而下策划的，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大部分这几十年正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其中不少人的后代已成大富翁。这就是这几十年的客观事实。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发展到现在，并非他们主观愿望刻意为之，他们提出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倡导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说过许多好听的话，所以，中国的现实与他们本意不符。果真是这样吗？这里不讲他们是否认真的批判过自由化，实实在在的坚持过四项基本原则，仅拿对待苏东剧变一事便可分真伪。苏东剧变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敲了一个震憾心灵的巨大警钟，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必将走上亡党亡国之路。如果当时中国赫鲁晓夫不是诚心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是真心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路，就会认真组织全党全国人民好好总结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从而纠正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措施，改弦更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不是到南方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严重发展起来的地方去搞什么“南巡讲话”，鼓吹引进资本主义的胆子还要更大点，步子还要更快点，主张不准问姓社姓资等等。如果再比较这个讲话前后，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内心世界，对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心情多迫切，决心有多大。在这里，任何辩护都无济于事，只能暴露辩护者自己的嘴脸。
那个《决议》还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文革的一个主要特点和优点，社会主义事业既然是群众的事业，要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长久不衰，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质，只能且必须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把党和党的各级领导置于广大群众直接监督之下。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党的组织和它的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都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干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事的可能性。近30多年来，在取缔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否定了群众监督以后，出现的官场腐败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是不是直接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分界限。所以，直接依靠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无可非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缺乏经验，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向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是应当坚决避免的，解决的办法不是依此而否定文革，不是倒脏水时非要将孩子一齐倒掉，责备它不应当直接发动广大群众参与，而是客观地分析所产生的问题和偏差的原因、性质，找出克服或纠正的办法，认真的科学的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类似错误。只要以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在多次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改进完善，就一定可以将广泛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揭露和纠正党的阴暗面做得更好，更能体现大众民主的威力。所以，不能因为首次文革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直接依靠群众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彻底否定文革，把所谓“文革遗毒”作为大棒打人，并据此而猖狂反对毛主席，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是一切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残害人民的共同需要，一切还信仰共产主义，还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理直气壮的坚决回击之，不应当再保持沉默。
201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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