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 --献给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8周年

论毛泽东主义之精髓与灵魂　　

    --献给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8周年　　

上善若水　　

序 言　　

毛泽东主义，乃世界人类历史社会文明与智慧之最高境界！　　

多年来，一直在深层次地探索思考着一个命题--毛泽东主义的精神本质涵义究竟是什么？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精神本质或者说毛泽东主义精髓是什么，以前曾经有一些理论专家学者和官方政要权威做过诸多版本的解读。譬如：最典型的是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之说，还有“群众路线”之说、“为人民服务”之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说、“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之说、“人民民主专政”之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说，等等。　　

然而，这诸多版本的解释，虽然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又都不能够精确地、系统的、完整的解读出毛泽东主义的精神本质涵义。尤其是“实事求是”之说，则是把毛泽东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当做了实质，犹如把“程序法”当做了“实体法”，实属误导。　　

本人认为：“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应当是毛泽东主义理论学说结构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主义精神本质内容的重要体现，但它们还不是毛泽东主义精髓的核心内容与灵魂。　　

那么，毛泽东主义的精神本质涵义究竟是什么？本人经过多年的苦苦思考与探索，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经典理论著作、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各个层面中，解读出了一个相当更为科学合理的精确答案--毛泽东主义精髓的核心内容与灵魂，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上顶天立地的六个大字：民本，民生，民主。　　

--民本宗旨--毛泽东主义的最高价值观！　　

--民生情怀--毛泽东主义的最强源动力!　　

--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　　

在此需要作两点严正申明：　　

第一，毛泽东主义的“民本，民生，民主”，不能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含义混同；第二，毛泽东主义的“民本，民生，民主”，更不能与政客精英权贵的调调混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站在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立场角度上提出来的一种政治主张。其主体是意在推翻封建王朝帝制的新兴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　　

“以人为本”最早系中国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提出，《管子•霸言》中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此后的一些朝代也曾经有许多明君贤臣提出过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然而，他们的“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都是建立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其核心内容是“为民做主”，也就是统治阶级要“为民”作“明君”、“明主”、“贤臣”、“清官”，而绝不是让人民大众起来“当家作主”。　　

政客精英权贵将其“以人为本”词汇“拿来”招摇过市，则是为了掩盖剥削阶级（统治者）与被剥削阶级（被统治者）的阶级根本利益冲突和阶级矛盾斗争，掩盖当今官场腐败横行、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众老百姓天怒人怨的尖锐现实矛盾，进而为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精英政治”服务、继续麻痹民众老百姓。　　

而毛泽东主义的“民本，民生，民主”，则是代表占整个人类社会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人民大众共同根本利益，是穿越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洲区之间的普世价值观，更是一种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的最高文明标志和永恒价值取向。　　

第一章 民本宗旨--毛泽东主义的最高价值观　　

一．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大众是社会之基础、国家之基本、江山社稷之基石　　

“人民”，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群体，自古以来与朝政、官府相对应，与帝王、官僚相对立，始终是处于被统治者地位。在中国在数千年的奴隶主和封建王朝官僚主义社会里，“人”和“民”不是一个概念。“人”就是指人的生物个体和思想、文化、教育个体相结合的生命体；而“民”则是指社会的最底层的成员。与“民”相联系的是“庶”、“黎”、“众”等概念。是指最底层的大众百姓。“人民”一词，通常是指平民、庶民、百姓。　　

人民与公民、国民是不同的概念，虽然都反映了一定社会关系和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人民”属重视被统治者的相互连带感情而共同谋求解放压迫的概念，具有超越国界限制的普遍性。而公民或国民是个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它反映一定的法律关系，不以其是否起进步作用为标志。人民不包括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而公民则包括具有本国国籍的所有社会成员，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内容。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一切凡是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爱中华民族，拥护祖国统一的分子，都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　　

“人民”的概念，虽然在2600多年前由中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率先提出，但在2600多年来中华民族文明社会发展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人民”这个社会基本群体以国本、至上、尊严等实际内涵意义的，唯有新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践行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全心全意人民大众服务。　　

毛泽东开创建立的新中国，被他庄严而神圣地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协商机构、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警察、银行、钱币、邮政、国家电台等等都在前面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他所缔造的新型军队是“人民军队”，他所创立的独特战争形式是“人民战争”…… 毛泽东最高的也是他最满意的称呼是“人民领袖”，当人民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脱帽弯腰回敬：“人民万岁！”　　

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统称为人民大众。一切敌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包括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范围，这些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到五，统称为极少数阶级敌人。即使是原先属于敌人范畴的分子，只要脱离或经过教育改造脱离了他们原来的阶级和集团，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与建设者，同样也可就成人民大众中的一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民本、民生、民主宗旨的中心内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精神内核。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和劳苦大众已脉脉相通、心心相印。从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历史资料看，1939年2月，毛泽东致信张闻天，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内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阐述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巨大的回响，撼天动地、激荡人心，成为教育、培养、塑造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朽名篇，是毛泽东主义灵魂的发展和升华。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共产党人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此，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主义“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的同时，理所当然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在毛泽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反复教导全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实现人民意志的坚强执行者，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代表、这一宗旨、这一标准在毛泽东时代具有广泛性，赢得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无限信任和衷心爱戴。　　

毛泽东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源动力。战争时期战胜敌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保护人民群众；和平时期发展建设，同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有利于人民群众，一切胜利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斗，一切胜利成果又都必须由人民群众共享。毛泽东说，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群众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不应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更不应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必须站在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那就不是包括在人民群众中，而是脱离、背叛了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民本主义观，不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而且在新中国国家宪法中确定了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立国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因此，他在革命和建设的全系统过程中始终相信人民大众，依靠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始终把自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的翻身得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领导中国人民大众谱写了改天换地的宏伟诗篇。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从长期的艰苦斗争中认识到，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养育了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事业造就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冒着危险掩护我们的干部，节衣缩食支持我们的革命，抛家舍业参加我们的斗争，我们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倘若不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不关注人民大众的疾苦，不顺从人民大众的意愿，不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注定必然要失败；一切自以为很聪明的政客权贵精英，玩弄阴谋诡计，制造骗局，欺骗人民大众，推行愚民政策，将人民群众视为不明真相的无知者，最终必然会被人民大众揭穿，遭到人民大众唾弃。伟大的人民养育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党领导着伟大的人民。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皇天后土，民众老百姓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对人民大众的养育之恩要常怀回报之心、感恩之情。毛泽东坚决地说：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做胜利后很快陷入腐败怪圈的农民起义草头王李自成。　　

毛泽东认为新的国家政权是人民大众的政权，政府是代表人民大众来执掌政权。领导干部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大众给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为了实现人民利益而开展。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对人民群众负责，受人民群众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人民大众，在毛泽东的心里是至高无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仰。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联。他的精神品格，曾是时代与民族的人格化身；他的思想，曾塑造过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心灵。他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在他人格和思想的闪光之处，正是他心中装着人民，想着人民，并为人民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纵观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就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时代，那是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的民主时代；那是一个破除各种迷信，不怕神鬼，不怕霸权，不讲特权，蔑视金钱拜物教，思想大解放的阳光时代；那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贪官污吏极少、没有黄毒赌、没有假冒伪劣、没有黑社会势力的文明时代。全社会充满关心和帮助，到处是童叟无欺、帮弱扶困、助人为乐，人人都以无私奉献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以服从党和国家需要为职责，把接受艰苦任务视为光荣，“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成为各行各业、每个党员职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基本态度，人民的思想道德情操得到了修炼和升华，人们普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感叹：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政府机构真正精简、高效，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　　

毛泽东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不仅是加有“人民”称号的各种机构、事物，也不仅是领袖和人民之间的一个个动人故事，更主要的是崇敬他的丰功伟绩、朦胧或自觉地信奉他的“人民创造历史”思想的人民本身。机构上的“人民”称号可能删掉或仅保留称号而淡去了毛泽东所赋予或希望有的实质内容，毛泽东本人也遭受一些人的诋毁与否定，但亿万人民世世代代记得毛泽东、信奉毛泽东，毛泽东便永远地在历史中活生生存在，毛泽东也因此永远能对社会、历史发挥强大作用。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根本之点就在于他把“人民大众”这个社会主体深深地烙写在了历史的每一个篇章。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大众才开天辟地的推翻了过去一代代压在民众老百姓身上的以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为本质特性的统治阶级；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大众才真正的从跪着、爬着的态势下站立起来，成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主人。人民心声是毛泽东的最高丰碑，人民意愿是毛泽东的最强血脉，人民意志是毛泽东的最大能量，人民大众是毛泽东的最固基础，只有有人民大众存在，毛泽东就永远不会像他的那些诋毁者希望的那样被一笔抹去。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就连英国的人民群众都举着书有毛泽东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标语在伦敦冒雨游行以纪念这位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世界级伟人。　　

二. 毛泽东真正赋予给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　　

政治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本宗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建设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使中国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角，赋予了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　　

第一，通过国家宪法，赋予人民大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的五大自由权利，使人民群众实际拥有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利。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人民群众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贵贱，直接跨越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三大门槛，拥有自由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和各级，各部门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压迫的手段，从而拥有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了世界的最高峰。　　　　

第二，通过从人民群众中直接推举人民代表，推举各级官吏，让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拥有了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政治有了坚强有力的核心，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民代表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而人民政府的官员，则主要是由来自于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和普通老百姓，这样就有了保证“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爱人民政府”的可能。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是世界上迄今为上最能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其最优最特之处，就是让人民群众获得了直接或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第三，把各级党政官员置于中央和人民群众双重监督约束机制之下，让人民群众拥有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于历史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表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民众老百姓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上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毛泽东一方面既给各级官员定位，给告诫各级官员：“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另一方面，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员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人民群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使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之上。一是前面提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的五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都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毛泽东创举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第四，建立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机制。权与利分离的机制，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官僚和生活的特殊化，使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基本成为了人民勤务员，成为了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是仍在农村拿农民工分和仍在工厂拿工人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既具有真才实学又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毛泽东的民本宗旨，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民本宗旨，是毛泽东主义的精神本质核心，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旗帜，浸透着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先辈、志士仁人的青春、智慧、鲜血和生命。　　

毛泽东的民本宗旨，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伟大贡献，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两大理论基石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核心思想，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合乎客观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民群众观形成的世界观，必然是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即为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其他任何阶级所不曾也不会有的阶级品性。　　

　　毛泽东的民本宗旨，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句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肩负着最后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和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两个彻底决裂”。因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把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人生的意义、理想和目标，而且在为之奋斗的整个过程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坚持不懈地将个人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自觉转化为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科学的人生观，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基本、最朴素、最普遍、最实际的阶级本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民本主义”宗旨，体现了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伦理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是首先把人民大众看做主人和上帝来说的，而作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各级政府官员只能认真的、忠实的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官员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让人民群众当奴仆为自己服务，在毛泽东看来，那就是忤逆不孝。毛泽东有次到某地方视察，对那里的领导干部讲：“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群众。你们可不要得罪老百姓呀，老百姓要想让谁下台，他就非得下台不可。”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治伦理，才有了“造反有理”，才有了“四大自由”，才有了人民民主。　　

与人民民主不同的则是封建主义社会“为民做主”。社会越腐败，老百姓就越盼望出现清官。而毛泽东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他把无产阶级政权存在和延续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的高度觉悟上，而不是寄托在少数政治精英身上。因此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并有效行使民主监督，人民不仅要有选举权，更重要的还要有罢免权，能够把那些腐败变质以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随时予以撤换，使政权永远掌握在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人的手里，惟其如此，才能永保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取得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民主政治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最先进的成果，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背离毛泽东主义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必然要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在政客精英们肆无忌惮地“解放思想”以后,官方也在大张旗鼓的反腐败，而其结果却是越反越腐败，有的贪官甚至是“长腐不败”，以致官民积怨日深，社会矛盾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改革开放”后当今中国正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循环更替的征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为人民服务” 属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这句口号喊得再响也得落实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曾经有一种极具煽动诱惑力的观点，认为共产党执政只要政权在手，军队在手，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发展数量越大越好。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要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财富增加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拥护，政权自然就会得到巩固。然而，客观事实却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的确有了巨大增长，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非但没有得到相应巩固，反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事实上放弃了毛泽东主义，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并没有向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而是伴随着经济上的大规模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的不断推进导致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瓦解，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结构、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于是党政官场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工人阶级由国家的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沦为被剥削阶级。这样共产党在失去了执政的经济基础之后，又继而失去了执政的阶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只能是“为人民币服务”，为官僚买办权贵资本家少数人服务。即便象当今官方语言所表述的所谓“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等等假大空套话，也必然表里不一，自欺欺人。　　

毛泽东的民本宗旨，是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毛泽东认为，社会进步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前进运动。社会进步体现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实践，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无产阶级是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有完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就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而言，这并不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互动的服务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每一位成员，是人民中的一员，当他在为人民服务时，人民中的其他成员也在为社会包括他自己在内服务。因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价值观，并不否认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是认为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只有首先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提出的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就是党和人民事业与个人利益和价值的统一是辨证的、有机的、和谐的、温暖的、文明的、健康的、发展的统一。　　

　　因此可见，毛泽东的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判断、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与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一致性，坚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与为人民谋幸福的一致性，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与实现自我价值的一致性。　　

他决不容忍人民受凌辱、受奴役，所以他领导中国革命，上井岗、破围剿、征万里、过长江，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人民大众站立起来。　　

　　他决不容忍人民受饥寒、受贫困，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他立即带领全国人民群众，进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过艰苦卓绝的27个年头的建设发展，使新中国大踏步地富强起来。　　

　　他决不容忍人民群众再受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商资本主义复辟之苦难，所以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义无反顾地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上台，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商资本主义复辟，反对霸权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使中国人民大众觉悟起来。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海枯石烂般地矢信、“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执着，对人民大海般的深情、泰山般的厚爱，唯独对自己是那么的苛刻,对自己的亲属是那么的不尽人情。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论在他身前还是故后，人民群众无不为他开天辟地的伟绩和感人至深的事迹而潸然泪下，无不为他科学的思想观念、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伟大的品格情操而感到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　　

四．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四种形象比喻让政客权贵精英猥琐不堪　　

　　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曾作过四种形象而贴切的比喻:　　

一是比作“眼晴”。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说，“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群众，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群众，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共产党员要不谋私利，只为人民群众谋求福利。生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以此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把人民群众看成“眼睛”，就是要赤诚地爱护人民群众。实践证明，共产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动真情，人民群众就会为真情所动，就会把党员干部当作自己的亲人、最信赖的人，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地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 　　

二是比作“上帝”。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把人民大众看成“上帝”，就是要自觉地敬畏人民大众。共产党的江山是靠人民大众的支持打下来的；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是人民大众赋予的；人民群众是执政党的衣食父母。只有始终如一地敬畏人民群众，坚持人民群众拥护的，抛弃人民群众反对的，为人民群众的富裕幸福竭尽全力，才能使我们的基业长青，永远不败。　　

　　三是比作“土地”。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人民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把人民大众看成“土地”，就是要坚定地立足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大众，开拓前进的智慧与动力来自人民群众。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共产党就失去了民众最广泛、最坚定、最长久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象安泰那样被人扼死。　　

四是比作“水”。人民大众在毛泽东心里是至高无上的境界，也是始终不渝的信仰。在谈到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常用这样的比喻：“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中国历史上曾有开明的封建帝王统治者，形容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的时候，比作是水和舟的关系。这种比喻是比较文明进步的，反映了某个开明的封建帝王对百姓力量的认可。民心之向背，决定着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成与败。有人也将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比作是舟，将人民大众比作是载舟之水，水可以载舟航行，也可以将舟颠覆。也是对民本的正确认识，但是这种比喻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舟水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就是说封建的统治，它可能还是在老百姓之上。那个舟是在水上，水是载着舟的，舟还是浮在水上的，舟既要浮在水上，又怕被水倾复。相比之下,鱼水关系理工贴切,也更深刻, 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鱼水关系比喻，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崇敬人民群众、立足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　　

觉悟的人们都知道，在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四种形象比喻面前，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政客权贵精英“创新”的所谓“三个代表”神马“思想”、“以人为本”神马“观”之类的封资修货色，比猪屎狗屁还臭不可闻。　　

五.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之核心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民本，就是对人民大众的地位、作用和生活所持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毛泽东心中只装着人民大众，把最广大民众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定位和最长远的价值取向。同样，最广大民众老百姓心中也只装着毛泽东，把毛泽东当做最尊敬的人民领袖，最尊敬的佛祖、神灵、和圣贤。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凸显出来。　　

毛泽东主义民本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从数千年的历史朝代更换和社会状态来看，民众老百姓始终是处于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一个弱势群体地位。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领袖如此深爱人民大众。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生命无私地投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和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人民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讲的是目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则讲的就是方法问题，就是如何去做、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就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善于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相信人民群众有力量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就必须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就必须在工作中宣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要下努力创造做好人民群众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从人民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是人民群众路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要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就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深入人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从人民群众中得来的宝贵意见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自觉行动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对待民本，民生，民主的立场和态度，是是考量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及政府优劣的唯一分水岭。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不敬重人民大众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能逃脱人亡政熄的结局。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敬民、爱民、亲民、为民意识，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实现人民大众的愿望，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这也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大众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民本、民生、民主主义的宗旨。只有敬重人民群众者，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谁才能够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要有亲和感，对人民群众的事业要有使命感，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要有责任感。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不竭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宝藏。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是非常平凡的，而恰恰是这种平凡的劳动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创造着人类社会的财富。我们要把这种平凡的劳动看成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尊重人民的劳动价值，珍惜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尊重人民群众的人格。彻底破除官尊民卑的封建思想，能吃百姓饭，能干百姓活，能说百姓话，能交百姓友，坚持与普通人民群众平等相待，建立鱼水般的党群干群关系。真正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站在自己身后的巨大支撑力量。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多做扶贫济困的善事，多做排忧解难的实事。坚持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选择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造福人民群众的事就办，劳命伤财的事就不办。时常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工作能否经得起人民群众检验；反思自己的作风能否经得起人民群众监督；反思自己的政绩能否经得起人民群众评说，真正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竭尽全力，鞠躬尽瘁。　　

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一生，是鞠躬尽瘁身体力行实践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光辉一生，言行一致，严于律已，几近苛刻；光明磊落，唯民是图……总之，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个人一生生活俭朴，堪称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廉洁的人民领袖。他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勤政，除了肝胆相照尊敬人民大众、赤子情怀热爱民众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旗帜鲜明捍卫人民大众利益，义无反顾为民大众利益而生死战斗之外，他没有其它私心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艰苦朴素度过一生，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穿着的睡衣一补再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洁奉公，做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有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中国人从贫穷到温饱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向富裕，中国人的精力、思想和感情可以说大转移，可为什么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深了呢？毛泽东留给我们什么？现在越来越旺盛的毛泽东热，没有什么势利因素，也没有什么权力因素，更没有什么政治强权高压因素，完全处于一种普通民众老百姓的真实感情，这就是孕育、支持任何英雄豪杰生存的人民大众之土壤，这就是任何官府势力都摧不毁的人民大众之心碑。这就是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民众之心海。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决不允许脱离人民群众，绝不允许以权谋取私利和超越人民群众人民利益之上的权贵阶层既得利益。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著作中对共产党干部无数次苦口婆心、耳提面命，谆谆教导的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民本主义”。以至于这句话使亿万中国人民都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久久回荡的“人民万岁”的声音。这声音，已经穿越历史，穿越时空，沁入中国人民的骨髓。这声音固然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真诚的祝福，但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依归，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正因为毛泽东奉人民为上帝，人民奉毛泽东为领袖和导师，形成了中国当代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天民众老百姓崇拜毛泽东，则纯粹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这是因为毛泽东将人民大众举上了天，人民大众也就永远将毛泽东铭记在心里。　　

历史发展轨迹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创造历史又需要有杰出领袖人物的启迪、激发和组织领导，否则难以发动和收取大的成效，时代和人民在呼唤毛泽东。毛泽东的主义思想和历史活动功绩作为一种历史坐标始终在激励与启示人民如何把握与创造历史，毛泽东主义的思想、理想、战略与领导艺术等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源泉之，是人民大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更是人民大众最伟大、最神圣、最丰富的宝贵遗产与财富。今天的人们怀念与学习、研究毛泽东，其主要动力和意旨也正在于此。 　　

崇敬人民领袖毛泽东、信奉毛泽东主义的人民群众，已永远的凝聚为影响和决定历史的巨大力量，无论现今和未来，在中国、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可以肯定都将永远铭刻上毛泽东和人民大众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创造了不可能根本逆转的人民历史，人民大众也必定会把毛泽东永远载入历史发展圣殿史册中。　　

第二章 民生情怀--毛泽东主义的最强源动力　　

一．民众温饱，民众冷暖，民众疾苦，民众呼声，是毛泽东一生刻骨铭心的情怀　　

在古今中外的社会变革历史上，改朝换代而又江河日下的历史周而复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周期律。毛泽东认为，人民政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人亡政熄。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他深情地把进城称为“进京赶考”，把人民群众尊为考官，把自己视为学生，把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当作广袤的考场，把历史作为公正的监考人。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谦逊的美德。人民早已点了头，历史早已下了定义，毛泽东决不是李自成。毛泽东用自己的一生填写了一份令亿万人民为之动容、叹服、感慨和深思的答卷。　　

所谓“民生”，即国民生计，主要是指民众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包括民众老百姓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等等。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　　

毛泽东一生都在高度重视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他把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首要任务指定在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上。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在于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于提高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才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开辟广阔道路，为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提供制度上的先决条件。这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同时，毛泽东又没有完全理想化这种所有制制度。他深切地感知到所有制并不能自然生产社会平等和经济民主，因此，他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后，又将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其他领域。　　

毛泽东在高度重视所有制变革的同时，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建立。他提出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必然妨碍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建立，例如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是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官职靠权力，这些法权关系都必须破除，破除了还会产生，产生了还要破除，必须不断地破除。因此，在干群关系这对矛盾中，毛泽东一方面十分强调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勤务员”和“平等”意识，很容易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实现干部思想的革命化；再一方面，他又用几乎苛刻的要求，对待各级干部，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毛泽东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毛泽东又在实际中极大地提高了劳工阶级的地位，认为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普通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还极力提高工人农民的能力，强调工人农民知识化，强调工人农民要管理国家，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管理军队。毛泽东不仅重视所有制变革，重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因而毛泽东极力反对扩大私有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兆和萌芽。因为所有制基础一动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他关系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就会改变颜色。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毛泽东也眼光独到，措施有力。他认为，利益关系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他说：“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因此，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公私兼顾。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重要，他指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他又强调：“物质利益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要求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而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党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相对分开，干部职务的升迁不再与工资必然挂勾；形成了国家的工资调升向生产第一线工人和科技人员倾斜，农村则基本按劳动工值分配的公平分配机制。英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对此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论：“平等不仅仅是起点平等，还必须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会最下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时还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层劳动者的能力，就必须给人们平等的教育，参与政治，提升他们的信心。毛泽东时代在改善社会最底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以及增加基层劳动能力方面，中国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 　　

毛泽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国建国之初，国家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坚持“送医送药下乡”，“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并在农村创立了“赤脚医生”体系；坚持国家补贴搞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广大群众治病难的疾苦；真抓实干在全国彻底消灭了性病、麻风病、消灭了血吸虫病消灭了性病、麻风、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甚至对农民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在短短的30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而且这些建设成就是伴随着严竣的国际封锁、战争威胁和“修正主义”压迫，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长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有两大十分鲜明的性格特征：一是克己，一是爱民。一方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属的要求十分苛刻，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谁要是与民众老百姓争利益，欺负民众老百姓、损害民众老百姓争利益，他就会六亲不认地与其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民众老百姓，他则是怀着格外仁慈和宽容的菩萨心肠。1941年，在延安时，有农民说骂“老天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清涧县农家妇女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面见毛主席的经历。众乡亲们听了以后说：“毛主席太了不起啦。”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迅即纠正了 “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的问题。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一段情系民生的精辟讲话：“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毛泽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坚决依靠人民群众, 始终不能忘记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的历史与社会使命。党员、干部只有身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保持鱼水关系，才是防此发生腐败和蜕化变质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必须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论合作社》）。为此，党中央制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取销干部官衔制、职务补贴、奖金等特殊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工资制度大体平衡的分配制度，实行“鞍钢宪法”式的管理制度、让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在人民群众中选拨干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制度等等。大大密切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发展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为中华民族独立与强大，敢创世界科学技术高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医疗发展方针：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群众预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艺术发展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新中国27年的发展建设，时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足以坚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强大的公有制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了全体民众老百姓生有所居、少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社会民生基本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工农一致，干群一致、军民一致，为人民服务，民众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价值观。　　

倘若毛泽东主席在世，下一步也必然会实施改革与开放。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改革与开放，必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平主义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框架下的进行，而绝不是在倒退回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下进行。毛泽东领导下的改革与开放，绝不会给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共产党领导干部赋予任何特殊权力与特殊利益，让官员权贵群体先富起来；绝不会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回来主宰社会；绝不会让那么多的汉奸叛徒卖国贼之流和形形色色的政客流氓经济流氓文痞流氓社会流氓耀武扬威把持国家政权、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舆论宣传舞台阵地，操纵改革开放方向；绝不会让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蜕化变质为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群体；绝不会让剥削阶级死灰复燃、衣锦还乡，剥削老百姓，欺压老百姓，鱼肉老百姓；绝不会让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再次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让占总人口80%以上的民众老百姓再次陷入绝对贫困的苦难深渊，遭受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群体的压迫与剥削，倍受新三座大山的折磨；绝不会让假冒伪劣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绝不会让封资修货色污染腐蚀意识形态领域、腐蚀污染思想、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精神家园，腐蚀霉变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绝不会让金钱拜物教价值观、官僚特权腐败和权钱色等价商品交易成为一种官场和社会通行的潜规则，进而形成了一种毒害社会、毒害政府、毒害执政党、毒害中华民族、毒害子孙万代的腐败土壤和腐败文化。　　

二．群众路线，集体道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一生勇往直前的实践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要使群众认识，党代表他们利益，和他们呼吸相通，接受党的政治号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都不能实现领导。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群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一切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领导干部应该时刻注意的，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个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　　

人民群众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体力量。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体力量。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　　

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那只是一种幻想。毛泽东从改善军民生活，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要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经济是关键。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与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极其困难。对此毛泽东提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并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只有生产力得到充足发展，供给得到保障，才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站在争取抗战胜利、取得政权和实现人民解放的战略高度，心系人民，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论，即重视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减轻人民负担。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与革命最后胜利”的建设总方针，分别从农业、工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生产发展，以此初步解决了民生问题。诸如在这一时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等实践探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改善了民众生活，调动了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与热情。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79.4%，粮食产量由战前的110万石增加到200万石，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加了30倍，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许多地方达到了丰衣足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民生，为后来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贯强调必须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早在建国初的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一个个“五年计划”。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迅速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及各项事业，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可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7年，是极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27年，是掀起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27年，是将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国的27年，是将一个民生困苦、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贫穷落后国家，初步建设成为民生改善、国家富强的新兴国家的27年。毛泽东的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牢牢把握住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最充分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紧紧围绕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问题。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系统、科学地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乃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实在，要研究它并熟练地运用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商品经济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必须运用好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也就是说，“人”既是生产关系，同时又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因此，第一，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联系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关系，科技技术的进步等来谈生产力的。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自然十分重要，没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不成的。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是在十几年内造就出大批的红色专家。”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适时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指导经济，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不能孤立实现的。只有在首先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带来生产力、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人是决定的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单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在真正尊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互助关系、破除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条件下，才能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力。劳动群众在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所焕发的主人公态度和革命精神是任何金钱、物质刺激的作用所不能取代的。　　

毛泽东在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一是极为重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新中国的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所有制变革给予了科学总结。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二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地位。在基本上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赋予劳动者管理企业，学校，机关，军队和国家的权利；三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他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法关系，强调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差距悬殊，把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高度统一起来。对于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于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无论是现实还是深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留下的一片战争废墟之上，以毛泽东为首的的第一代领导者们带领全国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人们满怀热情，无私奉献，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得以迅速改变。据有关资料介绍，新中国前30年中，除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生产一度下滑，出现了年均0.4％的负增长率外，其他各个时期我国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1953～1957年开始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取得了年均增长15.5％的成绩；就是在“文革”前期的1966-1970年的“三五”期间，年均增长也达9.3％；后期的1971-1975年，“四五”时期，年增长率还保持在7.3％的水平。建国之初的1950年，毛泽东一方面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指挥志愿军在战场上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大兵。另一方面又亲自组织了淮河、黄河、荆江和海河的治理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沿岸人民的生存状态。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1968年9月30日，第一列火车驶过了南京长江大桥，12月28日公路桥也胜利通车，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程贯通。这些工程都是那些西方专家认定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国人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精彩，这也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了新中国的魄力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成功试射核子飞弹后，又在1967年6月17日试爆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这一连串的奇迹让世界睁大了惊异的眼睛。而这些成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而且将富强起来的坚实经济基础。　　

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一生永不弯曲的脊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主义活的灵魂的基本点之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求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这就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以及后来的大批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曾不远万里到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为师。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并不支持中国的革命者，他们的既定方针是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他们支持中国的腐朽势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屠杀大批的革命党人。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明自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毛泽东从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一开始，独立自主的思想就比较明确，随着毛泽东主义的成熟和发展，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也日益为广大党员千部接受。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面对着国民党顽固派限共、溶共、灭共的阴谋，是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成了决定战争和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于独立自主的思想有了更系统的论述。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国共关系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主义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执行。所谓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胜利和成功，无一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正是相信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发动人民群众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使之丧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废除国民党的独裁和专政。党的群众路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毛泽东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史。　　

从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时，国民党军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苏区的封锁和围剿。红军穿着草鞋，喝着南瓜汤，有时候甚至吃着野菜，饿着肚子和敌人周旋。恶略的外部生存条件，使从成立那天开始，红军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自力更生”成了红军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长征途中，国民党军队更是地上围追堵截，天上狂轰滥炸，试图趁机把红军消灭在居无定所的征途中。不知道有多少次，红军濒临绝境，生死难卜。也不知道一路上饥寒交迫，草根树皮当粮，饿死冻死了多少英雄好汉。不自己想办法，红军就不可能走出绝地，到达延安。　　

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各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面对外敌，却并没停止对延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保障军队供给，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更是声名远扬。　　

“穷则思变”，恶劣的外部生存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思变”的状态下，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遏制的“图新”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一种渴望突破的亢奋中，或许，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 “生于忧患”。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当时从国民党手上接过来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洽下，旧中国的经济极端落后，国民党22年的统治，更是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后期造成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及物价飞涨，物资奇缺，投机倒把活动猖撅等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依然存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国外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援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对我国实行长期的经济、军事、外交的严密封锁。使我国不仅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就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并持续达20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至1953年，经多种措施减少损失之后，“封锁、禁运”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仍达5691万美元。其中，被冻结的资金为4182万美元，被扣物资价值约335万美元，船只到达我国港口前被劫持的损失约1174万美元。这个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尚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当时，国内的反动派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断言中国共产党克服不了经济困难，国内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能解决经济问题。在上述严峻的经济形势考验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用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的经济措施：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加强了国家对财经工作的宏观管理；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逐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对三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土改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之后，新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毛泽东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他总在努力寻求外部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他深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帮助，会更加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早日成功。每一个客人，无论是什么背景，到延安总是受欢迎的，他们在延安没有任何禁区，这和国统区的戒备森严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所有到访的客人都会对延安表现出惊异和赞赏，无论民主党派，无论国民党高官还是中外记者以及各种名目的考察团。1944年8月到1947年4月，美军观察组在给美国政府的各种报告中都对延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戴维斯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可惜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没有采纳美军观察组的意见，错失了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并最终关上了这扇有可能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门。但不管美国人以后怎么和蒋介石狼狈为奸，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成了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逼迫美国苏联和我们一起上演了一出“新三国传奇”，中国自此成了世界的另一个支点，这在过去无论如何是没有人敢想象的。而这一切，全都是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下完成的。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可能让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西方强权随着他的指挥棒而起舞。但毛泽东做到了，只有他能唱转这与世争锋的大戏。　　

　1963年7月14日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说：“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他曾感叹，国民党统治中国20多年，“连一部象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面对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服输。”李宗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已经过去快50年了，国内国际形势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正是这种精神赢得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际重要地位，这种精神也应该继续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直腰杆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经常告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使中国走向富裕走向发达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指引下，新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从而创造了人类奇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新中国在五十年代就在苏联的协助下引进建设了156个骨干项目，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工业生产体系。到七十年代，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了“43引进方案”从西方引进维尼龙和大型化肥厂成套设备等项目，正是这些引进，加上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使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将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迫使我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对我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向我关闭了它们自己的国门。随后，又有苏联为迫使我接受其修正主义路线，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数百份合同，也向我国关闭了国门。显然，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曾一度不能对外开放，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因，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但到七十年代，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靠小小的银球推动了大球，这种局面已经大为改变，“43引进方案”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毛泽东深知中国落后，需要引进，但毛泽东更知，我们的引进，应该是为了我技术的提高，是为了我更好地学习别人的技术和经验。他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显然并不是在外部对中国实行封锁时的权益之计，而是国家发展进步强大的必由之路。南美东欧就走了一条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之路，结果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发展权控制权都落在了外国人手里，本国人民只能在痛苦与贫穷中受煎熬。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境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要求在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不是盲目排外。毛泽东历来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各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必须认真地学习。要求批判地吸收外国的长处，创造出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风格的东西，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呈现出开放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挺直了脊梁，坚决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外交政策。旧中国遭受外国霸权资本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100多年，深受丧权辱国之苦。新中国不再依附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或国际势力，是一个真正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摧毁了外国霸权资本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取消了各霸权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开办的宣传机关，并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从而肃清了外国霸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彻底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同时，新中国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但只要外国霸权资本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新中国就一天不给它在中国以合法地位。这个原则立场，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的尊严。即使是新中国的朋友，干出有损于新中国独立、主权的事，新中国也决不答应。50年末，赫鲁晓庆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被毛泽东愤然拒绝。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创造一切奇迹的法宝。当新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渴望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新中国的国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的有关技术资料。8月，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定的国家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单方面决定在短短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苏联人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祖国内外的压力并未削弱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毛泽东再一次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于是，中国一大批核科学专家和有关人员抖擞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自力更生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终于不负众望，用了比美国少20倍的试验次数，于1964年10月爆炸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颗原子弹。事隔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能装上导弹头的100万吨以上TNT当量的氢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花费时间最短的国家。　　

四．消灭剥削，缩小差距，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　　

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通向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艰辛探索。世界级伟人毛泽东就是这些人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　　

公正正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民众的心情才能够舒畅，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才能协调融洽，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民众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民族活力，国家活力才能够充分激活。只有在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规则下参与正当竞争，社会各阶层成员在思想和心理上才容易接受具有差异性的竞争结果和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才能够有效地减少由结果的差异和贫富的差距而导致的心理失衡，避免因此产生的对社会不满与怨恨，才能够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化解社会危机。在推动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放到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措施，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制，使全体民众朝着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们: 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问题,是产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对抗的总根源，一旦激化到不可调和的严重程度时,必然会引发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社会动乱。　　

所谓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具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其一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存在两极分化，保持着适度差距，这种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是大富和小富的差异。　　

    因此，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前者要求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必须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率作物质保证；后者内在地包含着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简而言之，欲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则必须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他把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经济剥削好、没有政治压迫，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人人都过上富裕生活的文明社会。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种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济贫和均贫富，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所以他选择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　　

综观毛泽东一生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泽东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设定：作为出发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有相同的公平机会和权利，这是最终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为落脚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民众老百姓都能够致富，意味着所有人都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虽然共同富裕社会里也会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必须控制在人民群众心里上能够承受的合理程度之内，绝不能允许少数一部分人暴富而陷大多数人贫困，绝不能导致社会成员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毛泽东一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最高己任。对他而言，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公平。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原则。在通向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应该始终贯彻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对于毛泽东而言，社会公平应该是终极目标，经济效率应该从属于这个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个目标。公平是效率的归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践履者。毛泽东认为，即使效率很低，也应优先保证公平，因为公平是效率的目标。毛泽东并不是忽视经济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远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终为公平服务。　　

毛泽东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作为建立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物质手段。　　

    毛泽东认为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那样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共同贫穷。社会公平是需要经济效率作物质基础的。他一生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公正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经济公正，才能建成先进经济”。毛泽东坚信，只有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结果，因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在私有制条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因为私有制的本质是极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铲除剥削的根源，可以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对平均主义和懒惰思想，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每个人靠自己的勤奋劳动都富裕起来，不会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产生两极分化。因为人的技能，体力差异是很小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所以“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支配，以使所有劳动者都能过上富裕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他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国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能从起点(所有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过程(按劳分配)、结果(所有人都富裕)三个环节保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毛泽东锁定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手段，不仅仅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还在于社会主义在吸纳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积极成果基础上，是一种能带来高经济效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丰裕。因为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铲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阻挡生产力正常发展的种种障碍，能保证物质财富在其应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成员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实现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当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毛泽东晚年所做的都要为了在各个层面去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内在含义就在于从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但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保证。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却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为此，晚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中国既有的国情和历史出发，设计了新中国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通过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此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层面进行了具体构划。　　

经济上：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有效途径是“集体化”，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毛泽东看来，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既适应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又可以使农村社会经济改造成为单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便于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这样就可以避免贫富分化，保证所有农民都能同时富裕起来。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坚决反对私有化，主张集体共同富裕，反对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因为那样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造成贫富悬殊和两级分化。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毛泽东相信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会大大提高，因为人们第一次是为自己劳动。他相信公平的社会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置于社会公平的目标之下。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就非常重视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实质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最终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正是在公有制确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毛泽东相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快速地把中国人民带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后来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是把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建基于现代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他对经济效率也是高度重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促生产”。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运用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全国发展设置了均衡协调发展目标，要求全国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实现全国经济一盘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西部开发，如大三线建设，就有在经济布局上均衡发展意图。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同样致富的机会和权利，按劳分配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提供相当的积累资金，毛泽东主张实行低工资制度。每次工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实行低工资的前提下，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差别过大。为了真正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参加劳动，因此在全国推行普遍就业，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健全社会主义集体福利和社会主义基本保障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基本的社会财富。总之，毛泽东在探索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经济方面的设想是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去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集体劳动，在生产力逐步发展基础上通过公平分配、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泽东注重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发展生产力。为了防止权力为少数人谋私的结果，避免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蜕化变质为人民群众的官老爷，毛泽东经常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对腐败。经济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来保证。为此毛泽东极力想通过“群治”的方式去谋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保证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对官僚主义深恶而痛绝，对腐败更是毫不留情。为了防止他所领导的政权变为特权阶层欺压民众老百姓的工具，他不惜砸烂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沦为“修正主义”国家机器。毛泽东一生视人民为上帝，所以为了实现人民大众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证，一直在探索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他要求人民公仆应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他经常用整风、运动的方式去教育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文化上：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他鼓励人们应该见利思义。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过程中应当坚持的精神支撑，是人民群众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重要保证。解决人们利益矛盾，单纯靠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够的。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信念去为经济效率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要鼓励人们多想大家富，少想个人发财，要走共同富裕、集体致富道路。毛泽东不仅铲除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经济基础--私有制，而且还要人们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斗私批修”。 毛泽东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也隐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内涵。他之所以消灭私有制，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剥削暴富起来，在中国社会出现他所担心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与他追求的走集体致富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是相违背的。　　

毛泽东时代，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从经济效率上讲，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毛泽东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前提。从社会公平讲，毛泽东启动的中国工业化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中国人民从中国现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进步的时代。　　

第三章 民主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最长生命线　　

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人民大众民主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清醒地找到执政党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大众民主，而群众路线则是人民大众民主的政治基础。　　

　1949年10月1日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人民大众民主管理国家，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政府。　　

人民大众是个群体概念，是由亿万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平民老百姓集合组成。人民大众就其一个个的单体成员而言，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都是微不足道、十分渺小的，渺小的犹如一粒沙子、一粟尘土、一根草芥、一滴露水，经不起外来强势力量的打击。他们中的单体成员别说是一对一，就是十对一、百对一甚至千对一，也不足以与统治阶级集团中的任何官僚精英对抗。然而，只要是这地球不毁灭，人类不灭绝，人民大众就会是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与天地日月共存。人民大众一旦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波澜壮阔的黄河长江，就是巍然屹立的泰山昆仑，就是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就能打败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强盗贼寇，就能推翻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统治集团。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就独到地发现了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于是他倾其一生都是在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发展民众，依靠民众，服务民众，保护民众，把自己全部生命融入到了人民大众之中。一个人的崇高和伟大，首先必须是心灵境界上的崇高与伟大，然后才能在人生历程中立德、立言、立业、立功。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从心灵境界到为天下立德、立言、立业、立功皆显崇高的世界级伟大领袖人物。长期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能够多次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以及为全国各族人民所爱戴的领袖，除了他本人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智慧、才干和人格魅力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毕生所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事业，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本质的原因。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个人的能力、魅力和行动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奋斗都统一到民本、民生、民主这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最高境界的人，因此，也正是由于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敬民、爱民、为民并且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高尚品质，才赢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爱戴。当代军旅作家云剑的经典作品《咱们老百姓》写出了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道理：　　

    都说老百姓,是那满天星，群星簇拥才有那日月光明；　　

    都说老百姓,是那黄土地，大地浑厚才有那太阳红彤；　　

    都说老百姓,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春意深浓；　　

    都说老百姓,是那无边海，大浪淘沙托起那巨轮航行。　　

天大的英雄也来自老百姓，树高千尺都要扎根泥土中；　　

    天大的英雄也来自老百姓，船行万里都需载舟水推动。　　

    是好人都不忘老百姓养育恩，鞠躬尽瘁报答这未了情；　　

    是好官都不忘老百姓期望心，堂堂正正书写这正直人。　　

    家道盼良孝，国道盼贤明，老百姓盼得是政和万事兴。　　

家运盼富裕，国运盼繁荣，老百姓盼得是民富国强盛；　　

    谁要是为老百姓谋幸福，浩浩青史千秋万代永留美名；　　

    谁要是为老百姓主公平，朗朗乾坤日月同辉永得永生。　　

在毛泽东的治党治军治国思想体系中，人民民主占据了核心地位和压轴份量。他出生于“民”，成长于“民”，同情于“民”，成功于“民”，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种“民本、民生、民主”情怀，使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为着人民群众，代表着人民群众，去争取人民主权，追求民主政治，维护人民利益。他开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时候，就强调军队中的民主主义是人民军队的重要聚合力；他在革命圣地延安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的时候，就确认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构建新中国、新社会、新政权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性质。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熄”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由此可见，毛泽东把是否实行人民民主看成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有真正实行人民民主，才能真正治好党、治好国。人民民主治党、人民民主治国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官僚集团阶层。历史证明：“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30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统治阶层的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几乎不可能实行，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人民大众对统治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人民民主以及任何监督。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毛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泽东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人民大众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关于人民大众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理论界学者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人民大众民主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对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方式推行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实践过程，如果说在文革前进行的政治运动还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因此常常被当权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顺势用来排除异己的话，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显然想纠正这种缺陷，转而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对于已经逐步开始异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将意味着什么？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是心知肚明的。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们的拼命反对和污蔑诋毁。　　

新老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政客精英们在否定人民大众民主“政治运动”这一点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它们完全不愿意承认人民大众民主政治运动有任何进步意义，这和他们在口头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民主”的热爱极不相称。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新老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政客精英们所倡导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少数政客权贵精英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资产阶级民主，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大众民主。新老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政客精英们最怕他们在政治运动中成为人民大众民主监督的“监督对象”，失去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利益和优越地位。　　

……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直接在政治上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消弭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矛盾。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国革命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党政的领导干部。他们掌控着中国政坛各级党、政、军、人、财、物的操纵大权，斗争经验丰富，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因此也就逐步形成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这就是当时活跃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强势群体--官僚集团阶层。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洗礼之后，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夹着尾巴退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于是，强势群体--官僚集团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俨然成了老虎和狮子，没有天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他们毕恭毕敬。这就不知不觉地使官僚集团阶层滋生官僚主义作风，脱离人民群众，热衷于特权，维护既得利益，提供了温床与土壤。　　

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然而，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组织起来的，并在他的带领下长期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卓越贡献。而现在又成了阻碍他领导中国走向人民民主的消极障碍。复杂的是，官僚集团阶层潜在的异化蜕变趋势不是一般常人能够洞察到的。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官僚集团精英阶层垄断一切权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们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集团精英阶层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颠覆社会主义的本质制度，重建官僚资本主义成为“潮流”。官僚集团拥有垄断性权力，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以自己为对象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人民大众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大众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在构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民主，并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予以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国家宪法让人民大众拥有了“四大自由”权利，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四大自由”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官僚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官僚精英阶层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集团阶层压迫，监督官僚集团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精英学者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就成了民众监督官僚精英时的一种无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明眼人一看便知。　　

二是让人民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当今国际上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并成为大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创造条件。　　

而在当今，中国的许多伪民主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毛泽东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追求民主、称赞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智商是否神经正常。　　

　　三是创立了人民大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以上表明，“人民民主”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最核心、最本质、最根本、最关键的主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对象等等所规定，使得发展民主力量，实行民主革命，追求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社会，成为这段历史发展的主线，而共产党人是顺应历史潮流，应和历史主旋律的。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政治承诺，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和召开人大会议、制定国家宪法、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代表大会制度等具体步骤，基本上得到了实行，新中国的民主之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在新中国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最终是须得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法制作制度保障。毛泽东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对新型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较多的理沦探讨，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也有较多的借鉴，并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了各项司法制度，颁布了一批法规、法令，对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特别是他提出的在人民民主政权中，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思想；在民主集中制的实施上，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思想；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以及在人民内部的协调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思想等等，对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群众路线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础。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差别、意见有分歧，“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人民要当家作主，不是一个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是一个把人民群众中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人民群众的统一的意志，再由人民群众付诸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人民民主，或者说民主集中制，就是要解决集中民力、民智，付诸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曾经用一段十分生动的话描述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群众路线思想是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体现，群众路线思想把人民主权思想贯穿于中国政治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成为一种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可以说，群众路线是人民主权的中国化表达。此外，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毛泽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作出的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人民大众民主的长效机制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既是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第三座里程碑，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与实现人民大众民主的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特征是共产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特别是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就是一党执政。然而这里就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前提，即共产党必须是真正代表最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前提，一党执政必然会演变成一党专制，成为少数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统治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必然会出现保持革命属性与淡化革命属性的矛盾斗争，党员队伍中必然会发生放弃革命属性的变异。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证明，执政后的共产党在“变修”后其在搞特权、享乐腐化、对付老百姓方面决不亚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尚有它的多党竞选制以及群众游行、罢工、结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共产党一旦变修搞特权、搞腐败却连这些机制也没有。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新生的政权在和平环境中发生演变、腐化变质，这不能不是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命题。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著名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教导。毛泽东的讲话，对当时既将准备欢庆胜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们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一个及时有力的警告。更彰显出毛泽东的明察清醒、远见卓识。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官僚特权和腐败的趋势，仅靠对个别人杀头和严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根本的是共产党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怎样才能使共产党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不仅被推翻的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它们还有国际基础，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列宁早就说过：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小生产者中还会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维埃职员、工人、党员中都会出现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蜕化变质的现象。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分配方面，在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等级差别还存在。在这方面“与旧社会差不多”。有些人总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权力当成特权，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为了取得政权，上升到统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权是以权为公，把权力作为解放广大劳动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掌权是以权谋私、实现少数人享乐腐化、作威作福为目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近数千年的奴隶主和封建王朝的社会历史。封建思想、帝王观念官僚意识和诸多奴役人、禁锢人、麻痹人、欺骗人、颓废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窝里斗“的劣根心理深深地根植于众多生长和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中国人的精神文化血脉之中，体现在众多国民的身上，就是鲁迅笔下阿Q原形的再现；而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与形象上，就是旧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东亚病夫”的称号。中国社会这种在几千年的黑暗历史中所形成的“顽疾”，鲁迅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而毛泽东和鲁迅是能够真正向这个“千年顽疾”发起最猛烈和最不妥协的进攻的杰出代表。鲁迅以笔杆子为武器，向旧传统、旧礼教和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战斗，形成了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抨击和动摇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的奴隶主义、封建思想和帝王观念的行动和战斗。而毛泽东则以文化大革命形式的群众运动为武器，向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而实质上却是代表了一个旧阶级、旧思想、旧体制和旧观念的封建残余势力，进行了最为强势的围剿和进攻。形成了一种在极为广阔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全面展开的旨在防范、杜绝和根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可见，在对待、寻找和解决曾经导致中华民族迂腐千年、百年积弱的真正“顽疾”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人的心灵是相通的。因此，毛泽东发动的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其真实的意图就是要在砸碎一切旧阶级、旧思想、旧体制和旧观念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基础上，达到培养和造就一批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所以，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绝不是仅仅是“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而已，其实，所谓的“夺权”，只不过是这种群众运动的一个“初级目标”而已，而掩藏在这种行为表象背后的真实意图是，毛泽东企图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谋求一种能够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惧神、怕鬼、畏皇权，畏帝王、畏官僚”的无形精神枷锁的束缚，以使中华民族这个人民的领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光辉的照耀下，能够以“自立、自强和奋斗不息”的精神，上升到能够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新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主导和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所谓敌我矛盾就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关系上的表现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商品经济等诸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再出现资本主义这个“鬼”，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得正视和运用这个矛盾，分析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分子使之不能形成为敌对阶级时，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资产阶级事实上形成为敌对阶级时，则必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人民民主。“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样不同的方法。”“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阶级斗争是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实行民主，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大众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然是人民民主；而绝对不是执政党和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少数人的精英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防止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关键是针对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害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因为混入并隐藏在共产党内高层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权在握，又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由他们来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既方便，又隐蔽，可以起到党外资产阶级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根除干净。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的废墟加上封资修深厚的思潮文化积淀，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的温床和肥沃土壤。极易产生新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当窃据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修正主义官僚政客精英权贵，更是可以直接提出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系统地、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和平地将社会主义演变复辟为官僚特权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困难程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要比夺取政权难上一百倍、一千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公有观念”，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私有观念”。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观念。在这一对相互矛盾的观念中，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一，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自打出生下地，就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个体，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对其“私心”不加以反复矫正的话，那么，人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就会无限度膨胀。其二，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的“私有观念”，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奉行，所推崇，并且向广大黎民百姓进行灌输，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去拼搏、去奋斗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最高道德标准！老百姓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或者说受到了这样的毒害，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磨灭掉反抗统治、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意识，除了形成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外，还形成另外一种被麻醉、被扭曲了的观念，即：通过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去做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一分子，最终成为人上之人。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观念，亦就是“私有观念”得以大行其道，终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私有观念”已经在人们思想文化积淀中到了天经地义的程度。而社会主义“公有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才开始启迪。需要几百年时间不断地斗争和反复地较量，连文化大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规模无比宏大的伟大运动，进行很多次以后也不一定就能决出胜负，可见，无产阶级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彻底地战胜资产阶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阶段仍表现于阶级矛盾，即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矛盾特点，其实质上是把治党作为核心，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是一个革命党。而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脱离群众首先富起来，搞特权、搞享乐腐化、搞修正主义。从而为挫败和平演变的阴谋、避免“历史周期律”重演做出了理论和战略上的应对。面对修正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篡夺人民的权利的企图，毛泽东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在各个领域参与领导管理、参政议政的思想。他在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时说：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发出“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农村“实行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以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主要危险来自执政党自身、“出问题还在共产党内部”等论断，制定了重点加强执政党建设、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的战略指导方针，从而把反腐败和治吏的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治理国家千条万绪，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执政党和干部，即国家的官员。建设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党和干部队伍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仅靠发展经济取得的，仅靠加强法制也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党和国家大计，根本的是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和干部队伍整治好。要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包括反和平演变、反腐败以及发展经济等问题只有靠继续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是毛泽东积几十年思考对“历史周期律”的一种最后回答，也是对西方战略家提出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回应。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内容十分丰富，可概括为九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好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坚持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关系。”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须大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逐步地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和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应当逐步地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要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充分注意揭露、批判那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要注意识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来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地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清除他们的影响，并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九）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条,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归纳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是随时随刻坚决清除那些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和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坚决打击那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三是坚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除等级制，下放干部，让干部参加劳动，劳工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逐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得破。”（《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四是“从严治官，治国先治吏”。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铁腕”和“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一是必须廉洁自律。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赶考合格；二是必须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三条红线是高压线，无论谁越过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毛泽东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五七干校--即右派们恨得咬牙切齿的“牛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新型干部队伍的最好阵地。五七干校之好，好就好在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风。他始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干部政策，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五是逐步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革命干部人民化。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化。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早年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给予重用和支持。如果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成见，主要是对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即那些“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必须改造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前，就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二是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六是实现“人民的自我教育”。人民自我教育的目的，就是将人民群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人民群众自己获得当家作主的能力。毛泽东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毛泽东又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从而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又极大地改造了劳动人民的主观世界--逐步取得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科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什么难办到的事情；而防止执政党的腐败、演变、改旗易帜，才是真正难以逾越的难题。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在执政、掌权的条件下，位于权力中心的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能否继续保持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同甘共苦的关系，能否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进行革命？事实说明即使经济发达了，但也不一定能保持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赫鲁晓夫上台先后经过了六任领导人的所谓“与时俱进”，到八十年代末的戈而巴乔夫，最终完成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彻底“演变”和“修正”，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结果只能在人民群众的漠视下跨台。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预言完全被证实。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多次提出解散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恢复私有经济的主张；有些人一直迷恋于领导管理制度中的“官衔制”、“一长制”、“精英治国”、“专家治院（治厂）”等口号，总想在官员、精英与工农劳动群众之间划分出鸿沟，以扩大少数人的特权、优等地位。其实质都说明，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总想独享革命胜利成果、以权谋私，离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早早富起来，享乐腐化。　　

毛泽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把夺取、建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与重任都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执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必须确保让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真正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权和民主监督权。人民大众不仅要有选举权和参政议政权，更重要的还要有监督权和罢免权，能够把那些腐败变质以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随时予以撤换，使政权永远掌握在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手里，惟其如此，才能永保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取得彻底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最先进的成果，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相信人民和依靠人民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既是毛泽东成功的全部秘密和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大智大勇和拥有无穷力量的真正源泉。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和取得全国的胜利后没有像历代开国帝王那样背叛人民，成为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和帝王？那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与毛泽东一整个人生发展的逻辑和精神追求相违背，而且也与他的超群智慧、慈悲情怀、过人能力以及桀骜不驯的性格不相容。倘若毛泽东像当今的那些政客权贵一样，走上脱离人民群众、欺骗人民群众的道路，那么，毛泽东就绝不会得到人民大众的衷心的拥护和长久的怀念。　　

毛泽东，作为在中华大地上诞生的一位在精神和思想上都自觉自动地实现了彻底觉悟的伟大人物，他能够先见地和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实社会的反动、黑暗、软弱、贫穷和落后的症结，不在于“我中华民众身体之不强壮”而在于“我中华民众精神上之愚昧和不觉醒”，所以，他就把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全部的精力和热忱，都投入到为唤醒我中华民众之愚昧和沉睡的精神的伟大事业中来。当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派，不是站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毛泽东，而是站在个人一己私利和小帮派与小团体的利益上，歪曲、污蔑、丑化和造谣中伤毛泽东伟大而崇高的思想精神和个性品格，以达到他们卖国投敌、复辟旧制度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恶目的。若把毛泽东的那种“以民为重”“以国为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情怀，同那些以“小人之心”去揣度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意在“同他们夺权”以及“搞个人崇拜”和“破坏他们的安定团结的好日子”的阴暗心理进行比较，就更加暴露出那些走资派政客权贵的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和心存不良的低级本质。　　

毛泽东主席生前评价自己的一生：一生做过两件事，一件是搞民主革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另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现在反对的人不多了，后一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总体上也是正确的。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不反修防修，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虽然存在着庞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但广大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因为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多年来坚持作着反对他们的斗争，使其在中国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能得逞，而多年来所形成的党内腐败猖獗、两极分化严重、理想信念缺失、群体事件多发等社会问题，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得到彻底的解决。国内外的长期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现、当代条件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最高峰。以毛泽东超乎常人的稳健、谨慎、智慧和洞察力，他把“文化大革命”提高到占居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多一半的如此重要地位，可见毛泽东对于发起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重要性重视，是站在一个非一般常人能够企及和达到的政治高度、历史广度和人性的深刻层次上，来看待、认识和理解的。因而在毛泽东主义当中，最能够体现它的成熟、深刻、精华、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精神实质的部分，当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实践。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替代得了的。毛泽东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主义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极为闪光的部分是他的晚年思想，即：是他的关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基石，是第一座里程碑，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英明论断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说，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然而，令无数人感到悲愤的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经过科学探索并且实践之后，得出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的经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上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伟大理论学说，被修正主义极其恶毒地否定了。现实中我们听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否定的声音，肯定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声音十分的微弱。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对自己的伟大领袖所创立的最伟大的理论，不但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继承和发展，反而作出了最错误的决定，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思想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悲哀。　　

党内修正主义当权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实际上起到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他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显著特点：能够提出和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和路线，能够组建推行其资本主义路线的各级干部队伍。 第二个显著特点：他们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一律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因此，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相当困难。　　　　

 党内修正主义当权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通过改变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渐进式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们极度扩大官与民的等级差距，极力扩大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甚至把它变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买卖关系、商品交易关系，并且把国家公众权力官有化、特殊化、私有化，进而融入商品交易之中；在分配方面，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极力推行按权力和资本分配的官僚资本主义游戏法则，极力拉大官员领导与劳动职工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差距，人为制造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尖锐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按照美国霸权资本主义阴谋和平演变中国的《10条训令》规划路子，大肆宣传和兜售封、资、修的腐朽堕落颓废货色，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鼓吹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利益最大化、贪图享乐、个性张扬，金钱拜物教、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总之，他们是在通过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教唆渗透封资修思想意识，时时处处在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组织的各方面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活动。　　

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剥削阶级，是被无产阶级专过政的，是被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了财产，被剥夺了“天堂般美好生活”的剥削阶级。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充满了深仇大恨。修正主义官僚特权资本主义一旦得以复辟，他们会以“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复仇，会以十倍百倍的疯狂从经济上盘剥，从政治上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必然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修正主义当权派披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复辟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的勾当。等到他们的面目充分暴露时，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路线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推行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路线的干部队伍已组建完成，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坐大，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已成现实，人民群众从专政的主人变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弱势群体。　　　　

 这时候，由于核心领导和各级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官僚走资派纂夺，舆论工具被走资派掌控，无产阶级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　　　　

 更为可恶的是，修正主义当权派搞官僚资本主义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进行的，他们在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的同时，还糟蹋着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许多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会把自己受苦受难的怨恨都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认为是共产党不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甚至愤而支持那些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敌对势力。　　　　

看看“解放思想”30多年来，修正主义官僚走资派在推行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路线时，怕思想不够解放，怕胆子不够大，怕步子不够快。就是不怕毁坏公平正义，不怕贫富悬殊，不怕两极分化，不怕腐败横行，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压向民众老百姓。那些从上到下，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更是每日每时地、不间断地往共产党的脸上抹着黑。他们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剥削制度，积极倡导官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打开封资修魔盒，把“私欲”和“贪婪”这群邪恶魔鬼放出来，让它在社会上肆意横行，致使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优良传统道德丧失殆尽，黄、赌、毒，偷、骗、抢，黑、恶、假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这些基本群众因此而对共产党产生不满，他们由原来的相信共产党，热爱共产党，变成了怨恨共产党。　　　　

那些修正主义官僚走资派豢养的无良无耻走狗文痞、“专家学者”们，把明明是因为推行修正主义资改路线而带来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弊端，却无耻地归罪于马克思、毛泽东主义，归罪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专政”，归罪于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归罪于“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好端端共产党如何经受得起党内走资派、贪腐精英、无良文人30多年来的肆意践踏。曾经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无比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如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在人们口碑中的声誉更已是一片狼藉，跌落到了人说人骂、人提人咒、人见人唾的耻辱境地。　　　

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人民大众民主的全面体现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民群众大民主方式，既是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政不变质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民大众民主的全面体现。　　

这场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革命群众运动，被全面否定了，并被极度地污名化、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已成了人们梦魇里的“洪水猛兽”，精神上成了“妈妈”口中吓唬孩子的恶魔，政治上更成了剥夺人们前途命运的死亡之神，谁若是对修正主义有不同意见谁就会被扣上“文革余孽”、“文革流毒”的帽子，打入永不得复生的死牢。　　　

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创性的革命运动，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但其所创造的人类为争取正义而文明的历史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地永远流传下去。　　

天地日月可以作证：“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物质文明上，恰恰是中国经济、科技取得重大发展的10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们道德最为高尚，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时期；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冲破美国霸权资本主义外交封杀，让新中国恢复进入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生产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的两弹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其他还有诸如人造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创新科技成果；人民群众道德高尚，社会秩序井然。　　

凡有良知的人民群众一定会知道，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鉴于新中国建国17年来，国内确实已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全国基层已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党内又逐渐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为了巩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遵循《党章》“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为了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为了清除党内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教育全国人民，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千秋大业，毛泽东才决心不惜“准备跌得粉碎”（《给江青的一封信》），毅然直接发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了这场关系社会主义命运成败和共产主义运动进程的革命斗争。　　

他们之所以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进行歪曲污蔑诋毁，除了阶级立场问题之外，还有两条流氓政客心理：一是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搞乱人们思想。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为是一场个人之间“争权夺利”性质的“内乱”，这就是要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与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无关，与崇高的革命理想无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歪曲，神圣的革命就成了政客私人之间肮脏的勾心斗角。信了他们的歪曲，就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失去是非准绳，在政治上心灰意冷，然后任凭修正主义他们兜售其奸，大搞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勾当。二是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就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最终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攻倒算。修正主义懂得，他们要想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政坛站住脚跟，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他们在政治上连一天也是混不下去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仅靠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不行，而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非得从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上着手不可。因为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从政治道德的高度剥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正义性；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瓦解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能为他们搞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扫除各方面障碍。从逻辑上讲，文化大革命”若是一场“政治内乱”，在政治上当然就成为“是毫无意义”的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成了“严重错误”。按照此逻辑，倘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错误发动”的“内乱”、“浩劫”，运动中对“走资派”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此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攻倒算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当代修正主义各路复辟狂便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贪腐敛财的；有靠“改制”发家的；有靠里通外国，内外勾结发财的；有靠不择手段搞黄赌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在复辟私有制、复辟剥削制度，“发展”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的邪路上狂奔。　　

4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特权横行，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实，当今中国新生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是被新中国所推翻的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霸权资本主义、封建特权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变本加厉的快速复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还孽生出危及民众老百姓生存的以教育（包括就业）、医疗、住房、为枷锁的新“三座大山”。对照美国霸权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10条训令”，再来回顾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的冷静反思：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由于毛泽东个人“对国情和形势严重错误估计后作出的严重错误决策”，也绝不是一场个人之间“争权夺利”性质的“内乱”，更绝不是一场“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诛杀功臣”之类的“帝王之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毛泽东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直至1976年逝世，一直是共产党的主席，在党内的大权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到“文革”，在全国的威望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决策大权始终掌控在他的手里。即使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根本不存在公开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能力）。而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他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超越常人的敏锐洞察力，觉察到已经逐步形成但尚未充分暴露的官僚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修正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制度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潜在危害苗头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发动的一场人民大众民主革命斗争。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了文化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性质，明确指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走资派”，创建社会主义大民主模式，还必须改造“私有观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党内走资派，归根到底是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资派以后，还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继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再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对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会实践。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党内日趋严重的两种思潮、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尽管毛泽东曾经严肃认真地提醒过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恪守“两个务必”，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不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做官当老爷；不能搞特权，绝不能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未能改变，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员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权阶层。尽管毛泽东采取一手严厉惩治（诸如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诸如搞三反运动、整党等），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对各级领导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延，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土地上，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悄然逐步生成了。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怎样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社会矛盾？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线”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　　

毛泽东的看法则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深更透，他不仅认为阶级敌人是那些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敌对分子，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尤其是满脑子修正主义路线的执政党高层领导者。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　，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生日宴请。他在这次宴请上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文化革命前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分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不能理解和赞同（他们尚未感受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已经洞察到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资产阶层，中国已经面临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从而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触动、改造，直至粉碎这个“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者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客观事实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这一矛盾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　　　　

比如在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是群众因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不满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见而遭打击报复的，类似现象可以说各处都有。在城市里，这种矛盾特别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人因个人好恶，甚或挟私报复而滥用权力，使一大批人蒙冤。仅以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为例，它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的直接受害人，更株连、影响到这些人的亲朋好友，那就至少是伤害了几百万人。反右扩大化后，在政治上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反党”的思维公式，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党群矛盾。这些矛盾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必然会爆发。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然而，在马克思、列宁时代，它不仅只是一幅美丽的蓝图，而且还只能是谁也没有真正实践过的比较模糊的理论设想。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真的要走这一歩时，就必然要遇到对未知世界的艰苦探索。　　　　

综观“文革”的全过程，联系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大民主、向走资派夺权、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政权--“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说到底都是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人的动物属性的革命，核心问题就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最终目标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一个打上毛泽东思想印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与誓死捍卫，和他对党内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和高层领导变修的担忧，成了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政治路线主张渐行渐远，这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建国十七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总爆发，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内燃剂”。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阶段性的失败了。然而，正是由于首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悲壮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甚至要比它的成功还可贵。　　

倘若这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不是如此惨烈，中国的修正主义上台后不是如此的疯狂颠覆，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如此的贪婪无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制度被破坏的不是如此严重，官场官员腐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不是如此的严重。那人民大众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而深刻意义，恐怕至今还不能深刻感受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大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恶劣严重后果。　　

倘若这场文化大革命没有被中国修正主义全盘否定，那毛泽东的民众威望就会大打折扣，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主义恐怕早已就淡化出人民群众的记忆中，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会成为人们嘲笑他耻笑他贬低他的话柄。　　

如果说巴黎公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次划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反对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创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文革”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极大地充实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文革”实践中，革命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群众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今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血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警惕中央高层混进的和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历时10年的“文革”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高层修正主义投机分子两面派人物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一旦掌握大权，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积聚反革命势力，驾轻就熟地运用其反革命政治经验，并以“十倍百倍的疯狂”一夜间把千百万革命民众打入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特别值得一切革命者永远的警惕。　　

第二，在慎选革命接班人时必须严防混进党内的和党内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专门谈过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问题：“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第三，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民主监督体制。文化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而这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自下而上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的成果，变为一种能在日常持久的对执政官员的群众民主监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两条限制公务员的措施--直接选举与罢免制度；实行反特权的低薪制）防止干部从“公仆”异化为官僚。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搞过许多改革，采取过许多革命措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民主制度。这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私有资本虽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然而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存在。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关系和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关系；还有一个由几千年私有剥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和旧文化习惯势力，它广泛地反映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等所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小与削弱，在修正主义上台的条件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和私有观念的人们就会变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私有制的存在，可以产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同时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时时处处都会滋生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也就是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条，又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因此从1963年开始，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也正因为这一批判遭到了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的顽固抵制，最终才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永远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前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另一种则是倒退--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并沦为国际霸权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能不能始终坚持毛泽东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不能正确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五，大力培养、发展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能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从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必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实践最终检验，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其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文化革命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之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从理论上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努力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个阶段，能自觉、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就是1848年法国工人的六月大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两次革命斗争均以失败告终。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阶段。这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阶段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的是列宁过早逝世，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客观上为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在世界东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发展成果--毛泽东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说。并领导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说的伟大理论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大民主运动。　　　　

以上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就没有第三阶段；如果没有第三阶段，那么就可以彻底毁弃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夺取最后胜利角度看问题，第三阶段实际上更为艰难，更为卓越，更具有伟大意义。　　　　

毛泽东发动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起的一场攻坚战，尽管这场革命斗争阶段性的失败了，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一样，它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先导。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认识对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死斗争；人民群众如何民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如何民主监督政府行使权力，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如何防止霸权资本主义策划的“和平演变”阴谋，如何防止产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防止官僚买办特权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探索通向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的伟大革命实践。可以断言，没有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众民主运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会有今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尽管当今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法上具有很大欺骗性，然而他们仍然逃不过广大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锐利目光，纷纷站出来公开抵制、斗争，众多捍卫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甚至不惜做好牺牲的准备，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共产党人在体制内外都有，何至成千上万？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67年5月18日　，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批示道：“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走资派，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觉悟，教育了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中国人民。首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锻炼了一大批忠贞于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中国人民大众播种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大革命神圣“火种”。　　

首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暂时的重创，但是“文革”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会磨灭的。经历过“文革”战斗洗礼的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人，必将会联合体制内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同时，“文革”播撒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民主火种”，必将在占90以上遭受剥削、压迫和穷困的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势！　　

结 论　　

中国共产党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2年生生死死发展历史以无数铁的事实证明：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振兴中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强盛中国。　　

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地位的必须选择！！！　　

共产党和新中国、中华民族要想永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尽快彻底回归马克思、毛泽东主义政治路线、经济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　　

2011.12.10.于西安　　

（：张长林，1971年1月参加军入伍，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8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高级政工师。现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雁塔科技产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分别荣获西安市和陕西省2007-2009重大理论研究创新成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嘉奖；著作出版有《心舟心帆心路心境》一书；本人所撰写的《对和谐社会中公平正义特征的思考》、《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实力创新智力、发展活力、恒久魅力--试论弘扬维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共建共享--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的伟大实践》等文章，已先后被中央党校等收录入编相关理论研究文献典籍；《求是先锋—共和国60年发展理论与实践》（理论卷）和《中国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新时期工会组织的时代使命》、《浅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与企业文化建设》获西安市和陕西省工运理论调研一、二等奖。联系电话：1582925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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